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書是我幾十年心血的結晶，初稿2008年底完成，2009年中修改過。本次出版，便於閱讀理解，正文中引用的古文基本上都譯成了白話文。為了保持原書稿一些預見性的闡述，其他沒有作較大修改。
我本來是理工科的，卻要下決心，工作之餘，讀通中西文明那些晦澀難懂的經典名著，深入理解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和西方歷史，仔細觀察、思考西方民主政治運作的實質，理出其優勢和缺陷，並從中華文明中找出改進、提升、超越的新路。
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幹勁，這麼久的韌勁，自發、無償地做這件事呢？為了爭口氣吧。
政治文明是世俗文明的核心。中華政治文明的復興不僅關係到世界的長久和平與繁榮，更關係到整個華人世界，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的榮譽。為了這份榮譽，我坐冷板凳努力幾十年了，終於快到這一天了！
第一，美式民主每況愈下。特別是在今天這大眾傳媒時代，政治人物需要大量金錢搞競選，先把自己變成了財團的傀儡。然後，為了贏得競選，不擇手段，互相攻擊，互相抹黑，無所不用其極。2016年總統大選更使美國人自己，以及整個西方社會感到錯愕。這樣的民主競選，老
百姓手裡的選票不僅越來越得不到應有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還得忍受由此而來，社會嚴重撕裂的痛苦。
臺灣的民主實踐，政黨互相傾軋，你方唱罷我登場，政黨輪替了，結果是什麼呢？在這政治黨派之間互相詆毀，互相拆臺，自毀式的制度化惡性內鬥中，政黨的頭們輪流坐莊了，風光了，創造歷史了。老百姓呢，得到多少好處了？“苦”字當選2016年臺灣年度代表字，歷史性的政黨輪替給老百姓帶來什麼，不也一目了然嗎？
我經常回大陸，也經常和計程車司機，農村、街邊小老百姓聊天。大陸下層老百姓看怕了臺灣的民主。我問他們，要不要像臺灣一樣選國家領導人，沒幾個說好的。我再問他們，要是領導人還是由上面選，做得好不好由老百姓說了算，這樣好不好？他們都說這樣好。
事實上，一些誠實的美國政治學者做了大量調查，多數大眾忙於自
己的生活、生計，對政治既不關心也一竅不通。四年一次最重要的總統大選投票率也一直很低，一百多年的記錄顯示，只有一半左右的選民在投票。那些投了票的，多數也是跟風者。跟誰的風呢？跟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工會頭目，甚至是電影、流行歌曲、體育明星等社會名流的風。競選季節到來，候選人不遺餘力的尋求那些社會名流的支持，求取粉絲們的大批選票。左右選民投票的，還有依靠大把金錢，鋪天蓋地，抹黑對手的競選廣告。所以，多數選票，根本不是選民深思熟慮的選擇。另外一半左右不去投票的選民，就成了沉默的多數，他們的民意在普選中是體現不出來的。
相反，領導人做得好不好，直接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老百姓就有相當準確的發言權。所以，美國國會多年來兩黨制度化地惡鬥，造成政府運作不暢，很多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老百姓對美國國會的支持率，多年來都低於20%。如果做得好不好由老百姓說了算，這樣的國會早就改頭換面了！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金錢操控、黨派惡鬥下的選舉，老百姓是難以通過選票使政客們為自己做事的。儘管他們是老百姓投票選出來的，但是，一旦當選，政客們不怕損害老百姓的利益，討好給他們提供競選資金的財主們，以便繼續得到獻金贏得下次選舉，或積累機會離任後賺大錢。這是美國社會近些年貧富懸殊急劇增加，導致民粹高漲的病根所在。
第二，自從1991年美國一超獨大以來，二十多年過去了，美國人沒有給世界帶來更多安寧，反而因為一超獨大，頤指氣使，橫衝直撞，使世界越來越亂。美國人直接出兵或挑起內戰，搞亂了中東，現在又把目標對準了亞洲。無論怎麼掩飾，無論話語怎麼冠冕堂皇，都蒙騙不了中
國老百姓，美國人在亞洲挑撥離間，製造是非，唯恐亞洲不亂的本質。
美國人想火中取粟，以搞亂他人來維護自己高人一等的霸權地位，充分暴露了他們鼓吹的平等、自由、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在大陸老百姓眼裡越來越沒有正當性了，鼓吹美式民主的人們也越來越被邊緣化了。
第三，習近平當政以來，打破了一党執政必然腐敗的長期論斷。一党執政也可以高效地反腐敗，關鍵就是誰是國家最高領導核心。這和中華文明幾千年前就明白的道理，要有一個好皇帝是一致的。西方民主，看起來很熱鬧，很複雜，其實，本質上也沒差多少。所以，總統制的，選總統最關鍵；議會制的，看起來在選議員，實際上也是沖著首相來的。哪個黨派有強有力的首相人選，勝算就大；相反，哪個首相做不好了，他的黨派下次敗選的機會就很高。只是在金錢控制下和多黨惡鬥中，西方式民選的總統或首相越來越沒有為人民盡責的誠意和效率。
當然，中華文明過去幾千年在父傳子、子傳孫的家天下體制下，好皇帝太難有了，也造成了興衰存亡、朝代更替時有發生。
自從鄧小平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任期限制、退休制度以來，延續了四千多年的家天下終於結束了，至少像目前一樣，十年一次，“皇帝”也可以選了。中華文明有自己的、比西方更好的選法。中國現行體制選擇國家領導人的過程，儘管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透明度，退而不休的老人干政，等等，但是，還是有很多方面是優於西方民主制度的。選出來的人，都是經過實際工作崗位長期歷練，經驗豐富的領導人。他們在體制內也越來越有可觀的基礎，便於上任後推行執政理念。選的過程中，儘管高層可能少不了激烈競爭，但沒有牽涉幾億人的勞民傷財，撕裂社會，合格的領導人也選出來了。中華傳統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環：“選賢與能”，從上到下，基本上落實了。接下來，人民需要得到的是監督權，保證選出來的領導人確確實實是為廣大人民做事，管理好國家，也就是要落實中華傳統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另一環：“以民為本”。這也是本書的重點。
