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目的：充實；方式：逃亡；手段：殺人。
這就是我遺書的全部。我想說，在你們的歷史上存在過這樣一個人。
再見。

在我心中，
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
丁允恭（作家，高雄市新聞局局長）◎專文撰序

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
我將它藏在包裡，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裡，按起按鈕。
嗒，它彈出去，嗒，它收回來。
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只能將之歸結為偶然。

大考前夕，十九歲的少年殺了一個美麗優秀的女同學，總共三十七刀。
不為錢財，不為性侵，沒有仇恨，理由僅因那份讓他再也無法呼吸的、生而為人的無聊。可怖的是，他連一點點歉意也沒有。

《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是根據2006年的一件「無理由殺人案」進行的一場文學演算，這也許我們看過最勇敢的小說。它與《麥田捕手》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犀利、深刻，直面現實；一面傷感、憂鬱，留有希望。比起沙林傑的感傷，阿乙顯然更加勇敢。

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從作案的籌畫、實施、逃亡、被捕、受審，一氣呵成，教人屏息。活著的意義究竟何在？阿乙藉由此書對現代社會的人類生存本質拋出了大哉問；他以一貫的犀利冰冷，逼迫眾人正視自身內在最難以自處的部分，令人如坐針氈，他更以此作向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異鄉人》致敬。

阿乙，本名艾國柱，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西。擔任過警察、祕書及編輯。作品發表於《今天》、《人民文學》、《收穫》及《GRANTA》雜誌。曾出版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麽》、《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
《模範青年》、《鳥看見我了》中文繁體版已由寶瓶文化出版。

小說作品曾獲：
二○一二年，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二○一二年，《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
二○一二年，台灣《聯合文學》「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
二○一二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
二○一一年，《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
二○一一年，《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
二○一一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

