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大字本)(全五冊)（簡體書）

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相結合，100個專題敘述了從中國境內的人類起源到晚清的中國歷史。這100個專題經過作者反復研討、論證，連同創作前後歷時八年，集中關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展示了中國歷史的大線索、折、大趨勢。本書的每一時段都由在本領域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撰寫，從人物、事件的細節入手，採用了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結合的方式，如周公攝政、諸葛亮治蜀、煬帝功過、永樂遷都等，著重寫出了人物身上體現的時代特點以及對歷史的貢獻和影響，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對歷史的解讀。全書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把握、透視與思考中華民族所走過的歷程，同時把中國歷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時代鄭重回答了中國人對本國歷史的重大關切。新的體例、新的史料、新的觀點、新的評價。·體例新穎。 100個專題貫穿中國古代歷史，打破了章節體和編年體的窠臼。·新的史料。“中國”名稱的由來――宅茲中國，龍山裡耶秦簡――揭秘秦國制度嚴密而有效運轉，解密李世民登基――流落法國的敦煌文書《常何墓碑》。·新的觀點。氣候突變是中原成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人口壓力是西漢滅亡的重要原因， 海軍軍備差導致忽必烈征日失敗， 嘉靖皇帝稱王陽明心學是邪說。·新的評價。周公是中國歷史上首位重要的思想家，王莽是中國首位社會主義者嗎？菩薩皇帝梁武帝治國，隋煬帝功過――國強而民不富的隋王朝。天問――歷史學者的問題意識周武王滅商戰爭是血流成河還是摧枯拉朽？為什麼說沒有周公中國文明將會是另一種文明？中國歷史上全民皆兵是什麼時候開啟的？一個被中原國家鄙棄的邊陲小國秦國憑什麼崛起？一個曾經的囚徒憑什麼取代海昏侯劉賀做了皇帝？胡適稱王莽是中國古代社會主義者有何緣故？中國歷史上獲得皇帝名號的宦官是誰？“做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您以為是奸雄曹操說的嗎？哪一位皇帝不但自己幾十年不近，而且還讓漢族僧人吃素戒酒戒色？ 哪一場胡人叛亂導致漢人開放自信的心態動搖？岳飛的真正死因是什麼？“金以儒亡”之說靠得住嗎？忽必烈兩次征日為什麼會失敗？明朝為什麼會退出爭霸世界的航海舞臺？誰做成了連皇帝都做不了的天下一等事？古代白銀產量很低，遍及中國大地的白銀是從哪裡來的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卜憲群於2013年、2014年先後兩次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中國歷史。1.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間：2014年10月13日主講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主題： 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2.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間：2013年4月19日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 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房甯主題：我國歷史上的倡廉 卷《從中華先祖到春秋戰國》：趙春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邵蓓（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秦漢部分——楊振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孫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趙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魏晉南北朝部分——梁滿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第三卷《隋唐五代兩宋》：隋唐部分——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五代兩宋部分——江小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第四卷《遼西夏金元》：遼西夏金部分——張國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元代——劉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第五卷《明清》：明代——陳時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清代——林存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魚宏亮（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1.2013年、2014年兩次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為人講解中國歷史的蔔憲群領銜創作。 李學勤 閻崇年 毛佩琦 杜維明 馬勇 許宏 等近百名學者深入解讀重大歷史。2.一部不落窠臼、多維度解釋歷史的全新中國通史。全書脫離了一般歷史書編年體或章節體的窠臼，用100個專題探索了中國歷史的大節點、折、大趨勢；對人物或事件的評價、解釋更加 多元化、立體化，展示了歷史多面性和複雜性的魅力。3.歷史學術著作和大眾閱讀的橋樑，百個專題貫穿中國古代歷史，常讀常新。《中國通史》每一個時段都由本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撰著，是在艱深研究基礎上的普及，一家三代可以共讀。4.吸納新近的考古和史學研究成果，專業文物攝影師拍攝近千幅珍貴圖片，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5.入選第四屆中國出版獎提名獎，2016 年度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大眾喜愛的50種好書，2016年度中國出版協會30本好書。6.入選監察部官網 2016年6月 推介圖書，第三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2017年）。7.2015年12月25日、2017年9月7日兩上新聞聯播，是中國社科院重大科研成果、出版企業社會責任與文化精品的結晶。全球視野，中國敘事。全書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把握、透視與思考中華民族所走過的歷程，同時把中國歷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時代鄭重回答了中國人對本國歷史的重大關切。 href=# target=_blank>★★★★★華夏人文歷史系列：中國通史（精裝全5卷） target=_blank href=#> href=# target=_blank>★★★★★華夏人文歷史系列：姚著中國史（精裝全5卷） target=_blank href=#>

