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37（簡體書）

這是一次駭人驚心的旅程，走過血跡斑斑的弄堂，來到1937年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最大的國際都會——上海。
這是一場不能被忘卻的戰役，一個外國記者帶我們重溫那段悲壯的歷史，既糾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中心”說，也填補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空白。

在西方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1939年9月1日，當天納粹德國入侵波蘭，英法等國隨後對德國宣戰。然而，如果從1937年蘆溝橋事變算起，此時中日開戰兩年多，戰火已經燃遍了半個中國。近年來有一些歷史學家開始糾正這一歐洲中心的觀點，但是研究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英文作品依然非常稀少，這也是本書作者何銘生的感歎。
多達100萬中日士兵捲入淞滬會戰，近300萬中國平民被迫親身經歷了這一戰役，其中大多數都成為此次戰役的受害者。淞滬會戰在塑造現代世界格局上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它最終導致珍珠港事件的爆發，並且使得亞洲局勢動盪達70年之久。
兩栖作戰、坦克襲擊、空中作戰，最重要的是城市作戰等戰爭形式都在1937年的上海上演。這是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彩排，更準確地說，作為第一次世界性戰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幕式。
本書在內容與表達上皆屬佳作。書內戰爭照片珍貴罕見，資料背景研究也極其詳盡。作者從學術層面的軍事立場披露了此戰役許多不為人知之處，並由此獲得了各界好評。

序 言
第一章 三具屍體
第二章 黑色星期六
第三章 血肉之軀對抗鋼筋鐵骨
第四章 “萬歲！萬歲！萬歲！”
第五章 血流成河
第六章 東方凡爾登
第七章 “孤軍營”
第八章 潰不成軍
第九章 後果
附錄
戰鬥序列

第一章 三具屍體
7月7日至8月12日

一輛彈痕累累的轎車戛然停在機場入口處，不遠處，兩名原本在轎車內的男子橫臥在地上。從血跡斑斑的軍服上能辨認出他們是日本海軍精銳部隊——海軍陸戰隊的士兵。腦漿濺滿儀錶盤表明其中一名士兵死于轎車內，然後又被拖出車外，接著被又砍又踢，直至被搗成了肉醬。他的半邊臉已不見蹤影，胃部被切開，令人作嘔的腸子在夜色中隱隱泛著白光。另一名男子逃出汽車，但沒跑幾步便被擊斃。幾步之遙的地方躺著第三具屍體，身著中國軍服。
1937年8月10日星期二黎明前的幾小時，黑夜仍籠罩在上海市區以西約13千米的虹橋機場，調查人員必須借助汽車前燈及手電筒的燈光展開調查。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中國的，當然也有日本的、英國的、法國的以及美國的偵探——他們是外國勢力的代表，近一個世紀以來他們在中國最大也是最繁華的城市裡如同在家一樣作威作福。在場的還有來自殘酷無情的新聞界——上海英文和中文報社的記者們。雖然時值令人討厭的深夜，但他們不得不趕至現場。這可能案情重大，非常重大。
調查人員很快確認血肉模糊的死者是現年27歲的中尉大山勇夫，第二具屍體屬於大山勇夫的司機、一等兵齋藤要藏。而中國死者具體身份尚不得而知。案發現場像是一次尋常槍戰，但是仍有太多謎題需要解答：日本人來距他們的營地數千米的軍用機場做什麼？誰先開的第一槍以及為什麼他決定開火？中國調查人員與他們的日本同行在這些問題的答案上無法取得一致。他們在案發現場走來走去，四處搜尋地上的證據，並且時不時地爆發激烈的爭論。在日出前他們結束了調查工作，但仍未對到底發生了什麼達成共識，隨後他們各自驅車返回市區。
中國的和日本的調查人員之間的針鋒相對絲毫不令人奇怪，在此前的五周內，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其他地方，兩國之間的緊張態勢已經急劇上升。這些緊張局勢是由於北方數百千米外的一場不宣而戰的爆發引起的。事件發生在七月初一個燥熱的夜晚，一系列的誤會導致日本兵和中國士兵在北京附近爆發混亂的衝突。很快，事件似乎呈現繼續激化的態勢，因為這座古老皇城周圍越來越多的地區莫名地捲入這場衝突。迄今為止，處於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成功避免了任何敵對狀態，但是眾所周知，和平也許不會持續太久了。
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未知。南京的中國政府作何打算？過去十年間他們在這座長江流域的城市統治著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東京的軍事及政治決策者在制訂怎樣的計畫？北京的動盪會演變成一場波及整個中國的全面戰爭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也將影響到數以萬計居住在上海及長江流域其他大城市的日本人——士兵、外交家及商人。他們知道，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將深處敵人的領土之上，數以百萬懷有敵意的中國人環伺周圍，他們將會危機四伏。在目前情況下，需要的只是一個小小的火花。機場事件極有可能恰恰就是那個火花。
調查人員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他們不能通過必要的手段解決這個棘手的任務，後果將是什麼。即使他們期望和平，但很顯然上海這座城市已經進入備戰狀態。當他們驅車穿過依然黑暗的郊區從虹橋機場返回市中心辦公室時，車燈掃過塗成白色的樹木，間或可見一些沙袋陣地及孤獨的中國哨兵的輪廓。正規地說，這些哨兵屬於保安總團，這是一個准軍事化組織，根據幾年前簽訂的一份國際協定，保安總團是唯一可以駐紮在上海地區的中國部隊。然而，有謠言流傳稱他們事實上是第88師士兵偽裝的，該師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訓練有素的部隊之一。
進入市區後，車輛首先經過法租界，然後是公共租界。遠離中國國民居住區的喧嘩和髒亂，外國人在上海的這兩片區域過著舒適逍遙的生活。有些租界區無異於倫敦、巴黎或者波士頓：楓樹林立的街道兩旁是“大使電影院”“維也納舞廳”“幸福時光咖啡廳”等極具異域風情的商家。諸如此類的環境設計似乎能給人一種安全的假像。這裡不是歐洲或美國，而是亞洲。正如最近發生的一樣，看似平靜的表面隨時可能破碎，並且暴露出底層更加醜陋和更加暴力的現實。
