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書（簡體書）

看不見的罪懲
1738年，年輕的米哈波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佛弗納格。在信中，米哈波指責佛弗納格任由自己渾噩度日，絲毫沒為幸福做出規劃：“什么？我親愛的朋友，您不斷地思考、做研究，沒有任何事物能超出您的思緒范圍，卻從不曾考慮要為自己訂一套計劃，朝向那應是我們每個人唯一的目標——幸福——發展。”米哈波并向他那位懷疑論者的筆友闡述自己的行事原則：舍棄成見，選擇愉悅，不鬧情緒，隨心所欲，并且不忘陶冶心性。我們大可以對年輕人這種青春的熱誠嗤之以鼻。在一個企圖重新創造人類、驅除舊王朝之鳥煙瘴氣的時代成長，米哈波很關心自己的幸福，就如同他的前人擔憂能否拯救自己的靈魂一般。
我們真的變了很多嗎？設想今日世界中的米哈波：來自各階層的年輕男女，抱持著不同的想法，汲汲營營地想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急著與那可怕的二十世紀所留下的殘磚破瓦劃清界線。他們可能會直接投入生活，并且迫不及待地施展他們的權利，先從打造他們一直想要的生活開始，并且十分篤定自己有成功圓滿的機會。從他們小時候開始，就應該有人告訴他們：“你要快樂！”因為在今日，生孩子不再是為了傳承價值觀或某種精神，而是為了在地球上繁衍更多喜悅煥發的人。
“你要快樂！”這話聽起來友善；然而，還有比它更吊詭、更可怕的指令嗎？這是一道命令，但由于沒有特定目標，想違抗更是難上加難。如何知道一個人到底快不快樂？標準由誰來訂？為什么要快樂？為什么這個建議用的是命令式？而對那些可憐兮兮地承認“我做不到”的人，又該怎么回應？
總之，這項特權對我們的年輕人而言，將很快地變成一項重擔，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是唯一能對自身的夢想或成功負責的人；他們應該會同意，那人人希冀的幸福，在追求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溜走。跟每個人一樣，他們向往達成那則美妙的總結，亦即合并了事業上、感情上、道德上及家庭上的每項成就，以及那遠超出所有成就的最佳報酬：十分的滿足感。仿佛隨著現代化而來的自我解放，非得套上幸福的光環不可；而幸福是加冕各種過程的王冠。然而，就在他們打造這項王冠的同時，其中的每項成就也逐漸松散崩潰。接著，對他們來說，“必將獲得歡喜”這項承諾不再是個好消息，反而是虧欠給一位面貌模糊神明的債務，而且是永遠償還不清的債。以前所宣布的千百種美妙事跡不僅一點一滴地姍姍來遲，而且雜亂無序，使得尋覓的過程更加崎嶇，阻礙更加沉重。年輕人將會懊悔自己沒能契合既定的標準，抵觸常規。米哈波還能繼續幻想，做著不可能實現的春秋大夢。啟蒙時代一位貴族的狂熱理想，在大約三個世紀之后，將會轉變為一種懲罰。從那時候起，我們有權做任何事，就是不能不自在快活。
再也沒有比幸福更模糊的概念了。這個古老的字眼遭蹂躪、作賤、糟蹋，被毒害到人們想把它從語言中剔除的地步。從上古時代以來，幸福這個字眼的意義便不斷更換，且相互矛盾。在圣奧古斯丁那個時代，針對這個主題，已經列出兩百八十九條以上不同的意見。十八世紀時，約有五十篇左右專門探討幸福的長篇論著，而我們仍不停地將一種僅屬于我們自己的觀念和執著投射于古老的年代或其他的文化上。幸福這個概念原本就是一道謎題，是永久的紛爭之源，是一攤水，能被塑造成各種形態，卻沒有任何形態能使之枯竭。幸福可以是行為也可以是冥想，是靈性也是理性，是愿景也是結局，是德行也是罪惡。幸福的理論，如狄德羅所說，所描述的永遠只是理論學者自己的故事。在本書中，我們感興趣的是：自從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來，西方世界對于幸福的熱情，亦即想要得到幸福的意愿。
