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仁健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法盟軍無條件投 降，二戰結束，台灣重回所謂的「祖國」懷抱。十月國軍登陸台灣時，民眾用「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惜一年多後，立即爆發慘烈屠殺的二二八事件，事過七十年傷痕仍在。
相反的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祖國」，接著一九八九年北京又爆發六四事件， 港人因悲觀和恐懼，出現了持續五年以上的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主權移交後，卻沒有出現二二八這樣的慘劇。
李筱峰老師在解釋這兩個歷史事件時就指出，日治時代台灣 與中國之間，出現了五十年的隔絕，尤其在一九三七年之後的八 年抗戰。因為不相往來，距離產生美感，讓台灣人對「同文同種」產生了遐想，也失去了警戒。相反的香港人對中國由於來往密切，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也就不會有任何期望落空後的反抗與屠殺。
二零一七年在網路上瘋傳一篇〈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因為不只是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中國一直強調主權的「神聖 領土」，會對中國遊客團的素質瞠目結舌。歐美日本甚至東南亞 各國，對於這些中國網民自認只是「文化差異」的種種脫序舉動，照樣也是難以接受。
因此在〈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裡，作者提出了四十個建議，教民眾例如在公共場合講話要輕聲細語，最好是連你隔 壁的都聽不見；到了餐廳要等服務生帶位，別看到有位就衝；不要因為是贈品，就貪小便宜，一次拿一大堆走；逛精品店要保持儀態、乖乖排隊；抵達旅遊景點時，盡量克制想在大門口合影留念的欲望；甚至連別在外做出搓腳等不衛生的動作，以及不要隨地大小便，這種連訓練過的貓狗都能做到的事，也被列為建議之中。
據說這篇文章是出自廣東出版集團《新周刊》旗下的旅行微信公眾號《九行》，既然出處是中國媒體而非港台，因此許多中國憤青怒批，「自己是中國遊客是件很屈辱的事嗎？我們憑什麼要在異國他鄉裝做自己不是中客？」、「中國人有錢，就是要讓外人知道，有錢說話就有底氣、聲音比人大，老外也有人這樣，不要醜化我們」；還有人直言，作者的文章通篇帶著輕蔑的語氣，「完全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這也是一種不文明！」
其實這種剛開放觀光所出現的亂象，在歷史上也非孤例。一九六零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觀光客也是讓各國頭痛。之後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也步其後塵，「醜陋的台灣人」立即取代了「醜陋的日本人」。所以有人樂觀的相信，只要熬過這段「陣痛期」，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一定會其他新興國家取代。
但這種想法其實有盲點的，因為中國現在的問題已不是「醜 陋」，而是流亡作家余杰所說的「卑賤」，這是集流氓、太監與優孟三種扭曲的性格於一身的結果。然而日本與台灣能擺脫「醜陋」的桎梏，卻是因為在政治體制上完全的走向民主自由，讓民眾有 了自覺與懂得自重。
台灣在還有報禁的戒嚴時代，也有被當權者圈養的「異議作 家」，在官方特准的大報上，發表這種「小罵大幫忙」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批評當時生活在台灣的是「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成功地運用官方特許的「生氣」，搶奪了非法黨外雜誌的讀者市場。
這類「異議作家」非常懂得政治精算，是聖之時者，知道在什麼時候出什麼書最安全，又最能賺錢。反正只要罵這個人坐車不排隊、那個人隨地吐痰，這個單位官僚，那個組織失責，總之就是要大家為這些亂象「生氣」，甚至向政府大聲的表達出自己的憤怒。
但讀者被挑起了憤怒後，作者開出的解壓方式就只是像「扶 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等等……反正只要不碰觸問題核心，不要提到當權者與其身邊鷹犬的劣行，不要討論政治與司法體制的改革，就這樣不斷轉移焦點，不斷到處放野火，最後結集成一本《野火集》，自然能名利雙收。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一系列的文章裡，雖然作者也譴責了「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麻木的忍受，如此苟活的「醜陋」。卻絕口不提戒嚴時代台灣這一切環境、社會、交通、消費問題的下面，還藏著一把政治的鎖。不解開這把鎖，向獨裁政府那樣治標不治本的「嚴打」，永遠改變不了這些亂象。
余杰是個多產作家，但他不會是個暢銷作家。真的，我從小在鉛字架旁長大，當了三十年的小編，從言論管制的青少年，到如今已是百花齊放的年代裡，我這糟老頭根本不用看，用聞的就知道這本《卑賤的中國人》下場是什麼。