第四，習近平是個有雄心的領袖，他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畫下濃重的一筆。他的班子很有謀略，很有擔當，反腐敗常態化的大局已定，2016年5月17號，他就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開始尋找社會科學理論的突破了。習近平差不多集結了天時地利人和，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突破，應該就是他要找的東風了。他雖然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更著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應該是過渡時期的策略吧。就像當年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始的口號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等到市場經濟成氣候了，就不再提計劃經濟了。
第五，習近平要找的社會科學理論突破是什麼？繼承性，民族性，創新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就是說不能把現有的政治體制推倒重來，又能融通古今中外，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精華的古為今用和放眼世界的博採眾長，實用的新理論。集古今中外於一體，滿足以上這些條件的書還沒有。這本書是我幾十年反復閱讀中華歷史文化，以及古希臘歷史文化和西方近代歷史文化，近距離冷靜觀察西方政治實際運作以後寫出來的，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嘗試。
第六，本書中提出的新型民主制度，評議民主，要求由精英們在小範圍內擇優選出來的國家最高領導核心，以及關鍵少數領導人接受定期的民意監督，在眼前的中國，好像還是天方夜譚。事實上，很多事情都會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困惑逐漸轉向明朗的變化。鄧小平引領的經濟改革也不例外。從1979年開始艱難起步，進進退退，到了1992年就基本上成型了。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經濟變革，不到十五年時間，就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結果，這表明，把握好時機和過程，自上而下，巨大的變革是可以順序漸進地完成的。
這本書稿曾經於2009年從美國特快專遞寄給中央領導人。書中強調的對各級當政一把手，特別是中央和省部級關鍵少數領導人的問責制度，現在正在黨內建立並付諸實施。2016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黨內監督無禁區，設立對包括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關鍵少數的監督制度。黨內問責、黨內監督機制體制健全以後，接受以民意為基礎的外部監督，只是一步之遙。也只有建立起外部監督，內部監督才能長期有效地執行；沒有外部監督制度，內部監督將會因為中央領導人換屆和時間推移而流於形式。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黨，對人民負責，接受民意監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穩固的民意支持率才是最直接、最具體、最牢靠的執政合法性。
民意調查如何施行？長遠來說，立法設立人民信得過的獨立民意調查機構，定期施行。施行的辦法，隨機抽樣，可以信件通知依法履行義務，規定時間內網上或電話回應。我在美國收到過人口普查抽樣調查，就採取這種形式，保證了回應率和時效性。也應該允許社會各界有資質的機構，定期進行民意調查，然後像體育比賽評分一樣，取平均值作為調查結果。以上兩者可以相互對照，便於社會監督。民意調查不會遺漏沉默的多數，比一人一票的西方普選民主更有代表性。民意調查還可以按貧富、年齡、性別、族類、地域等細分，各層次的人民都有大多數滿意，這樣的社會，應該就是相當和諧的社會了。
中華民族以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建立從國家元首開始的選賢與能，以民為本，使國家最高領導人以上率下，帶頭接受人民問責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使幾千年來積累的深厚文明轉化成今天巨大的軟實力，也很快就會成為現實。
這是中華民族千載難逢，造就新一代名垂千古的歷史巨人的曠世機會，能埋沒很久嗎？有遠見、有雄心的政治家能因為什麼不著邊際的主義而錯過，終身遺憾嗎？
美國一超獨大二十多年，結果為什麼這麼糟？
美國一超獨大二十多年，結果這麼糟，這與他們有嚴重缺陷的歷史文化有關。在宗教以外的文化，西方文化最主要的來源就是古希臘哲人，特別是亞裡斯多德的思想，有些西方學者把他們自己稱為亞裡斯多德的個人主義者。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到了近代，被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以及被吹捧為維多利亞時期的亞裡斯多德的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化到了殘酷的極點，把人類當作動物世界，美化弱肉強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消磨以後，西方人有所悔過，但主要在西歐。在美國，“看不見的手”和“最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是根深蒂固，只是在不同時期，以不一樣的面目，不一樣的程度出現而已。
