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粵字典（簡體書）

中西語言學傳統各有所長：西方長於語法，中國長於辭書。公元前1世紀，希臘語文學者色雷克氏便撰成《語法術》，對本族語的語法體系做了分析，整理出名、動、代、介等八大詞類。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有了第一部語文詞典《爾雅》，分19個義組及語類，收列詞匯並作解釋。《爾雅》被奉為十三經之一，足見古人對詞典的看重。兩漢有《方言》《急就篇》《說文解字》《釋名》，或搜輯方言詞語，或意在教人識字，或系統梳理文字，或以闡釋詞源為旨一一這種以辭書服務於語文教學進而帶動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景象，在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是絕對看不到的。這些辭書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說文解字》，它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字典，所發明的部首析字和檢索法一直沿用至今。之後的發展不煩細述，總之辭書越出越多，到了明末傳教士來華，-方面發現中國人沒有語法書，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中國學術的一大缺憾；另-方面，看到中國辭書種類奇多，代代傳承而編纂有方，則不能不大為嘆服。
外國人學習和教授漢語，尤其需要了解它的語法體系，把握它的運作規則。由於沒有現成的中國語法書可用，傳教士必須自力更生，花大力氣編寫漢語語法書。此時，歐洲傳統的語法學範疇、概念、分析方法等便開始發揮作用，頗能供傳教士編撰漢語語法書借力。當然壞處也在這裡，即常為今人詬病的套用。然而詞典不同。詞典中國人有的是，傳教士雖然不能拿來就用而得自編，但因為有中國本土詞典當作樣本，從整體框架、編纂路數到字詞條目的設立和釋義，都可以參考利用，於是就能省力許多；甚至直接就拿本土詞典（如明末清初暢行的《字匯》）當母本，把其上的字條悉數或者挑選一部分譯成西文，便算是編成了一部西洋漢語詞典，也就是漢歐雙語詞典。這樣的漢歐詞典，常見的編排方式有兩種：一種采用中國傳統的部首筆畫法，一種采用音序法。後者又分中式的和西式的：中式的，即按中國韻書如《廣韻》上所見的韻類編排；西式的，即根據拉丁注音，按字母的順序排列。用作檢索的方法，部首法和音序法各有便利與不便，所以，有些考慮周全的編纂者會為部首詞典配上一個音序檢索表；反過來也一樣，音序詞典的後面經常附有部首檢字表。這說的是漢歐詞典，以漢語字詞立條，用歐語詮釋意義。如果是歐漢詞典，用歐語的詞目立條，以帶出漢語對應詞，則一般就采用西式的音序法。
早期傳教士來中國，都是走海路，從華南口岸入境。入華之初，逗留於廣東、福建等地，有些人就在那裡播教而終其一生；有些人得以繼續北上，抵達江浙、華北以及中國西部。而正是在粵、閩兩省，方言問題較之其他省份更加突出：官話主要通行於公務人員、學者書生中間，日常生活中傳教士們仍不得不面對難以聽懂的方言土語。所以，在早期的西洋漢語詞典上，官話與方言混雜的現象十分普遍；即便是萬濟國所編的西班牙語一漢語詞典，明確題作《官話詞匯》，也夾雜著許多閩方言的語詞，其中有些可能是無意間混入的，有些則可能明知屬於方言，而仍予以收錄，只是沒有說明而已。後來的詞典家更傾向於區分，雖然也常把明顯不屬於官話的詞語收進詞典，但會刻意說明來源。這種把方言與官話分開處理的意識逐漸增強，至19世紀中期應中西交往大增之需，便終於促成了各種方言詞典的產生。收於本系列的《上海方言詞匯集》（1869）、《英粵字典》（1891）、《寧波方言字語匯解》（1876）、《西蜀方言》（1900）、《客英詞典》（1905），就是其中較重要的五種；細分之，前三種為歐漢型，後兩種則屬於漢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