如果余杰市儈一點，複製當年台灣戒嚴時代《野火集》那種模式，也來搞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配合天朝的需要，罵罵「十三億懦弱自私的中國人」，讓那些憤青的玻璃心，轉向消滅這一小撮「正不擇手段地破壞著中國國內穩定與和諧的藏獨、疆獨、港獨、台獨，以及異見領袖、死磕律師等西方勢力代 理人」，立刻就能成為暢銷作家，而且還會是青年導師。
但余杰不識時務，偏要揭穿事實，把中國人「卑賤」的病因，直指向政治體制。偏偏在中國這裡，想要曲突徙薪的被視為瘋子，提油救火的反被尊為英雄，這才是比表面上呈現的亂象更難醫的絕症。
「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人？」其實不需如此麻煩的四十招，看了余杰這本《卑賤的中國人》，抓出專制政體深埋在你腦中的毒蠱，自然能擺脫「卑賤」，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了。
蘇賡哲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
余杰先生和我並非素識，迄今尚未謀面，甚至不曾通過電話，他卻「貿然」邀我作序。
我也不避譾陋，欣然應約，完全是通過雙方文字帶來的精神契合、理念相同所致。我將余杰的這本名為《卑賤的中國人》的新作細讀過後，益發覺得一種心靈感通的莫名愉悅。
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歷來以魯迅享譽最隆，余先生此書的成就，迥出魯迅之上，他立論無所謂「愛之深，痛之切」，無所謂「恨鐵不成鋼」，只是以一個大寫的「人」的標準、以普世價值的尺度，得出自身這個民族適切的評價：卑賤。
留意到余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過魯迅的言論，我自己在寫作時也同樣經常汲取魯迅的能量，魯迅有他恆久不滅，足供傳世的價值。但是，我和余杰，以及若干有反省能力的當代知識分子，對魯迅後半生的自我背叛、走向卑賤，已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在法庭登上證人台宣誓作供，他必須保證兩件事，首先保證說的是真話；其次保證所說是事實的全部。因為如果只是事實的局部，就可能誤導陪審團或法官。例如證人說，他在兇案發生前一小時看見被告走進兇案現場，這是事實，但他不說他在兇案發生前半小時又看到被告離開了。他這只說一半的證供，便可能陷被告於冤獄。
魯迅就是一個只說一半真話的證人，被他誤導的民族在一九四九年迎來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政權。他去世時，棺木上蓋了「民族魂」三個大字，這個民族魂其實和他批判的民族同樣卑賤，甚至更卑賤，因為他是故意只作一半證供的偽證者，誤導者。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魯迅對共產黨的邪惡認識得最深刻，但他在證人台上，即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發言時，對共黨的邪惡是絕口不提的。
一個眾所周知的軼聞：毛澤東面對「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的假設性問題時，答曰：「要麼是關在監獄裡繼續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但揆諸魯迅生前的表現，他在沒有安危問題時不肯說出來的另一半事實，絕不會在「解放」後才說來危害自己。
魯迅很在意中共建政後自己的安危。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魯迅致函曹聚仁說，如果國民黨政權崩潰，而他未死，他「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一九三六年，他向地下黨中較具交情的馮雪峰說：「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我！」同年七月十七日，魯迅在寫給楊之華的信上說：「新英雄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很多人的本相。」這些極具穿透力的洞見，從還可以去掃街，到可能遭受即時的危害，可知魯迅對共產黨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危機感也愈來愈深。
有兩件事對魯迅的衝擊極大，首先是顧順章家人被周恩來殺害的事件。顧順章背叛中共，出賣中共地下黨，中共怎樣對付他都可以。但株連及完全不知道顧叛變的家屬，突顯出來的是，共產黨倘能執政，只會視人民的性命如草芥。顧家十多人被殺後，埋在後園，後來被發掘出來，屍臭瀰漫上海十多條街道，報紙頭版頭條報道，魯迅是關注社會新聞的人，當然知道這件轟動一時，令人心寒的大事。因為是中共的罪惡，他便絕口不提。
第二件事是「左聯五烈士」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數十名共黨重要人物在東方旅社開會，被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拘捕。案犯移交給國民黨政府後，二十三人遭到槍決，其中柔石等五人是「左聯」盟員。當時，上海的報紙已報道，他們是「共黨內訌」才被捕的，其後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夏衍、朱正等都說「五烈士」是共黨告密後慘死的。魯迅是左聯盟主，「五烈士」和他關係密切，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是死在自己人手中。共產黨向宿敵告密，借刀殺自己人，比國民黨卑賤得多。如果說魯迅鞭撻民族性的陰暗，何以絕口不提更卑賤的共產黨？