事件發生在閘北區，這是一處工薪階層居住的社區，北面不遠處就是裝飾風格極具藝術風味的公共租界。早在20世紀初的繁榮時期開始，閘北區憑藉其承諾提供工作、食物和住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農村移民。這導致了狹小的生活空間人滿為患，並且閘北區已經成為麻風病肆虐的貧民窟，使得上海的外籍人士避之唯恐不及，他們索性假裝它並不存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但也有例外。早在五年前，閘北區就是中國士兵和日本兵之間激戰的場所，他們熱衷於以一種短暫的非正式戰爭互相短兵相接。1932年初的五周內，持續不斷的、令人不安的槍聲隨風傳到公共租界，成群的難民曾拼命地試圖進入外國人居住區尋求避難，但大多徒勞無功。
最終，日本人雖然取得勝利，卻付出了慘痛代價；而中國人雖然以失敗告終，卻收穫很多。他們贏得了自信。在遭受外國帝國主義壓迫下近一個世紀的屈辱之後，中國人現在知道他們可以反擊並且予以痛擊，即使面對所有侵佔其領土的最囂張、最無情的令人痛恨的殖民國家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這還不是中國人從1932年戰爭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很顯然，與日本的任何新衝突都很可能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在這次衝突結束的五年後，儘管經過多年的繁忙重建工作，閘北區仍然背負著那次短暫而激烈暴力衝突留下的瘢痕。現在，衝突的威脅再次臨近，而且事關重大。調查人員回到他們的辦公室時，黎明籠罩了整個上海。如果這次危機處理不善，誰也無法預料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流血事件，同時數百萬無辜的居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在接下來的幾小時，雙方各自發佈了有關事件不同的說法。根據中國人的說法，日本人的汽車試圖強行闖入機場大門，入口執勤的保安總團士兵示意司機齋藤要藏停車，但他突然調轉車頭，而中尉大山勇夫用自動手槍向中國守衛開槍。隨後中國人才開火，大山勇夫在槍林彈雨中被射殺。齋藤要藏試圖跳車，也被擊斃。中國守衛指揮官告訴一個西方記者，這不是第一次日本人試圖進入機場，在過去兩個月內，此類事件多次發生，他們“顯然是在執行間諜任務”。
不出所料，日本人的報告將整個事件歸咎於中國。報告聲稱大山勇夫沿機場週邊的公路駕車，並無意進入機場。突然，汽車被保安總團部隊逼停並被包圍，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他們的步槍和機槍一起開火，大山勇夫幾乎沒有機會還擊。兩個日本人有權在公共租界的公路上行駛，日本人的聲明認為此次事件明顯違反了1932年的和平協定。該聲明的結論是：“我們要求中國人對此次非法行動承擔全部責任”。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尚未解決：穿著中國軍服的死者是誰？如果大山勇夫無法還擊，他是如何喪生的？一個日本醫生在案發後第一時間抵達現場，他特別留意了那個人的外貌。醫生聲稱他的頭髮很長，而且指甲幾乎達到了女性的長度。這很奇怪，因為國民黨軍隊不允許這樣。更為奇怪的是致命的子彈射入那個人的後顱骨。他是從後面被射殺的，典型的行刑式。結論似乎無可辯駁：他不是一名士兵，也不是在這場槍戰中喪生的。
對一些有浪漫情懷的外國人而言，上海是“東方巴黎”，而對其他人而言，它是“東方皇后”，值得為之奮鬥。1937年，它就擁有350萬常住人口。同時，它是繼東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它還是打開整個亞洲地區財富的金鑰匙。有一本頗受歡迎的旅行指南曾自豪地稱上海是48個不同國籍人的家。大部分居民是中國人，另有7萬多常住人口是外國人。日本人——一個快速擴張的年輕的、饑渴的帝國的居民——是最大的群體，大約有20000人。英國人和俄羅斯人緊隨其後，後者主要是為了逃避1917年大革命的移民，他們都不足10000人。美國人、加拿大人也有相當數量，另外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有居民在此，如希臘、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蘭等。
不同國籍的人都被吸引到上海無非為了一件事——貿易。商業是這座城市不可思議轉變背後的驅動力。這種轉變見證了一群破敗的村莊聚攏成一個小鎮，繼而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拓展為一個龐大的現代都市。1842年，沒落的中華帝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慘敗給大英帝國，作為勝利者的特許權，宣佈開放上海的對外貿易。幾十年來，由於臨近長江入海口的獨特地理位置上海迅速繁榮起來。一方面，通過中國最長的河流上海與中國一些最重要的區域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它提供了進入海洋和全球貨運航線的直接通道。中國的棉花、桐油、毛皮等產品運往國際市場需要經過其碼頭，因而上海可以分得一杯羹。而另一方面主要返回一種商品——鴉片。
不過，上海的快速發展並不僅僅在於其地理位置，它還建立在成千上萬中國農民的辛苦勞作之上。不同于外國居民，他們乘著舒適的蒸汽船從大洋彼岸進入這個城市，而農民多是扛著他們唯一的財產從內陸徒步而來。他們多在工廠車間做工，從而將上海轉變為一個工業重鎮。很多人都別無選擇。他們留在身後的貧困農村比這更糟。然而，可以想像，在上海社會底層的生活也沒什麼指望並且更加艱難，絲毫不遜於歐洲資本主義在其最黑暗的狄更斯時代所造成的苦難。白天幹著繁重並且通常很危險工作，而晚上住在擁擠和不安全的宿舍樓。對此的絕望也為上海早期工人運動提供了溫床。
並不是所有的新來者都進了工廠。年輕漂亮的很可能都被引導到世界上曾經最大的性產業中。這是一種可以迎合每一種品位、每一個性變態者以及每一個錢包的職業。處於頂層的是那些完美無瑕的女人，她們舉止優雅，並且精通東方愛的藝術，如果她們的顧客需要，她們還能吟詩作對。而在底層，則被稱作“釘棚”，甚至抵著黝黑的小巷牆壁快速接客。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士兵及海員組成了可觀的客源，其中日本人展示了獨有的效率。一位日本帝國海軍上將曾解釋說：“我們將士兵分為三十人一組，讓他們依次洗澡更衣，然後排隊進入慰安所。”
