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簡體書）

再版序

《囚徒》（Captivi）這部小說是由一家新出版社，羅馬尼亞圖書出版社（社長馬林˙普雷達，總編輯亞曆山德魯˙伊瓦西烏克）於1970年出版的，責任編輯為杜米特魯˙采佩內亞格。本書的書名和此前一年所出版的《漫漫長夜》（Noapteapelaturalung?）有相似之處，都不符合黨在文學領域所提倡的指導方針，至於內容方面就更不符合了。我在《囚徒》中進行了相對激進的嘗試，這種嘗試自然是存在極大政治風險的，更存在文學審美與鑒賞方面的風險。這部小說想要表達對封閉的拒絕與反抗，諾伊卡①或許會說，這是一種"無法開放的封閉"，這不僅僅是在面對凋敝的多邊社會主義的封閉社會，或是在面對要求文章要有"戰鬥性"的指導與辯證的審美，同時也是在面對文學交流本身的傳統與習慣，以及與閱讀密切相關的接受性和消耗性。我認為我們日常像是在"喘息"之中，像是被一把虎鉗所追趕著，它會在寫作節奏的擁擠中找到一種相關性。假大空的話語似乎在不斷地膨脹，我們已經被灌輸了太多這樣的空話，你總是能在其中找到類似的、不知所云的表達。而文中的講述者仍會獨自蜷縮起來，正如我自己一樣，總帶有著一種提防而堅定的戒備心，當面對周圍環境與自身時，都會感到無比的陌生。在本書中我並沒有使用所謂的"正面英雄形象"（抑或是那種可重複使用的形象）。反之，我把那種沒有任何機會的、飽受"欺壓與欺淩"的失敗者、輸者、殘疾、囚徒的形象搬上了舞臺，還有那種恰如其分的失敗審美，而它本身就帶有著部分的失敗，和毀滅的忠誠保持一致，這也正是我想要在書中有所安排的。

當前流行的"文本主義"與法國新小說派，都多多少少是為某種目的而服務的。通過持續的描寫主義，有時會讓人覺得這更像是某種"目錄清單"，而它看起來卻缺乏精神或社會的土壤，無法成為傳統的或革新的、能夠確立新體裁的先例。

考慮到我寫此書的時間與地點，我無法站在完全中立的視角，然而對於我而言，這不只是一種審美的誇張，而是一種未癒合傷口的內在感受，不太願意去接受一些所謂的玩笑。我不否認策蘭①不及物②的詩歌，它被囚禁在大屠殺的黑暗之中，總帶有著一種惶恐的、規範的偽病態，正如我始終欣賞的表現主義，而這一次卻更為偏頗、傷痛、曲折、多產。還有就是我的文字不夠清晰明瞭，這與當時官方在文化方面所不斷提倡的精神不相符合。此類大大小小的挑釁就像是一針興奮劑，有時會到達一種晦澀難懂或是不可理喻的譫妄。

倘若這些文字出現在詩歌中，還是相對可以被接受的，例如現代的以及現代化的封閉，這是一種抒情革新的、迷宮般的語言探索。但若是這些文字出現在了小說的片段中，卻變得難以令人接受。周圍環境的以及環境所需要的文學的反抗，最終都成為了一種"接收人"自己的、也就是讀者自己的懷疑與反抗，即便是最為邊緣與孤獨的人，也仍要堅持穿過這趟繁冗而昏暗的文學探險，一直走到最後。

對於讀者接觸到本書，並有了神秘與惱怒的感覺，我並不感到驚訝。我驚訝於拉杜˙埃內斯庫《家庭》（Familia）一書中絕妙的編年史寫法，以及利維烏˙彼得雷斯庫筆下巧妙的隱喻，我還很驚訝地得知本小說有機會同奧古斯丁˙布祖拉的《缺席》（Absen?ii）一道競爭作家聯盟獎。當然還有來自於一些朋友的批評指責，記得有一位執拗而又嚴厲的編輯在大街上將我攔下，並提醒我不要一直使用那些"小把戲"，因為審查部門早晚會察覺到這些字謎並會將其銷毀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審查部門並非對本書內容以及其他我所寫的東西漠不關心，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囚徒》被刪減了80多頁。還讓我頗感意外的是，儘管如此，本書還是通過了審批並出版。雖然我們那時已處在文化"自由化"的時代，但我所感到的這種意外也還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且用福克納①所說過的話來安慰我自己，文學需要通過它所要承擔的風險以及它所面對的"失敗範圍"來進行評判。