左聯時期，中共捧魯迅作為無知者的偶像，其實不將他當做自己人。因此，魯迅「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我經常讀到他這段文字，心中浮起的感覺總是，魯迅你何以這麼賤，共產黨工頭打你，你還要「起勁地做」。
寫到這裡，余杰何以超越了魯迅已是很明顯的事：魯迅不是一個具備誠信的「證人」，他說出一些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余杰則沒有為任何人隱諱，所以可信。現在這時代，中國的國民性比魯迅的年代更惡劣。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沒有全腐敗，今日則是各行各業全腐敗，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香港本土思潮興起，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催生出來的新現象。一九八九年，香港人介入北京民運甚深，除了動輒一百萬、數十萬人遊行示威外，更直接進入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提供實質援助。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易手，很多今日民主派頭面人物支持所謂「民主回歸」，要和大陸同胞共苦難。當年香港人以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不幸被中共壓迫、奴役著，只要中共垮台，中國民主化，中國百姓便得到解放。在這階段，沒有人提倡和中國分離。
然而，二十年來，人們這種看法改變為兩大醒覺。第一個醒覺是，中共原來是得民心的。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贏得國共內戰；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而又在浩劫中穩如泰山，今日的中國人更為所謂「大國崛起」洋洋自得。有人說，六十年代大饑荒，他父親餓死了，翌日他竟然去要求入黨，今日「世界第二強國」行將「奔小康」，還能不支持中共嗎？
香港人的第二個醒覺是，中國人民整體來說並不善良，而是卑賤。這只要讀讀余杰先生在此書中的全方位揭露就可以明白，港人頻繁北上和大陸人到香港「自由行」的相互了解，更是具體印證了中國人的醜陋不堪。要中共垮台已大不容易，要改造十多億從精神上爛掉的人民更不可能，因此，香港人只好希望能夠和他們分隔開來，各走各路。
這就是香港本土思潮，分離意識的來源。二零一六年七月，中文大學民調結果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近四成支持香港獨立；二零一七年一月，親共團體「幫港出聲」的民調，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香港人，有近半不支持反港獨。
余先生在本書所抨擊的，中國喝狼奶長大的年輕「小粉紅」，和香港這些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前者的奴性和後者的自主性，恰好是強烈對比。
余杰在書中說：「今天的中國人，包括那些拿著他國護照的海外華人，有多少人真正脫離了『精神奴隸』的身分？」我在加拿大一個電台擔任時評節目主持，邀來某「海外華人」的頭面人物，也可以說是「僑領」，作為「平衡意見」的嘉賓。他的言論完全符合「精神奴隸」定義。我問：「你不是入了加籍，宣誓效忠女皇了嗎？」他居然答：「不錯是宣了誓，但我邊宣誓邊用腳在地上劃NO。」在莊嚴的入籍儀式中，他的腳本應跨進民主自由的加拿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他卻用它來說不，照樣要做中國的精神奴隸。
電台在加拿大，不是黨的喉舌，電台的台長，應該是一個受人尊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工作崗位。然而有這麼一位台長，遠赴廣東久別了的故鄉探親訪舊，「欣然發現」小時玩伴的表兄弟己當上公安局局長。兩人重新「攬頭攬頸」再續舊誼，酒酣耳熱之際，局長慨然發了個公安證件給台長「玩玩」。台長回加拿大後，經常向人出示這證件，以中國公安的身分驕人。在台長和公安兩種身分之間，他顯然認為公安地位更高。
馬基亞維利在《君王論》裡說：「使人懼怕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李光耀也說：「在受人愛戴與使人懼怕兩者中作選擇，我一向都認為馬基亞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種專制統治的基礎理論，在中國體現方式之一是公安的橫行霸道，電台台長以為在加拿大做受人害怕的中國公安，比受人愛戴的媒體負責人更有存在意義。這其實也是精神奴隸的表現。
余杰在國外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說明知識分子有機會到國外自由的天地學習，精神依然是中共的奴隸。我所見所聞同樣使人心情沉重。來自中國的高級講師吳小燕在多倫多大學演講，她朗讀了一些國內流行的「順口溜」，內容諷刺中國吏治腐敗和包括嫖娼醜聞的社會陰暗面。在座的中國留學生非常憤怒，指她不配博士和中國學者稱號，還問她是不是中國人。學生聲稱：吳老師說賣淫嫖娼在中國是普遍現象，是侮辱了所有中國婦女。更有學生站起來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對賣淫現象聞所未聞。說罷獲得全場掌聲。