在今天這個多極化，網路聯接的透明世界，各國有了更多的選擇，西方人那些以力壓人，弱肉強食的文化越來越行不通了，至少是他們想維持世界領袖地位難以逾越的障礙。這是書中第一部分希望說明的。
有人可能會說，古希臘的歷史還在左右著今天西方人的行為？太遙遠了吧。果真遙遠嗎？且不說古希臘歷史文化如何影響美國的立憲建國，就看看今天美國一些有廣泛影響的人物拿什麼來形容，拿什麼來預測中美兩大國的關係就知道了：修昔底德陷阱，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等等，出自何處呢？不就來自古希臘嗎？所以，很多歷史，無論有多遙遠，還是回蕩在今人的腦海裡，體現在今人的行動中。
古希臘是一部什麼樣的歷史？我在完成這本書稿後，全面而深入地仔細研讀了，看清楚了：是一部海盜和殖民者的歷史。事實上，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修昔底德在他書中的第一卷，追述那場戰爭之前的古希臘歷史時，就相當詳細地說明了，那時的希臘一直流行著海盜和殖民的傳統，很多人以成功的海盜生涯，獲取大量財富、奴隸、土地為自豪。西方人最崇拜的古希臘哲人亞裡斯多德，在他的《政治》一書開首第一卷中，也反復論證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把周邊那些所謂的野蠻人當奴隸的奴隸制度是自然的，因而是正義的。並且進一步表明了奴隸與家畜沒有什麼差別，兩者都用它們身體的功能，滿足主人的生活所需。用戰爭去征服和取得野蠻人作奴隸，與用打獵去取得野生動物，有一樣的自然與正義性，強調古希臘人應該不斷地為此而磨練戰爭技能。
殺死人家，搶了財富，把活著的抓來當奴隸，還要指責人家是野蠻人，把自己標榜成文明人，西方人最崇拜的思想家亞裡斯多德，確實夠偉大的！
過去幾百年，當西方人先發達了以後，不是幫助其他族群共同繁榮，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幾乎所有其他族群燒殺搶掠，殖民奴役，甚至種族滅絕。殺了人，搶了財富、土地，長期殖民奴役當地人，還被描繪成是“白人的負擔”，是白人把有色人種帶進了文明。美國人一邊吹噓人人生而平等立憲建國，一邊卻畜養大批奴隸。為什麼？因為他們根本沒把有色人種當作人，只是選舉需要數人頭，才打折扣計數，還寫入了他們如此引以為傲，象徵平等、自由、民主、人權而戴上神聖光環的聯邦憲法。這些不都與他們崇拜的古希臘歷史一脈相承嗎？書中第一部分對這些作了不少分析、闡述。
就是今天，那些黑影還在。搞亂了中東，是因為要送去民主、自由、人權；挑起內戰，使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收留了一部分難民，卻成了西方人的人道主義救援。二戰以後，打殘了的歐洲列強再也無力控制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西方人的宗主國心態卻通過聯邦、聯盟，扶植代理人，等等，緊密控制多數獨立建國原殖民地的外交內政，把自己從原來的殖民掠奪者，化裝成恩人，抹殺、篡改殘酷的殖民曆史，竟然還能得到很多獨立建國後的民眾大面積地認同支持，西方人長期苦心經營的花招確實不簡單。
好在今天的世界各方力量沒有那麼懸殊了，網路連接的世界也透明了，各國也有了更多的選擇，終於有像菲律賓新總統那樣，開始要求得到尊重，推行獨立于原宗主國的外交內政。西方人的老一套不僅不再使他們佔便宜，反而越這麼折騰越吃大虧。美國人夢寐以求，妄想通過同時打贏兩場戰爭，讓世界“震呆”（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給那兩場戰爭起的代號），結果恰恰相反，震呆的是他們自己。對兩個貧窮小國的兩場戰爭，持續了十幾年，數千人戰場喪命，數萬人殘體斷臂，數十萬人精神打擊，戰爭和後遺症耗資數萬億美元之巨。美國人得到什麼？一超獨大的地位江河日下。
想當初，美國人在阿富汗趕走塔利班以後，眾多國家願意一起幫助阿富汗重建，美國人帶好這個頭，那怕再用這數萬億美元之巨的十分之一，使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過上穩定發展的生活，還能不贏得幾代阿富汗人感激涕零？還能不使全世界對美國這個老大心服口服？可惜，迷信武力的西方人，沒有誠心誠意地幫助他人的歷史文化基因。
就像一個人有了財富或權力，並不代表這個人就有了道德；一個國家也一樣，這個國家發達了，並不代表這個國家就有了文明。一個人有了財富或權力，首先要看這個人的財富或權力是怎麼得到的，然後看
這個人怎麼運用財富或權力。人的道德怎麼體現？待人處事。有了財富或權力，不欺負人，盡心盡責地幫助他人，才能稱得上道德。相反，如果一個人以財富或權力欺負他人，不是卑鄙小人又是什麼呢？一個國家發達了，首先要看這個國家是怎麼發達的，發達了以後怎麼對待其他國家。國家的文明怎麼體現？怎麼對待其他國家。誠心誠意地提攜其他國家共同繁榮，才能稱得上文明。弱肉強食，以力欺人，無論怎麼發達，是文明了還是野蠻了？
現在再從歷史源頭看看，西方民主是怎麼來的？不是來自於很多人常常認為，或者西方人自己吹噓的西方文化和宗教，更不是基督教。古希臘民主時期，基督教還沒有出現。今天西方民主得以發展運行，更是政教分離的結果，就是說，把基督教趕出了政治生活，西方民主才得以生根。其實，西方民主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方面，由於西方文明比古埃及文明和中華文明晚得多，另一方面，更是由於他們因禍得福，重新撿到了兩次從原始村落政治開始，從頭建立國家政權的機會，才最終結束了由國王和貴族把持的政治，進入以美國為代表的代議制選舉民主制度。
當古埃及文明早就結束部落政治，君主制已經根深蒂固的時候，古希臘還是小部落各自為政。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的君主制，由於海上商業往來，傳到了克里特島。幾百年以後，再擴展到古希臘半島。西元前1100年左右，古希臘的幾個本來根基不深的君主制國家全部
被毀滅，人口大減，政治結構又回到各自為政的原始村落。到了只有幾十人，幾百人的村落政權，原始民主又重新出現了。這是西方社會第一次因禍得福。