目錄
【推薦序】殺與逃的雙股螺旋 丁允恭

開始
前奏
準備
行動
實施
逃亡Ⅰ
逃亡Ⅱ
逃亡Ⅲ
結束
審訊
遊戲
坐監
判決
上訴
庭辯
告白

【後記】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推薦序】殺與逃的雙股螺旋 / 丁允恭（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作家）
關於這本書，首先，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殺人」。
阿乙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於是，我們要問：那Meursault（編按）走了以後又怎樣？
那是《異鄉人》裡面，在母親的喪禮之後、焦燥乾渴的刺眼日光之中，因為輕率的誤解而殺死了阿拉伯人的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他百無聊賴，他麻木不仁，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連辯解都不屑為之，所以自構了荒謬的末路。存在主義的年代，不為了什麼而做些什麼，意義的一再削減，終至虛無；這虛無也成為一面鏡子，反身看到無所依附的自己，成了一代文青的流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在開放槍枝持有的美國州份、一次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在貼上御宅標籤的秋葉原隨機刺殺事件後，當然，也在台北捷運令人悲傷的殺人事件之後，關於種種的「無意義殺人」，全都因為難以理解，而被反覆討論著。異鄉人裡頭這樣高蹈的哲學，抽象的關於存在的反省，卻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對於每一個具體殺人案件裡面，種種庸俗而真摯的好奇心。
Meursault縱然無賴，卻也稱不上可惡，關於那些真切地可惡著的人們，又或者所有那些擁有著「汪洋大的殺意、鼻屎大的動機」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殺人，我們還需要更現世的說法。
於是，我們有車載斗量的通俗犯罪小說，也有像村上龍的《寂寞國的殺人》這樣的社會評論；也於是，阿乙在目睹了學生殺人的社會事件以後，寫出了這本《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就殺人者的主觀意志而言，「殺人」常常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手段，可是在無意義殺人的情境下，殺人作為一種說話，通常是沒有對話基礎的對話。沒有對話基礎，我們又如何談論下去呢？
我們的社會，習慣於簡單的答案，與複雜的儀式，對於這些殺人事件，我們往往以死刑等手段作為回應，然而對於並不畏懼死亡的人，這樣的回話往往只能讓他們冷笑，甚至對他們的惡我們也無從真正懲罰。這種無奈的情境，或許只好交給小說家以細緻的筆法來摸索，找出真實對話的稀少可能出來。
迥異於Meursault的漠然，阿乙的兇手充滿了獨白，然而這樣的獨白，雖然對於真實事件中那些謀殺者的模擬未必精準，卻是跟讀者最交心的對話。
在殺人以外，就是「逃亡」。
花了生平裡面許多時間擔任犯罪追獵者 ── 警察的阿乙，決定採取被狩獵者的視角，展開一場逃亡之旅，也讓「逃亡」成為無意義殺人的意義所在，讓主角從殺人者的狩獵角色，轉置為被追捕的獵物角色。
逃亡本身就「不是」什麼，而並非「是」什麼。一場逃亡，就像是一隻不斷掙脫著自己舊皮的毒蛇一般，把過去所有拋諸腦後。「逃」也是常見的主動機，隨著情節的發展，它構成了一部公路電影，或甚至是一場RPG遊戲，不論基於道德感受使我們對逃亡者多麼厭惡，我們卻也不得不對他做出投射與同情，也讓整個閱讀的過程成為兇手的從犯。在逃亡的過程中間，載荷了沿途的風景，也豐富化整個蒼白的犯罪故事，更因為拉長展延的時間軸，讓一切有機會在敘事中被反芻消化。
在阿乙的手下，逃亡本身也是匪徒對警察、對政府，乃至於整個體制的嘲笑方式，更與「殺人」所構成的挑戰互為呼應。逃亡的成功，讓體制自己所號稱的效能，因為本身的臃腫龐大，或是年久失修，而完全失靈故障。然而在這淺層的譬喻之下，更是挑戰一整個使我們感到安逸釋然的社會系統，原來所有那些我們以為足以保護我們的機制並不可靠，當然他們日常如同匪徒一般的行徑就更不在話下。
就在殺人與逃亡之間，交雜出這部作品的雙股螺旋，敘事在其中纏繞向前。我們小說的主人翁，透過冷血無恥的殺人，與大逃亡歷程的構思與實行，也幾幾乎就要反向地英雄化了起來。我們不禁也會猜測，或許這也是阿乙對自己未必情願的警察生涯，一種漫不在乎的嘲笑？
然而或許是對更多事物一種更為廣泛的巨大嘲笑。


