朱彊村年譜（簡體書）

詞人疆村即詞人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謀，字藿生、古微，號漚尹、疆村。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埭溪（今屬湖州市吳興區）人。父朱光第官河南鄧州知州，因在著名的“王樹汶冤案”中秉公執法，得罪巡撫李鶴年等人，遭免職，不久在貧病中客死異鄉。孝臧從小即雅好詩文，弱冠即與中州地方文士詩歌酬唱，聲名鵲起。清光緒八年（1882）中舉，次年高中會元，授翰林院編修，選庶吉士。后任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總纂。光緒十四年（1888）充任江西鄉試副考官。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會試同考官，升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遷侍讀庶子、侍講學士。光緒二十六年（1900），他因為反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駐華使館，冒死上疏“義和團不可用，外釁不可開，董軍（義和團董福祥部）不足恃”，忤慈禧太后，幾獲死罪。次年《辛丑條約》簽訂后，他被視為“忠心謀國”，升內閣學士，擢禮部侍郎；秋季出任廣東學政，因與總督意見不合，兩年后引病退職，卜居蘇州。后受聘任江蘇法政學堂首任監督。光緒三十二年（1906）退出官場后寄寓蘇州耦園、鶴園，與鄭文焯同為吳中詞壇盟主，常組織譚獻、俞樾等人詩詞雅集。宣統元年（1909），他被任命為弼德院顧問大臣，因病未到任。次年曾入住同鄉吳云在蘇州的聽楓園。辛亥革命后寄跡上海，以遺老自居。
朱孝臧生活中多有不幸之事。27歲時，父親就在貧病中郁郁而逝。他的妻子很強悍，且不通情理，不僅不能接納他的小妾，也不能接納他的嗣子（也是侄子），夫妻不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臥病在家一月有余，妻子甚至不允許好友探訪。對此，與他最親近的詞壇晚輩龍榆生深有體會并深表同情。他在《朱疆村先生永訣記》中寫道：“二十八日午后二時，袖二詩，往上海牯嶺路南陽西里先生寓廬。告其家人，堅求一面。旋傳先生命登樓，先生方偃臥病榻，以一人抵腰背，相見凄然。先生忽張目，握予手曰：‘數日極相念，子來何遲也。昨詞（《鷓鴣天》）殊可笑，筆亦軟弱。然一吐，心胸稍快。’……予又以先生詩稿（自題《疆村棄稿》）及未刻詞（自題《疆村語業卷三》）為請，先生言：‘詩不足存，詞待精神稍佳，自行刪定，再行奉托。’良久，復曰：‘子俱攜去，為吾整理。’……予待病榻半小時，先生屢張目欲有所語，又以手拽之令坐，意甚戀戀。”1932年10月5日，夏敬觀在致友人汪兆鏞的信中也提到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他說：“疆村歿后，吾輩方為積資補刊未刻之詞及未了之書，不料叢書板片，遽為其家人賣于書估，今僅能作補刊之事，欲合前刻為全書，則不可得矣。”這再次證明了朱孝臧妻子的不賢不淑，實在也是他的不幸和悲哀。
1931年12月30日，朱孝臧在上海家中抑郁而逝。后來，龍榆生等人將他安葬在湖州城南道場山麓。
朱孝臧的政治觀點是擁護變法維新，因此，與同樣主張變法維新的王鵬運交往密切，后又與康有為、麥孟華等深交，對劉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深表敬意。進入民國后，他與陳三立、沈曾植等組織“超社”、“逸社”，唱和不斷，多懷戀清室之作。他雖然懷戀清室，對遜帝溥儀也持君臣之禮，但并不主張復辟，也不主張革命，所以他既不接受溥儀和袁世凱的拉攏任命，也不參加鄭孝胥等人的立憲和復辟活動。
朱孝臧與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并為晚清和民國年問“四大詞人”。朱孝臧在詞壇上的地位和成就僅次于王氏，高于鄭、況二氏，雄踞詞壇盟主之位近40年，被譽為“結一千年詞史之局”者。其詞風近吳文英，兼取浙西派、常州派長處，形成怨悱綿邈、不可端倪的含蓄風格，富于比興寄托之意，集晚清詞學之大成，創疆村詞派。其書法宗顏、柳，以中鋒作倚側之勢，結字左高右低，風骨整嚴，標格蒼勁，別具一格，為時所重。著有《疆村語業》3卷、《疆村詞剩》2卷、《疆村集外詞》2卷和《疆村遺書》等。輯有《疆村叢書》260卷、《湖州詞征》24卷、《國朝湖州詞錄》6卷等。
目前，對于王鵬運的研究，有《王鵬運詞箋注》、《王鵬運及其詞》、《王鵬運研究資料》等專著，對于鄭、況二氏的研究，也有《鄭叔問先生年譜》、《鄭文焯清空詞學思想研究》、《況周頤年譜》、《況周頤佚詩輯考》等著作。而對于朱孝臧，除蔡瑩（1895～1952）的《讀疆村語業》和《朱疆村望江南題清詞箋注》、龍榆生（1902～1966）在其詞學論集中的若干研究、成都大學教授白敦仁（1918～2004）的《疆村語業箋注》、傅宇斌的《論朱祖謀的清詞觀》外，尚無年譜、傳記等其他形式的研究專著問世。這是不應該的。
龍榆生先生曾有為朱孝臧編寫年譜之計，但無果而終。他在《疆村本事詞》一文中說：“既而先生下世，予擬為撰年譜，而先生居汴梁及奉使嶺南時行事，采訪未周，加以人事牽率，因循未就。”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詞學》主編馬興榮發表在《詞學》季刊上的《朱孝臧年譜》不僅簡單，而且頗遭質疑和批評。另外就是錢偉強（倦莽）發表在網上的《朱孝臧早年行跡考》一文。由于研究、介紹、宣傳較少，一代詞宗朱孝臧正在離我們遠去，連他的家鄉湖州乃至埭溪，知道他的人也越來越少了，難怪有人要發出這樣的感嘆：“時至今日，這個名字已經日漸遠離歷史的視線，開始不為人所知，這和他對詞學的卓越貢獻實在是極不相稱的。”
寫作本書，不僅是為了研究鄉賢、宣傳鄉賢，更是為了拋磚引玉，希冀這位詞壇大師能夠為更多的學者關注、研究，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為后人的深入研究打一個基礎，提供一些基礎性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