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銳利：名家雜文（簡體書）

第一章論時事
怎么辦呢？
吳稚暉
我這回進京，躬逢其盛，遇到《現代評論》開始發刊。社內的朋友講笑話，他們說，你有什么話，愿意說著，你送稿來，我們亦能把它采登。我聽見了，高興極咯。但要 下筆的時候，自己招呼自己，說道，喂，朋友，你能說什么話呢?仔細一想，真糟極了。他們都是學理湛深的學者，你插進去說浮話，不是笑話么?那怎么辦呢?
幸虧想起來，他們曾經說過，亦說不出別的，你就把時事批評批評，也可以充數。我想這當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長安市上鬼混，除了餃子鋪里，多半還貼上“莫談國事”，實在誰還不是談幾句時事作為應酬話呢?一見面，終是現在的局面很混沌呀，或說，這一回各方面應有些兒覺悟，批評如何是長，如何是短，終得拉出一點理由，才有勁兒。但是轉念那種信口胡言，可以形諸筆墨么?又僵了!那怎么辦呢?然而說定了送稿去湊數，人家倒把別的稿子擱著，排字人等著上板，現在臨時不交卷，又怎么辦呢?
所以急極了，便把嶄新的時事，當著上板的晚上，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聽到的批評，抄襲了來塞責。有人請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吃飯，一進門，便有幾位議員先生們竊竊私議，說道，來了來了。章先生便是主張勸段執政用革命手段，推翻偽憲法，取消議會，廢除約法的一位健將。人家聽了，都說，三件事該這么辦，是不用說的。但是同日下這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點兒難堪。馮總司令也沒有把李彥青同張敬堯潘鴻鈞同日槍斃，怎么把先烈定下的約法同議會，只是老朽點罷了，如何可同瘟臭的偽憲法，同日判了死刑，一同上綁呢?這不是好像同朋友們，給囚犯一般的過不去么?便有人問，那怎么辦呢?
有人說，洪憲的欽頒憲典，曹三爺的賄造憲法，這是兩個政治罪犯，自當執政的一朝權在手，可以立時發落的，執政革命，他自己說“不過第一次革命的延長”，不就是革中華民國的命，那就約法未嘗不可廢，該有一個稍為相當的手續，才算說得過去罷?然而如此烏煙瘴氣，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里，伸了腳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么辦呢?
但是章先生是愛朋友的，約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偽憲法是同李彥青一樣，章先生沒有同他握過手的。若把段執政的老朋友張敬堯潘鴻鈞，同著曹三爺的小朋友李彥青一同上綁，太叫人難堪罷?反正終要死的，何不給他一個臨終的典禮，免了很多少的麻煩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么辦呢?
況且約法是廢了，執政只是一個臨時執政，又不叫做臨時制法，簡直大法中斷，執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執政也放手鬧花樣，又怎么辦呢?
原載《現代評論》2期

多數與少數
陳西瀅
我向來就不信多數人的意思總是對的。我可以說多數人的意思是常常錯的。可是，少數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沒有錯的了。我們主張什么人都應當有言論的自由，不論多數少數都應當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可是，我們固然反對多數因為是多數就壓制少數，我們也不承認少數因為少數就有鄙夷多數的權利。
中國人向來是不容異己的論調的，所以在全國鼎沸的時候，有人居然肯冒眾怒出來說幾句冷話，只要他是有誠意的，我個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氣，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可是他的勇氣不一定就使他對了。把這次的國民運動與拳匪來打比，實在未免過于不偏不類，在中國的外國人，因為他們始終“什么都學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這樣的想。中國人自己如若不看見這二十余年的進步和分別來，只可以證明他們自己的不進步。至于人家已經打了頭陣，自己跟在后面說便宜話，還要以“袁許”自負，——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將法——我們聽了著實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贊成高唱宣戰的。中國的大兵，叫他們殘殺同胞雖然力量有余，叫他們打外國人就非但沒有充分的訓練，并且沒有至少限度的設備。如果許多熱心的軍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戰，那么，以血肉之軀去和機關槍、毒氣炮相搏，就完全犧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來順受。我們雖然打不過人家，我們不妨據理力爭，不妨用他種方法與他們奮斗。我們固然不宜宣戰，但是要求英國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護人民并不就是宣戰。英國的政府也一定不會因此就與中國宣戰，因為他們是以民意為向背的，中國政府這樣的態度正可以告訴英國民眾這次的運動不是暴動，而是全國的義憤。英國握政權的固然是帝國主義者，普通民眾，尤其是勞工階級可不全是帝國主義者。
總之，中國許多人自從庚子以來，一聽見外國人就頭痛，一看見外國人就膽戰。這與拳匪的一味強蠻通是一樣的不得當。如果一個孔武有力的大漢打你一個耳光，你雖然不能與他決斗，你盡可理直氣壯的與他評一評理，不能因為恐怕他再打你一頓便縮縮頸跑了，你如縮縮頸的跑了，或是對他作一個揖，說他打得不大得當，他非但不見得看得起你，還許要尊你一聲“死豬”呢。
有人說，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一聲也不響，一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一致的憤慨起來。這話是很對的。可是，我們不能因為一向沒有糾正軍閥，現在就不抵抗外人。我們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為如果殺了你幾十個人不抵抗，將來也許殺你幾百幾千幾萬人。我們同時希望以后國民對于內亂也要有同樣覺悟，也要有同種的憤慨，也要有同樣的抵抗才好。
原載《現代評論》29期(1925年6月26日)