【後記】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 阿乙
現在回想這篇小說的寫作歷程，有如夢魘。它作為欲望的斑點，誕生於二○○六年夏，我看到一則簡短報導：一位年輕人殺死同學，沒人能找到他的殺人動機。當時我和文學的關係很簡單，只是一個普通讀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過，料想這報導也如此。但在幾個月之後，我發現它自行變大，成了一個可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裝載著對它的龐大理解和無窮編造，就像背負重物。二○○七年春節，我沒有回鄉過年，試圖將它產下來，但只寫出十五節。當年五一，續寫兩節，國慶時又加了一節，但被迫停手。因為寫作間隔時間太長，文本前後掣肘，互相矛盾，而詞句也因時間將盡而顯得倉促淩亂。當時它叫《殺人的人》，有八萬字左右，計畫總長度為二十四萬字。因為這個，後來我只敢寫短篇。一些人還以為這是一種文學上的自覺選擇。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一○年，在倒騰櫥櫃時看見材料，才想起還有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盡力搜集資料，如何曠日持久推算，如何試圖去法庭旁聽，如何鑽研卡繆、杜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這些狂熱的準備，以及它的草草收場，便被一種恥辱感緊緊包圍，就像一個窮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從頭來過，而生活中別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軌道運行過來，擠成一團。在祖母下葬的同時，我按照父親要求，購買新房，準備結婚。而因為寫作所帶來的對生活的敵意，我與女友的關係其實已走到盡頭。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著世界盃報導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覺就像游泳好手要將自己溺斃，「好，我陪你們去生活，陪你們買房、結婚、加班。」我像困獸憤怒行走，最終做出的卻是相反的選擇。今天看來，這個選擇沒有辜負我，但相比《月亮與六便士》裡的思特里克蘭德，以及不少狂熱的朋友，我還是缺少出格的勇氣。他們都曾為創造的理想辭職，而我只是命令自己無論如何也要開始。我容易在妥協狀態裡生存。我在開始時打上這天的記號，後來才知在四年前，同樣是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驅使，舉起屠刀。這是一種可怕的巧合。
最終因為我的專橫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上班，傍晚八點多回家，我總是試圖在網站工作中保護住精力，但每次回來都氣息奄奄，一個字也寫不動。然後我等週末。在週六，我會因為要找到續寫感覺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終只剩下周日能暢快地寫幾千字。在這過程中，平均每三天，父親都打電話來，以商量的口吻問：「找女朋友沒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說：「正因為你想讓我結婚，我有了一間房子；正因為要還月供，我不敢輕易辭職、跳槽；正因為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過父親電話後，我翻開電話簿，找到一個自認妥當的人，發短信：我喜歡你。她和我進行了接觸，但是猶疑。對女人來說，這種緊迫的求愛不但值得懷疑，還值得鄙視。在見到她後我笨手笨腳地抱她，被掙脫開，這事情就完了。後來父親問我如何，我說高攀不起。聽得出來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篇薄薄的小說終於修改完畢。當時是下午，窗外鋪陳死氣沉沉的建築物、冰塊、樹和時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傷應該從哪裡來。我有一個朋友在寫完長篇後嚎啕大哭，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但一直沒等來。我對自己很失望。當夜我失眠，恐懼像大風不停颳進空洞。我害怕這一切都是在做無用功。
後來我出門去談戀愛，換了兩次工作，並還清欠義人的房款。