等到人口重新增加，須要再形成國家的時候，過去君主專制的壓迫，還留在代代相傳的記憶中，人們不再要有君主專制的大國家。所以，西元前六、七百年的古希臘，在原來由十來個君主統治的地盤上，形成了幾百個城邦小國，很多隻由幾個村落組成，最大的雅典城邦國的疆土也只有中國東部沿海的兩個縣那麼大。這些城邦小國的政治結構，亂七八糟，什麼樣的都有，但是，基本上還是一些由各村村長等衍生出來的貴族或者貴族集團把持。有一些政治結構，就是有民眾參與的所謂民主政治。由於很多城邦小國各自為政，不容易抵禦強敵，後來被來自於北方馬其頓，君主制國家的亞歷山大大帝，及其後來者征服，民主又消失了。
北美早期殖民地是個政治實驗場，出現過多種政體。在那些由貴族，或者英國國王控制的殖民區，套用了歐洲本土的政治結構，少有民主。民主發源于由平民控制的新英格蘭殖民區。最早的新英格蘭殖民區是由逃避英國國王控制的基督教的壓迫，乘坐五月花船到達北美的新教徒和一些冒險的農民組成。到達的時候有一百多個，過了一個冬天，只剩下五十幾個。五十幾個男女老少平民，組成一個原始村落，大家都命懸一線，不民主不可能。所以，民主又出現了。這是西方人第二次因禍得福。
後來，人多起來，需要組成殖民區政府的時候，新英格蘭的平民們處處設防，既不要國王，也不要貴族，他們選擇了代議制民主，政府主要官員由有財產的自由民代表選舉產生。美國的民主就這樣，由原始村落擴大發展起來的。後來，英國王權不高興了，加強對北美，特別是新英格蘭殖民區的控制，把民主的主要部分給沒收了。各殖民區最多只保留民選的議會，殖民區的主要官員由國王任命。國王任命的殖民區主要官員與民選的議會鬥了七、八十年，羽翼漸豐的當地勢力，終於忍無可忍，十三個殖民區聯合起來，推舉華盛頓為領袖鬧革命，擺脫了英國國王和貴族的控制，才通過立憲，確定聯邦兩院制的代議制民主。
西方民主是人類社會的一次進步，它結束了世襲的王權和貴族制度。但是，這一進步，又因金錢操控、多黨惡鬥而大打折扣。由全國老百姓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民主先天不足，導致了結黨營私、金權政治，互相攻擊，族群對峙。雖然結束了王權和貴族，金錢控制下的政客們領導
的政府，特別是最近三十多年，仍然蛻變成劫貧濟富的工具，催生了沒有底線地貪婪，在全世界攫取財富的資本、金融大鱷。書中第一部分對美式民主的歷史和弊端，做了大量分析和闡述。
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差別有多大？先看看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在中華文明中生活了幾十年，上至達官貴人都有廣泛交往的著名西方人，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比較：“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
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政府，並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終極控制權的念頭消耗得精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已經保持了達數千年之久。”1
今天看這四百多年前的描述，是不是還活靈活現，只需要給歐洲人加上或換成從那兒衍生出來的美國人？
為什麼我們這個曾經幾千年領先世界的巨型國家少有侵略的歷史？答案在我們優秀的傳統文明中。中華五千年文明最大的特點是提倡以德治國，這一條主線到今天還沒有斷，這也是我們的文明能夠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而且不間斷地延續至今的根本。
可惜的是，什麼是以德治國，能說清楚的人很少了。在秦漢以來的二千多年，被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壞皇帝和御用文人們扭曲、異化，還有最近一百多年的醜化，到今天，人們已經把以德治國等同於人治，與法治相對立了。
歷史上推崇以德治國，影響最廣最深的應該是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從他以前的歷史文化總結出來的，所以，什麼是以德治國，還得從孔子之前，堯、舜、夏、商、西周等中華歷史源頭去找。我花了好多年時間，慢慢把《尚書》、《周禮》、《管子》、《左傳》等經典古籍讀通了，覺得豁然開朗。這些經典古籍所體現的以德治國，與今天人們的認知大相徑庭。以德治國在法治之上，是法治的保障，就是說，只有德治，才能有真正的法治。書中第二部分有大量的分析和闡述。
以德治國有對外和對內兩方面。對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國際關係。在古時候，就是華夏與周邊民族的關係。處理這些關係，提倡以德治國的華夏，與西方世界大相徑庭。
華夏自古以來就沒有以自己的強勢去奴役他人，至多以自己的優勢文明影響他人。他人不接受，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去強迫，而是想辦法使自己做得更好來吸引他人。這就是孔子總結出來的：“遠方的人不服，就勤修文德吸引他們來；來了，就讓他們安心。”2 今天的“一帶一
路”戰略就很好地重現了這一精神。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以高鐵為標誌的大規模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當今中國對很多國家已經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戰略，歡迎大家搭中國發展的便車。外交部也一再明確表示，參加“一
帶一路”基於自願。願意參加的，不拉下一個；不願意參加的，也不硬拽一個。這就是中華文明對外關係上體現出來的巨大軟實力：我們發展了，不是像西方人那樣仗勢欺人、巧取豪奪，而是以他人接受的方式，誠心誠意地提攜其他國家互利雙贏、共同繁榮。
當然，“一帶一路”是長期戰略，不能操之過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只有內政搞好了，外交才能成功。做好13億人的內政，建設好這個比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口全部加在一起還要大的國內市場，大幅度提高已經具有相當消費能力人民的生活水準，就是對世界最大的吸引力，是
