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簡體書）

《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著作，生前沒有出版。原標題下有一個副題“六篇公開演講”，實際上只寫了五篇，1872年1月至3月，尼采在巴塞爾大學做了這五次公開演講。在做演講期間，他在一封信中表示對演講的效果特別滿意，大學生們聽得非常認真專注，他并宣布“這將是我的第二本書”，可見原來是有出版的想法的。當時正值他和瓦格納夫婦的友誼的蜜月期，瓦格納攜夫人柯西瑪到巴塞爾聽了第二篇演講，他在1872年底把五篇演講稿寄給了柯西瑪，而瓦格納曾兩次建議他發表此著。但是，不知何因，他不但沒有續寫計劃中的第六篇，而且以自己對此著很不滿意為由拒絕了發表的建議。
和尼采的大多數著作不同，這本書是有情境設計的，尼采似乎產生了文學的沖動，在演講中營造一種講故事的氣氛。故事里有四個人物，兩個年輕的另類大學生為一方，一位年老的哲學家和他的弟子——一位年輕教師——為另一方。在一個美麗的黃昏，雙方在萊茵河畔一處林中空地相遇，由誤會、沖突而至互相理解和暢談，談話的內容則圍繞著教育，分別從學生、教師和哲學家的立場對德國教育現狀進行了批判。其中，那位哲學家是主角，其性格陰郁、暴躁、正直，據說是按照叔本華的原型描繪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從表達的見解來看，每個人物其實都是尼采自己的替身，而不同的替身則使他能夠方便地表達他以前當學生、現在當教師的相應感受，以及他作為一個哲學家對于教育的思考。
在寫作本書的那個時期，尼采關心的主題是希臘文化。此前一年，他剛出版了談希臘藝術的《悲劇的誕生》，此后一年，他又寫了談希臘哲學的《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本書雖然沒有直接談希臘教育，但是，希臘文化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典范和故鄉，構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理性出發點。德國現代教育機構奠基于啟蒙時代，在尼采看來，它們本來是啟蒙思想家所代表的“真正的德國精神”的產兒，而“這個精神通過最高貴的需要與古希臘緊密相連”。然而，現在這些機構卻是唯“時髦”和“合乎時勢”是求，“歪曲和偏離了創辦時的高貴初衷”。因此，希望在于振興從古希臘到德國啟蒙運動的精神傳統，“把現代人從‘現代’這個咒語下解救出來”，如此才“使得這些機構也能相應地從之新生”。
尼采面對的主要聽眾是大學生，這無疑使他格外強烈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他24歲被聘為巴塞爾大學教授，做這一組演講時也才27歲，距學生時代不遠，印象還很鮮明，滿可以現身說法。無論是以前作為學生，還是現在作為年輕教師，他對大學生們在“現代”這個咒語下的境況都有真切的了解，他描述為“處在這個時代的永不停歇的騷動之中”，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領略那種“永恒的愉悅”。
當然，面對時代的騷動，青年學生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尼采自己就是這樣。在中學時代，他即已自覺地抵制以謀求職業和服從國家利益為目標的教育體制，和少數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以自我教育為宗旨的小團體。他告訴他的聽眾：“當時我們壓根兒不去想所謂職業的問題。國家要盡快為自己培養出合用的公務員，通過負擔過重的考試保證他們的絕對順從，為此頻繁地剝削中學生的年華，而這一切被我們的自我教育拒于千里之外；任何功利的考慮，任何飛黃騰達的意圖，都不能支配我們。他感到無比自豪的是，正因為摒棄了功利的考慮，在“這個厭棄一切無用之事的時代”，他們卻能“無所事事”，“漫無目的地自得其樂”，“優哉游哉地逍遙度日”，“做愜意活在當下的無用之人”。在本書中，他在學生時代的自我教育的經驗構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感性出發點。
要澄清教育的理念，對教育現狀有清醒的認識，前提是超越時代的浮躁。雖然多數學生已經陷在時代的騷動中不思自拔或不能自拔了，然而，尼采相信，一定還存在著少數人，他們像他一樣“被一種相同的感受所震蕩”，他要用這本書來尋找這些散落在各處的他的同類。他宣布：這本書是為“安靜的讀者”寫的，也就是為那少數人，他們“尚未被卷進我們這個飛速轉動的時代的令人眩暈的匆忙之中，尚未被它的輪子碾碎并因此感到一種為偶像獻身的滿足”。
在后來的著作中，尼采也有不少涉及教育的言論，但這部青年之作是他唯一的一部談教育的專著，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本書的特點是，既飽含著一個親歷者的新鮮感受，又貫穿著一個哲學家的成熟思考，我們會發現，即使針對今日中國的教育，我們仍能產生同感并得到啟發。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