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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兒童與青少年認知行為療法(萬千心理)》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特有的心理問題而著的認知行為治療手冊,其中匯集了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慢性軀體疾病以及抑郁、雙相障礙、焦慮障礙、進食障礙、排泄問題、破壞性行為障礙等問題,而特別開發的高效的治療技術與策略;同時還強調了家長以及整個家庭如何積極地參與到兒童的治療過程中。書中例舉了大量的臨床案例,生動地展示了開展兒童認知行為治療將遇到的問題和情境,并提供了豐富的可在臨床中使用的練習、活動與評估工具。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EvaSzigethy醫學博士,哲學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及匹茲堡兒童醫院精神病學、兒科和醫學副教授。
JohnR.Weisz哲學博士,美國專業心理學委員會認證心理學家,美國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系心理學教授,哈佛醫學院心理學教授,貝克法官兒童診療中心院長兼首席執行官。
RobertL.Findling醫學博士,工商管理碩士,美國西儲大學醫學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教授,西儲大學醫學中心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主譯者簡介:
王建平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精神醫學主治醫師;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心理咨詢與研究中心創始人,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心理學系副主任;主要從事心理障礙的評估和診斷、心理咨詢和治療、認知行為治療督導以及培訓等;目前主要研究強迫癥、延長哀傷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以及青少年常見情緒問題的發生機制和認知行為治療干預。
EvaSzigethy醫學博士,哲學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及匹茲堡兒童醫院精神病學、兒科和醫學副教授。
JohnR.Weisz哲學博士,美國專業心理學委員會認證心理學家,美國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系心理學教授,哈佛醫學院心理學教授,貝克法官兒童診療中心院長兼首席執行官。
RobertL.Findling醫學博士,工商管理碩士,美國西儲大學醫學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教授,西儲大學醫學中心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主譯者簡介:
王建平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精神醫學主治醫師;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心理咨詢與研究中心創始人,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心理學系副主任;主要從事心理障礙的評估和診斷、心理咨詢和治療、認知行為治療督導以及培訓等;目前主要研究強迫癥、延長哀傷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以及青少年常見情緒問題的發生機制和認知行為治療干預。
名人/編輯推薦
四十余位最具開拓精神且經驗豐富的臨床心理學家將他們的工作經驗、創新觀點與真知灼見都傾注于這本書中。對于所有在心理健康領域工作的人士來說,本書將是一份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寶貴資源。在兒童和青少年認知行為治療這個領域,沒有其他教材能與本書匹敵!
目次
第一章 認知行為療法:導言
發展簡史
共同原則
信念的作用
強化原理的作用
常見的誤解
新的進展與挑戰
總結
第二章 對兒童期發展性問題的考量
在發展性觀點下調整認知行為療法的重要性
基于發展上的考量對認知行為療法的調整
臨床工作者如何使基于發展水平調整后的
認知行為療法更為有效
