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沉南海：一個中共香港地下黨後代苦戀的故事

香港仔

一個大時代的到來

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國共內戰中的三大戰役在中國的北方大地基本結束時，經過二十多年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一中共)這時起碼可以奪得半壁江山。諷刺的是在一九四六年內戰正式爆發前，國民黨是以蘇聯模式為依據提倡一黨專政；共產黨則以美國多黨制度為宣傳口徑提倡成立聯合政府，現在面對即將得來的勝利，被中共全黨視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可沒有真正實現多黨制的想法。

以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如果有甚麼東西是青出於藍的話，統戰工作肯定是一項。蘇聯革命時，蘇共對其他派系，民族資本家，用趕盡殺絕來形容是毫不過份。隨着中共的勝利步伐提前到來，大批人士從香港北上，它們包括響應中共的號召北上參與以中共為主的聯合政府籌備工作的在港避難的民主人士；還有部份從國統區疏散到香港的中共黨員也收到北上的命令，準備參與接收內地大城市的工作組。

我們的父親一年多以前在重慶，被《大公報》總部選拔為香港復刊隊伍的一員。從父親一九四七年底給母親的信中知道，當年報館還有一個考慮就是把他派回桂林老家作為辦事處代表，幸好最終還是來香港。父親從桂林開始就參與《大公報》頗負盛名的「小公園副刊」的編輯工作，與當時佔了文壇主流地位的左翼作家有不少接觸，這也是最終選派他來香港的理由。

在香港，父親不單與很多作家朋友見面，還與在重慶就認識的共產黨高級幹部有了更多接觸，當時如喬冠華、夏衍、胡繩、林默涵等白區幹部都在香港。經過多年的考察與考驗，父親終於成為一個中共黨員，由於中共沒有向香港政府申請為合法社團，所以父親的黨員身份是保密的，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地下黨員。雖然父親當年是因為理想才加入共產黨，並沒有想過黨票會帶來升官發財。

現在看來，除了本身的實力，多少也是因為這個秘密身份，使父親在高手如林的香港《大公報》最終可以脱穎而出，《大公報》香港版在一九四八年底發表了「和平無望」的文章，宣佈改變立場，開始「左」轉。

一九四九年一月，羅家的長子出生了。為了紀念這個時刻並明確這是一個「香港仔」，小孩被取名為海鮮，名字源於香港南區有一著名漁港名為香港仔，它是以吃海鮮聞名的。他就是我哥哥，母親可沒想到這個名字容易被同學的取笑，多年以後母親才到有關政府部門為他改名為海星。

同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在剛剛組建的新中國中央政府，中共「兑現」它的承諾，各個民主黨派組成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協商機制；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還成為政府的部長；據民主黨派的人後來透露，在中共新建立的等級制度上丄孚受最高等級一級的是共產黨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高崗，還有三位是民主黨派人士，宋慶齢一孫中山夫人)、李濟深(中國國民黨元老)、張瀾一中國民主同盟主席)，一共七人，周恩來與鄧小平這時也只能是二級和三級高幹。

新誕生的共和國，在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進行「戰後經濟恢復工作」，國家十分貧窮落後，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就是當時新中國的真實寫照。當年的宣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國政府終於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1，它將是為人民服務丄讓百姓吐氣，讓民族揚眉，讓貪官卻步的政府。

海星變成了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這一代與很多經歷過國民政府統治的人一樣，對民族、對國家有很多期盼，內心真誠地相信中共領導的新中國政府能夠帶來國家富強與人民幸福，對由「偉大領袖」與他的多年革命戰友共同領導的新政府抱着無限的希望。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世界政治舞台也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正式展開，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能選擇一直支持了中國革命二十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陣營。革命成功後新政府也不能把所有力量集中到經濟建設中，而是多頭發展，在以蘇為師發展重工業政策下，一方面內部強調階級鬥爭，對外支持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人民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中國內地還要再走上三十年的彎路。