《中國通史》總目卷《從中華先祖到春秋戰國》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兩宋》第四卷《遼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卷《從中華先祖到春秋戰國》中華先祖農業起源文明起源邦國時代古史傳說夏王朝覓蹤殷商興亡商代文明武王克商周公攝政周王室的衰落春秋爭霸孔子列國變法戰國七雄諸子百家 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秦國崛起秦始皇統一中國楚漢戰爭郡國並行文景之治漢武帝兩漢經學昭宣政治王莽改制光武中興絲綢之路清議與黨錮黃巾起義三國鼎立諸葛亮治蜀西晉統一魏晉風度門閥政治梁武帝治國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陳朝興亡魏晉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兩宋》再造統一煬帝功過貞觀之治武則天開天盛世安史之亂中晚唐的困局世界都會長安吐蕃興衰敦煌唐朝對外文化交流唐代宗教五代十國宋太祖澶淵之盟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王安石變法靖康之難宋金和戰偏安東南東京夢華宋代新儒學宋代文化 第四卷《遼西夏金元》契丹興起西遼建國完顏阿骨打金朝興亡遼金文化西夏興亡蒙古興起忽必烈大帝兩都巡幸大元帝師八思巴海上絲綢之路馬可·波羅與中國元順帝妥懽帖睦爾 第五卷《明清》明太祖朱元璋永樂遷都鄭和下西洋內閣制度土木堡之變王陽明心學海疆與互市張居正改革耶穌會士來華江南市鎮白銀資本崇禎帝明清更迭清王朝的穩固統一大業收復臺灣軍機處攤丁入畝文治與戰爭太平天國自強運動甲午戰爭維新與革命帝制的終結

氣候突變是中原成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華文明大熔爐的作用，這裡不僅占盡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而且經過仰紹文化廟底溝期的對外擴張，仰紹文化晚期的分化、龍山時代的再度崛起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過程，終形成了對外具有海納百川般的胸襟，對內較早形成了一整套與神權有別的所謂“禮制”的統治理念。從地理上講，這裡擁有豐富的環境資源，居天下之中，八方輻輳之地，來自四面八方各種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驗交匯融合的大熔爐，是其他各地區所不能比擬的。 中原地區之所以能夠成核心，還有一個環境的原因，是氣候的突變，給夏王朝的誕生，提供了外部條件。據研究，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範圍的氣候事件，也成為中原文明誕生的催化劑。傳說中的大禹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的威望，加強了權利，以至於大禹對諸侯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家——夏王朝誕生了，從而揭開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的帷幕，中國文明正式形成。 這種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連接四面八方文化區系的文化分佈格局，奠定了中國多元一體有核心的文化基礎，給中國歷史的走向以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千百年來流傳著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周公是中國歷史上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家。經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構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個人魅力、他所開創的事業以及他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數百年後的另一個偉人——孔子，周公所遺留的政治、文化遺產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源。孔子之後的1500年間，中國文化一直以周孔並稱，既表明周公與孔子一脈相承的聯繫，又充分顯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沒有周公，不會有武王滅殷後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 ” 春秋戰國——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 1949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理論。雅斯貝斯認為西元前600至西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發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的精神導師。終形成了希臘、印度、中國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雅斯貝斯所提出的中國的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湧現出孔子、孟子、、莊子、墨子等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在戰國時代，被稱為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種思想交錯碰撞，相互批評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為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寫下了為絢爛的一筆。 