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我與知識產權三十年
從讀書到從教，我與知識產權結伴同行已有三十余年。讀書、教書、寫書，一直秉持學者本色，自詡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的研究者和傳播者；學法、講法、立法，踐行法治理想，是為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見證者和推動者（光明日報語）。我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屆”畢業生（1967級初中畢業生），亦是恢復高考后的“新三級”學人（1977級本科生），自1982年畢業留校工作以來，教研活動從羅馬法到民法均有涉獵，而后轉向專治知識產權。從我的第一本教材《知識產權法概論》（1987年）、第一篇文章《試論〈民法通則〉中的知識產權制度》（1986年）乃至新中國第一篇知識產權專題碩士學位論文（1986年）開始，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知識產權領域，時至今日已有十多本著作、百余篇論文、近百場講座。
三十余年來，我致力于知識產權問題研究，專注于兩個方面，一是知識產權法律科學的基礎理論體系，二是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的重大現實問題。堅持自由探索與問題導向、堅執學理探究與術用應對、堅守專業研究與學科融通，這是工作者應有的學者品格和學術素養。就理論聯系實際而言，我認為，知識產權的學術研究，既不能坐而論道，也不能就事論事，而應是學理研究和應用研究兩者的結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將學術解析為“學理”和“術用”。他認為，“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我的理解是：知識產權學理研究必須以應用為目標，如果純粹理論探究而失去應用目的，就沒有常青的學術生命活力；知識產權術用研究又要以一定的學理為指引，倘若應用研究缺乏深厚的學理，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學術生命基礎。因此，知識產權學者一定要把學理研究和應用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既要避免學理研究中的法學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和空想主義，也要防止應用研究中的法律機械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
三十余年踐行此道，雖謂有果卻未有大成。2010年，承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不棄，計劃將我的著述列入“中國當代法學家文庫”。經過兩年的整理、加工，計有七部著述將陸續出版，它們是《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知識產權總論》、《無形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知識產權多維度學理解讀》（論文集）、《知識產權中國化應用研究》（論文集）、《我為知識產權事業鼓與呼》（演講、訪談集）、《羅馬私法與現代民法》。上述作品涉及知識產權基本理論研究和知識產權主要制度研究，同時包括民法的相關問題；寫作的時間跨度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年，但多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從事知識產權教研工作以及相關法律實務的心路歷程。
該系列的出版，得益于各位同行、學生乃至許多讀者的幫助和支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各位編輯，他們認真細致的工作態度，有時使我這個學術上較真的人也感到汗顏；感謝我的學生熊琦博士、李瑞登博士以及博士生瞿昊暉、鎖福濤、張穎和研究生夏壯壯為本套書的打印、校對、查找資料所付出的艱辛勞動；感謝全國法學界特別是知識產權界同行、讀者對本人著述給予的厚愛與關注。
三十余年來，我一直在知識產權園地教書、寫作，但“教習”不為晉仕途，“學究”并非稻粱謀。微博言：今天做了明天還想做的是事業，今天做了明天還得做的是職業，我以“學術為志業”（馬克斯·韋伯語），有幸將自己所追求的事業與所喜歡的職業合為一體，因而是苦中有樂，樂此不疲。我的學術生涯還在繼續，雖已過耳順之年，但常常以“60后”自居。以書為伴，書伴人生；與法同行，法行天下；釋放知識產權制度“正能量”，發出知識產權事業“好聲音”，這就是我——一個中國知識產權學人的光榮與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