“一帶一路”戰略長久不衰最穩固的基石。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管仲2600多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明：“國內事情不做好，對外事務不會成功。”3 管仲還有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深刻的警戒：
“不是人家想要的，不要強加於人，這是仁德。”4
對外方面，就是秦漢以來的二千多年，基本上還在延續。所以，漢武帝驅逐匈奴有功，但後來窮兵黷武使民不聊生；隋煬帝連年征伐，導致皇朝滅亡，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詬病。然而，宋朝以來，一些空談仁義的文人，自廢武功，使泱泱大國不能自保，也不是中華民族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願意看到的。中華民族不以強淩弱地處理對外關係，也是今天世界的大趨勢，只有這樣，小國才會心悅誠服地服從大國的引領。那就是為什麼美國人越耀武揚威，國際地位越直線下降。
當然，這不是說中華民族不要強化武力，特別是在美國人等咄咄逼人的情勢下，自身的武力一定要加強。有了自身足夠的武力，不以強淩弱也必須讓世界明瞭，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武力是用來嚇阻橫行霸道者，使自身立於不被侵擾之地，而不是用來欺負弱小。這就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承諾永不稱霸的歷史文化基礎。
對內，以德治國，概括地說，可以用兩句話八個字表達：“選賢與能，以民為本。”首先，對治國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還有系統而縝密的法律制度，最終的目的是使人民安居樂業。孔子之前一千多年以德治國的歷史，最原始的記錄，在《尚書》、《周禮》等古籍裡。我深入地
分析了這些古籍，在書中第二部分裡作了很多闡述。
《尚書》記錄了從堯、舜、夏、商、西周，到春秋秦穆公時期，大約一千五百年，中華民族最高領導層處理國政的一些對話、文誥、訓誡，以及商、周朝代輪替等，是一部瞭解當時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以及朝代輪替的深層因素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周禮》原名《周官》，其實是一部西周中央政府的政府手冊（美國聯邦政府1950年代開始才有聯邦政府手冊），非常詳細地記錄了西周中央政府六大部門的機構、編制、職責，等等。最難能可貴的是，裡邊提及了大量的法律規章，對官員有嚴格的考核問責制度。（那就是為什麼，漢朝《周禮》重新面世以後，受到歷代大量官僚的反對，被斥為偽書。那些整天想著如何做官當老爺，封妻蔭子的官宦們，誰會喜歡被考核問責呢？）
《周禮》表明了，以德治國是建立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之上的，當時的司法審判也有很高的獨立性。
為什麼只有德治，才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有好有壞。美國人自稱是法治國家，世界上多數人也這麼認為，那就以美國為例吧。美國的法能壞到什麼程度？舉幾個例子吧：依法建立了二百多年之久的奴隸制，實施六十多年之久的《排華法案》，等等。這種奴隸制還得到了讓全世界
佩服地五體投地的聯邦憲法的認可。後來需要好幾年的全面內戰，還有好幾個憲法修正案，才結束了這種法治！《排華法案》則是到了二戰時期，美國需要中國作盟友才廢除。這樣的法治好嗎？
壞的法能是德嗎？絕對不是！只有好的法才能稱得上是德，好的法需要有德的當政者才能建立，才能得到忠實地執行。相反，要是當政者沒有德，不僅好的法很難建立，就是已經有了好的法，也難以得到認真地貫徹執行。或者乾脆像美國在雷根以來的共和黨及其一些民主黨的當權者一樣，以放鬆政府管制為名，把從大蕭條和二戰那些血淋淋的教訓中醒悟過來後所建立的，幾十年行之有效的聯邦法律不斷廢除，導致了貧富懸殊急劇增加，甚至2008年的金融大危機，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得不到恢復。此外，長期以來，美國監獄人滿為患，按人口比例計算，在押犯是世界平均值的五倍。這樣的法治值得自豪嗎？
所以，德治不僅在法治之上，更是法治的保障。只有德治，才能達到真正的法治，也就是依公正的法而治。
當然，西周時期，由於當時是家天下，碰上壞的繼位天子，公正的法也很難施行，才有西周消亡，東周開始。自此以後，以德治國的傳統，經過長達五百多年的春秋戰國的破壞，特別是秦王朝強力重新統一全國，繼續大規模地奴役自己的人民以後，越來越有名無實了。令人驚
奇的是，秦王朝以後的兩千多年，竟然還有像漢文帝、唐太宗那樣少數幾個，基本上做到了以德治國的皇帝。書中對這兩個時代也作了不少分析。
經過全面分析以德治國的內涵以後，商鞅之流提倡的法治的實質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的所謂法治，基本上是刑罰之治，把人民當作統治、奴役的物件，當權者高高在上，一手拿蘿蔔，一手拿大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統治。書中從商鞅變法的歷史和《商君書》出發，對商鞅式的法治也作了不少辯析。當然，這不是說以德治國不需要刑罰，而是使刑罰處與不得已的輔助地位。
從先秦的歷史來看，以德治國是全面而公正的法治，治官嚴、治民寬，從國家元首到各級官員，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引導人民安居樂業的法治。這與習近平當政以來，努力從自身開始做起，督促中央、省部級等關鍵少數的領導人，以上率下，推行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
國，全面深化改革，從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不是相當一致？