賣淫與上海龐大的犯罪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賭博和敲詐也是如此。大城市會滋生有組織犯罪並不足為奇，但是，與上海相比，“艾爾•卡彭的芝加哥只不過是一個保守、幾乎是安分守己的偏遠小鎮”，中國作家韓素音如此評論道。陰險毒辣的青幫主宰著上海的黑社會，允許其幫會成員肆意橫行不法。青幫滲透到員警機關之後，他們的勢力更加不可撼動了。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們能夠迅速有效地解決針對外籍人士的犯罪，促使外國政府容忍他們的存在，儘管他們不是很情願。
除了所有其他的苦難不得不忍受，上海那些無名的窮苦大眾還要經歷20世紀頭25年間席捲中國的劇烈的政治風暴。1911年，中國最後一個王朝以驚人的速度崩塌，從而結束了延續2000年的封建皇朝系統，但也開啟了多年的動盪格局。推翻皇帝的革命者們希望構建歐洲模式的共和政體，但是這個國家卻陷入了軍閥混戰。這些貪婪暴虐的軍閥是腐敗的新寡頭政府的實權派，他們紛紛覬覦上海，因其鴉片貿易獲利豐厚。因此，這座城市在他們手裡幾度易手。
顯然，不管對上海還是中國來說，這都不是長久之計。20世紀20年代無休止的自相殘殺的戰爭引發了對統一的呼喚。20世紀20年代下半段，將全中國納入一個政府的管控下的運動獲得了支持。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出現了，他雄心勃勃且冷酷無情，儘管在日本接受過教育，但他擁有強烈的愛國心。他的名字叫蔣介石。他出生於1887年，年富力強、鬥志昂揚，這是那個動盪危險時代所呼喚的。1926年，蔣介石帶領龐大的國民黨軍隊從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出發。他一路向北挺進，希望將途經的所有省份納入他的控制之下。上海也是他的途經之地。1927年春，他的部隊抵達上海。
控制上海的軍閥紀律渙散，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他們對此也很瞭解，甚至在真正的戰鬥打響前即作鳥獸散了。但共產黨卻另當別論了。儘管與蔣介石展開了合作，但他們暗示了接管上海的意圖，利用他們現有的組織在城裡開展罷工並派遣武裝力量巡邏街道。在心懷恐懼的青幫的幫助下，蔣介石果斷地、殘酷地進行了打擊。被捕入獄的工人積極分子要麼被斬首，要麼投入機車熔爐活活燒死。其中一名工會領袖更是被打得半死，然後被扔進坑裡活埋。這次鎮壓如此殘酷徹底，以至於共產主義在上海無法獲得一處落腳點，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另一方面，上海的黑社會勢力卻比以往更加強大。
1927年的屠殺絕大部分發生在上海的中國居民區，五年後與日本人的短暫戰爭也是如此。1932年1月，忙於在中國東北建立非正式帝國的日本軍官們現在把他們覬覦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他們買通了一幫中國暴徒襲擊了一群日本牧師，然後，作為“報復”，派遣海軍陸戰隊從公共租界進入閘北區，以給中國人一個教訓。日本人的摩托車在街上來來回回地掃蕩，並用車載機槍掃射街面，然而，他們遭遇了中國狙擊手的火力。他們中的一些是普通士兵，還有青幫成員，但所有的行動並未取得協調一致。
日本投入了更多部隊，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的增援部隊包括精銳的第87師和第88師，配備德國現代軍事裝備，並經過作戰經驗豐富的德國顧問訓練。德國人將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的致命策略帶到東方，並教授他們的中國門徒如何準備近戰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由沙袋厚牆保護的深溝及遍佈鐵絲網的密林組成。這些取得了致命的效果。日軍步兵陷入機槍的交叉火力網中，從而被無情地撂倒。他們的坦克在狹窄的巷道中毫無機動的空間，他們經常發現自己就像競技場中流血的公牛一樣被困在原地，什麼都看不見，只能等死。
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戰場依然集中在閘北。日軍的技術優勢最初沒有得到發揮，但逐漸地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這足以使平衡點發生傾斜。停泊在黃浦江畔的戰艦上的炮擊將閘北區大部分變成了冒煙的廢墟。雙翼飛機完成掃尾工作，在殘壁上一輪輪地狂轟濫炸，並且對移動物體進行瘋狂的機槍掃射，不管是否穿著制服。將手無寸鐵的平民當做目標激起了世界的怒火，因為這個世界還沒有習慣於恐怖轟炸的嚴酷現實。
針對中國人抵抗的最後打擊發生在2月下旬，日軍的一個師團出人意料地從上海北部的長江沿岸登陸，從背部攻擊守衛者。3月初，當外交介入時，已有50萬居民淪為無家可歸的難民。至少4000名中國士兵及數百名日本兵喪生。自1900年動搖了衰敗的清王朝的義和團運動之後，這是中國捲入的最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即便如此，它也僅僅是五年後規模更大、損傷更多的淞滬會戰的一次中等規模的預演而已。
1937年7月中旬，已退休的荷蘭陸軍上校亨利•約翰•迪德里克•德弗裡梅裡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鮮寶石山度假地度假。作為中國政府的軍事顧問，他正在享受假期。當時中國政府更青睞德國的軍事顧問，但對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經驗豐富的軍官也敞開大門。某天清晨，亨利醒來後發現飯店門前飄揚著太陽旗，於是探聽原因，他得到的答覆很簡捷：“因為與中國在交戰。”幾周時間內，這位62歲的前炮兵軍官將代表皇家荷蘭東印度群島軍隊刺探日軍敵情了。
那個決定性的夏天，吸引世界注意力的不是上海，而是北京，那裡才是中國垂死掙扎的前線，面對的是對亞洲大陸貪婪之心驅動的日本。自世紀之交以來，日本軍事及文職官員們就深信，控制中國北部的豐富資源，尤其是煤炭及鐵礦，將會為日本與西方的古老帝國不斷競爭提供長期的後備支援。漸漸地，他們也開始考慮這一區域可以作為對抗蘇聯威脅的潛在緩衝區。於是，拿下與日軍在朝鮮殖民地相鄰的中國東北諸省似乎是合理的第一步。