不同的發展領域 第一章 認知行為療法:導言
發展簡史
共同原則
信念的作用
強化原理的作用
常見的誤解
新的進展與挑戰
總結
第二章 對兒童期發展性問題的考量
在發展性觀點下調整認知行為療法的重要性
基于發展上的考量對認知行為療法的調整
臨床工作者如何使基于發展水平調整后的
認知行為療法更為有效
不同的發展領域
總結和對未來的展望
附錄2-A 認知、社交和情緒方面發展性技能的評估工具
附錄2-B 根據認知、社會性和情緒發展制訂
治療計劃的實踐性建議
第三章 多元文化下的兒童與青少年
健康差異與循證治療
循證治療的調整所引發的爭議
認知行為療法治療多元文化背景兒童的利與弊
對多元文化認知行為治療的綜合概述
臨床建議
未來的方向
第四章 認知行為治療和精神藥理學的結合
藥物治療
聯合治療概述
臨床意義和應用
總結
附錄4-A 對兒童和青少年焦慮、抑郁和注意缺陷多動
障礙的
認知行為療法及藥物的聯合治療
第五章 抑郁和自殺行為
抑郁的認知行為治療
自殺的認知行為治療
注意事項和總結
第六章 雙相障礙
實證支持
雙相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特點
應用
考慮文化因素
治療中的特殊挑戰
總結
第七章 兒童期焦慮障礙:“應對焦慮的貓”項目
實證依據
認知行為治療的方法
治療計劃
概述:“應對焦慮的貓”項目
考慮文化因素
治療中的潛在阻礙
總結
第八章 兒童創傷后應激障礙
創傷后應激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理論
評估
應用
總結
第九章 強迫癥
實證支持
理論模型
應用
考慮文化因素
總結
第十章 慢性軀體疾病:以腸道炎為例
將認知行為治療法應用于一般的疾病治療的實證證據
初級和次級的控制強化訓練理論
PASCET-PI:以腸道炎為例
附錄10-A 技術和工具
附錄10-B 止痛訓練:引導想象
附錄10-C 給家長的工作表
第十一章 肥胖和抑郁:關注多囊卵巢綜合征
多囊卵巢綜合征——一種生理疾病
與兒童肥胖相關的心理因素
對兒童肥胖的行為治療的實證研究
治療兒童肥胖的認知行為治療核心技術
健康身體,健康心靈:一本干預手冊
總結和注意事項
附錄11-A 健康身體,健康心靈:挑選患者工作表
第十二章 破壞性行為障礙
實證研究
概念化框架
應用
文化問題
案例
總結
第十三章 遺尿和大便失禁
遺尿
大便失禁
總結
附錄 各章自測題答案
發展簡史
共同原則
信念的作用
強化原理的作用
常見的誤解
新的進展與挑戰
總結
第二章 對兒童期發展性問題的考量
在發展性觀點下調整認知行為療法的重要性
基于發展上的考量對認知行為療法的調整
臨床工作者如何使基于發展水平調整后的
認知行為療法更為有效
不同的發展領域 第一章 認知行為療法:導言
發展簡史
共同原則
信念的作用
強化原理的作用
常見的誤解
新的進展與挑戰
總結
第二章 對兒童期發展性問題的考量
在發展性觀點下調整認知行為療法的重要性
基于發展上的考量對認知行為療法的調整
臨床工作者如何使基于發展水平調整后的
認知行為療法更為有效
不同的發展領域
總結和對未來的展望
附錄2-A 認知、社交和情緒方面發展性技能的評估工具
附錄2-B 根據認知、社會性和情緒發展制訂
治療計劃的實踐性建議
第三章 多元文化下的兒童與青少年
健康差異與循證治療
循證治療的調整所引發的爭議
認知行為療法治療多元文化背景兒童的利與弊
對多元文化認知行為治療的綜合概述
臨床建議
未來的方向
第四章 認知行為治療和精神藥理學的結合
藥物治療
聯合治療概述
臨床意義和應用
總結
附錄4-A 對兒童和青少年焦慮、抑郁和注意缺陷多動
障礙的
認知行為療法及藥物的聯合治療
第五章 抑郁和自殺行為
抑郁的認知行為治療
自殺的認知行為治療
注意事項和總結
第六章 雙相障礙
實證支持
雙相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特點
應用
考慮文化因素
治療中的特殊挑戰
總結
第七章 兒童期焦慮障礙:“應對焦慮的貓”項目
實證依據
認知行為治療的方法
治療計劃
概述:“應對焦慮的貓”項目
考慮文化因素
治療中的潛在阻礙
總結
第八章 兒童創傷后應激障礙
創傷后應激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理論
評估
應用
總結
第九章 強迫癥
實證支持
理論模型
應用
考慮文化因素
總結
第十章 慢性軀體疾病:以腸道炎為例
將認知行為治療法應用于一般的疾病治療的實證證據
初級和次級的控制強化訓練理論
PASCET-PI:以腸道炎為例
附錄10-A 技術和工具
附錄10-B 止痛訓練:引導想象
附錄10-C 給家長的工作表
第十一章 肥胖和抑郁:關注多囊卵巢綜合征
多囊卵巢綜合征——一種生理疾病
與兒童肥胖相關的心理因素
對兒童肥胖的行為治療的實證研究
治療兒童肥胖的認知行為治療核心技術
健康身體,健康心靈:一本干預手冊
總結和注意事項
附錄11-A 健康身體,健康心靈:挑選患者工作表
第十二章 破壞性行為障礙
實證研究
概念化框架
應用