另一方面貪污腐敗、軍事無能、內部四分五裂的國民政府退守到台灣，當年大家都以為它「命不久矣」。

香港，一個特殊地方

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被認為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開始，其後中國一直受到列強的蠶食，最終釀成了大清皇朝的崩潰。列強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是殖民宗主國永遠比土著文明，他們早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和二十世紀初葉，利用著名的科學家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和《人類的起源及性的選擇》等著作，自然選擇和物競天擇的理論很快就被一些所謂的學者移植到社會領域，發展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廣泛流傳在歐美各國。使用同一理論依據，列強殖民政策目標也是一樣，通過海外擴張壯大自己國家總體實力；但各國手段各有不同。俄羅斯、日本、英國對中國的迫害可列在在「列強壞人榜」之首：俄羅斯在擴展到遠東地區時實施是種族清洗政策，對中國各族原居民殺的殺，趕的趕，名正言順變成它的土地；而日本就更不用説，殺，趕手段實施以後，就是種族轉變政策，用高壓手段希望通過幾代時間割斷所在地人民與它原來文明關係。英國表面手段沒有這麼毒，曾經擁有眾多的殖民地並有「日不落國」稱號的英國，在幾百年的殖民統治中，建立一套成熟的管理體系，一方面用武力作先鋒，適當時候輔以懷柔手段管治殖民地人民，背後有基督教文明為支撐。熟悉英國文化的人就會發現，英國人有海盜和紳士的雙重性格，經常玩「變臉」。除了使用武力，也會利用各種騙術來霸佔殖民地，不過它一般不使用武力強迫殖民地人民放棄自己信仰，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允許當地文明的延續，這有別於日本、俄羅斯的野蠻殖民統治。在文明身影的背後，差不多在所有列強蠶食中國的重大事件中都有英國的身影，包括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在上海、廣州向他們認為是共產黨組織示威群眾開槍而導致的多次血案，向在長江上游國民革命軍開炮，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香港這塊中國領土在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變成英國殖民地，一直處於一種特殊地位。和霸佔澳門的葡萄牙人不一樣，英國人在香港是有長期打算的，香港是英國打進神秘古老帝國的橋頭堡，主要是用來做貿易發大財。和其他殖民地一樣，英國人除了修碼頭和起軍營外，還把基督教的文明帶到香港來，更重要它在香港建立清晰法律制度來推動商品貿易。無論比起清政府，各路軍閥政府甚至國民政府，它更好地保護私人財富，允許更多言論自由，只要不直接牽動英國統治者的利益，大家可以安心發財，各種言論都有可能發表。在回歸以前，在中國大陸發生各種動亂時，香港自然成為各路人馬的避難首選之地，人口與經濟也在這個機遇上發展起來。

中共深深明白後一點的重要性，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建黨後就開始利用這個陣地，一方面組織工會、搞工人運動；同時在形勢緊張時，安排人員到這裏逃避國民黨追捕；抗日戰爭初期，經過周恩來成功對英國駐華大使的統戰，得到英國政府首肯，中共可以在不掛牌情況下開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得以把統一戰線工作延伸到香港，爭取香港與海外華僑的經濟支援並組織大量物質回內地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撃戰，其中包括白求恩等多支國際醫療隊伍也是通過香港轉送到內地；在解放戰爭時期，除了上述幾項工作，還擴展到辦報、辦學校，擴大影響力，並進行各種政治活動打擊敵對勢力。

在「文明」統治的同時，英國人在感覺到統治權威受到挑戰時，會有堅决、殘酷、狡猾的手段來應對。以香港為例，無論是對付各方黑社會勢力，還是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的各方政治勢力，港英政府都是允許他們的存在，但活動範圍與強度都不能超過它設定的底線。在那個年代正如「偉大領袖」指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大勢所趨，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受壓迫的人都充滿革命激情；可惜英國不是美國，幾十年後，我們才發現在英國撤離為數眾多殖民地中，沒有一個地方是共產黨最終得到政權，甚至在鬥爭過程中能夠取得明顯上風。從這點來説，不像在內地時與國民黨的鬥爭，雖然中共香港地下工作者基本上沒有丢腦袋的威脅，但對着這個經驗老到的對手，要取得上風是很不容易的。這時需要的是不同工作、鬥爭思路。

「偉大領袖」在一九四九年訂下的暫不收回，長期利用香港的政策，不時受到內地甚至香港「左派」內部的左的方針干預，中共香港地下黨就不能避免與港英政府發生不斷的衝突。一九四九年之後，雙方如何在香港這張床上同寢並存，是世界歷史和人類學上非常獨特的一章。此一章節，以後不會再重複。其中發生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鬥爭博弈的智慧無窮。

現在很少人意識到一九四九年漸中國政權成立後到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是北京少數「有效」的對外窗口，香港除了在進出口物資上，外匯上支持了內地的革命建設，香港更是北京的重要情報和統戰基地。根據野史所記，周恩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説過，海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情報工作是通過統戰工作完成的，的確那個年代香港地下黨進行情報、統戰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有力支援北京打破西方封鎖政策。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這段歷史，雖然參與的地下黨人不少，但由於多方面原因是鮮為人知，少有透露。我只能通過各方面收集父親與他個別戰友的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那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