事後，留學生們在網絡上繼續追擊：「她已經背叛了我們民族」，並討論應該怎樣把這個「漢奸」幹掉。「幹掉」的說法，有時說得十分具體。在加拿大有沒有一千名中國間諜的爭議中，同一批中國年輕人在網上說要向中國國安部或總參情報部申請，「派一個行動小組把你們這些民族敗類給清除掉。告訴你，只要給你注射100cc的凝血劑，世界上又多了幾個癡呆。但這是對加拿大寶貴的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這些人就應該拉去摘取器官，在死前為真正有價值的人作出貢獻。」奴才有時候確實比主人還要心狠手辣。
香港人不願做中國人，台灣人不願做中國人，藏人不願做中國人，維吾爾人不願做中國人。他們並不是將中國人當作一個劣等族群來歧視，而是不願繼續醬缸中那種被奴役的命運。
那麽，中國人能否有機會擺脫卑賤的命運？從林昭到劉曉波，有一群靈魂高貴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可供願意「因真理，得自由」的中國人效仿。
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蘇賡哲博士（曾任香港大專院校文史系副教授、香港作家協會秘書長，是港英時代加拿大唯一予以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現今仍在各類媒體從事新聞評論。）
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管仁健／5
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蘇賡哲／9
自 序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16
【第一卷】大中華膠現形記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26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44
*潑皮式的「愛國」可休矣／56
*中國留學生何以化身紅衛兵？／63
*義和團、紅衛兵與小粉紅的精神譜系／71
*霸凌弱者是中國人的天性／79
*誰有資格抵制洋貨？／88
*魯迅傳人跪下去，納粹先鋒站起來
—評摩羅《中國站起來》及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逆流／97
*大國似乎崛起，廁所依然骯髒／113
【第二卷 】綁匪與人質的聯歡
*論中國股市及股民、賤民與獨裁者之關係／134
*中國人從「比傻」走向「比惡」／141
*馬雲是網路世界的蓋世太保／149
*強國多賤民，賤民真愛國／166
*彭明輝為何貶低台灣，稱頌中國？
—駁彭明輝《兩岸之間只有一個問題》／179
*朱雲漢為何充當帝國化妝師？／187
*與其「為父作倀」，不如擁抱自由
—吳思華的女兒、梁振英的女兒、史達林與卡斯楚的女兒之比較／195
*成龍：遠看是龍，近看是蟲／203
*十三億不敢對綁匪說不的肉票／213
【第三卷】奴國已無知識人
*蕭功秦、胡舒立、柴靜：「灰色公知」三標本／224
*屠呦呦獲諾獎是毛澤東的功勞嗎？／237
*說謊是御用文人謀生的手段／243
*莫將流氓當英雄
—我為什麼從來不看好艾未未？／250
*陳映真為什麼不值得我尊敬？／262
*姜維平為何誹謗劉曉波？／272
*中美通吃的「香蕉五毛」
—駁李成「一黨專制下可以實現法治」／281
*批評楊絳為何讓某些「公知」如芒在背？／289
*誰，又不是憂鬱症患者？／296
【第四卷】中國人三部曲
*流氓中國／306
*太監中國／338
*優孟中國／370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啟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閱。這些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在我身邊真切發生。「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歷盡艱辛，找到所有柏楊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時代沒有讀過柏楊那嬉笑怒罵、汪洋恣肆的雜文，我或許不會那麼早從中共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中掙脫出來。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從十五歲起，我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沒有在柏楊生前與之見面，是我的一大遺憾。如何彌補未能與柏楊「同遊」的遺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楊文物館」，也去了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中當年的監舍「綠洲山莊」。我步入柏楊做過的那間牢房，炎熱的六月，火燒島真如火燒。我在人權紀念碑上看到了柏楊手書的那句痛徹肺腑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於我而言，向柏楊致敬，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中國人，你為何「自願為奴」？
