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

「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

叢書總序

1949 年前後，不少文人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更多的是來自上海或廣州，帶來不同地方文化的衝擊與融和。與此同時，這些文化工作者身份多樣，諸如作家、編輯、哲學家、電影編導、演員、畫家及音樂家等，亦有少數文人身兼諸種才能。他們在香港或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或編輯報刊，以寫作謀生，遂形成了五〇年代香港文化的獨特生態：文化混雜，雅俗兼備，多姿多采，活力非凡。他們繼承傳統文化並發展、體驗遷徙與離散、吸收及轉化西洋文藝，眼光逐漸轉向香港本土，發展多元複雜的新方向。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編的「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叢書，以文學及文化研究為本，橫跨不同藝術領域，讓讀者了解香港五〇年代文化如何傳承中國古典和現代文藝及加以轉化創新，仔細研究種種親和變奏的關係，有助於恢復中文文學及香港文化本來豐富多元的面貌，也可以令我們反思目前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的隔閡。我們希望從認識歷史開始，正視今日的香港文化，好好推動當前的人文教育。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前身為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過去在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翻譯及中國新音樂史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在2001 年成立以後，繼續過去的工作，並擴充了文化、電影、寫作教育各方面的研究。中心支援本校人文學科如中文、翻譯、英文、文化、歷史、哲學各系同事的研究，並且促進跨學科的合作與交流。我們亦與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藝術發展局及嶺南大學圖書館合作，發掘及整理香港文化、電影、文學各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支援本校師生以及校外的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也與本港不同團體及院校合辦研討會及展覽等，希望把學術研究的成果與社會人士分享。

「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是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近年的重點項目，很高興得到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的資助（計劃編號：LU340910），其中部分書籍出版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我們曾舉辦了多場香港五〇年代講座， 邀請文化各界精英就經濟、文學、攝影、音樂、戲曲、電影、建築、西畫、時裝等專題演講。中心致力研究五〇年代的期刊報紙雜誌，蒐集第一手文獻資料，希望研究五〇年代重要作家作品，透過講座和出版，重現他們被忽略的作品，釐清戰後香港文學的來龍去脈。我們亦於2012 及2013 年舉辦了兩個國際學術研究會，邀請中港台歐美日學者，以跨文化、跨學科角度發表香港五〇年代相關的研究，讓本土文化與國際視野接軌。

「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成果見於一套六本，製作嚴謹、內容豐富的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五〇年代文學作品部分是本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稀材料中發掘，彌足珍貴。我們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眾同好燃起五〇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叢書的出版，是不少學者研究成果所成，更有賴不同院校及社會人士的熱心支持和合作，尤其是舒非女士、中華書局的黎耀強先生及莫玉儀小姐的幫忙，謹此致謝。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梁秉鈞 黃淑嫻

第一部

綜 論

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 歷史、範圍與論題

香港都市文化，是香港文化一種主要特色。香港與中國或西方其他都市有同有異，也令它的文化與其他都市文化有同有異。本文想探討這種都市文化如何逐漸形成，又有什麼特色？我們還可以思考城市與再現都市的文藝之間的種種關係：寫都市與寫鄉村有何不同？都市對文學藝術帶來怎樣的困惑和啟發，令它產生了新的品種？

討論香港的都市文化，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都市文化的多種面貌。我們可以通過報刊、影視、飲食、交通、建築、家居、時裝、漫畫、廣告設計等各方面去看香港的都市文化。

但我們也理解，都市並不光是高樓大廈的外貌，也包括了都市文化的多元、專精、文明的面貌。都市空間的並置、錯列、缺乏中心，也要求不同的觀看、理解與再現的方法：例如浪蕩、徘徊、無目的無中心的書寫。第二，符碼建構都市。若要通過文藝作品或文化現象去討論香港都市，那我們也得注意文藝並非「反映現實」，現象的寓意和符號也容人作多方面的解讀。通過影視去看香港，顯然不僅是看影視裏刻劃了什麼香港地理空間，也是看影視作為綜合媒介，如何使用種種再現— 也包括虛構— 的方法，協調了眾人對身處城市的想像。城市本身作為文本，由不同的符碼建構而成，不同的文本亦互相指涉。討論影視或文字文化與城市的關係，最理想是亦能牽涉到如何由生產到發行，如何由傳媒中介左右， 如何為觀眾欣賞與消費。第三， 都市文化的歷史。香港多年以來多少繼承了二、三〇年代中國文藝中城鄉對立的傳統，它如何發展成為一個重視城籍多於國籍的地方？不同的都市文化自有它的歷史發展。要討論一地的都市文化，不能忽視它自身的社會文化發展，它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目前香港的文化討論與文藝選編，缺乏歷史的認識，實在令人擔憂。