1931年，日本人發動攻擊，炸毀了原屬於他們在東北的鐵路線。他們以此為藉口入侵該地區，並建立了傀儡政權，他們稱之為“滿洲國”。隨後，他們逐漸地進一步施加影響力，顯示了他們一點一點蠶食掉整個華北的野心。1935年，日本已經攫取並控制了河北省東部的22個縣，直逼北京門戶，並且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日本官員開始發表公開聲明，暗示中國北方五省應該脫離國家並納入日本的控制。理由之一是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正常運轉的國家，因此與西方殖民國家瓜分的非洲和亞洲資源豐富的殖民地沒有什麼區別。
1927年以來，蔣介石控制了大部分中國，他採取了一種向日本示弱的策略，直到他強大到足以抗衡日軍。他認為這是形勢所迫，不得不採取的政策。中國尚不發達，還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而他自己還未完全掌控他的國家，在有些地區僅僅是與當地軍閥組成了脆弱的聯盟，他的影響力還有限。無力剿滅共產黨的反抗運動進一步突出了他的弱點。儘管在上海進行了殘酷鎮壓，但零星的紅軍抵抗組織仍在整個農村地區活動。他認為如果他不得不時刻小心身後，他就不能開戰。
然而，他受到了北方強大的地方領導者日益增加的施壓，因為他們比他更能感受到直接來自日本的威脅，並且希望儘快結束島國持續的領土擴張。1936年年末，其中一位最著名的領導者利用蔣介石來訪時將其綁架並軟禁，直至蔣介石承諾採取更有力的措施遏制日本。蔣介石後來囚禁了他的綁架者，在感受到輿論不會再忍受綏靖政策後，他恪守承諾開始對抗日本人的挑釁。結果，就在1937年上半年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更加堅定的蔣介石開始領導中國抗戰。
日本同樣戰意已決。那年的夏天，駐紮在河北省的日軍沿東京的非正式“中華帝國”邊界頻繁發起軍事演習，絕大多數演習都在日落後舉行。他們甚至在中國人控制的北京附近舉行演習，就像其他主要外國政府的軍事力量一樣，他們也被允許在此保留有限的軍事存在。使演習變成常規意味著即可以保持戰備狀態，同時也可以恫嚇任何敢於反抗他們的人。6月下旬，日本人幾乎每晚都進行演習，而中國政府甚至不得不發佈宵禁，以避免發生任何不可控的事件。
因此，7月7日，一夥駐紮在北京附近豐台鎮的日本兵在馬可波羅橋（即盧溝橋，得名於600年前的一位威尼斯商人，他在自傳中提及此橋）進行夜間演習時並未引起任何人的特別注意。當他們在漆黑的深夜中謹慎前行時，幾聲槍響劃破夜空。軍官清點人數時發現一名士兵不見了，日軍開始變得越來越心神不定。
日軍假定這名士兵已被中國軍營俘虜，並前往搜尋。高度戒備的日本兵在深夜中分散前行，手指扣在扳機上，爭端已不可避免。零星的戰鬥在橋邊打響，接下來幾小時，日軍援兵開始向附近的宛平城開炮。與此同時，失蹤的士兵出現了，他顯然是未經允許去了妓院。但為時已晚，戰鬥已經打響。雙方皆有死傷，危險的界限已被跨越。
中國和日本官員開始談判，以遏制危機。四天后他們終於達成停火協議。但這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停火從一開始就因為雙方相互的憎恨和懷疑削弱了執行的基礎，並且雙方採取的措施只能使衝突升級。就在中國簽訂停戰協定的當天，日本內閣決定從中國東北、朝鮮及日本本土調集部隊至北京附近增援。在裕仁天皇的唆使下，日本的意圖已眾所周知，通過鎮壓北京周邊及附近港口城市天津的中國部隊，“給中國一個教訓”。一天后，蔣介石給駐紮北方的主力軍之一的第19軍發去電報，聲明道：“我現在決定向日本宣戰。”
日本人的援兵在7月末一到位，日本天皇就發佈命令指示當地指揮官“嚴懲北京—天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裝備精良的日軍發起了一系列聯合攻擊，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極其慘烈的流血事件。北京南部一個軍營的中國士兵幾乎被血洗一空，僅余的倖存者試圖穿過田地向北逃往北京城，但被日本人預設在逃生路線上的重機槍掃射成了碎片。受傷的士兵被扔在烈日下緩慢而痛苦地死去，而冷漠的農民只顧忙於撿拾對其有用的刺刀和其他裝備。
北京東部通往天津的路上發生了一場意外，這是戰爭現在已經開始的一個不祥的預警。地點是通州，這是一座由厚厚的磚牆環繞、笨重的木門保護的古老小鎮。最近它成為了傀儡政權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駐地。儘管小鎮官方上是由中國管理者運營並由本地保安隊維持治安，但他們不是真正的統治者。日本帝國由正規軍和令人恐懼的秘密員警——憲兵隊共同在此代理。此外，還有差不多400名日本及朝鮮居民，其中的一些是為駐軍服務的妓女，以及商人和他們的家人等。當地中國人極其痛恨這些外國人的存在。即使是當地的保安隊員，表面上是日本的盟友，暗地裡也痛恨他們的主子。
由於日軍指揮官準備在北京和天津周邊發動進攻，他們抽調了駐紮通州的大部分部隊，計畫部署他們參加即將到來的攻擊。這給了保安隊兩名警官一個期待已久的機會。7月29日的早些時候，他們派遣保安隊員湧上街頭。長劍在微弱的月光下隱隱閃著寒光，令人恐懼的口號“殺、殺、殺”回蕩在狹窄的小巷內。大部分日本男人已經被抽調走，隨之而來的與其說是一場戰鬥，不如說是一場屠殺。多年來被壓抑的憤怒在一場鮮血的狂歡中獲得釋放。保安隊員砍掉老年婦女的手臂、強姦年輕婦女，然後用刺刀刺穿她們的下體。他們砍下其他人的頭顱，並裝進護城牆的柳條籃裡。
屠殺過後，匆匆趕回通州的日本兵見到的是可怕的場景。其中一位陸軍少校桂月島回憶道：“我看見一位母親和他兒子被殺害，孩子的手指都被砍掉了。”他繼續描述了南門附近一家日本商店門口的可怕場景：“一個男人的屍體，很可能是店主的，他被拖出商店殺害，然後被扔在路上。屍體被切開，露出了肋骨和腸子，並且腸子已溢出到地上。”一個倖存者告訴《朝日新聞》一些日本居民在被殺前遭受了虐待：“我碰巧看見一個人被電線拉著走，那時我還以為他僅僅是被電線綁著，但是現在我知道電線貫穿了他的鼻子。”
通州被重新佔領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大屠殺，但形勢發生了逆轉。日本兵發動報復行動，砍掉所有他們能抓到的男人的頭顱，不管是否參與叛亂，並且姦淫婦女。收拾完通州後，他們開始掃蕩周邊的鄉村，搜尋任何看起來像逃匿的保安隊警官的人，如果距離遠無法確認的人，就將其擊斃。最後，他們開始在通州縱火。燃燒產生的黑煙在接下來幾天裡在北京城都可以看見，這令北京城的居民非常震驚。現在他們知道了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他們的生死將會是怎樣的。
居住在通州的385個日本和朝鮮居民中有223個喪生。然而，似乎沒有人願意去統計中國人的傷亡人數，但毫無疑問他們達到了相當的數量。可怕的是，與接下來日本兵進入東海岸人口中心後為炫耀武力造成的暴行相比，通州的暴力將很快變得相形見絀。然而，在東京，屠殺事件被一家軍國主義的新聞社詳細報導，並激起公眾極大的憤怒。這使得中國事件的緩和變得更加不可能，儘管日本統治集團的一些人仍然希望在最後一分鐘發生逆轉，避免形勢陷入混亂。裕仁天皇的皇弟高松親王在日記寫道：“現在，軍隊的態度是，我們將真正摧毀中國，打得他們十年都直不起腰。”