得到快樂的計劃里有三個吊詭之處。第一，計劃本身的目標如此模糊，使人望而卻步。第二，一旦計劃開始實現，所獲得的結果不是煩惱就是麻木不在乎（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想完美的幸福，應是一種永遠能被滿足的幸福，一再重生，避免落入失望及厭煩的雙重陷阱中）。最后，在痛苦產生卻無能為力時，這個計劃立即規避，不敢正視現實。
在第一個吊詭中，幸福本身的抽象性解釋了它為何如此誘人，又為何給人類帶來焦慮。我們不僅對預先打造好的天堂抱持懷疑，也從來不曾確定過自己真的快樂。追求快樂，就表示自己并不快樂。由此得知，對快樂這種狀態的迷戀，同時也和以下兩種態度息息相關：一味盲從和欲求不滿；兩種伴隨民主文化而來的病態是：向多數人的喜好看齊，對運氣似乎特別好的人充滿興趣。
在第二項吊詭中，在歐洲，擔憂幸福是當代之事。幸福以世俗之姿，從平凡中誕生，而現世的新體制于現代化時代的初期登場，在上帝退隱之后，非宗教的俗世生活大興其道，人生僅余單調無趣。中產階級的平凡或也可說是他們的勝利：庸俗、呆板、粗鄙不堪。
最后，像這樣的目標，旨在掃除苦痛，但卻又不由自主地將苦痛置于核心地位；如此一來，現代人還承受著不愿受苦的痛苦，這就和因為想盡辦法擁有健康、卻反而生病的人，道理如出一轍。我們這個時代還訴說著一則奇怪的寓言：在一個完全奉獻給享樂主義的社會，任何事物都會變成刺激和殘酷的折磨。不幸不只是不幸，比這還慘得多，它是幸福的失敗。因此，我認為，所謂“幸福的義務”就是這種純粹屬于二十世紀后半葉的意識形態，它迫使所有的演變在歡愉和不快中進行；就是這道要求愉快的指令，將那些不順從的人們摒棄于屈辱不安之中。這是一項雙重設定：一方面要發揮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另一方面，若做不到這一點，就會悲傷欲絕，懲罰自己。所謂“每一個人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并改善其生命”這個最美妙的想法，已遭到腐化。啟蒙時代所說的這個解放性的字眼“幸福的權利”，怎么會轉變成一門教義，一種集體式的信條？這便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重新勾勒的奇妙歷程。
雖然至善有多種定義，但人們還是將重心放在某些集體意識上：健康、財富、身體、舒適、悠哉愜意的生活，這些就像各式各樣的護身符吉祥物，被認定必能招致福善，就如同誘餌必能引來飛鳥一般。手段方法取代了最終目的，而且，一旦尋覓中的喜悅未如期出現，顯然就是因為缺少方法的緣故。于是，一個很殘酷的錯誤是：那些本來應該幫助我們接近幸福的方法，卻經常使我們離它愈來愈遠。許多關乎幸福快樂的疏漏便是源自于此：人們以為應該像討債似地將幸福爭取到手，將它當成一門課程來學習，像蓋房子般逐步建造；以為幸福可以買得到，可以討價還價；以為別人擁有源源不斷的幸福之泉，只要仿效他們，便也可以沉浸在同樣美妙的氣氛之中。
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不過，在亞氏的學說中，幸福的主題另有意義），有一種說法便被不厭其煩地反復論述。然而，和這種陳腔濫調恰恰相反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追尋幸福這歷史淵源深遠的西方價值觀，還有其他觀念，諸如自由、正義、愛情、友情，都可以排在幸福之前。那么，如何才能得知，從開天辟地以來，全體人類除了一股腦兒地陷入空談以外，到底還在追尋些什么？這并非是反對幸福，而是反對將這種脆弱的感受不折不扣地轉變成麻醉群體的迷藥；借由化學、心靈學、心理學、資訊、宗教等方式，每個人都嗑藥上癮。最先進的科學與智慧，也必須承認無法保障全民或個人的幸福喜樂。這種快樂的感覺，只要微微掠過，我們便覺得受到恩寵，而不會聯想到什么特殊的演算或安排。或許正因為對世間各種好處了若指掌，如運氣、歡愉、財富之類，人們便背棄了希望達到至福最高境地的夢想。
從那時候起，他們可能會想如此回應年輕的米哈波：“我就是因為太熱愛生活了，所以不想只有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