秦國崛起——預言家無法預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較周初（西元前11世紀）便分封建國的齊國、燕國，以及韓、趙、魏三國的前身——晉國，秦的立國晚了整整三個多世紀。西元前9世紀末，秦族的首領非子因擅長養馬，被周孝王封為附庸，封於今甘肅東南渭河上游一帶的“秦”（今甘肅張家川東）。 當時，歐亞大陸游牧民族正大規模地從西北向東南遷移，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中國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帶。秦處於西戎包圍之中，艱難地尋求著生存和發展。然而，也正是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個性。秦獨特的發展歷史，使得一向以高度開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國，長期以來一直不把秦國視為同類，而看成之國。然而，正是這個地處邊陲、被視為野蠻、落後的蕞爾小國，五百年後卻打敗了經濟高度繁榮、文化異常發達的六個關東大國。 慨歎於這樣的結局，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歷史如何在五百年中發生這樣的驚天大逆轉？ 王莽是中國位社會主義者嗎 新莽銅詔版，出土于甘肅合水縣，為王莽統一度量衡的詔書。王莽作為儒家一派的鉅子，代漢而立，創建立一個龐大而嶄新的帝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許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其他王朝不一樣。在中國歷史上，時勢造英雄，大多開國帝王，為帝王而帝王，為的是獲得權力的快感，而王莽則有現實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負。他斬獲帝王的權力，目的是能夠把經家學說付諸實踐，創建一個平等安寧快樂理想社會。這一切我們可以從王莽建立新朝前後、實施一系列具體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敗，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衝突的結果。一般來說，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和諧的社會，社會至上，但是建立社會秩序需要國家制度來支撐。所以，要實現理想，就必須向現實妥協。 我們不能同意班固等舊的史學家對王莽定論，同樣我們也不同意胡適的說法，王莽不是“中國歷史上位社會主義者”。胡適錯了，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並不都是社會主義者。 隋煬帝功過——國強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來，隋煬帝都是做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們的口誅筆伐。這樣的評判對他來說是否公平？真實的隋煬帝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的這種形象是歷史的真實，還是後人的建構？他真的幹下了那麼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後世“眾惡歸之”的結果呢？ 平心而論，隋煬帝雖是之君，卻是有為之主。他曾經是平陳之戰的統帥，又曾不辭辛勞巡幸漠北與隴右，為國家統一與絲綢之路的繁榮做出過很多貢獻。與此同時，他實行的許多措施和制度，如創設進士科、開通大運河等，都在後世影響深遠。隋煬帝的許多未竟之業，幾十年後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連導致隋王朝傾覆的征遼之役，也在唐太宗時期再次發動，直到高宗時，才終得以完成。 某種程度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隋煬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畢竟，民力是有限的，雖說隋煬帝的許多政策都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但對於當時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為，經過數百年割據戰爭後的中國百姓需要的是安定，他們基本的要求仍然是過上平穩富足的生活。 “國強而民不富”，這是隋王朝留給後人的一個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額財富，即使經過了隋末農民戰爭，其國庫殘留的糧食與布帛依然數量驚人。然而，老百姓卻在一次次的勞役與兵役的徵發中困苦不堪，民怨沸騰，終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潰。如何藏富於民，而不是濫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 從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時期的一百五十多年裡，中國的政治舞臺經歷了一個由武人轉向恢復文官體制、重建士大夫政治傳統的演變過程。相傳宋太祖趙匡胤曾在太廟裡立下誓碑，令後繼子孫當皇帝的，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關誓碑的記載雖然不足，但其中體現的治國理念確實被宋太祖的繼承者們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為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隨著士大夫自我意識的重新崛起，中國傳統政治所特有的“朋黨現象”也日漸發展，並產生了一些新的特點，極大地影響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為宋朝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內容。 金海陵王遷都——史上野蠻的拆遷 海陵王在大多數漢族官員的支持下，認為金朝疆土廣袤而京師偏處一隅，不合時宜。貞元元年（1153年）他把都城從上京遷到燕京，改稱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這樣金朝統治中心由東北內移到漢族地區。這也是北京歷史上次成為王朝首都。 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將始祖以下的十個皇帝的墳墓遷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時命令會寧府毀掉宮殿宅第，把原址夷為平地，讓百姓耕種。