當盧溝橋衝突（七七事變）使中國華北的戰火迅速成燎原之勢時，國民黨將軍張發奎正在江西省東南部的廬山參加高級軍事人員常規培訓課程。他身材矮小、尖下頜，即使按當時的標準他也稱不上帥氣，而且在任何人群裡他都不出眾。事實上，與同僚的高級軍官一起時，他很容易被誤認是一個傳令兵。然而，他勇氣過人，並為他贏得了“張飛”的綽號。（張飛是中國古代一位半神話的將軍，因站在一座橋前單槍匹馬面對整個敵軍而聞名天下。）
將近41歲的張發奎在軍旅中度過大半生，他先是打過軍閥，然後對抗中國共產黨，甚至還反對過國民黨。就在幾年前，張發奎曾經投身於反抗蔣介石的造反運動，但是蔣介石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執掌最高軍事大權後原諒了他，並委任他負責圍剿上海以南數省廣大區域的共產黨根據地。但事實很快證明敵人已經改變了。在廬山夏季培訓進行時，日軍威脅越來越大。北京地區戰爭爆發之後，張發奎親眼目睹了北方軍隊的軍官縮短培訓，匆忙返回部隊。
廬山是蔣介石的夏季行宮， 7月16日他召集150多名中國政治和文化精英，商討對付日本人的策略。作為軍人出身的政治家，早在一年前，他還更傾向於謹慎的態度，如今，他宣稱已堅定決心。蔣介石告訴與會者：“這一次，我們必須作戰到底。”兩天之後，第一階段的夏季培訓結束，蔣介石會見了所有的結業軍官，並告知他們一旦戰爭從北京向南方蔓延他們將身負的職責和責任，而形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張發奎被告知要積極準備上海區域的行動。
同時，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戴笠也在積極搜集有關日本對上海意圖的情報，這並不是一件易事。戴笠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最陰險的人物，之前的數年間他花費了大量的經歷和資源用於鎮壓共產黨，而不是刺探日軍敵情。因此，在1937年這個關鍵的夏天，在有“小東京”之稱的由日本商業主導的上海虹口區，戴笠所擁有的情報網非常薄弱。一個是當鋪老闆，其餘的都是當地職員，他們都是受雇于日軍安全機構的雙重間諜。除了花邊新聞、謠言和小道消息，他們一無是處。一些聽起來極端聳人聽聞，但幾乎沒有可實際操作性的情報。其中一名雙重間諜曾報告他與一名醉酒的日軍軍官在七月的談話。“要不了幾天上海就是我們的了，”軍官告訴這個雙重間諜，相信他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之後你的工作就會突然變得繁忙起來。”
缺少了高效情報系統的眼睛和耳朵的支援，蔣介石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但他的確在調遣部隊，至少比1932年的戰鬥準備得更加完善。蔣介石從與日軍作戰經驗中深知軍備現代化的重要性，他啟動了一個軍備現代化計畫，旨在用技術和裝備武裝部隊，不僅可以鎮壓共產黨，還可以抵抗配備坦克、大炮及飛機的現代軍隊。他已經取得了進展，但還不夠。軍隊還存在嚴重的弱點，但現在沒有時間採取補救行動。
單純從數字上來說，中國似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但是數字是有欺騙性的。戰爭前夕，中國軍事力量由176個師組成，原則上每個師分為兩個旅，每個旅含兩個團。然而，僅有20個師擁有和平時期整建制的一萬名士兵和軍官，其餘的師通常僅有5000人。此外，蔣介石可以個人控制的僅有31個師，他不能指望其他人的忠誠。為了成功抵抗日本，蔣介石不僅需要依靠他作為軍事指揮官的軍事才能，還要依靠他作為聯盟締造者團結擁有強烈地方情節的將軍們的能力。
軍事裝備是另一個問題，軍備現代化建設原計劃1938年年底完成，事實也是如此。在每一種武器類別上，從步槍到野戰炮，不論是數量還是品質，中國都不如他們的日本敵人。國產大炮射程較短，鋼鐵製造技術達不到標準，這會導致槍管過熱，增加了炸膛的風險。某些武器甚至可以追溯到清王朝時代。很大部分的中國步兵從未接受過基本戰術的適當培訓，更不用說與裝甲部隊和炮兵的協同作戰了。在這糟糕的現狀中有一個重要的例外。整建制的第20師完全受控於蔣介石，它被認為是一支大致可以抗衡日軍的部隊，因為他們都通過了蔣介石的德國顧問設計的嚴格訓練。這些顧問是一群高技能的專家，在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的考驗前曾參加過普魯士軍事學院的培訓。
德國顧問團團長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並且很難想像還有誰比他更勝任這項工作。確實，58歲、削肩、駝背和禿頂等特徵讓他看起來不像軍人，但是外表掩蓋了他堅韌的性格。1918年，他協助德國的盟友奧斯曼帝國在巴勒斯坦對抗英國，這為他贏得了德國最高軍事獎——功勳勳章。很少有人比他更瞭解亞洲，他與這片土地的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之初。早在1900年，作為東亞第三步兵團的一名年輕中尉，他曾參加殖民帝國國際聯盟軍並在當年鎮壓了義和團運動。10年後，他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偕妻子游遍了朝鮮、中國東北和華北。從1912年至1914年，他在東京擔任德國皇帝的駐日武官。在接下來幾個月中，他將對他的知識善加利用。
中國的地面部隊素質參差不齊，空軍更是如此。空軍是國民黨軍隊的驕傲，這一資源被看得如此寶貴，以至於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避免派遣任何飛機飛往北方。它們是關鍵的資本，不應該被浪費。1932年的敵對衝突已經向他和他的將軍們證明，現代空軍非常必要。他們得出的結論非常具有預見性，如果把天空向敵人敞開將會非常危險。中國政府發起了一項野心勃勃的採購項目，並且在上海以西170多千米的杭州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秉承美國空軍嚴格訓練的訓練準則，從有抱負的飛行員中無情篩選，只留下最好的。