為什麼中華民族上古時期的文明反而更具現代性？當今世界有大量的文獻表明，人類社會在小部落文明時期很多是民主的。我在浙江農村長大，1978年上大學之前一直邊讀書邊幹農活。就是在文革時期的高壓政治下，我們自然村裡約四百口男女老少，大約一百多男性勞力，有時
候是一個生產隊，有時候分成兩個，最多時分成三個，我們每年無記名投票提名，推選生產隊長。互相知根知底，小範圍的提名推選，不需要競選，提名推選沒有預設的候選人，選完後不存在誰贏誰輸，不會撕裂鄰里關係。生產隊的決策也非常民主。我們的生產大隊有三個自然村，生產大隊就有共產黨的黨支部，有大隊長，他們是上邊任命的，老百姓就不能推選了，也沒有監督權。
以上這些例子只是為了說明，中華民族在很古的時候，也是小部落的時候，很可能也是民主的社會。直接民主的局限是國家難以發展壯大。中華民族的先人在四、五千年前，已經突破了小部落的界限，形成橫跨黃河長江的大聯合。文獻記載，大禹時代，執玉帛者萬國，說明當時以部落為基礎的國還很小。到商朝的時候，有國三千，部落變大了，國的數量變少了。西周分封諸侯八百，國更大了。這些數字應該是約數，但其所反映的國從小變大，應該是相當準確的。國大了直接民主就難以實現了，但是，夏、商、西周還保存著不少民主的遺風，基層（村
等）還是有民眾直接參與政治過程的，《周禮》有不少記錄。國一級，民主經常以徵詢民意實現，《尚書》、《左傳》還有《周禮》、《國語》等古籍都有些記錄。
夏、商、西周時期，人民的力量大，為什麼？其一，因為當時都沒有用於壓迫人民的國家機器：正規軍。那些時期，實施的是寓兵于民政策，軍事力量是由農民組成的民兵。當時，每年春夏秋冬農閒的時候，有國家組織的大型狩獵，也是軍事訓練和軍事演習。用民兵來欺壓自己的老百姓，就沒有用吃皇糧的正規軍那麼靈了。其二，當時的天子沒有秦朝以來的皇帝那麼大的絕對權力。夏、商、西周是分封制，天子有冊封或懲罰諸侯的權力，但沒有隨意撤換諸侯的能力。好的諸侯在自己的國度裡有很深的民意基礎，也有可觀的軍事力量合理合法地自保。天子沒有充足的法律依據撤換諸侯，不僅難以召喚其他諸侯國相助，也會受到當事諸侯國人民組成的軍事力量奮力抵抗。所以，夏、商、西周時期，推崇天子以德服人，以法統禦諸侯，德治得到強調，法制比較健全，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現實所致。
西周時期數以百計的諸侯國，經歷五百多年春秋戰國的兼併，只剩下戰國七雄。再經過秦始皇吞併六國，重新統一全中國，廢除分封制，建立以郡縣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這幾百年的過程，國家權力越來越集中，到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制，集一統中國的大權於一身。在中央集權制下，就是統禦一方的封疆大吏，或任命，或免除，也只需要皇帝一道旨意。任何封疆大吏妄想擁兵自重，就是大逆不道，法定的死罪。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皇帝經常獨斷專行，不能踐行德治、遵守法制。所以，秦漢以來，德治、法制每況愈下。
以德治國很好，但是，過去實現的機會這麼少，這是為什麼？其一，國家權力的家天下和終身制。家天下使最重要的國家元首，不能選賢與能。終身制使像創造盛唐大治達三十年之久的唐玄宗那麼英明的雄主，到了老年，倒在楊貴妃懷抱，自毀成荒淫無道的昏君。向全世界莊
嚴地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代偉人毛澤東，到了老年，不也給中國人民帶來十年浩劫，把自己自毀成歷史罪人嗎？其二，人民沒有充足的管道，參與監督上達國家元首的各級主要當政者。所以，今天的中華民族，在鄧小平建立領導幹部任期限制、退休制度，基本上落實了從國家元首開始選賢與能以後，還需要縱觀中華古為今用，橫覽世界博采眾長，建立人民參與的監督、問責機制，創新政治制度。
中華文明被自毀性地破壞很久了，最近一百多年最令人痛心。然而，這種自毀性破壞的歷史，卻要比一百年長得多。西漢時期，就已經有今古文《尚書》之爭了，各派都想把對手擠出去。實際上，他們的爭不是學術之爭，而是權位、利益之爭。以文化壟斷爭權位、利益，就是
自毀性的破壞。中華文明需要恢復、更新，首先得分清楚什麼需要恢複，什麼需要更新。另外還得牢記古訓：“欲速則不達。”社會變革最好是漸進，而不是革命。過去一百多年，中華民族經受了太多苦難。那些熱血青年們，從康有為、胡適之流，再到那些自稱找到“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真理擁有者，儘管熱情可嘉，都是生搬硬套他人的東西，欲速則不達，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少災難。
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四、五千年延續不斷的大國、大民族、大文明，他的子孫應該那麼低能，盲目到處照抄，甚至盲目認他人作祖宗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能夠從自身的文明歷史出發，找到政治制度創新的思想源泉，是很振奮人心的。這一百多年來，很少人認為中華文明與現代民主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其實，很多人都被西方學者的一些似是實非的謬論和西方民主的表像迷惑了。我仔細分析了西方民主的運作實質，以及從古希臘開始的歷史，民主從來就不是人民直接管理國家，也還是精英管理國家。美國的民主，同樣有從住戒備森嚴的白宮，坐威風凜凜空軍一號出行的總統，到部長、州長、市長和平民百姓等等的尊卑等級。民主只是給大眾提供路徑對精英管理國家實施一定的監督，使精英們不得自我吹噓，恣意妄為，不得不認真為大眾做些有益的事。西方民主以選舉的形式來實施監督，很多時候，把自我吹噓，胡說八道的假精英選上去了，過幾年才能把他們選下來，代價也不小，當然，比暴力革命的代價小多了。
明白了民主也還是精英管理國家，同樣有尊卑等級，很重要。這樣，民主就與中華文明歷來強調的選賢與能掛上鉤了，我們自己的文明歷史就不是包袱，而是積累了幾千年的深厚資源了。現今，從上到下選賢與能基本上解決了，剩下來的就是如何監督精英的問題。西方民主的