一九八四年，柏楊受邀訪問美國，在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訪美的最後一站是紐約，當他再一次把中國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一名聽眾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柏楊回答說：「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而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次年八月，《醜陋的中國人》由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問世。此後十多年，關於此書風波不斷，柏楊由此成為華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醜陋的中國人」這一富於刺激性的說法，在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同步引發自五四時期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之後又一輪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後期，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比在台灣還要大，那時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柏楊這位外來者不經意間成了點火者。在我的中學時期，柏楊是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處必有柏楊」，連中學語文老師都拿柏楊的文章來當範文。
柏楊行文江河萬里，逸興遄飛，《醜陋的中國人》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柏楊本人並未對「醜陋」作出具體的定義。學者姚立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病徵—醬缸》一文中，梳理出「醬缸文化」的若干表現：對權勢的崇拜狂、自私與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殘忍、文字欺詐、對殭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等方面。其實，在我看來，中國人的「劣根性」已非「醜陋」一詞所能形容，更準確的概括應當是「卑賤」。如果說柏楊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看到了「醜陋」，那麼我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則看到了「卑賤」—跟「卑」有關的詞語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沒有「卑賤」的含義那麼豐富和深刻，它背後有一種自我作踐並自我炫燿的「自願為奴」心態。
生活在十六世紀、三十三歲即英年早逝的法國學者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學生時代完成的習作《論自願為奴》，意想不到地成為最早討論權力如何異化人性的傑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只想弄明白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城鎮、那麼多民族，有時候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億萬民眾何以低著腦袋、戴著枷鎖，奴隸般地屈從？他的結論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們可以選擇做臣民，也可以選擇做自由人；他們可以拒絕自由，戴上枷鎖，認同其不幸，或者繼續其不幸。」波埃西進而揭示了暴政的構成及其運行的奧秘：「獨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個心腹，這些人手下還有五、六百個下屬，然後有五、六千個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張巨網，所有人都被網羅在其中。」
每個國家，都會有「自願為奴」的群體或時代。但惟有在中國，「自願為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許多曾遭中國嘲笑的、茹毛飲血的「落後國家」，如今都已爭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國仍被冰凍在前現代的「秦制」之中。「自願為奴者」的最大人格特徵和精神症狀就是「卑賤」，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小粉紅」，從馮玉祥到周恩來再到溫家寶，此類自以為聰明的奴才，滿坑滿谷，數不勝數，我才想到或許我可以寫一本《卑賤的中國人》。