這樣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貴族無法回到上京，只能跟從海陵王遷來燕京，從而將女真地區和漢族地區一樣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海軍軍備差導致忽必烈征日失敗 從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後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撫，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領而回，於是引發了1274年的次征日。此次征討，大軍雖於今九州福岡附近博多灣等處登陸，但因遭遇颱風襲擊，戰船大部被毀，只得無功而返。 次征日並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時他正密切關注南宋戰事，於是繼續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撫。這次幕府終於有了明確答覆——將來使斬首。當消息傳到大都時，忽必烈終於被激怒了，一個專門對付日本的機構——征東行省建立起來了。 1281年五、六月間，兩隻龐大的遠征軍駛向日本：一支從合浦（今韓國馬山）出發，由次征日主將忻都率領，共4萬人，戰船900艘；一支從慶元（今浙江寧波）出發，由南宋降將範文虎等率領，共10萬人，戰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颱風再顯神威，摧毀了元軍戰艦。十四萬大軍生還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歷史上規模大的海上遠征就這樣失敗了。 日本則因兩次抗元均借助了颱風之力，炮製出所謂“神風”之說，太平洋戰爭後期出現的“神風突擊隊”即源於此。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敗，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次戰爭經驗後，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構築了堅固的工事，各地精銳武士雲集于此，以逸待勞，嚴陣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則顯得戰爭準備不足，比如，當元軍請求忽必烈為遠征軍配備足夠的戰馬、火器時，忽必烈竟以海戰不需此類裝備為由予以回絕。對征日統帥，忽必烈也未慎重考慮，以致將領之間戰前矛盾重重，無法協調統一指揮，在鷹島遲滯達一月之久，失去了佳戰機。更為致命的是，因軍事徵調期限很嚴，遠征軍不少戰艦系沒有龍骨、只適合內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發現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以這樣的戰艦越海奔襲日本，會留下巨大隱患，在颱風來襲時不堪一擊。所以說，所謂的“神風”，實際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稱王陽明心學是邪說 十六世紀初的王陽明心學，如同一道強烈的閃電，打破了當時死寂的學術風氣，打破了朱子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輕的士子，但因此也招來了朱子學者的攻擊。他們把王陽明的新奇之說視為“異端”。在1523年由禮部主持的科舉會試，策論的試題影射王陽明學說，批評王陽明的心學“陰詆吾朱子之學”。面對這樣的策論試題，正參加會試的王陽明門人徐珊，扔下一句“我豈能昧著良知以媚俗”的話，不答題就出了考場。 嘉靖七年，王陽明病逝。朝廷非但沒有表彰這位盡職而死的大臣，反而懲罰性地不給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後代繼承。在給吏部的批復中，嘉靖皇帝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宣導。” 皇帝的態度無疑在說，王陽明的學說就是邪說。如此不公正待遇，對王陽明心學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白銀資本使明朝社會貧富懸殊 英國歷史專家羅斯在《伊莉莎白時代英國的社會結構》中指出，16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個從中世紀那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向以貨幣、市場和商業交換為基礎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動性狀態迅速而集中的轉變。無偶，這樣的一種巨變，在16世紀下半葉的明代中國也在上演。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在貨幣的衝擊之下，任何社會都要脫胎換骨。”白銀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經濟環中人們的心理平衡。以貨幣為核心的交換介入的社會關係後，就影響了人們的社會觀念。對於少數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來說，流動的商品和白銀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明朝社會由明初靜謐的冬季，逐漸過入到喧囂的春季、瘋狂衝動的夏季，並後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編成的《歙縣誌》中，作者很遺憾地感歎當初那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貿易紛紜，誅求刻核”的社會面貌。 缺乏對國際化因素的應對之道致使清入主中原 十七世紀初的東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國際化的因素。這一地區政治力量也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但是由於明朝中央的腐敗、無能，在後金勢力迅速崛起的過程中，整個地區的局勢顯示出對明朝非常不利的變化。正是缺乏對這種變動中的挑戰的有效應對，導致了明朝後的失敗和清朝鐵騎的入主中原。 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的疏離導致戊戌變法的失敗戊戌變法是由於上層士大夫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而主動奮起尋求從內部進行改變來對應外部侵略的一場政治實驗。它的失敗並不完全在於維新派年輕缺乏經驗，事實上正是這些年輕而對國家的未來有著深切憂慮的士大夫才會捨身投入這樣一場與個人利益無關的與舊勢力的搏鬥中。而那些處於位極人臣的實權派所做的，僅僅是為了保全個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體利益而不顧。但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精英階層的話語很少能與底層民眾的日常需求相得益彰。底層民眾被各種神秘信仰、氣功、武術等小傳統所佔據。底層民眾本質上是反清的，富於抵抗和起義的傳統。