選舉為監督提供了一種方式，毛病很多。從中華民族四千多年前強調的敬畏民意出發，用現代方法作些改進，綜合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有用成分，就能找到對西方民主有超越性的政治制度創新。書中第七章集中闡述了基於中華文明的評議民主如何建立，如何與中國現行體制過度對
接，如何超越西方選舉民主的方方面面。
中國正處在千載難逢的大變革時期，三十多年和平、快速地發展證明我們這個文明型大國和平崛起是現實可行的。世界需要我們這個擁有幾千年德治傳統的文明型大國內政外交全面崛起，扭轉源于海盜和殖民歷史的掠奪性西方文明主導世界，在今天這個全球村時代，仍然四處煽風點火，製造混亂，火中取粟，更不惜鼓動如簧巧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顛倒是非抹黑他人，以此尋求維持高人一等的西方霸權格局；推動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使未來的世界比今天更美好。這就是當今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爭口氣的心路歷程
我生長在農村，家裡世代農民，母親十幾歲就父母雙亡，還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顧，生活很艱辛，這也練就了她堅強勤勞的性格。雖然沒有機會讀書，但她始終沒有忘記，人活著要爭口氣，從小就經常這麼對我說的。
父親寬洪大度，也沒有機會讀書。我很小的時候，父親要上街賣自家農產品，經常帶著我幫著算帳。每每聽到顧客誇獎：“這小人真聰明，算帳隨口出！”父親沒說什麼，心裡是很高興的，他對我的慈愛也是默默的。
我小的時候，母親沒有想到，農民家的兒子也能讀書爭口氣。當然，母親更不會想到我會卯足勁爭那麼大一口氣，不僅為了自己，更是為了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爭口氣，進而為全世界普通人，特別是非西方世界的普通人爭口氣。當然，這一口氣能否爭到，還取決於中國有沒有
政治家有勇氣突破意識形態迷途，一掃百多年使中華五千年文明蒙羞的霧霾，復興自身文明，開創世界民主新紀元。
我五歲的有一天，看到有小朋友上學，就說我也想讀書。比我大九歲，背著我長大的大姐，自己沒有上學的機會，因為需要幫著母親做家務，需要繡花掙錢補貼家用，聽到我說想讀書，就帶著我去報名。五十多年過去了，報名那一天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學校開始不同
意，說我太小。大姐軟磨硬泡，也說了善意的謊話，給我多報了一歲，當時的農村沒有戶口本，也沒人查證。可是，就是多報了一歲，還是比規定年齡差了一歲。幸好當時上學的小孩並不多，學校允許我上學試試看，如果跟不上，就讓我退學回家。我跟上了，還學得挺好。
從此，我和書就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了初中以後，能閱讀不少書了，可是，就是找不到書。那時是十年浩劫的文革時期，鄉村裡難得的藏書，大部分被燒掉了。少數沒燒掉的，主人也深藏不露，不敢隨便借人。我只要聽說附近村裡，某家有藏書，就想方設法去借。借回來，如饑似渴地閱讀，不少讀了好多遍。
炎熱的夏天，白天地裡幹農活，辛苦勞作；晚上，同齡小孩成群結隊，村裡東頭西頭地跑，一邊納涼，一邊嬉戲。聽見他們嬉戲打鬧聲，我也好想出去和他們一起玩。不過，還是書裡的故事對我更有吸引力。那時候的鄉村還沒有電燈，煤油燈下，我一邊拍打著蚊子，一邊聚精會神地看書。這也使我養成了，耐得了寂寞，一個人安靜看書的習慣。
有時候，我看書太入神了，母親掃地掃到我跟前，我還沒有起來讓她打掃我坐的地方。母親生氣了，把掃把倒過來，用那竹棍就敲打我的腿，我趕緊起來讓地方。因為讀書，也經常忘了母親交代我要做的事，挨了不少罵，挨了不少打。後來我考上大學，出國留學，母親一直為小時候因為讀書打罵我很內疚，我也一直寬慰她。母親還是難以釋懷。有一次，不識字的母親，讓我大哥寫了一封挺長的信，漂洋過海地寄到了美國，向親兒子道歉。我打開信看了後，眼淚刷刷地流下了，我為母親難以釋懷而焦慮，也為母親的博大而自豪。有了遺憾，有過錯失，對自己的親兒子也真誠道歉，這樣的母親才能稱得上偉大吧！
文革中，我的學業中斷了好幾次。小學畢業沒初中，初中畢業又沒高中。回家種地一年多後，才上了高中。上了高中，可以向同學借書了。借到了唐詩宋詞，愛不釋手，讀了好多遍，乾脆手抄了好幾本。南宋陸遊的“千年史冊恥無名”，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從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我就得經常光著腳，每天走好幾公里路，到城裡去讀書了。鄉下孩子進城讀書很被城裡的老師和同學瞧不起，我就暗暗下決心，學習成績超過城裡人，爭回這口氣。所以，我的學業一直在班級裡名列前茅，中學時代也贏得了好幾個城裡同學的信任。
1976年5月16日，我們學校門前的大操場舉行萬人集會慶祝文革十周年。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臨近高中畢業，繼續讀書無望，冒著殺身之禍偷偷地議論著：文革除了老毛保住了他的寶座，好處在哪？！
一個多月後，高中畢業了，我又回家種地了，對自己的前路，越來越感到迷惘。九月份的一天，我正在給菜苗澆水，租住在村裡的一位工廠技術員走到河邊，對我們說：“毛主席逝世了。”他站著聊了一會，臨走時補了一句：“該幹嘛的還是幹嘛，拿榔頭的還是拿榔頭，抗鋤把的還是抗鋤把。”
聽了這消息，我心裡興奮，不敢溢於言表。我當時就想，我不會一輩子抗鋤把了。果然，鄧小平複出以後，很快就恢復大學招生考試。我一邊務農，一邊準備，找不著複習資料，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沒考上。後來，我毛遂自薦，去了當時進駐村裡，揭批四人幫遺毒的工作組，不用幹農活了。有了些複習時間，再向城裡的幾個要好同學借了些複習資料，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可惜的是，我幾個要好同學都沒考上。
高考的成績並不理想，只夠上外省的一些重點大學。我就鼓起勇氣走遠一點，填了去廣州華南工學院的志願，竟然如願以償。