文化問題
案例
總結
第十三章 遺尿和大便失禁
遺尿
大便失禁
總結
附錄 各章自測題答案
書摘/試閱
第五章
抑郁和自殺行為
FadiT.Maalouf醫學博士
DavidA.Brent醫學博士
抑郁的認知行為治療
實證證據
兒童和青少年中的抑郁障礙是比較常見的,會反復發作并帶來損害。抑郁在兒童中的患病率為1%~2%,在青少年中為3%~8%(Lewinsohnetal.,1998)。這是兒童群體發病和死亡的首要因素(Brent,1987;Bridgeetal.,2006),并可伴有在學校和工作中顯著的功能損傷、頻繁的法律介入,以及物質濫用和自殺風險的增加(Birmaheretal.,1996;KandelandDavies,1986)。
兒童和青少年抑郁急性干預的臨床準則建議使用抗抑郁藥物、心理治療,或者兩者都用,而其中被研究得最透徹的心理治療方法就是認知行為治療(Birmaheretal.,2007)。相比于其他療法,認知行為治療有著最為堅實的實證基礎來支持它對兒童抑郁的療效。臨床試驗和元分析已經顯示,單獨采用認知行為療法對于抑郁的治療是有效的(Birmaheretal.,2000;Brentetal.,1998;Harringtonetal.,1998;Weiszetal.,2006,2009;Woodetal.,1996)。然而,在青少年抑郁治療研究項目(TreatmentforAdolescentswithDepressionStudy,TADS)中,單獨采用認知行為治療對于急性治療的療效并沒有高于安慰劑,同時也低于單一的藥物治療(Marchetal.,2004)。認知行為治療為何沒有更有效,原因還未可知。心理治療的內容非常密集,因此可能是由于治療提供了太多的技能,但強度還不夠。然而,在18周的治療過后,單獨采用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趕上了”聯合治療和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Kennardetal.,2009b)。青少年抑郁的藥物及心理治療試驗(AdolescentDepressionAntidepressantsandPsychotherapyTrial,ADAPT)將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與聯合認知行為療法的藥物治療療效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兩者沒有差異(Goodyeretal.,2007)。盡管這些發現看起來可能與青少年抑郁治療研究項目(TADS)的結果不一致,但事實上在后者中,單一藥物治療和聯合治療在急性期反應率上的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對于那些較為嚴重的抑郁患者來說更是如此。因此,事實上,這些結果是與青少年抑郁的藥物及心理治療試驗結果相一致的,因為在后者的樣本中,其研究對象的抑郁更為嚴重,研究對象也更年輕,并且簡單的社會心理干預對其無效——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削弱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Curryetal.,2006;Renaudetal.,1998)。
在近期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將抑郁的青少年隨機安排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結果發現,認知行為治療相比常規護理具有許多優勢。認知行為治療能夠讓家長也參與進來,縮短癥狀緩解所需的時間,并需要更少的額外藥物治療。然而在這一研究中,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在治療結束時的緩解率是相似的,均為75%(Weiszetal.,2009)。另一項研究將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包括在初級護理中提供的抗抑郁藥物)的聯合治療與單一的常規護理進行比較(Clarkeetal.,2005),結果發現,患者對于聯合治療并沒有顯著的偏好,這也導致在常規護理中沒有太多門診病人,抗抑郁治療的依從率也比較低。
在對SSRI有耐藥性的抑郁癥青少年的治療項目(TreatmentofSSRI-ResistantDepressioninAdolescents,TORDIA)中,334名對SSRI抗抑郁劑試驗沒有反應的抑郁青少年被隨機分配到聯合和不聯合認知行為治療的藥物替換治療中。結果發現,相比于僅接受藥物替換治療的青少年,那些同時接受了藥物治療和認知行為治療的青少年的反應率更高(Brentetal.,2008)。有趣的是,認知行為治療對于存在共病的抑郁青少年的療效似乎特別好,尤其是伴有焦慮的抑郁青少年(Brentetal.,1998)。在該研究中,面對共病情況更多的抑郁青少年,認知行為療法與藥物的聯合治療相比于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更強大(Asarnowetal.,2009)。