但在列強強大的政治經濟侵略背景下，他們自發的反抗為清所利用，造成了義和團運動的悲劇。但義和團聲勢浩大的反侵略運動，也讓列強看到了中國民間所蘊藏的巨大力量。因此，瓜分中國的企圖有所收斂。1900年7月3日，美國向列強各國發出第二次門戶開放的照會，強調應保持“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和“長遠的安全與和平”。從此，明目張膽的瓜分行為逐漸冷卻下來。對於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的君主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們貪念的僅僅權位和金錢，而對於國家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原因一點都不奇怪，在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中，以的名義所做出的罪惡行為的後果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的，從未有人試圖去追究參與決策者個人的責任。這就導致了以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個別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甚囂塵上，在大多數時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離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團依然不願罷手。原因也很簡單，政權崩盤的後果都是由全民來承擔的，其中災禍深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眾。即便連這些利益集團也在戰火中玉石俱焚，他們也停不下掠奪的腳步。原因也很簡單，利益集團一旦形成，本身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自身具有運行的慣性與動力，雖然這種動力是非理性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導致了王朝一個個的崩潰，但又一個個的重建，人們從未從中得出有益的行動經驗。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中，我們尤其能看出這種罪惡的繁衍機制。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學院教授 杜維明周公制禮作樂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商朝時，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禮作樂，中國人的視野才更多地由神轉向人、轉向倫理、轉向禮儀……中國從此真正地成為禮儀之邦。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曉我們不同意用班固等傳統史學家所謂的“王莽篡漢”來概括這段歷史，就如同我們不同意正義或正統必須用鮮血換來一樣。我們不懷疑王莽代漢有他個人的主觀訴求，但也應該看到 , 他所處的衰敗時代，需要革故鼎新 ; 他所代表的儒生隊伍，需要新的政治實踐 ; 他那個社會的人民，也渴望聖人的誕生。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胡阿祥六朝時代，是中國很講究門第的時代，梁啟超甚至說六朝是中國的貴族時代，有了好的出身，可以平流進取、位至公卿。在這種氛圍之下，出身於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難出人頭地的。可是，陳霸先為什麼能脫穎而出呢？這與侯景之亂的歷史背景有關。侯景之亂對江南地區造成的打擊非常大，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破壞，而且東晉以來遷到江南一帶的很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被毀滅掉了。 湖北省荊州圖書館館長 歐陽軍江陵焚書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梁元帝把十四萬卷藏書毀於一旦。他焚的這些書都是非常珍貴的圖書。從梁元帝的內心來講，他也不希望把這些書毀掉。有的人在死的時候，會把一些珍貴的東西，隨著自己一塊焚掉，感覺好像是對文化的一種捍衛，他就是這樣的一種心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毛佩琦我們怎麼理解“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呢？明成祖交給鄭和一封敕書，敕書中說，要把我的意圖向普天下講清楚。我的意圖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照臨、霜露所濡之處，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業。這是一個的抱負，他想讓普天下所有的人都過上好日子。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 閻崇年《清史稿》評價康熙皇帝之功，說“雖曰守成，實同開創”。“雖曰守成”，就是說他守住了原來祖先的事業，並且進行了鞏固。“實同開創”怎麼理解呢？譬如說疆域問題，歷經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別是入關後，順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皇帝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馬勇中國在次戰爭中被打敗了之後，開放了五口，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如果能再接再厲，像林則徐、魏源講的那樣“師夷長技以制夷”“睜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朝廷不這麼想，他們覺得現在很好，因此，從 1842 年到 1860 年第二次戰爭，中國錯過了十八年的發展機遇，沒能主動向西方學習。中日兩個國家都在 1860 年前後轉身向西方學習，那麼這兩個國家學習西方大的差別是什麼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學習西方，脫亞入歐轉型向西，地學；中國呢，是經過戰爭打擊之後，開放一點國門，象徵性地學。因為中國是被打敗之後學，所以就帶有這樣一種心態：“我學，就是要復仇的，‘師夷長技’我是要‘制夷’的。”這是中日兩國在學習西方時大的差別，並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 1860 年之後慢慢凸顯：中國是“要守住”的狀態，日本則是“要走出去”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