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引論》梁治平序
十數年前，我與蔣兄同時就讀于西南，彼時，我們相識而無往來。畢業后，大家各分東西，不通消息。直到兩年之前，我們聚首北京，促膝長談，始由相識而進于相知。
蔣兄志于學，精于思，勇于行。先曾鉆研佛典，以其空寂無所寄托，轉而問道于耶教，又因彼隔膜難以打通，終歸于儒學。這一段心路歷程不但標示出他欲行救世之志向，而且也表明了他在儒學傳統中所采取立場之特殊。
蔣兄上下求索，堅持不懈，端因其內心焦慮無以平復之故。此種焦慮固然為生命的，同時亦是當下的、歷史的和制度的。蔣兄遭受種種現實之壓迫與刺激，不堪忍受，奮起而行，其苦痛乃是當下的，其欲療救之創傷亦是當下的。只是，與一般倡言"理性"，屈從"規律"者相反，蔣兄強調歷史，推崇產生于歷史文化中之智慧，堅信傳統乃再生之源。同時，他又相信人心系于制度，對于社會問題之解決，典章制度具有不可取代之功效。由此一立場出發，他就不但棄絕了所有出世的和末世的宗教，而且還對儒學中偏于"心性"且至今不衰的一支提出了批評。在蔣兄看來，"心性"之學乃是"為己"之學，于政制甚少貢獻。強以此學為儒學全體，即是否定儒學之政治智慧，結果在今日只能是舍己從人，"全盤西化"。蔣兄于此特標出"公羊學"， 以為"公羊學"乃政治儒學，制度儒學，為儒家政治智慧集大成者，其內蘊宏富，義理精微，足以為今人所用，重構儒學，重建中國文化。
兩年前既已聞此議論，惜乎未得其詳。近日蔣兄重來， 隨身帶了這部《公羊學引論》，我得先睹為快。讀后靜思，頭緒繁多。這里只說幾句書外的話。
蔣兄不但相信《春秋》為孔子所作 ，《公羊傳》為孔子自傳，公羊口說為孔子親說，而且相信孔子為王，孔子作《春秋》是要為萬世立法。這純是公羊家的立場，也是兩千年前世間頗流行的看法。后來因為種種緣由，是說日衰，延至近代，世人假科學、理性之名看待古史，以懷疑始而以否棄終，于是，孔子可以為道德家，可以為哲學家，可以為教育家，獨不可以為王。近代"世俗化"運動之是非功過姑且可以不論，先要問下列問題：公羊家所持之論有無根據？曰有。其根據是否充分？曰充分亦不充分。以世俗理性之立場必以其為不充分，以信仰之立場必以其為充分。理性可證歷史真偽，信仰能否探得歷史真實？曰能。蔣兄不但征諸文獻，訴諸推理，更且以同情之想象貫注于歷史，以彼憂患之心去體察兩千年前古人焦慮之情，因能得歷史真實。他的立場是信仰者的立場，他的信仰是生命鼓蕩其間的信仰。吾人追循其思路，善察之，體認之，必有所得。
依蔣兄所見，公羊學肇始于孔子，自春秋而秦漢，綿延七百余年，予生民以慰藉，給時代以希望，更為此后兩千年之中國制度奠定基礎。東漢以還，古文學興，公羊家一蹶而不振。清季，公羊學復興，求微言大義，托古以改制，同樣是行此批判之事。再往后，儒學衰微，傳統失落，經學遂成絕學。古之人不喜公羊學，以其非媚世之意識形態；今之人不興公羊學，以其為儒學古董。兩千年之詆毀與誤解可謂深矣。然蔣兄何以于儒學之中專治經學，于經學之中獨事公羊？我以局外立場觀之，于上述蔣兄之歷史信仰之外，還見出更深一層原因。春秋之世，禮崩樂壞，政治混亂，人民無靠，于是公羊家出，懷抱救世熱望，持守大道，批判現實。而自19世紀中葉以降，政治之黑暗，社會之腐敗，日甚一日。無秩序，無理想，人心漂蕩，精神失落。在我國五千年歷史上，這兩個時代最像，是以最多仁人志士，慷慨悲歌。蔣兄以其一己之生命體認與歷史信仰，獨宗公羊。上追孔圣，下繼前賢，由先秦之孟（軻）、荀（卿），接前漢之董 （仲舒） 、何（休），而晚清之康（有為）、崔（適），欲振經學于當世，繼絕學于未來。這自然不是學究氣的經學研究，而是貫穿以生命信仰的致用之學。蔣兄用心良苦 ， 吾人豈可以不察？
七十年前，國人眾口一辭，曰禮教殺人，孔學當廢。今之人回首往事，恍若南柯一夢。傳統當重新評估，此漸成學界共識。時人之喜談傳統創造性轉化即是著例。然而倡言此說易，實行此說難。海外學人注目于未來，以儒學為后工業社會之精神滋養。蔣兄獨不以為然。儒學生于斯，長于斯，乃中國文化根基，倘彼不能為今日之中國人提供精神支撐與引導，不能救世于斯，光大于斯，何以言收拾人心于世界未來？蔣兄作《公羊學引論》，綜述前賢，闡發古義，正非為門戶之辨，而欲溝通中西，融會古今。然而為傳統之現代詮釋談何容易！我國文化源遠流長，自成一格，義理精微，至大至深。唯兩千年間，政治上實行專制，經濟上重農抑商，社會中以家族為本，文化上嚴義利之辨。凡此種種，若欲推陳出新，使與現代生活相融和，進而成未來中國文化之再造之源，又豈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八個字可以闡說清楚。但凡歷史中之價值，無論其超越性若何，總不能免于有限性與偶然性之糾纏，因此，成功的詮釋者，必擅長于"剝離還原"之法。"剝離還原"者，但去其皮肉，不壞其筋骨，如此，方可以推求本源，探得真義。我觀是書，蔣兄于此用心極深。唯因世人昧于經學，于公羊家隔膜尤甚，蔣兄不能不以大量篇幅闡說經義，正本清源，其對于傳統之現代闡釋雖不乏精粹，終不能全面展開，這方面更系統更深入的論說只能待于來日了。