研究已經發現,認知歪曲水平越高的青少年,對認知行為治療做出反應的可能性越低(Brentetal.,1998;Ginsburgetal.,2009)。父母關系和親子關系不和諧也會削弱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Birmaheretal.,2000;Feenyetal.,2009)。認知行為治療對于社會經濟背景更優越的青少年療效更好(Asarnowetal.,2009;Curryetal.,2006)。同時,對于那些有被虐待史的患者和那些父母當前正抑郁的患者來說,認知行為治療相比于其他治療的療效更差一些(Asarnowetal.,2009;Barbeetal.,2004;Brentetal.,1998;Lewisetal.,2010)。總的來說,認知行為治療對于那些有共病、有自殺意念和無助感的患者來說,是一種療效穩固的治療方法;但對于那些有受虐史或者父母當前正抑郁的患者來說,效果會稍差一些。
對于那些由于有亞臨床抑郁癥狀、有抑郁的既往史或父母有抑郁史而處于高風險下的青少年來說,認知行為治療對于預防抑郁癥的起病也顯示出了一定的效果(Clarkeetal.,2001;Garberetal.,2009)。然而,如果在當前,患者的父母出現了抑郁,那么對于這類患者來說,認知行為治療的預防效果并不比常規護理更有效(Garberetal.,2009)。
認知行為治療模型
根據認知的素質―應激模型(Beck,1967),抑郁是認知易感性和應激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認知易感性被稱為圖式,患者自幼便形成,并由其生活經驗塑造而成。抑郁的圖式是一些認知結構,這些認知結構基于有關自我和環境(包括他人)的消極內部表征。當那些易感的個體經歷生活壓力時,由于這些圖式的影響,他們會進行消極的思考。他們自動的消極思維導致了抑郁的感受,并隨之出現適應不良的行為(例如,社會退縮)。現已證明,和抑郁的成人一樣,抑郁的兒童和青少年對于負性事件有著同樣的認知歪曲和偏見。抑郁的青少年對于自己和周圍的世界有著消極的看法,并且選擇性地注意環境中的負性刺激(MaaloufandMunnell,2009)。
抑郁和自殺行為
FadiT.Maalouf醫學博士
DavidA.Brent醫學博士
抑郁的認知行為治療
實證證據
兒童和青少年中的抑郁障礙是比較常見的,會反復發作并帶來損害。抑郁在兒童中的患病率為1%~2%,在青少年中為3%~8%(Lewinsohnetal.,1998)。這是兒童群體發病和死亡的首要因素(Brent,1987;Bridgeetal.,2006),并可伴有在學校和工作中顯著的功能損傷、頻繁的法律介入,以及物質濫用和自殺風險的增加(Birmaheretal.,1996;KandelandDavies,1986)。
兒童和青少年抑郁急性干預的臨床準則建議使用抗抑郁藥物、心理治療,或者兩者都用,而其中被研究得最透徹的心理治療方法就是認知行為治療(Birmaheretal.,2007)。相比于其他療法,認知行為治療有著最為堅實的實證基礎來支持它對兒童抑郁的療效。臨床試驗和元分析已經顯示,單獨采用認知行為療法對于抑郁的治療是有效的(Birmaheretal.,2000;Brentetal.,1998;Harringtonetal.,1998;Weiszetal.,2006,2009;Woodetal.,1996)。然而,在青少年抑郁治療研究項目(TreatmentforAdolescentswithDepressionStudy,TADS)中,單獨采用認知行為治療對于急性治療的療效并沒有高于安慰劑,同時也低于單一的藥物治療(Marchetal.,2004)。認知行為治療為何沒有更有效,原因還未可知。心理治療的內容非常密集,因此可能是由于治療提供了太多的技能,但強度還不夠。然而,在18周的治療過后,單獨采用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趕上了”聯合治療和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Kennardetal.,2009b)。青少年抑郁的藥物及心理治療試驗(AdolescentDepressionAntidepressantsandPsychotherapyTrial,ADAPT)將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與聯合認知行為療法的藥物治療療效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兩者沒有差異(Goodyeretal.,2007)。