這篇小說標題（原名）為〈貓和老鼠〉，偏近於對故事的解釋，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一個窮凶極惡地追，一個沒日沒夜地逃。小說的主人公在被無聊完全侵蝕後，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殺人，試圖贏得被追捕所帶來的充實。想一想這場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間夾一根燃燒的香煙，好在煙頭燒到皮膚時醒來，繼續逃命。（而「該幹些什麼」偏近於對一種狀態的解釋，偏近於象徵）。小說可用一句話概括：因為太無聊，並無法依靠自己解決這種無聊，主人公決定犯罪，與員警玩你追我趕的遊戲。它取材於新世紀後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在闡述犯罪動機時，當事人神神叨叨，看起來像是用瘋子的語言與外界交流。直到死刑執行，真相也沒出來。但他成為一隻籮筐，將很多專家、媒體、讀者的解釋都裝了進去，他們為著維護自己的利益、職責、良心還有可能是粗淺的見識，將他解釋成他們想像中的樣子，或者說是想要的樣子。我在其中之列。我想他就是因為無聊。我想提醒一下，這裡所說的無聊是個重要問題，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對別人的街談巷議（不是一種吊兒郎當）。它甚至可以被解釋為無助。如果有上帝，那麼它也應該成為上帝同情的一種遭遇。
我將他設置為一個純粹的人。就像電影《計程車司機》裡的特拉維夫，他的子彈注定要射出，至於射死的是總統候選人還是黑社會，他並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彈射出。他並沒有先天的善惡動機，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殺死總統候選人而可以擊斃黑社會成員，因此被捧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動為世人不齒，他們集體呼喊：
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殺死他！
在原初的動機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著「如何充實」，殺人只是這一動機的外延。我著重探究的是這一動機。從動機上看他和過去的我並無區別，很多年我都渾渾噩噩，無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戰。只是我止於語言，而這個主人公卻付諸行動。他設想過頻繁地做好事，好讓受恩人去搜尋他，但他想這樣的搜尋注定鬆弛、鬆散，從技術上並不能使他充實。因此他去當了惡棍。在殺那個漂亮、善良、充滿才藝的女孩時，他考慮的也是技術，因為殺掉一個完美的人，會激怒整個社會，進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寫作時我很平靜。我從來不讚美也不認同這種行為，但也沒有急不可耐或先入為主地對它進行審判。因為一個作者一旦將自己設置為正義的化身，他的立場便可能偏頗，思想便可能空洞，說教便可能膚淺，所揭示的也可能為人們所麻木。在這方面，我遵循卡繆的原則，像冰塊一樣，忠實、誠懇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無論光芒來自上帝還是魔鬼。
但最終我還是害怕，因為書寫這種罕見的罪惡，就像揭開一個魔盒的蓋子。我在小說中讓檢察官說，這種僅僅因為無聊而殺人的行為，它不可預測，使人膽寒，性質早已超越殺人放火、強姦拐賣，攻擊的是我們整個制度、傳統，以及賴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為這種創造的害怕——我創造了一個純粹的惡棍——最終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說有主人公卻沒有名字，因此討論起來就不方便。我既想你們看見作品，又想你們忘記它。
因為將自己太多的觀點投入到這個年輕的主人公身上，讓他演說出來，有不少人批評。認為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人說出三四十歲的人的話不妥帖。我認同這點。現在也很後悔。書出版後有幾起青少年的案件發生（最近的是紅領巾案），有好些記者和讀者在網路上tag我，說這就是《下面，我該幹些什麼》的現實版，認為我預言了某種現象。我什麼也沒預言，我取材的也是一件真實案件，我不可能去預言我所取材的那件案子。而這些後發的案子也教育了我，我想我對他們的理解越來越多，可惜當時我已經自以為是地寫了出來。
我到現在還很好奇，當初那個殺人者，他為什麼殺人，到底為了什麼。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留給我們一些支離破碎的密碼。現在我認為他也是在心智不成熟的情況下設定這個密碼的。就像我們隨便捉弄人，隨便拋出一個謎面，讓人苦苦地猜，而實情是什麼謎底也沒有。

