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稿為著名文化記者范甯對當下25位著名作家的訪談（張煒、白先勇、易中天、嚴歌苓、張翎、陳應松、陳若曦、施叔青、韓少功、劉震雲、格非、陸天明、蘇童、林白、梁曉聲、葉兆言、池莉、麥家、鄧一光、張悅然、畢飛宇、葉廣芩、雷平陽、余華、馬原），通過問答形式介紹作家的當前狀態、創作歷程、心得，以及對當下文化現象的觀察以及對自身特點的提煉。全書涉及面廣，從問題的設置到受訪物件的回答都具備相當的品質和可讀性，兼顧思想性和個性色彩，對廣大讀者、研究者瞭解作品之外的作家有著很大的價值，同時對話內容也具備一定的話題性和深度。行文生動有趣，由淺入深，適合閱讀。
作者簡介
范寧
著名文化記者，採訪文學文化領域名人300餘人，有著較高的影響力和持續性。
目次
張煒：我們都需要一種自守的力量
白先勇：父親白崇禧是時代的挽詩
易中天：傳統文化不能當勵志書看
嚴歌苓：翻手浮華覆手蒼涼
張翎：站在彼岸書寫家族史詩
陳應松：冷山熾水
陳若曦：幾離幾歸人生幾重
施叔青：寫作是我的居住之地
韓少功：尋根之旅今天仍在繼續
劉震云：我是中國說話最繞的作家？
格非：我再也不寫三部曲
陸天明：反腐是我心底的一聲吶喊
蘇童：偉大的小說是發現被遮蔽的命運
林白：“戰爭”更野性，“北去”更豐富
梁曉聲：知識分子不鬱悶了，我會很失望
葉兆言：作家在精神上是反傳統的
池莉：寫出比生活更精彩的小說
麥家：在“理想谷”繼續做文學夢
鄧一光：下一部作品想寫我的弱小
張悅然：八零後的文學價值在視角
畢飛宇：我渴望做有寬度的作家
葉廣芩：寫純正地道老北京
雷平陽：因為回不去注定有鄉愁
余華：寫作像旅行，看得越多越好
馬原：關於疾病、生命以及小說已死
書摘/試閱
劉震云：我是中國說話最繞的作家？
如果要問劉震云最關注什麼，答案一定是“說話”。從2002年的《一腔廢話》開始，劉震云就沒有停止“發聲”。《手機》是在講話，《一句頂一萬句》也是在講話，到了新書《我不是潘金蓮》，為的還是要找回一句話的理兒：“我不是潘金蓮！”
原來，劉震云從這中國話裡，發現了一個值得不斷書寫的天機。
范甯（以下簡稱“範”）：您近年來的作品一直關注現實題材，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再到《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也延續了這一角度，寫了一個平凡的農村婦女因為一件看起來荒謬的事情而上訪的故事，您怎麼定位這部小說呢？
劉震云（以下簡稱“劉”）：這部小說直面生活、直面當下、直面社會、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說，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說。
米蘭·昆德拉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很多人說這是政治小說，他很不高興，四處解釋說這不是政治小說，是一本愛情小說。糾正了一百回，一輩子也沒解釋清楚，大家還覺得是政治小說，所以他跟李雪蓮是一樣的。
李雪蓮告了20年狀，就是為了一句話——“我不是潘金蓮”。當她開始告狀的時候，突然發現她的離婚案變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滾雪球一樣出現了其他64件事。這個邏輯本來很荒謬，但李雪蓮卻用很嚴肅的態度來對待，結果是無法說清楚。
但是到了最後一章，史為民把這個話說清楚了。本來如果不跟李雪蓮遭遇，他20年之後可能是省長，但就是因為兩人見了一面，說了一句話，他就成了個賣肉的。他突然明白過來，然後用荒謬的態度對付荒謬，從而達到了自己一個特別偉大的目的，他利用“上訪”回到了老家，跟患了腦瘤朋友打上一場最後一場麻將。
《我不是潘金蓮》是什麼小說呢？我覺得是底線小說。寫這本小說是為了探討生活的底線，看它到底能夠多荒誕。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喜劇時代，在喜劇時代裡荒誕的底線，幽默的底線到底在哪裡？我覺得比道德底線還要深，在深遠裡邊，還得下去很多。
小說探討的是生活的邏輯，一件事是怎樣變成八件事的？要說清楚一個道理，就要把其餘64件事說明白。前兩章佔了63，後面佔了1。生活的邏輯會導致政治的邏輯。生活邏輯不但打在李雪蓮身上，也打在了與她告狀有關的各級官員身上。官員沒有一個是壞人，離婚和各級政府全無關係，但導致官員全部落馬。李雪蓮是冤的，但一批官員更冤，誰導致了他們的冤？是生活邏輯和政治邏輯。
生活就像一個深淵，荒誕沒有底線。如新聞聯播裡台上的人在讀一個文件，台下的人也有這個文件，但台下的人還是在認真地記。如果我們到這個位置，也會這樣參加表演。在面對離婚案的時候，李雪蓮就直接去找村長、縣長，她沒有法律意識，她更相信人治。
真正的生活邏輯還是人的邏輯，人的荒誕才會導致社會的荒誕、生活的荒誕。事實上，幽默的底線、喜劇的底線，以及生活中所發生的，荒誕的底線，都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喜劇如果很幽默的話，反而就達到了悲劇的底線。
範：寫一部小說大概要多長時間？您從什麼時候開始醞釀的呢？這些靈感或者說是素材來源於哪裡呢？