最近十數年間，海內外從事于傳統思想現代詮釋者日眾，然抱持濟世之心，汲汲于傳統政治智慧之現代義，而以公羊傳人自居者，唯蔣兄一人。彼在南方一隅，置身"商潮"、"股風"之中，不獨平日所思所想無人可以交談，其甘于寂寞一心向學的態度也與周圍人事格格不入。難得他數年如一日，隱于市，不動心，信彌篤而志彌堅。終于撰成此書，是不負前賢，亦是盡性立命。是書涉義廣而論世深，見仁見智，讀者自具慧眼。蔣兄命我作序，我不敢推辭，聊綴數語于此。是為序。
1992年11月13日治平
謹識于北京萬壽寺寓所
《公羊學引論》自序
公羊一學，創自尼山，源出麟經，為孔門圣學。春秋以降，七百年間，大儒講習，群師共奉，至漢乃為顯學。漢革秦弊，獨尊儒術，禮法大備，文制燦然，全賴斯學。《春秋》王心，孔子圣意，萬文千指，董何并傳。無奈古文陰起，竄亂圣經，大義既乖，微言是絕。于是世間空留《繁露》《解詁》，莫之能解。至唐昌黎遂嘆近世公羊幾絕，何注之外，不見他書； 圣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嗚呼！經山傳海盡是古文之天下，千年神州全奉左氏之殿堂！至清，公羊乃興。莊、劉、宋、孔呼其前，凌、龔、魏、陳涌其后。千年古義，復明此時；元學奧旨，大暢人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余緒，作浪興風。于是辯有為亡，非圣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后，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遭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挽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絕學！昔何邵公悲公羊之亂于左氏，而作《解詁》，今余憫公羊之絕于中國，爰作是書。余雖不敏，私心竊望孔子王心長存于諸夏，洙泗圣學不絕于今日也。
世有論儒學為"為己之學"者，言現代儒學之最大功用在成德成圣，不在經世治國，其言下之意謂今日經世治國非西學不能為功，儒家之政治智慧已為出土文物矣。是書之作，欲駁正此論，證明儒家之政治智慧仍未過時，在今日仍有其價值，乃建立中國政治理論不可或缺之豐富思想資源也。
吾儒之學，有心性儒學，有政治儒學。宋明儒學為心性儒學，公羊學為政治儒學。二學性質不同，治世方法各異。然二學均得孔子之一體，在儒學傳統中自有其應有之地位與價值。惜千余年來，心性儒學偏盛，政治儒學受抑。時至今日，心性儒學宗傳不斷，講論不息，大儒輩出，政治儒學則無人問津，學絕道喪，門庭冷落。職是之故，孔子道術既裂，儒學傳統不全，如車之只輪、鳥之獨翼，國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學，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學，無怪乎談政治者只能拱手讓于西學矣。故是書之作，欲補儒學傳統之全，還吾儒之本來面目也。
是書立言論事，一以公羊義理為準，故是書為公羊學著作，而非客觀研究公羊學之著作。公羊學為今文經學，故是書亦為今文經學。此又讀是書者不可不知也。
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又言萬物聚散、禮義大宗全在《春秋》，故公羊學闡《春秋》旨義又何止千萬數也！余區區此書，不過六章十二說，其于公羊義理渺如滄海一粟，故曰《引論》。至于鴻說大論，再現公羊昔日風采，是所望于來賢后儒也。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四年、西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
豐沛蔣慶序于深圳布心花園布心書屋
《公羊學引論》后記
近幾年來，我受到現代儒學向心性一偏發展無力響應現實政治挑戰的刺激，開始究心公羊學，希圖從中發掘出儒家傳統的政治智慧，以解決中國政治文化重建中如何吸取傳統思想資源的問題。此時的心境，曾作一聯表達：
先嚴夷夏之辨，元年自有統，不與夷狄主中國。
且緩西東會通，公器本無方，宜將西學益群生。
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習，獲得不少心得，始體味出公羊學豐富深厚的政治智慧與純正博大的儒家精神。時值友人梁治平先生推薦，蒙《國學叢書》編輯部王焱先生、俞曉群先生接納，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此書于是問世。故在此我謹向治平先生、王焱先生、曉群先生表示謝意，因我一向疏于著述，若沒有他們的鼓勵與支持，此書決不會問世。