【內文試閱】
兩點是約好的時間。一絲風沒有，巨大的光明映射在小石路和棗樹葉片上，哨兵孤零零站著，車輛不斷經過。我給她發短信，沒有回音。等待總是這樣，無盡荒謬，特別是等待一個女人。她們在出門前極其漫長地化妝、穿衣，試圖找到最合適的自己。她們對遲到很有道理。
兩點半，我判定她不會再來，走回房，在牆上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然後靠在牆上，承受巨輪沉沒一般的遺憾。我想只能隨便找個人，時間不多了。我戴好帽子，將彈簧刀藏於褲兜，走出門來，卻見孔潔正在和哨兵說話。她看到我，走過來。她今天梳著馬尾辮，穿著純白T恤、淡藍色裙子，脖子上掛著水晶鍊子，手腕戴寶石色小方錶，套著三圈紅色小佛珠，鞋首碼了一朵花瓣清晰的蓮花。她的生活被安排得如此精巧。她眼若黑珠，面若紅粉，嘴唇近乎透明，胸前起起伏伏透不上氣來，像是從畫中走出來。
我有些慌亂。
她說：「沒晚吧？」
我說：「早來晚來還不都一樣。」
她說：「我感冒了。」
我恍然大悟，禁不住為自己胡亂斷人羞慚。我覺得就是這麼好的一個姑娘啊，我要對她動手。但這時好像不是我要對她做什麼，而是她主宰著我，讓我去對她幹點什麼。她像聖母走在前頭，將我帶上臺階。
她問：「你怎麼還戴帽子？」
我說：「是內容的一部分。」
她表示不解，我又重複了一次，「就是內容的一部分。」
我有些語無倫次。走著走著，我渴望臺階能無止盡地延伸下去，可它們卻一級級地少。我對自己說：「沒事的，沒事。」
她說：「什麼叫沒事，這麼大的事。」
我看見細密的汗珠從她的脖子上滲出，晶瑩剔透。她真像一件光新的瓷器，身體滲出雨後綠樹才有的清香。我再也走不動了。她轉過身，等著我。這閒暇片刻，她用手攏住眼睛，看了一眼天空。那裡沒有一絲雲，藍色蒼穹深邃而無盡止，太陽像是無數電焊光聚攏一處。沒有任何聲音。她露出潔白的牙齒，像腦癱病人傻傻笑著。然後繼續走。我飽受折磨，幾次想喊住她，叫她滾，滾得越遠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親來，怎麼可以讓自己的女兒就這麼隨隨便便地去相信一個人？
她終於走到門口，問：「你嬸子是不是好難說話？」我說：「水離開盆了，就這樣。」她拉開門，裡邊漆黑一團，「怎麼不開窗簾？」我走去拉亮燈，關上防盜門和木門。她忐忑地說：「在裡邊？」
我嗯了一聲，走到臥室，撈起布簾探視。不知為什麼到這時候，我還要裝得確有其事。我說：「她睡著了。」她便細心察看屋內，看到旅行包，似乎明白，又看見洗衣機，「這個也要帶回老家？」
我木訥地點頭。
我們還奇奇怪怪地談了一些，事情看起來永不會發生。直到牆鐘的卷簧突然彈動。它就像一把彈中我的心臟，使我痛苦異常，緊接著鐘噹噹噹連響三聲。我笨手笨腳走到她身後，抱住她腰，捂緊她的嘴巴、鼻子。不停噴出的氣息，打擊著我的手掌。我的手像是死死摳進她的面頰骨。她試圖用手扳，扳不動，便掐，掐到什麼就像拿剪刀剪，然後又騰跳起來，就像一匹不肯馴服的幼獸。我沒想到她會有如此力量，不禁大汗淋漓。我倉促耳語道：「求求你溫順點，求求你。」
她猛然頓住，軟下來。作為感恩的一部分，我稍許鬆開手，讓她重新呼吸。後來我想這是合情合理的，一個男的想和一個女的發生性關係，多次動武不能奏效，說出這句話，她頓在那裡，準備懊惱地接受現實。但這不是強姦。我扯下牆上的透明膠，用牙叼住，扯出半尺長。她一直愣著，等到透明膠快要封死嘴巴，才又撕又扯。她像吐果皮一樣將它們吐出，然後雙手撲在空中，發出一聲尖叫。聲音像突兀的炮彈飛出去，劃出一道完美的弧線，準確落到遠處的街道，落在別人心臟上。我想幾分鐘後，軍人和老百姓便會操起武器，黑壓壓趕來。她還要喊，我捂住她，掏出彈簧刀，彈出刀刃，對著她的腰腹猛刺一刀。