那時我想：真正完成《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非得要等我逃離中國之後。或許，只有身處異國他鄉，才能具備觀察和批判中國人「卑賤」特質的距離感，不再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換言之，惟有逃離醬缸，才能發現醬缸中蛆蟲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蟲們從不仰望星空。先後兩任中共外交部長都以「卑賤」為美、以「卑賤」為榮。唐家璇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偉大光榮正確，那為什麼十四億生命願意投胎到中國來？」李肇星說： 「你是一個中國公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光榮的？」無疑，這類人物就是我在書中要猛烈批判的對象。
中土已無「知識人」，舉世同唱「和諧歌」
「卑賤」人格由流氓文化、太監文化、優孟文化和三者合力形塑而成。我在此處所謂的「卑賤」，不是指社會身分和經濟地位上的卑賤，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層面的卑賤。底層社會和邊緣遊民當然有卑賤的一面，但我不會像動輒「自我感動」的左派人士那樣，用「政治正確」的原料塑造「窮人高尚」的謊言；反之， 我從加爾文（John Calvin）神學的精髓「人的全然敗壞」出發， 發現窮人與富豪和權貴一樣，都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窮，不會讓窮人變得更善良、更純潔。電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斷在現實生活中上演：有農民工花錢買來智障少年，假裝是自己的弟弟，將其帶入礦井深處謀殺，然後向礦主訛詐賠償費。這已然發展為一條生財之道。礦工之「心黑」，與煤老闆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遜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 色更「黑」。
在本書中，我的重點不是討論底層社會「黑惡化」的趨勢， 作家廖亦武在其《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早已提供了無數鮮活的素材；我將著力於梳理中國「知識人」精神與人格沉淪的脈絡。顧炎武說，士之無恥，可謂國恥。晚明時，士大夫的心靈潰敗，跟今日中國「知識人」的賣身求榮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國，如同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動物農莊》，如同老舍筆下的《貓城記》，如同宋澤萊筆下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倒。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活得無比艱難；卑賤者偏偏如魚得水，飛黃騰達。
史學大師余英時提出了「知識人」這一概念，「知識人」是文明的守護者，是卑賤者的天敵。余英時倡導將「知識分子」一律換為「知識人」：「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我要恢復人的尊嚴」。由此，他提出了對「知識人」的全新定義：「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以此衡量，當下之中國，誰符合「知識人」的標準？
當今中國，竊取「知識人」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賤者。倡導「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蕭功秦，先捧薄熙來的臭腳，然後向習近平三跪九叩，夢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戀者一般哀怨；號稱「中國站起來了」的作家摩羅，早已忘記自己曾以「恥辱者」自居，搖身一變成為向希特勒（Adolf Hitler）舉手致敬的納粹分子，得到官家賞賜的研究員職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苦口婆心地勸誡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敗這一「普遍現象」，自己卻因公款旅遊而遭到主管單位《人民日報》通報批評，並在民間自發評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歲老人楊絳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鍋讓文青們食指大動的「心靈雞湯」，長壽是中國人最高的信仰，誰敢對長壽者不敬呢？這些人不符合余英時所說的「知識人」這個概念—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卻沒有脊梁和良心。
在臭氣薰天的醬缸中，豈有冰清玉潔的身體與閃閃發光的靈魂？那些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師」，個個與獨裁者「精神同構」。首先，他們都是「大中華膠」，一說起「祖國統一」，便兩眼放光，全身顫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統統解不開大一統之魔咒，即便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也有陳映真、李敖、朱雲漢、彭明輝、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國崛起」之「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台背後普羅大眾的斑斑血淚，真是「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強權唱頌歌」。