在深圳，要潛心學問實不容易。在商品大潮金錢至上的無情沖擊下，在股票市場一夜間致富的發財誘惑中，欲終日枯坐書齋，撿尋故紙，此心確實須承受住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所帶來的緊張與痛苦。這些年來，在滿耳發財聲中，在文化理想的冷落寂寞中，此心之所以稍可平衡者，一是吾國無數古圣先賢守死善道的人格榜樣，一是吾妻方玲每日每夜默默無言的理解與支持。今日書成，聊可報其恩于萬一也。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本人所在單位深圳行政學院及行政學研究所在時間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亦一并表示感謝！
此書寫畢，謄抄最苦。手稿全由吾妻抄正，其辛勞可想而知。今日書成若多有幾人愿讀，并多有幾人能讀懂，就是最大的回報了。
西元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記于深圳布心花園布心書屋
《公羊學引論部分》正文
第一章公羊學的性質
公羊學是我國儒家傳統中具有獨特性質的儒學，公羊學的這種獨特性形成了公羊學所特有的學術傳統，使公羊學在性質上區別于其他的傳統儒學。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國人對公羊學存有偏見，缺乏如實的了解，再加上公羊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所要解決的問題現代人很隔膜，致使公羊學的性質含混不清，現代的中國人已經很難知道公羊學為何物了。因此，要了解公羊學，首先就需要了解公羊學的性質。正是基于這一理由，本章就分四個部分來論述公羊學的性質，使讀者對何為公羊學先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一、公羊學是區別于心性儒學的政治儒學
中國儒學按其所關注的對象不同，可分為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心性儒學是以曾思學派曾思學派，是指以孔子后學曾子、子思為代表的學派。《孟子·離婁下》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可知曾子與子思的思想有共同的特征，可以合為同一學派。曾子專發揮孔子行孝與守約的思想，子思專發揮孔子性與命的思想，行孝守約與率性知命乃是個人生命中修為證悟之事，故曾子、子思專傳孔子的心性學，為儒學傳統中心性儒學，或者說生命儒學的代表。孟子雖然亦深受曾思學派的影響，傳承孔子的心性學并發揚光大之，但孟子同時也深受公羊學的影響，承傳并發揚孔子的"春秋學"。故孟學與曾思學不同，孟學不僅可列為孔門德行之科，亦可列為孔門（見下頁）以及宋明儒學為代表的儒學，政治儒學則是以公羊學為代表的儒學。這兩種儒學雖然都歸宗孔子，但在性質上卻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表明了公羊學是一種區別于心性儒學的政治儒學，下面就分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
（一）公羊學的焦慮是制度性的焦慮
人類的學術都是從人類的焦慮中產生出來的，人類創立學術的目的是希望憑借著自己的智慧通過系統的理論方式來解決自己心中的焦慮。一般說來，人類的焦慮根據其性質的不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實存性的焦慮，一類是制度性的焦慮。實存性的焦慮是生命的焦慮，其焦慮的對象是生命的價值、存在的意義、人格的增進和道德的完善。制度性的焦慮是政治的焦慮，其焦慮的對象是政治的價值、制度的意義、規范的設立和政制的改進。實存性的焦慮是人類永恒的焦慮，只要人類還存在一天，這種焦慮就不會消失；制度性的焦慮雖然也是人類永恒的焦慮，人類永遠需要不斷改進制度來維系自己的生存，但制度性的焦慮同實存性的焦慮相比，則具有一定的時代性，一般在舊制度崩潰新制度尚未產生時，制度性的焦慮最為強烈。從我國傳統儒學的劃分來看，以曾思學派為代表的宋明儒學是典型的心性儒學，其焦慮是典型的實存性焦慮，而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則是典型的政治儒學，其焦慮是典型的制度性焦慮。何以見得呢？我們知道，以曾思學派以及宋明儒學為代表的心性儒學，其關注的重點是個體生命的成德成圣，是下學上達、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圣人-太極的存在境界。所以，心性儒學之所憂在德不修、學不講；之所慮在正其心、誠其意；之所辯在人禽幾希、天爵人爵；之所求在希賢希圣、孔顏樂處。這些，都是實存性的焦慮。心性儒學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這類生命的價值問題、存在意義問題、人格的增進問題和道德的完善問題。而公羊學則不同，公羊學關注的重點是政治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