劉：寫的話很快，半年時間就差不多，但是我要準備思考醞釀的時間要準備三到五年。寫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個細節、一種景象，聽到一個聲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簡單，但它背後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為什麼一件事會導致另一件事，一開始發生的事和最後變成的第十個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糾纏在一起，起承轉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會是另一種因和果導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發生了變化。
範：最近幾年，您每部作品的書名都會成為流行語，比如“一句頂一萬句”、“我叫……”等等，現在又來“我不是……”。“我是”和“我不是”，是一種對應關係嗎？您之前說想把書名叫做“嚴肅”，是不是因為“嚴肅”這個詞很難流行起來，所以就沒用呢？
劉：原本的書名想叫做《嚴肅》和《太嚴肅》，有些朋友不太同意，主要是出版社的朋友。其實《我不是潘金蓮》還可以起另外一個名字：《一萬句頂一句》，它其實可以看做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兄妹篇。
這兩部小說有相同之處，書裡面的主角都是在路上。也有不同之處，《一句頂一萬句》講的是：想在人群中說一句話，非常困難，不是說不出這句話，而是埋藏了很久，找不到聽這句話的人。為了找到這個人，不惜跋涉千山萬水，一定要找到他；《我不是潘金蓮》講的是，想在人群中糾正一句話，結果發現，這個比在人群中說一句話更困難。
範：這次您講李雪蓮的故事，是因為覺得自己必須寫一個女性了呢，還是一種偶然？
劉：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為主，但在生活的邏輯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別的差異已經微不足道了。但李雪蓮並不是《我不是潘金蓮》真正的主人公，前17萬字都是序言，後3千字是正文，真正的主角是男性，史為民。
以前我小說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對女性缺乏了解，但我並沒有放棄這種努力，現實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書來接近她。
範：如您所說，這部小說的結構的確很有意思，一共三章，前兩部分都是序言，只有最後寥寥十幾頁才是正文。為什麼會這麼處理？
劉：《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公路小說，楊百順、牛愛國都在行走，行走時他們的思考沒有停止。《我不是潘金蓮》也是公路小說，李雪蓮也一直在思考。告狀還是不告？本來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著她去告。史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利用了前面200多頁積累的生活邏輯，成功的打上了一桌麻將。
小說最後把一切邏輯都摒棄了，所有能遵守的規律、法律、規則都摒棄了。有些小說是作者在思考，小說裡的人物沒有思考，但史為民比我想的還要深：不用糾正，你相信它才會想去糾正它，不用相信，不用糾正，要摒棄。李雪蓮還信，史為民是被李雪蓮告倒的人，他不信。李雪蓮用一輩子沒想清的道理，到史為民這裡想清了。小說的正文部分，是最見功力的，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範：“潘金蓮”這個意像在故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她對李雪蓮，對整個故事的發展，有何影響？
劉：李雪蓮和潘金蓮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國婦女，都反叛。潘金蓮反叛的是性，李雪蓮的反叛是想糾正一句話，她們的共同點是都沒有反叛成功。如果我們把潘金蓮放到歷史上，或者放到今天這個歷史長河裡來看，她一定是一個壞女人嗎？施耐庵在《水滸傳》中塑造了一個中國文學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反叛形象，中國從先秦開始，男女在性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為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但是女人只能從一而終。潘金蓮的形象顛覆了男女在性上的傳統。起碼從藝術形象來講，她是第一個反叛的、衝破性束縛的。就是這種顛覆男女傳統、衝破性束縛的反叛，我覺得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民族英雄。在性這個方面，她起碼應該是一個“民族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