其次，他們都有「偶像崇拜」情結，從孔夫子崇拜到毛澤東崇拜，從溫家寶崇拜到習近平崇拜……第一個泡沫破滅了，就塑造第二個，樂此不疲，永不休止。沒有偶像，他們就活不下去；誰要戳破偶像，他們就跟誰過不去—我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第三，他們又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患者」—這個心理症狀早該改名為「北京綜合症候群」。被非法軟禁並被警察毆打的藝術家艾未未，到了德國之後卻大肆讚美中國是法治國家，出國才學會「愛國」；被薄熙來抓捕判刑的記者姜維平，為參與整肅薄熙來的習近平大聲鼓掌，無視習近平是加強版薄熙來的事實，進而誹謗獄中的勇士劉曉波。從英雄到小丑的轉換，何其迅捷！
中國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療文化」
《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只是邁出第一步—揭露事實，指出病症。如何醫治，如何讓中國人脫離卑賤的人格和精神狀態， 目前我並沒有現成藥方。
德國心理學家約阿希姆．馬茨（Hans-Joachim Maaz）在東德政權下度過大半生，後來供職於教會救濟會，在政府的監視和教會的限制下，艱難地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在蒐集了數千個病例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精神疾病的患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全東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嚴重失常，其範圍不僅囿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波及科研、經濟、法律、藝術、教育，直至人際交往、日常文化等各個社會層面，更重要的是對個體心理結構也產生了影響。」他又發現，造成民眾精神疾病的罪魁禍首乃是專制體制本身：「長期的紀律教育、宣傳蠱惑以及不容任何異見的偏狹作法，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將外在的強制力轉化為內在的壓抑。這一體系會長久地向個體施加影響，直至個體在心理機制上最後徹底完成自我奴化的過程，完成自我破壞的轉化。」
馬茨本人以「內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對體制有過反抗，付出了女兒失去升學機會的沉重代價；但他坦然承認自己只是做了「有限的反抗」，他願意深入思索過去慘痛的歷史，進一步認識個體的過錯和責任，而不是統統推卸到替罪羊們或政府的頭上。於是，他寫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一書，寫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療救的過程。
馬茨在分析東德官方的宣傳術時指出：「黨的宣傳手段就是表決心、獻忠誠，粗鄙的政治口號、荒謬愚蠢的政治運動，還有明目張膽的公開扯謊。所有一切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一套心理戰術。」這彷彿就是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最強而有力的描述。馬茨指出，在黨的控制和規訓之下，出現了兩種人：第一種是受控於這些宣傳的人，簡單而天真，他們整日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其他，就像動物一樣，需按照主人規定的時間表得到馴養。第二種是有些不同意見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傳中，他們的自主性和活力會被消磨殆盡。還有一些會被政治宣傳的粗俗和膚淺激怒的人，他們在理智和情緒上都出現強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達出口，馬上就會受到懲罰、羞辱和排擠，當壓力持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的憎恨和憤怒便會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終放棄排斥和壓力以獲得解脫，或者乾脆與施暴者同流合污。
對此兩類人，精明的獨裁政權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與安排。「第一種人已習慣於服從，他們可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一直順應生存下去。第二種人經歷磨難和摧殘，可以說更具備接班人的條件，他們在事業上發展的領域寬廣無比，無論是在黨政國家機關、國家安全部門，還是軍隊和經濟文化高層。」如果說第一種人的特徵是愚蠢，那麼第二種人的特徵就是卑賤。愚蠢者是獨裁帝國的群眾基礎，卑賤者卻能躍升至統治階層。在中國，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等隱忍才能重新獲得黨的信任，熬成國務院總理？而長期被中國主流學術界排斥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在頒獎典禮上居然開口感謝毛澤東，難道是出於某種怪異的受虐狂心態？還有明明已成為美國人、在美國智庫任職的華裔學者李成，不遺餘力地為中共辯護，並用色彩斑斕的學術包裝紙來包裹這團「敗絮」。在此，我先指出他們的卑賤， 進一步的心理分析有待受過心理學訓練的後來者完成。