截至1937年年中，中國擁有600多架軍用飛機，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這一數字不僅令人印象深刻，同樣令人誤解。空軍的擴張主要由義大利人監督，這有利也有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向中國派遣了大量飛行員作為顧問並設法讓它的軍用飛機製造商控制了中國市場的主要部分。這使得中國人能以自身無法達到的速度建起了自己的空軍，但是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效率低下的問題。首先，受義大利人的影響，即使實際已成殘骸的飛機也會當做戰機加入名冊。這就意味著在敵對開始時官方所稱的由600架戰機組成的空軍力量，僅有91架可以投入戰鬥。當一個空軍高級指揮官將這一不受歡迎的真相告訴蔣介石時，蔣威脅要將其處死。
1937年夏，美國退役的空軍上尉克雷爾•李•陳納德來中國考察軍事實力，他認為由義大利顧問提供中國飛行員的訓練就是一場巨大災難。義大利人在中國中部的洛陽開辦了一所獨立的飛行學校，就像陳納德所說：“只要通過訓練課程，即可作為成熟飛行員予以畢業，無論其能力如何。”這將產生致命的後果。這個美國飛行員就曾注意到“貌似準備好對抗的戰機飛行員如何在基本的教練機中眩暈並殺死自己”。陳納德在參觀洛陽學校後曾這樣在日記中寫道：中國空軍尚未準備好作戰。
在杭州受訓的飛行員們則不是一個級別。其中一個是第四空軍團的22歲中尉龔業悌，1937年的整個夏天他都在接受大強度訓練。白天他在霍克3型戰機上進行飛行訓練，這是從美國最新引進的雙翼戰機，在中國空軍中主要用作俯衝轟炸機。他夜晚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軍王牌飛行員埃迪•裡肯巴克所寫的《迎擊飛行馬戲團》。最終要與日軍直面作戰使得龔業悌興奮不已。轟炸機場附近的類比目標時，他將那些目標想像成日軍的戰艦。他在7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戰爭無可避免，復仇的時刻到了。”
然而，一層陰影正籠罩在龔業悌渴望冒險的心頭。在航空學校接受長達18個月訓練的他最好的朋友在當月的一次飛行意外中不幸遇難。那是龔業悌一生中最悲傷的日子，但是通過閱讀裡肯巴克的戰爭回憶錄，他找到了幫助他走出傷痛的建議。這位美軍飛行員寫道：“戰爭最大的恐怖在於面對最親密的朋友突然離世，飛行員必須硬起心腸保持冷靜。”他還說過一定程度的情感麻痹是很有必要的，戰機飛行員必須保持清醒，他們不能允許自己被失去朋友擾亂心智而變得反應遲鈍。龔業悌在日記裡寫道：“我必須向裡肯巴克學習。”
儘管國民黨軍隊備戰存在相當大的漏洞，但在7月的某個時刻蔣介石決定是時候公開抵抗日本了。此外，他相信第一戰一定會在上海打響。這是一個深受法肯豪森影響的決策，並且具有很大的戰略意義。通過在上海地區發起新的敵對衝突，日本將被迫從中國華北前線轉移其注意力，從而預先阻止日本人向重鎮武漢推進。這也可以防止來自蘇聯的潛在的供給線被切斷。這是個明智的作戰計畫，日軍也未預料到。相反，東京的情報人員深信蔣介石將會派遣軍隊北上。
7月下旬的某天下午，一群高級軍官聚集在蔣介石在首都南京的官邸。參加了夏季培訓的張發奎將軍也在與會者之列。還有一個與會者是張治中，這個46歲的指揮官管轄從南京至上海中樞區域的軍事力量。這樣的會議一個接一個地召開，顯然這不僅僅是蔣介石的社交活動。為了達到預期成果，會議通常遵循相同的規定程式。首先，蔣介石提出一個議題，然後每個與會者輪流發表自己的看法，最後蔣介石做最後總結。接下來的是晚餐時間。這個炎熱夏天的議題毫無疑問：日本。所有人都講完後，蔣介石對所有觀點予以總結。由於中國已經決定抵抗，他說，應該首先在上海採取行動。這沒有轉圜餘地。
張發奎已經得知上海是他將要服役的地方，當天下午，蔣介石給他了更明確的指示，委任他領導擅長城市作戰的國民黨右翼軍，駐紮在黃浦江東畔上海浦東區，這一區域土地富饒、工廠繁多。張治中則被委任領導左翼軍並駐紮在黃浦江西畔。他沉默寡言、看起來有些病態，曾經擔任國民政府中央軍校教育長。所有軍官都對此提議持贊成態度，馬上意識到中國軍隊將會在上海而不是北京地區對抗日本。這一提議不僅有戰略意義，而且有戰術益處。中國北部平原地勢平坦，非常有利於日軍坦克等裝甲部隊作戰；而上海則相反，多溪流溝壑，利於防守。此外，上海縱橫交錯的公路及鐵路網非常有利於物資運輸。多年後，張發奎曾說：“我們想要開闢第二前線，發動進攻以粉碎日軍駐華兵力。我非常贊成在上海作戰，其他人也都贊成。”
張治中似乎是領導軍隊在上海市區作戰的最佳人選，而上海市區也是戰鬥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他曾經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接觸過很多高級軍官。這就意味著他和第87師及第88師指揮官私交甚篤，隨後這兩個精英師成為他新成立的第9集團軍主力，也是他上海戰役早期階段的主要資本。此外，他還有非常敏銳的作戰直覺。張治中認為中國對抗日本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中國保持被動；第二階段為1932年上海的第一次戰役，日本進攻，中國反攻；張治中認為現在將會是第三階段，日軍準備進攻，但是中國將會先發制人。
顯然張治中從未想過能在與日軍背水一戰中倖存下來，他把戰鬥看做很個人的事情，甚至命令女兒結束在英國的留學並在戰爭中回國效力。即使是這樣，他也不像看上去那樣是一個強壯的指揮官，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患有嚴重的疾病，他從沒向外界透露他的真實的身體情況，但是長年累月的辛勞工作讓他已是身心俱疲，瀕臨崩潰。事實上，就在最近，也就是1937年春天，他就曾從中央軍校請假。戰爭爆發時，他正在中國北部的港口城市青島住院，並且準備出國療養。他取消了他的計畫以能夠參與對日作戰。當他的女兒從英國返回，在戰爭前夕看到瘦骨嶙峋的父親時，深深為他擔憂。從戰爭伊始，他的身體能否勝任指揮工作就是個問題。
莉蓮•威林斯是一個九歲的俄羅斯猶太小女孩，她出生在上海。1937年7月，她正在莫干山度假。這是一個氣候涼爽、風景宜人的內陸度假勝地。在北京附近的海邊度假勝地因為戰爭變得不安全之後，上海的富人們非常喜愛來此地度假。一天，莉蓮的四歲妹妹告訴她曾經碰到蔣介石在一條山路散步，雖然周圍有很多士兵保護，但是他很和藹地對這個小女孩微笑，並且用英語跟她問好。莉蓮的好奇心被激起，於是計畫去蔣介石的別墅冒險，但剛到門口就被一群武裝士兵攔下，並警告她馬上離開。
在與中國軍事最高權力所有者蔣介石擦肩而過之後，莉蓮和父母返回了上海。戰爭的傳言並未改變這座城市，表面上仍是一片平和，即使是日本人的行為舉止也很正常，並且接著和其他的外國勢力代理人友好地競爭，絲毫不異於從前。來訪的東京明治大學的棒球隊擊敗了美軍駐上海艦隊的棒球隊伍，引起極大轟動。在7月14日法國解放巴士底獄紀念日這一天，停靠在黃浦江畔的日軍巡洋艦“出雲”號加入法軍旗艦艦隊，展示探照燈。人們都在抱怨上海的高溫天氣，擔心即將來襲的颱風季，好像天氣才是人們主要關心的事。