奉旨不哭不笑
林語堂
本年九一八，政府嚴禁紀念國恥，集會游行，雙十，又下令停止國慶。于是兩大節日，都平靜無事過去了。這可以說是政府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兩大政策，其目的在維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論理，人之不能無哭笑，猶身之不能無飲食排泄。依心理學講，哭和笑的作用，是在使胸中不平之氣得以發泄，而恢復精神上之均衡。所以如中國婦女，平日生活太苦悶，到了清明哭墓，必讓她們淋漓痛快哭了一場，身子一舒服，回來治家，自然加倍起勁了。又如店里學徒，大半年頭到年底，規規矩矩，辛苦營業，一點娛樂也沒有，到了元旦，也應該痛痛快快豪賭痛飲五天，新年做事，才會安心，生意才會發達。此為節日在心理上之用處，治國者所不可不知。革命以來，諸節俱廢，雖然中秋看月，尚未取締，而端陽競渡，元旦爆竹，已被指為迷信，不許舉行。終年奉旨不哭不笑，人心惶惶，舉國不安，這也有一點關系吧?況且仲尼與于蠟賓，始能發“天下為公”的一段大議論，然后黨部始有四字匾額可掛，難說迷信是一定有害無利的。蠟，固然是迷信，競渡爆竹，說他迷信也可以，甚至中秋看月也可派他迷信，或是老朽反革命。然果使國人相約中秋不看月，國便會興起來嗎?
還有一層，我們不看見天安門游行示威的雄壯景象，已有五六年了，思之能無慨然?并不是說一定要有怎樣游行的目的，但是我們總喜歡看示威，如女人喜歡看出殯一樣，誰死都沒關系。我們覺得無目的的游行示威，亂嚷亂喊一陣，總比全無游行可看福氣。今年國慶，不應慶祝，我們是贊成的。但是總希望政府諸公，能替我們想出一種不損威信的題目，使我們亂喊亂嚷一陣，以后繳納苛捐雜稅或是唱國歌，也可以踴躍一點。
原載1932年10月《論語》3期

臥著拿薪水
鄒韜奮
據報載最近馮玉祥氏對新聞記者談話，有“國家將亡，應臥薪嘗膽，但他們正在臥著拿薪水”等語，末了一句頗饒幽默意味。我們做老百姓的看慣了當今所謂要人也者，往往上臺時干得亂七八糟，下臺后卻說得頭頭是道，所以我們對于大人先生們的高論，常覺得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但像馮氏說的這句話，對于國難中老爺們的泄泄沓沓醉生夢死好像已倒在棺材里的心理形態，似乎描摹得頗有幾分似處。拿應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么罪過，可是一定要不客氣的“臥著拿”，那撤爛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們如略再仔細的研究一下，便覺得僅僅拿薪水的仁兄們，就是“臥著”拿的，大概都是借此勉強糊口活家的可憐蟲。講到國家民族的元惡大憝，卻是那些不靠薪水過活，所拿的遠超出于薪水，你雖求他們僅僅安安分分的“臥著”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寶貝!
誠然，現在有一班全靠著顯親貴戚，在衙門里掛個銜頭吃現成飯的官僚老爺們，拿著薪水無事可做，只須“臥著”就行，他們只要靠得著封建的殘余勢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資格以及能和這種資格發生直接間接關系的人們，都有便宜可拓，都只須“臥著拿薪水”!但是他們不得不求生存，這樣的社會既不能容納這許多求生者，他們只得往比較可以糊口的路上鉆。對這種人我們仍只覺得憐憫，認為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罪惡。
至于上等的貪官污吏和搜括無厭還要打著玩玩的軍閥，那是“臥著拿薪水”并非他們所屑為的。“捐稅名稱之繁，既已無奇不備；勒借預征之酷，復又遍及災區。”(見國府請求川軍停戰命令)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萬倍了。但他們卻不愿安分的“臥著”，卻要“罔顧國難，借故交兵，軍旅因內戰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鋒鏑。”就是客客氣氣的請求他們“引咎互讓，立止干戈”(亦見上令)，他們仍充耳不聞，玩得起勁，這就請求他們“臥著”而不可得了!
原載1932年12月3日《生活》

