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簡體書）

通過對中國深圳、東莞和廣州266名農民工的深度訪談，本書描述了中國的城鄉遷移對家庭和性別關係的改變。而這一探討，是通過聚焦於男性和男性氣質的改變來完成的。作者在書中展示了這場始於三十多年前的大規模城鄉遷移是如何重塑男性農民工作為愛人、丈夫、父親和兒子的角色的。在這場為了生計的“搏鬥”中，男性農民工做出了“男性氣質的妥協”：他們通過在夫妻權力和家務分工中做出讓步、重新定義孝順和父職等方式，努力維護著家庭中的性別界線和他們在家庭中的象徵性的支配地位。這些男性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故事，也揭示了中國經濟改革、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另一個側面。本書榮獲國際社會學協會移民研究2018年度最佳圖書獎（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C31 Sociology of Migration 2018 Best Book Award）

蔡玉萍

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碩士、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2013年以富布賴特訪問學人身份赴美國哈佛大學交流，2016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任資深訪問研究員。2017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的傑出研究學者獎及校長模範教學獎。

彭銦旎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2008年、2009年先後赴牛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學術訪問。2017年起，任國際知名學術期刊Gender & Society編委。

致謝

1 導論：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男性氣質

2 中國宏大敘事背景下的邊緣男性

3 尋找平衡：戀愛、婚姻與性

4 夫妻關係中的權力與策略

5 家務與男性尊嚴

6 爸爸在遠方：城鄉遷移、父職與情感

7 來自遠方的孝順：養老職責的協商與重構

8 男性妥協：關於變遷中的男性氣質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男性農民工的聲音和主體經驗在學術討論中則是缺失的。在有關遷移的西方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男性聲音缺失的情況，這類缺失導致了我們知識上的一個空白，即數量龐大的、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如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支柱——父權制家庭系統。對中國農村男性聲音的忽視可能來源於這樣的觀念，即農村男性是父權制的實際受益人，所以他們的經驗不需要大量且廣泛的調查研究。但是，性別不是一成不變的個體的特徵，而是關係性的。性別不平等源於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互動，以及互動性情境和制度性情境的交互影響。如果不考慮男性的主體經驗和能動性，我們很難建立一套完整的認知來準確地理解遷移是如何生產、再生產、挑戰和改變中國父權制家庭的。而且，男性也不是一個同質性群體。在男性氣質研究的旗幟下，男性之間的不平等以及這些不平等如何塑造了父權制已經成為西方學界一個迅速發展的研究領域（Connell，1987）。但是這一理論視角很少被用於討論中國城市中的男性農民工的主體經驗。大多數關於中國家庭的研究都聚焦於“合作模式家庭”中的結構性原則，而忽視了家庭中的親密關係、情感和個體能動性（Yan，2003）。朱愛嵐也指出，中國之前的家庭研究更多關注不同家庭之間，即家庭與外界的互動，而不是家庭內部各人的關係及互動過程（Judd，1994）。換言之，大多數學者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中國家庭的公共層面，包括經濟、政治和法律層面。
本書一共分為八章。首章為導論，第二章簡要描繪了被訪者的打工生涯以及相應的宏觀社會背景。農民工的打工經歷是與中國城鄉不平等、經濟現代化以及改革開放後的城鄉流動相關聯的。第三章講述了男性農民工如何在城市中體驗愛情與親密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在個人選擇與父母影響之間尋求平衡。第四章關注的是夫妻之間關於遷移的協商，以及源於遷移或與遷移相關的婚姻內傳統的男性支配模式的延續性與變化。第五章檢視了城鄉遷移所帶來的新處境如何令家務分工的協商成為夫妻間的重要問題，並關注男性農民工如何發展出一套反城市霸權男子氣概的話語，從而合理化自己在家庭領域中越來越多的家務參與。第六章探討了父職缺席的困境：儘管遷移使得父親們實現了供養孩子的工具性角色，但同時引致了多面相的情感鴻溝。第七章討論男性農民工作為遠遊的兒子，如何化解他們無法如中國傳統孝道所期許的那般去服侍和供養自己父母所帶來的失敗感，以及他們如何努力通過情感性的措辭來重新詮釋孝道。基於上述章節的一系列發現，在第八章中，我們提出了“男性妥協”這一概念，用以討論與遷移相關的性別實踐與身份。這也進而為分析遷移如何改變家庭提供了一個性別及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男性農民工是如何解釋和回應由城鄉遷移所帶來的種種轉變。
中的男性氣質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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