跟民主德國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更加殘暴、下流和粗陋— 共產主義的「東方化」，出現了中國、北韓、紅色高棉這樣的怪胎。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經歷一場「心理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文化」。因為，與制度轉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轉型。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
在中文推特圈上，我偶然發現有一則八零後年輕網民的留言：「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在推特上看到最噁心的一句話，它散發著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以及德國思想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這句話不是幽默，不是戲說，不是調侃，而是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的法西斯主義的表徵，也是男權中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信仰者最不加掩飾的情緒宣洩。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威脅，不僅是對被娛樂界譽為「台灣第一美女」林志玲的威脅，也是對兩千三百多萬台灣民眾的威脅。我不是林志玲及其親友，也不是其粉絲，但我覺得自己也被威脅、侮辱了。我不能坐視此種邪惡思想的泛濫，我是人類的一員，擁有上帝所造之人的尊嚴與自由，此尊嚴和自由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喪鐘為誰而鳴？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
這樣的「幽默」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崛起的精神基礎
暴力和對暴力的熱愛是一種傳染病。在網際網路沒有出現以前，有一種語帶威脅的、匿名的欺詐信件四處氾濫。我常常收到從郵局寄來、沒有發信人姓名和地址的某種信件，信中說：「你必須將此信複製後發給一百個人，否則你就會遭遇不幸、飛來橫禍。」後來，這類信件又升級為電子郵件和手機簡訊。
一般來說，人們會怎樣對待此類信件呢？真正聽從威脅者命令的人並不多，但大部分人漠然視之，不加深究。作家筱敏寫道：「我們頂多潔身自好，或者像我這樣躲閃開來，祈求厄運別沾上自己；也有一些人屈從，把那威脅轉嫁於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脫，而以為這行為算不得作惡。結果，那子虛烏有的威脅，就通過我們的卑瑣懦弱而變得強大。與此同時，我們還親手培植了一個醜陋的信仰，讓一種陰溝裡的氣味充斥我們生存的空間。」在此意義上，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人類的受苦，人類的被奴役，多半是自找的。
我看到「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貌似俏皮的話時，不禁想起以前收到過的此種信件。這是一種試圖將人當作傀儡操縱的暴力思維，暴力總是以奴役人的肉體和俘獲人的心靈為樂。這句話的背後，是兩個不容質疑的邏輯推導：第一，既然中國的軍事力量強於台灣，台灣就應當被中國所征服；第二，誰充當暴力的同盟軍，誰就能佔有林志玲這樣的台灣美女。當年共產黨軍隊向西北進軍時，不就瘋狂地叫囂「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嗎？這是支撐中國社會結構的「元規則」，在此「元規則」之下，愛、憐憫與公義全部蕩然無存。
我不願接受此種「元規則」的統治和控制，並拒絕這種挑戰人類道德倫理底線的「平庸之惡」。我在推特上寫道：「這句話的背後是可怕的暴戾之氣，以及將女性當作玩物的男權中心主義心態，實在是無比邪惡。居然有人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我很懷疑他還是不是人。」
我的回應並不溫文爾雅，坦率地說，面對這句話我做不到心平氣和。我的回應發出去之後，很多網民立即用「不懂幽默」來反駁我。說那句話的人回敬說：「以余杰的智力，表演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作正義狀了。」還有人說：「居然有人可以正經到這種程度，我懷疑他還是不是活人。」有人說：「開個玩笑，犯得著那麼認真啊。」有人說：「頭巾氣，明顯玩笑話呀。」也有人說：「老師理解的笑話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明顯的反諷都看不出來，莫非大腦比常人少幾個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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