一、從都市外觀到都市文化

討論香港的都市文化，一種做法是從它的外觀開始。大家認識香港，往往是先看到許多有關香港的圖象：比方有關香港的書籍的封面、明信片、攝影冊、香港旅遊協會對外的宣傳圖冊等，這些圖片展示維多利亞海港兩邊林立的高樓大廈，在畫面中央老是見到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大廈高聳的建築物，這些影像好似被公認作為這個城市和它的文化的象徵。

從建築認識一個城市的文化， 當然是可行的起點。但我們也得認識一個城市建築上獨有的特色。在《香港當代建築》（Contemporar y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1989）一書中，鍾華楠指出香港戰前遺留下來三類主要建築物：一是中式的傳統建築物， 如圍村、祠堂等； 二是唐樓、受戰前上海與廣州影響、樓下是店鋪樓上是住家的四、五層高的樓宇；三是殖民地式建築物，如港大的陸佑堂、立法局大樓等。他又指出自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就有現代風格的建築物，例如灣仔街市與中環街市，但在建築上卻沒有自覺的現代主義運動。而六、七〇年代由於工商業及經濟的發展，以及為了應付日益嚴重的人口增長，也催生了許多高層的住宅或商業樓宇，樓宇建築風格有可能不計文化脈絡地向歐美日本借鏡，但又無疑形成了香港的特色。

這些香港建築上的特色確實可以連起香港文化的特色來思考。比方傳統中國文化、西方殖民文化以及上海和廣州的都會文化，的確從戰前開始就影響及形成了香港文化。但如果要了解這些混雜的文化影響產生了什麼後果，以及嘗試界定香港文化的特色到底是些什麼？與中國大陸或西方的不同在哪裏？那麼我們就要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即使是源自十九世紀的英式建築，移用在殖民地時也逐步不能不顧及熱帶的氣候而作種種調整；純粹中國傳統的建築物以至唐樓，亦有這種調整、適應以至淘汰的過程。除了建築外貌受中外風格而作種種折衷的調和以外，還有殖民地政治和經濟所形成的高地價政策、沒有管制的炒賣樓宇現象，以及在這些壓力底下市容和建築物的朝夕變化，民生的適應求存，其中的文化含義都不是從建築的外觀可以說盡的。

近年頗有一些純粹從建築外觀來印證香港文化的論述，從匯豐銀行大廈和中銀大廈來引證香港的後現代文化風格。但這樣的討論也同時忽略了香港的歷史、政治和經濟的特色， 以及民生發展的應對策略。就算我們只集中在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兩座建築物，也不能忽略它們過去在香港政治和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

它們不僅是建築物，還分別是英方和中方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它們是由國際知名的建築師，如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1935－　）和貝聿銘（1917－　）所設計的，前者特別誇耀跨國合作的過程和成果，後者強調中國以竹為形象的美學轉化，但無疑它們都坐落在香港，而且無可避免地與香港的文化發生關係。

比方說，八九年事件後，群眾把心理上的憤怒轉移成對中國銀行抱着負面的態度。在討論這建築物時，更混雜了風水和迷信的看法，如認為它恍如一把利刀切向彭定康（Chr istopher Patten，1944－　）所在的總督府。這些民間意見，顯然並不理會貝聿銘在狹小的斜坡空地上建築、變化竹的造型而成現代高樓的巧思，更不用說後現代的理論了。後現代的跨國理論，也無法討論到個別地區市民對空間的應用策略。比方匯豐銀行作為英方政經中心的象徵，門前往往不容其他建築物豎立，而留為廣場的空地，直通向英國皇室高官訪港時登陸的皇后碼頭。但近年菲傭星期日往往聚集在匯豐銀行前面的皇后像廣場上，休憩、談笑吃喝、唱歌，改變了固定地域場景，把它演變成不同用途的個人空間。這些都不是「世界性」的後現代文化解釋得清楚的。