平靜的表面下是各種矛盾的軍事及外交消息加劇的緊張局勢。本地報社沒有根據地報導中國在北方前線取得大捷經常使得愛國人群放鞭炮慶祝。然而，這種情緒轉瞬即逝。卡羅爾•奧爾科特是美聯社的一名記者，他培養了一種能力：只要每天上午看窗外情形就能判斷公眾的情緒。如果成千上萬的居民趕往公共租界，“那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金條市場的人正在談論戰爭”。上海的人們已從五年前的衝突中學到了教訓，他們意識到戰爭爆發之前逃離交戰區域非常關鍵。一旦戰爭爆發，一切都晚了。他們也明白閘北區絕不是安全的地方。
這裡已出現了恐慌。7月24日晚，一名日軍水手報告失蹤，引發城中大規模搜查。戴著鋼盔、表情嚴肅的日本兵手持刺刀搜查黃包車和機動車。這一事件與之前的盧溝橋事變極其相似，在中國北方一名日本兵的短暫失蹤點燃了那裡的戰火。沒多久，大批居民離開閘北，他們或車推或肩扛著家中最值錢的物品。這種恐慌來得快，去得也快，四天后，大部分中國家庭又回到了家園。就像盧溝橋事變中發生的一樣，這名擅離職守的日軍在當地妓院尋歡之後又出現了。
即使令人不安的政治新聞滿天飛，上海仍是首屈一指的經商和掘金的地方。隨著戰爭的臨近，投資的人想出各種奇思妙想的方法，保護他們的財產躲過即將到來的風暴。一位船主弄到一張將自己公司歸到一家德國公司旗下的證明，在他的每條船上懸掛德國萬字旗，一位假冒的德國船長什麼事都不用做，只是穿著制服時不時在船頭溜幾圈。這位中國企業家認為日本軍隊不會抓捕任何懸掛德國納粹旗幟的船隻，因為這個強國最近展示了希望與日本提升關係的信號。他的騙術奏效了。在他的船隻沿長江航線通航時，疑惑的日本海軍官員通過他們的雙筒望遠鏡監視他們，很顯然認為有些不正常，但他們並未被攔截。
不同國籍、不同職業的人都感到了戰爭的臨近。在法租界，饒家駒教父正以一種不祥的預感關注著事件的發展。他在法租界的震旦大學一次失敗的化學實驗中失去了右臂，被公認為殘疾人中的鬥士。1932年，他已居住在上海，因此深知城市區域的現代戰爭給平民帶來的疾苦。他擔心苦難經歷會再次上演，並在一首詩中表達了擔憂：
上帝，請給我們希望！
未來都在你的掌控：今夜
烏雲更加密佈，
為我們驅走一些黑暗吧。

8月10日星期二上午8點30分，一群各色官員離開黃浦江畔的日本領事館，其中一些明顯是戴著軍帽的中國官員，一些是戴著殖民地風格遮陽帽的日本官員；大部分人穿著西方制服，很難判斷他們的國籍。這些人是匆忙組成的中日聯合調查組的成員，負責調查前晚虹橋機場槍擊案。他們深知必須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否則事情有失控的風險。無論穿著制服與否，雙方的人員裡都有渴望一戰的人，而這一事件很有可能就是他們需要的導火索。
在他們驅車前往機場的路上，沿途多出了一些幾小時前剛構築的沙袋路障，全副武裝的保安總團士兵侍立旁邊。在虹橋機場，他們在烈日下的事件現場走來走去，試圖尋求事件真相的一致意見，但是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現有證據不足以形成一個使雙方都接受的條理清晰的論述。日本人根本不相信這裡曾發生過槍戰。因為大山將他的手槍留在虹口海軍指揮部，那晚沒有佩戴武器。到底誰開火並射殺了穿中國制服的男人，他們堅信不可能是大山勇夫。
下午6點，調查人員返回市區。迫切想要瞭解案情的外國記者知道該找誰瞭解。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剛剛上任不到兩周，但已經成為西方記者的寵兒。他身材矮小、反應機智，還會說英文，他是這個城市對外面世界的國際面孔。可是那晚他一反常態，除了懇請中日雙方都保持冷靜外，他對記者們守口如瓶。他說：“雙方都應該保持鎮定，以防形勢繼續惡化。”39歲的俞鴻鈞當時處境艱難。他要對數百萬平民負責，同時他不遺餘力地準備阻止爆發公開的戰爭，而那時他的西方支持者還無法瞭解他所付出的努力。
實際上，俞市長正處在一個精心謀劃的騙局的中心，而這個騙局差點成功。對於8月9日晚虹橋機場究竟發生了什麼，整個世界也許都無法確切知道。然而，將近80年後，現有證據顯示這兩名日本兵是被引進國民黨軍隊埋伏圈的。張發奎時任國民黨軍隊右翼軍總指揮，他將此案歸咎于孫元良指揮的第88師士兵。多年後，年邁的張發奎說：“一小隊孫元良的士兵偽裝成保安總團隊員，1937年8月9日他們在虹橋軍事機場附近的路上抓住兩名日本軍人。他們指控這兩人正試圖進入機場。雙方爆發衝突，最終兩名日本人被殺。”
這給他們的上司出了一道微妙的難題。兩名被殺的日軍人很難給出合理的解釋。此事必須通報給俞市長，他就此事諮詢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童元亮，淞滬警備司令部是1932年衝突後成立的單位。他們決定採取快速的措施使現場看起來像中國守軍進行自衛才開火還擊。在他們的命令下，士兵將一名死刑犯帶到機場大門，並給他穿上守衛士兵的制服，然後將其擊斃。這是迫不得已的策略，如果不是中國屍體引發了質疑，這一計畫可能就奏效了。日本人不相信這個說法，整個計畫都泡湯了。相互之間僅存的一點信任也快速蒸發了。與其說是為了防止攤牌，而更可能的結果是掩蓋真相正在加速戰爭的爆發。
8月10日，俞市長密電南京，警告說日本人已經聲明他們不會讓這兩名士兵白白死掉。第二天，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拜訪俞市長，要求保安總團部隊全部撤離上海並拆除其所有防禦工事。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接受這一要求，因為從他們的角度出發，這顯然是日本人想要解除上海的防禦能力，與此同時增強他們在這個城市的存在。
8月11日，中國人猜測，日本正在準備增兵，正如《字林西報》所稱，這是上海歷史上“最壯觀的一次海軍力量展示”。20艘日本軍艦，包括巡洋艦和驅逐艦，巡航在黃浦江上，並停靠在“小東京”附近的碼頭。身著橄欖綠軍服的日本海軍走下踏板登岸，戰艦上的太陽旗迎風飄揚，來自當地日本人居住地的身著和服的婦女們微笑著向太陽旗鞠躬。
實際上，早在虹橋機場槍擊案發生之前，日本就已經決定增兵支援上海。為了增強僅有的2500名常駐此城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的力量，他們認為此舉非常有必要。日本國民正在匆忙從長江流域的大城市中疏散，這需要更多的部隊給予保護。日軍組織了防衛演習，但是日本軍界似乎不願在上海開闢第二條戰線，這恰恰與中國人傾向于在此區域擴大敵對狀態的原因相同。日本部隊將不得不從戰略性關鍵的北方撤離，而且蘇聯的威脅將跨越中國的邊界，同時他們將被拖入幽閉的城市環境作戰，這不利於他們的技術優勢的發揮，尤其是坦克和飛機。