讀 報 心 得
施蟄存
時局緊張，讀報也格外起勁，格外用心。茲將三日來報上所見幾句警句，為之詮釋，亦“四書味根”之意也。
（一）三月五日下午三時，立法院長孫科在上海哥倫比亞路私邸，對各報記者說：“熱河天險，守軍達十余萬，中央雖明知結果必敗，然無論如何，以為至少當能支持二三個月，聞張漢卿對人言，亦以二月為期，在此時期中，足予我國駐日內瓦代表以努力機會，俾國際對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發展，不料戰未及十日……”(見六日《申報》)
注曰：“這是說中央雖明知熱河是天險，守軍達十余萬不可謂不是重兵，但這天險與重兵是只可守二三個月的。二三個月之后，中央是預算著會失敗的。這不僅中央的意見如此，就是張漢卿的長期抵抗，也是以二月為期的，那么，為什么中央與張漢卿要預備抵抗日本至兩個月之久呢?這是因為要日內瓦的我國代表團有一個努力活動的機會。這邊一支持，那邊一努力，于是國際對于日本的制裁，便有更有力量的發展了。于是，那時候，我們也就不妨吃敗仗了。而不料……”
（二）張繼在徐州說：“暴日炮火不足畏，十年內，日本必有大革命。”(見七日《大晚報》)
注曰：“這是很可以使我們安心的。因為十年內，日本必有大革命，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自然而然的會消滅的。目下雖然吃他們一點炮火，無啥稀奇，頂多忍耐十年，他們的炮火也不能向我們施放了。此義推而廣之，對于一切侵華的帝國主義者，都可以不足畏之了。因為在十年內，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都必然會得崩潰的。何必我們去反抗與打倒呢?”
又注曰：“張繼先生此語，可有兩解。張先生之意若曰：‘日本炮火不足畏，十年內，日本必有大革命，斯可畏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三）孫殿英電京辦事處云：“……四日以來，風雪并厲，時而汗流浹背，時而遍體凍僵，無彈猶可肉搏，無食確為可憫。總之天存中國，必存熱河。天存熱河，必存我軍……”(見七日《時報晨刊》)
注曰：“風雪并厲，以致遍體凍僵，不錯。但時而汗流浹背，何故歟?文疑有衍。無彈猶可肉搏，橫豎一樣的是打。無食則奈何?曰可憫，可憫則無食猶有食矣。這且不管，咬文嚼字，大可不必，總之此次抗日，成敗在天。天意若曰救中國，則中國也，熱河也，‘我軍’也，可以高枕而無憂，無彈無食，沒有關系。否則‘我軍’敗北，不必援，因為熱河也必然會失。熱河失，也不必退守后防，預備反攻，因為整個的中國是亡定了。此抗日邏輯也。但是，現在事實是熱河已經失了，由此觀之，則中國已經亡了，而孫將軍的‘我軍’想必也早已不存在了。”
原載1933年3月9日《申報?自由談》

關于“救國”
茅 盾
歷史上的事實從來是這樣：必定要到所謂“國難”時期，“國家”才和“人民”發生關系。——當然，在平時，也并不是沒有“關系”，但這關系只是“受治”，只是“繳納租稅”，實際上，“國家”并不是叫做“人民”的，而是一部分人的。
“我們的國家遭難了”，“我們的民族危險了”，一旦臨到了“國難”，一部分人便這樣地大聲疾呼著。不消說，這種呼聲是叫“人民”“共赴國難”，“共起救國”。
然而假如你真的相信“國難”是可以真的自由地“共赴”，真的可以自由地“挽救”，那你又不僅是有點傻，簡直會“犯罪”的。因為“人民”的“救國”，從古以來，是只限于“有力者出力，有財者輸財”。至于“其他”，“乾坤獨斷”者自有人在，既毋庸你問，也不容你問。這樣，所以漢朝的卜式被尊稱為“典型國民”。
歷史的戲劇是繼續地復演到現在，現在，我們又臨到“國難時期”了。明明地現在又有人在高叫著：“國民奮起，共赴國難”，然而“武裝抗日”是“不許”的，甚至于主張武裝抗日也是“不許”的，“許”的是什么?是科學救國，是航空救國，是游藝，跳舞以至美容救國。總結一句說，還是不外乎“有力者出力，有財者輸財”，而且，你用不著問輸了力與財的下文。
單說航空救國罷。自然，在這“沒有空軍便沒國防”的時代，誰也不會否認“航空”的重要。但，帝國主義者的鐵蹄已經踏碎我們半壁山河了，“亡國之禍，迫近眉睫”，我們卻還在悠然自得地提倡航空救國，捐募“兒童號”，“寧波號”……就不說這是一顆煙幕彈，但遠水是不是能救近火呢?
而且所謂兒童號寧波號……募集以后，究竟做什么用?這也似乎是一個終于不能不問的問題。做什么用呢?九一八之役，張少帥的三百架飛機送給日本人了，廣東二陳之爭，飛鷹艦給空軍炸沉了，還有散傳單，還有剿匪，用處似乎是僅止于此，前幾天雖說報紙上也曾載有“飛機××架飛向×方去”的新聞，但黃鶴一去，也終于沒有了下文，誰能說它們不是避難去了呢?所以說句天理良心話， “航空”與我國的“國防”到底還不曾發生什么實際關系。
假如航空真的可以救國的話，我們便要求先把現在全國所有的飛機飛到戰地去抗日，假如國難是真的可以共赴的話，我們便要求全國人民自動武裝抗日。否則一切都是廢話，老把戲，還只是這么一套!
原載1933年3月17日《申報?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