盡管這些發現看起來可能與青少年抑郁治療研究項目(TADS)的結果不一致,但事實上在后者中,單一藥物治療和聯合治療在急性期反應率上的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對于那些較為嚴重的抑郁患者來說更是如此。因此,事實上,這些結果是與青少年抑郁的藥物及心理治療試驗結果相一致的,因為在后者的樣本中,其研究對象的抑郁更為嚴重,研究對象也更年輕,并且簡單的社會心理干預對其無效——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削弱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Curryetal.,2006;Renaudetal.,1998)。
在近期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將抑郁的青少年隨機安排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結果發現,認知行為治療相比常規護理具有許多優勢。認知行為治療能夠讓家長也參與進來,縮短癥狀緩解所需的時間,并需要更少的額外藥物治療。然而在這一研究中,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在治療結束時的緩解率是相似的,均為75%(Weiszetal.,2009)。另一項研究將認知行為治療和常規護理(包括在初級護理中提供的抗抑郁藥物)的聯合治療與單一的常規護理進行比較(Clarkeetal.,2005),結果發現,患者對于聯合治療并沒有顯著的偏好,這也導致在常規護理中沒有太多門診病人,抗抑郁治療的依從率也比較低。
在對SSRI有耐藥性的抑郁癥青少年的治療項目(TreatmentofSSRI-ResistantDepressioninAdolescents,TORDIA)中,334名對SSRI抗抑郁劑試驗沒有反應的抑郁青少年被隨機分配到聯合和不聯合認知行為治療的藥物替換治療中。結果發現,相比于僅接受藥物替換治療的青少年,那些同時接受了藥物治療和認知行為治療的青少年的反應率更高(Brentetal.,2008)。有趣的是,認知行為治療對于存在共病的抑郁青少年的療效似乎特別好,尤其是伴有焦慮的抑郁青少年(Brentetal.,1998)。在該研究中,面對共病情況更多的抑郁青少年,認知行為療法與藥物的聯合治療相比于單一藥物治療的療效更強大(Asarnowetal.,2009)。
研究已經發現,認知歪曲水平越高的青少年,對認知行為治療做出反應的可能性越低(Brentetal.,1998;Ginsburgetal.,2009)。父母關系和親子關系不和諧也會削弱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Birmaheretal.,2000;Feenyetal.,2009)。認知行為治療對于社會經濟背景更優越的青少年療效更好(Asarnowetal.,2009;Curryetal.,2006)。同時,對于那些有被虐待史的患者和那些父母當前正抑郁的患者來說,認知行為治療相比于其他治療的療效更差一些(Asarnowetal.,2009;Barbeetal.,2004;Brentetal.,1998;Lewisetal.,2010)。總的來說,認知行為治療對于那些有共病、有自殺意念和無助感的患者來說,是一種療效穩固的治療方法;但對于那些有受虐史或者父母當前正抑郁的患者來說,效果會稍差一些。
對于那些由于有亞臨床抑郁癥狀、有抑郁的既往史或父母有抑郁史而處于高風險下的青少年來說,認知行為治療對于預防抑郁癥的起病也顯示出了一定的效果(Clarkeetal.,2001;Garberetal.,2009)。然而,如果在當前,患者的父母出現了抑郁,那么對于這類患者來說,認知行為治療的預防效果并不比常規護理更有效(Garberetal.,2009)。
認知行為治療模型
根據認知的素質―應激模型(Beck,1967),抑郁是認知易感性和應激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認知易感性被稱為圖式,患者自幼便形成,并由其生活經驗塑造而成。抑郁的圖式是一些認知結構,這些認知結構基于有關自我和環境(包括他人)的消極內部表征。當那些易感的個體經歷生活壓力時,由于這些圖式的影響,他們會進行消極的思考。他們自動的消極思維導致了抑郁的感受,并隨之出現適應不良的行為(例如,社會退縮)。現已證明,和抑郁的成人一樣,抑郁的兒童和青少年對于負性事件有著同樣的認知歪曲和偏見。抑郁的青少年對于自己和周圍的世界有著消極的看法,并且選擇性地注意環境中的負性刺激(MaaloufandMunnel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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