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簡體書）

中國鴉片戰爭失敗后，西方來華傳教士的活動有恃無恐，愈發活躍。他們借辦慈善事業為名，進一步擴大傳教活動。其做法是建立教會醫院救治病人以獲得民眾好感，進而招徠信眾。因此，與醫學有關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的傳播仍然占主要地位。與此同時，西方人為擴大傳教事業而在我國建立出版機構，也間接推動了西方生物學知識在我國的傳播。
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將他在巴達維亞（雅加達）辦的印刷所轉移到上海，同時設立了西方人在華的最早出版機構——墨海書館。l在這個館工作的除麥都思本人外，還有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en，1816——1873）傳教士艾約瑟（Rev.J.Edkins，1823——1905）、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韋烈亞力（A.Wylie，1815——1887）和中國學者李善蘭、王韜和張福僖等。這個機構主要出版宗教書籍及教會學校的教科書，也出版過一些介紹西方近代生物學知識的書。其中合信等人翻譯的一些解剖學著作和動植物學著作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1851年，墨海書館出版了合信與我國學者陳修堂合譯的《全體新論》一書。合信在“序”中寫道： “予來粵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每見中土醫書所載骨肉臟腑經絡，多不知其體用，輒為掩卷嘆息。夫醫學一道，功夫甚巨，關系非輕。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藥，猶屬不致大害，若捕風捉影以藥試病，將有不忍言者矣。”3指出解剖學對于醫生了解發病原因和對癥施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