1978年考上廣州華南工學院輕化工系。工科成績優異，同時自學了量子化學等理科課程，並以自學的理科課程，於1982年考上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生考試成績名列前茅，被選為教育部公派留學預備生，經一年法語培訓，於1983年7月赴法國留學。當
時，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有兩名出國預備生，另一名體檢不合格，我們兩人的專業被弄錯了，他的催化化學成了我的專業，我被派到位於法國里昂的國家催化研究中心攻讀學位。1987年9月取得化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事博士後工作。1990年到美國，1994年就讀芝加哥大學商學院 MBA，畢業後曾在兩家大型跨國公司工作。
1983年，初到西方社會，那種震撼，終身難忘。文革時期，在我們正趨成熟的心靈中灌輸的，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遠大理想，這一下全看清楚了，急待解放的就是我們自己。從此，我開始了一邊為生計學工，一邊為爭口氣學文。1987年9月得到法國化學博士學位，就回國了。當時，我只想著，留法期間，雖然寒酸，也至少每年消耗了幾十位鄉親父老的勞動成果，博士學位拿到了，沒有聯繫好工作單位就回來了。
回來又吃了一驚，一方面，得到的是人們詫異的眼光和驚訝的疑問：“你怎麼回來了？”問得我一臉茫然。後來才明白，當時人們的感覺是，國外這麼好，為什麼回來？肯定是沒本事呆不下去。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多有妒嫉之心，怕來個年輕的洋博士，把一些人好不容易得到
的職位年輕化、知識化掉了。幸好在李政道博士的敦促下，中國剛剛設立了博士後流動站，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正好有個位子空著，就回到大連做博士後了。後來又遇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灰心了，又找機會回到了法國。
1990年5月輾轉來到美國。來到美國辛苦了多年，1996年3月從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拿到金融 MBA，才在跨國公司找到了一份像樣的工作。1996年元旦期間，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浙江老家探親，帶回來一些古書。又開始了一邊為生計上班，一邊為爭口氣學文，從此對中華民族先秦文明有了經久不衰的興趣。以西方近代文明來自于對古希臘文明的複興為線索，致力於在中華民族先秦文明中尋找民族復興的思想源泉。
進了跨國公司，雖然受限制，本人職位不高，幸好我涉獵廣泛，做的事、講的話，還能用得著，有機會為與公司最高層有關的一些項目出力，也看到了跨國公司高層權力鬥爭的黑暗。西方人並沒比東方人高尚。在美國生活日久，加上對東、西方文化知識的日積月累，發現了西
方文化和西方多党競爭民主的不少弊病。思考良久，正逢中華民族處在大轉型的時代，要是能東、西方文明，各取其優，中華民族不僅能民族復興，還能跳出西方人自以為是的框框，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大爭一口氣，全面超越西方人。這就是寫這本書的目的。
致謝
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不僅生養了我，還從小培育了我勤勞、爭口氣的精神，使得我在不平坦的人生道途上，始終能夠自信地直面現實、自強不息。
感謝勤快能幹、節儉持家的妻子，兩個聰明、自覺、勤學的兒子。兄弟兩相差六歲，兄友弟恭，相處極好。這使得我省去很多家裡的操心事，得以利用大量的業餘時間專心致志地研讀。
感謝我的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和弟弟，他們的勤勞節儉協助我安心地讀完四年大學。在我遠涉重洋，長期不能回鄉之時，他們照顧父母，養老送終，減輕了我的後顧之憂。我的兄弟姐妹們都在浙江老家，都是普通人，也遭受過不少社會不公。我寫這本書，也希望能夠創新政治制度，使像我兄弟姐妹那樣的普通人，免于受政客們為了自己競選上位，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之擾，平靜地得到對政治人物問責的權利，有保障地安居樂業。
如果這本書的出版能在推動中華文明復興中起到預想的作用，進而為人類文明超越西方的固步自封作出貢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兼東亞研究所主席，歷史學家王賡武，不經意間成了我的伯樂。我曾經把書稿電子郵件附寄給王教授，希望他批評指教。他很快給我回復了，對
我說，他正忙著準備出國，沒時間閱讀，把我的書稿轉寄給他在出版社的幾個朋友了，如果他們有興趣出版，會與我聯繫。
幾天以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和主編潘國駒教授就給我發了郵件，聯繫出版事宜。所以，這本書能與讀者見面，感謝潘教授慧眼識珠。
這本書的出版還要感謝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華文部何華主任和馮婉明編輯的悉心安排。也感謝參與本書出版的其他工作人員。
陳方仁 2016年12月
1 《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一卷，第六章。
2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
3 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管子•大匡》
4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管子•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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