這是我第一次殺生，手和心靈都空蕩蕩。就好像不是刀子在刺，而是泥潭似的肉將刀子吞吸進去，我的思維跟著瞬間被吞吸到一個光溜的地方。我想擺脫這可怕的感覺，又不聽使喚，連刺三刀，直到手被熱氣騰騰的血淹沒。熱臊的腥味像潮水一次次湧上房間。我拖著抽搐的她來到窗前，用刀挑開窗簾一角，看見哨兵正站在院內側耳聆聽，好像不能確信聲音是從院內發出的，就連是不是人類的叫喊也不能確定，但他分明是聽過的。沒人來印證，他極為遺憾地走回崗哨，自己給自己立上一正，站直了。
我大口喘氣。孔潔正往下掉，我鬆開手，她便整個滑落在地。她嘴巴張開，眼睛突出，眉骨、眼眶、鼻梁、面頰骨這些原本隱藏的部位全部顯現出來，而潔白的T恤已染出一團極端的紅，就像紅上澆了一層紅，它鮮豔怒放如牡丹，我從沒見過如此大的牡丹，覺得恐怖。
她被永遠毀了。就像一大塊玻璃被從頂樓扔下來，被永遠毀了，無法挽回。
我顫抖著扶住牆，眼淚婆娑地嘔吐起來。我竟將她，竟將一個人敗壞成這樣。但為著已鑄成的瘋狂，以及隨後站在這裡的法醫也能感到驚悚（他們總是對屍體熟視無睹），我蹲下，持刀在她臉上劃割，隨後朝肉身猛刺，就像在刺一個無用的水袋。刀刃斷掉，血污濺滿我的臉。我將她抱起，頭朝下，腿朝上，倒放於洗衣機。我跌跌撞撞朝衛生間走時，還看到她在朝洗衣機裡鑽。
我脫掉衣服，打開蓮蓬頭，沖洗自己，大片的血滑落下來，匯成紅色的水流。我一直低吼著沖洗，以為洗乾淨時，又見鏡中的後肩還有大片血污，不禁打出一個冷顫。我決定將肉身分為七個區域，從上到下逐片重洗。洗到一半我像遊魂走出來，在血泊中巡視，沒找到，又到洗衣機翻，終於找到她的手機。它還有信號。我拆掉電池，將它扔掉。
我重洗了一遍，穿上過去常穿的那件T恤以及球褲，拖上備用拖板，戴上帽子，背好旅行包。如此打點停當，我朝房間看了最後一眼，發現尼龍索和餅乾袋還在屋角，遂將尼龍索塞進旅行包，餅乾袋提在手上。我拉開窗簾，確信無人，打開門走掉。
我一邊走一邊將摻著鼠藥的餅乾渣倒在路邊，後來手實在抖，便扔了。哨兵背對著我，筆直站著，我將拖板拖得很輕，想悄無聲息走過去。但隨著距離越來越近，我明白這自信其實一擊即潰，我的背部說不定就有塊血跡像花朵愚蠢地開著。在穿上它前是不是檢查過，已不記得了，我想走回去。這時他的右腿像是抽筋，輕抖一下，接著一隻鞋離開地面。我眼睜睜看著他轉過身來。我僵在原地，雙腿狠狠搖動，發出要命的聲響（我怎麼就不穿一條長褲出來呢）。我哆嗦著嘴唇，不知作何解釋，就等他走下來逮住我。但他認出帽子下的我後，露出親密的笑容。他嘴唇啟動，像是有很多話說，我綿軟無力地搖頭，他便只說了一句，「你不舒服？」我點點頭，走過去。我想他很孤獨，找不到分享祕密的人。
我的身軀完整通過崗哨時，所有器官都解放開來，鼓噪著要抬起我，拚命跑。沒有什麼比壓制這種衝動更痛苦的事。我僵硬地抬起腿，放下腿，一步一步，朝前走。走到一定距離，才試著快一點，但又不敢讓他看出來。我想他正將手指叼在嘴裡，看著我的背部，苦苦思索。他是換崗上來的，不知院裡來過一位女生，否則很快就可以在我和一聲尖叫之間建立起聯繫來。他一聯繫起來，就會像火箭飛來，一腳將我踹倒，然後用反關節技術將我死死鎖住。
一輛計程車停下。我將旅行包扔進去，擠進後車廂，砰地關好車門，猛然癱倒。數秒後，師傅轉過腦袋來問：「去哪裡？」我才急忙說：「快，火車站。」計程車穿過一條街又一條街，駛上主幹道，像摩托艇在寬闊的水面飛行，我回頭看了幾次，確信無人跟蹤，方拆下手機電池，將帽子扔到窗外，並翻出剃鬚刀，慢慢刮起鬍子來。這時，我看到窗外從來沒有這麼好看的陽光，也從來沒有這麼和善的人，他們像兒童，天真地奔向鮮豔的花叢，載歌載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