在文化研究的範圍內，跨科際的整合有其必須。香港建築史上沒有現代主義運動，文學和視覺藝術卻實在有充份論爭現代主義的文字記錄， 有助我們理解「現代」觀念的形成。建築的研究可以幫助說清楚城市的外觀特色，但文學、電影及視覺藝術如攝影可以幫助了解人們如何在這些空間之內生活思考及想像、追溯歷史以及探討文化身份的形成。這些其他形式文化的研究和討論，既可互補以進一步探究更繁複多元的都市文化，亦可以幫助我們更自覺地反省不同形式文藝對都市的「再現」，以及各種「再現」所含的文化政治。

二、都市的歷史與文化

都市文化並不僅是空間的論題，也包含時間的論題。若果我們把視線移向所謂「後現代」的匯豐銀行大廈的背後，我們不但看見「現代」風格的中環街市、中式傳統廟宇、殖民地建築、唐樓，還有不同時期發展起來的折衷風格的樓宇。它們同處於今天的香港都市中，流露了不同時期的歷史痕跡，不但互相牽連影響，還對今天的民生發生種種作用。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深圳、廣州和上海，我們見到更多「香港式」的商業和住宅樓宇了。同時，在多倫多和溫哥華，我們也見到更多香港式的食肆和店舖了。因此並不是從外貌形狀去討論就可以，更需要理解的是：香港的都市文化是如何形成，它與其他地方不同在哪裏呢？這些都需要從都市形成的歷史去理解。

回顧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無疑會留意某些關鍵性的轉折：

比如鴉片戰爭後香港被割讓予英國；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在這前後約百多萬華人從大陸移居香港；五〇年代初韓戰期間美國對中國經濟封鎖及其對香港貿易的影響；五〇年代中以及1967 年暴動及其所顯示的貧富不均、缺乏福利以及教育和居住的問題，以及在這之後香港政府嘗試推動的改革工作；五、六〇年代警察貪污的嚴重，尤其以七〇年代初的葛柏（Peter Godber，1922－　）事件及隨來的反葛柏運動達到高潮，引致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各種不同立場的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反思；七〇年代種種經濟發展的高潮與低潮；1984 年議決香港歸還中國的中英草簽以及隨後引發的種種政治和民生的問題⋯⋯

但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亦必須自覺歷史並非僅由重大的歷史事件或年份構成，個人的心理亦非僅遵從重大事件的發生而作集體的、簡約性的轉變。而且對於「重現」都市歷史，不同作者有不同的觀點和透視力，不同立場的媒介亦有不同的強調和限制，並非「重現」就等於歷史。中國大陸的官方歷史，以及官方的影視作品如《鴉片戰爭》（1997），敘述香港歷史皆由鴉片戰爭開始，1984 年香港電台電視部的《香江歲月》敘述香港的歷史，則從日本戰敗，英軍在戰後「光榮」收回香港開始。在這以後，在戲劇、電影、文學方面都有種「重現」歷史、「重現」都市的嘗試。但在討論方面，往往常見把「重現」等同了歷史，而較少去思考那是怎樣的一種對歷史的看法，以及媒介造成的「通俗劇」、「懷舊潮」等娛樂化的處理。許多時亦會輕易肯定一種直線的敘事、以大時代直接決定個人心理的觀點，或者以材料的堆砌等同了歷史。

若都市的歷史決定了都市的文化面貌，那麼在討論「再現」的問題以前，也許我們先概括地總結一下上述的歷史對香港都市文化造成的影響，以致它發展成跟鄰近都市（比如廣州）不同的地方在哪裏。

1949 年之後，大量華人南移香港。英國雖然實施殖民統治，卻並未刻意低貶或消滅中國文化，反而由於統治方便，以及重視香港作為工商業貿易轉口港長處， 而鼓勵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使用漢語、閱讀中文。殖民地的教育注重實用的技能、語文的訓練，不重文化的思考，影響直至今日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工具化理性的都市文化逐漸形成。工商業為主的社會當然有它的現實價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辦事方面亦強調了效率化。人事強調效率與管理，較不重視血緣、關係與籍貫，認同法治而非人治。都市化的影響亦見於由大家庭趨向小家庭、女性就業增加以及爭取同工同酬的成功、對個人私隱權的尊重、對不同生活方式較少道德性批判。自由經濟引來國際資本的跨國企業， 自有由此而來的問題， 但相對地也自然形成了一個華洋雜處、比較不排他的都市，在文化、飲食、資訊各方面變得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