日本海軍軍官意識到防止戰爭擴散到上海一天比一天困難，但是他們還是希望給外交交涉最後一次機會。同時，日本軍隊迫切希望在中國北方挑起戰爭，但是在上海地區，他們卻沒有顯示出那種好戰性了。如果最壞的狀況出現，他們傾向於將所有日本國民撤出上海。即使最終日本決定制訂計畫調派一支遠征軍趕赴這個城市，也是很不情願的，只是為了避免被指責逃避責任。薩沙•蓬特的父親是上海最富裕的棉花商人，他曾經問過一位熟人——一位中國將軍：“日本人究竟為什麼不考慮在上海作戰？”這位將軍只是笑了笑，答道：“他們不會。”
中國右翼軍總指揮張發奎將軍在戰後採訪中曾說：“日本沒有意願在上海作戰……我們採取主動就顯而易見了。”然而，採取主動並開闢一條新戰線並不是一個倉促的決策，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政治領導人們擔心進程過快，不得不嚴格控制他們的軍事將領們，以免他們被“渴飲日寇血”的強烈願望衝昏頭腦，而使前線形勢失控。左翼軍總指揮張治中就是一名渴望與日本儘快一決勝負的高級將領。然而直到7月底，他和他的部隊還在上海以西的蘇州焦急地待命，擔心唯一的機會被錯失。7月30日，他給南京發電報請求允許先發制人。如果日本允許在上海發動進攻，他認為，他將不得不浪費寶貴的時間用於從上海以西80多千米的駐地調動部隊。南京承諾說他的願望會實現的，但現在還需要耐心：“我們應該掌握制敵的主動權，但是我們必須等待時機成熟。繼續待命。”
8月11日時機到來了。日本人在黃浦江上炫耀武力並且公開要求中國准軍事員警撤離上海。在國內外公眾心目中，日本人充分暴露了其侵略者的本性，這使中國有正當理由展開行動。當天晚上9點，張治中接到南京將部隊調動到上海附近的命令。利用上海周邊發達的交通網，他火速執行命令。第87師士兵們立即登上事先準備好的300輛卡車。同時，火車上的平民乘客也被命令為第88師士兵讓出空間。總之，超過2萬名鬥志昂揚、裝備精良的士兵開赴了戰場。
上海火車北站，也就是閘北火車站，距離“小東京”只有幾個街區。8月12日星期四清早，附近的居民醒來後發現情景大有不同：成千上萬的士兵，他們身著國民黨卡其色軍服，頭戴德式頭盔，手榴彈在胸前蕩來蕩去。“你們從哪裡來？”上海居民問道，“你們怎麼這麼快就到了？”參觀了部隊後，一位元外國記者報導稱，他已感受到空氣中“強烈的緊張氣氛”，因為中國士兵看起來機智勇敢，他們已在連夜築起的防禦工事和掩體後就位。他們是第88師的士兵，毫無疑問，他們是整個國民黨軍隊中最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1932年，他們曾經駐守過上海，現在他們又回來了，他們決心比上一次表現得更好。
事實上，他們本不應該如此接近日本人的防線。在離開蘇州之前，張治中曾給每一個作戰個體下達過詳細的指令，包括給乘坐火車的第88師的具體指令，命令他們駐紮在上海以西數千米的真如至大場村沿線。只是到了後來，該師繼續行進到離上海更近的閘北區至江灣鎮一線。然而，第88師涉嫌策劃了虹橋機場事件。士兵們士氣高昂，曾在上海戰鬥過。第88師師長孫元良在他的回憶錄中確認，他接到的命令是在真如下車。“然而，根據那裡的情況，”他寫道，“我擅自做出決定繼續前進至閘北火車站。”孫元良能夠擁有一定的主動權。他曾是蔣介石最喜愛的學生之一，享有“十三太保”的美譽。
張治中是好戰的化身，但是那時他面對的是比他更為好戰的部下。8月12日清晨，淞滬警備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劉勁持前來與他接洽。劉認為在1932年的衝突中國民黨軍隊就是因為猶豫不決，沒有採取主動才損失慘重。這次應該有所不同，張治中應命令在當天晚上對日軍發動全面突襲。張治中回答道，他接到蔣介石清晰而明白無誤的命令，為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要讓日本人先開槍。“這簡單，”劉勁持反駁說，“一旦所有士兵駐紮完畢並準備好作戰，我們只需讓人穿上便衣，派他們開幾槍。我們開始還擊，同時向上彙報敵人的進攻已經開始了。”張治中不喜歡這個建議，他說：“我們不能像那樣在我們的領袖背後搞這樣的小動作。”
張治中的位置並不是一個令人羡慕的職位。為了駕馭手下熱切的和有能力的官員，他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個人意願。最終，他決定尋求他認為合適的放手幹的權力。在一份給南京的密電中，他請求允許在8月13日星期五向上海的日軍駐地發動全面突襲。他認為這是全力利用部隊遷移優勢、一擊即中的絕好時機。等待時間越長，軍隊士氣會越渙散。他建議協同中國空軍全力發動襲擊。而蔣介石所給的回復仍是堅定不移的幾個字：繼續待命。
正當蔣介石的部隊湧入上海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官方的會談仍在繼續。從表面上看，這是希望在最後一分鐘達成解決方案，但其實這不過是一場表演。雙方都想在這場已經無法避免的戰爭中搶佔道德的制高點。他們深知無論哪一方率先公開聲明放棄會談都將被視作挑釁方。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談判中，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認為如果中國渴望和平，就應當從上海撤軍到能夠避免衝突的地點。俞市長則通過指出日本軍事力量正在上海增加這一事實加以回應。他說：“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必須採取必要措施自衛。”
外面的大街上更是陷入混亂。一夜之間整師中國部隊的出現受到市民的歡迎，但這也讓他們確信這不再是一場虛驚，不同于幾周前日本水兵失蹤引起的事端，這次戰爭真的要來了。成千上萬的家庭背井離鄉，尤其是住在閘北區的人。有些人想方設法進入公共租界，其他的直接趕往農村。這是上海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逃亡，遠遠大於1932年那次。
在平民奔逃的過程中，一些小的日本守備部隊開始狂熱地備戰，因為形勢變得越來越險惡。對外部觀察家而言，似乎並沒有針對日軍活動的命令，他們好像被周圍突然出現的大規模中國駐軍驚呆了。日本守備部隊的指揮官迅速雇傭了1000多名當地工人，清除了日本高爾夫俱樂部旁邊的灌木叢和倒塌的掩體，將綠地改造為可用的飛機跑道。同時，訓練有素的國民黨軍隊繼續湧入，在上海市區以南的黃浦江上，他們鑿沉了兩艘老舊的輪船及十幾艘帆船，以限制日本大型海軍軍艦向上游進發。隨後，太陽下山了，這是上海最後一天的和平。
隨著夜幕降臨，司令長谷川清的日軍第三艦隊停泊在上海附近，他向東京發回一個不祥的消息：“上海區域的態勢隨時可能爆發。”在東京，主管戰事的內閣部長們齊聚首相官邸，一致認為是時候該向上海派遣部隊了。執掌世界上最強大軍事力量之一的裕仁天皇不再認為他掌控著形勢。他告訴一位副官：“也許，在這個關頭什麼都是徒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