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常注意集團外之關系——以不可分不可斷之史跡，為研究方便而強畫為集團，原屬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跡不能與他群史跡脫離關系而獨自存在，亦猶全社會中此一群人常與他群人相依為命也。故欲明一史跡集團之真相，不能不常運眼光于集團以外。所謂集團外者，有時間線之外：例如“五胡亂華”之一史跡集團，其時間自然當以晉代為制限；然非知有漢時之保塞匈奴，魏時之三輔徙羌，則全無由見其來歷。此集團外之事也。有空間線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跡集團，其空間自當以中國為制限；然非知歐美日本近數十年學說制度變遷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國人以刺激，則茲役之全相終不可得見。此又集團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無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與哲學，若甚緣遠，然研究一時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卻當時此地之哲學思想；美術與經濟，若甚緣遠，然研究一時代之美術史，不容忘卻當時此地之經濟狀況。此皆集團以外之事也。
第四，認取各該史跡集團之“人格者”——每一集團，必有其“人格者”以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為一人，或為數人，或為大多數人。例如法蘭西帝國時代史，則拿破侖為唯一之“人格者”。普奧普法戰史，則俾斯麥等數人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戰，則不能以“人格者”專屬于某某數人，而各國之大多數國民實共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別：倘再將此世界戰史之大集團析為若干小集團，則在德國發難史之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威廉第二為其“人格者”；在希臘參戰史之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威尼柴羅為其“人格者”；在巴黎議和史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克里曼梭、勞特佐治、威爾遜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數之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共為其“人格者”；民國十年來政治史則袁世凱殆可認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跡皆多數人共動之產物，固無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動被動之別。
立于主動地位者，則該史跡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數黨人為主動，而黎元洪袁世凱不過被動，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來之民國，袁世凱及其游魂為主動，凡多數助袁敵袁者皆被動，故袁實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跡之心的基件——曷為每一史跡必須認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跡皆人類心理所構成，非深人心理之奧以洞察其動態，則真相未由見也。而每一史跡之構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為其聚光點，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臨時之沖動斷制，而全史跡之筋脈乃活現。此種研究法，若認定彼“人格者”為一人或數人，則宜深注意于其個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響于彼個人之私生活，而實影響于多數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賽條約，論者或謂可以為將來世界再戰之火種；而此條約之鑄一大錯，則克里曼梭、勞特佐治、威爾遜三人之性格及頭腦，最少亦當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現，其影響乃及于將來世界也。又如袁世凱，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則十年來之民國局面或全異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凱之特性，關系于其個人運命者猶小，關系于中國人運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類心理，最要者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賢豪杰，則觀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熱之最大摩蕩性。其在元兇巨猾，則觀其權術之最大控弄性，或觀其魔惡之最大誘染性。從此處看得真切，則此一團史跡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