40多年之後，本書的再次出版也並非易事，因為這要讓作為作者的我再次面對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當前的我早已身處另外一個空間與時間，同時也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年紀，後來寫過了不少其他作品。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為在美國翻譯並出版我的書刊，我與紐約頗有名望的新方向出版社簽有10年的合同。而在這段期間，我甚至連一次都沒有再翻開過這本曾飄洋過海帶來的、1970年出版的《囚徒》。

為了保利羅姆出版社此次系列作家圖書的出版事宜，我最終還是翻開了首版的《囚徒》。

當然，我已經記不得當時審查部門強迫淨化過的內容，我反而在當年的印刷版本中很輕易地看到了一些過於陰暗的描寫、過多的形容比喻、故意而又喋喋不休的重複，這不僅僅是給讀者的更是給我自己所設下的陷阱，通過一種施虐與受虐的描寫進而加深了理解的難度。

再版修改的過程並不輕鬆，我做了一些刪減，使之讀起來更為清晰淺顯，同時我在修辭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簡化。但小說的情節與三位主角仍與首版保持一致，"囚徒"們也都有著創傷的歷史以及各自的創傷。

第三人稱"她"（莫妮卡˙斯曼塔內斯庫）很直接地接替並承擔了作為講述者的意圖，並成為一種流浪漢小說①中的角色，但是還不能將其稱之為荒誕的角色。這個角色捕捉到了或是創造了過分廉價的愛情，以及一種享樂與荼毒的虛偽，在補償感覺中以找尋到每天可笑的浪費。作為大屠殺的結果是母親的失蹤，在精神疾病的庇護下，教法語和鋼琴的肥胖女教授，向那些和她一樣能夠理解快樂無法滿足自己過剩能量的人坦白。她需要痛苦、謙卑、失敗，她用一種艱苦的偽真誠體驗著這一切，直到荒謬與鬧劇的出現。這歪歪扭扭的避難所裡，堆滿了荒唐而又邋遢的物品，這裡就像是一個不斷收縮且令人窒息的宇宙。正如莫妮卡的房間所展示的那樣，靜態的描寫，沒有動詞（雖然在當前的版本做了一定妥協的處理）表明了一種簡筆劃式的疏遠，在小說接下來的兩部分以及角色中會有更為深刻而清晰的描述，這也使得整部小說變得更有吸引力。

通過這樣一間像是被壓碎了的、狹小而黑暗的房間進入小說，它看起來就宛如一個特別設計的閘門，用以呈現這沒有敘事的講述。在這樣一種斷層的真相中，敘事被粘連在或是關押在敘事語言的失落、傲慢與破裂之中。

前炮兵上尉柏格丹˙祖布楚的女兒，沒有姓名的妻子和講述者，是對白的、兄弟般的、理想與失敗的第二人稱"你"。她也是一名孤兒，卻有著完完全全的不同：厭世、孤獨，她由於父親的自殺而身陷自閉癥之中。敬愛的父親從戰場上回來後身負莫須有的罪名，他在被新權力機關的代表抓走之前做了自我了結。

最後是第一人稱"我"的大篇幅獨白，此部分聚焦在一個年輕工程師的命運上，他籠罩在幼年時集中營的回憶中，在種族滅絕的焚燒爐裡他痛失了兩位親姐妹。他最初被共產主義烏托邦式的醒目標語所吸引，後來內心則充斥著作為反叛者莫名的焦慮與不安，太多的問題在身邊紛擾，他孤身處於社會的死胡同裡，然而這裡的統一化和機會主義卻很樂於被他人接受。

在1970年版本的基礎上，我應該將"清晰"與"開放"修改到什麼程度呢？

在被實用主義和簡單主義所支配與侵襲的今天，人們的閱讀節奏也同以往大不相同，政治與文化方面新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人們對書籍的興趣，本書的舊版是否能仍然能夠在當今存活下去，這確實值得懷疑。

極端的暗示和迷惑的用語，曾經作為對極權主義環境的反抗，而當面對今天消費主義的粗鄙，自由社會令人悲傷的倒退，以及資本主義的競爭力時，是否還能夠證明它依然存在合理性呢？若放任本書留存在遺忘的洞穴中，是否也只能證明了昨天的我擁有敢於自殺的勇氣呢？

歷經了40多年的沉寂，這部小說的再次出版也意味著一定的風險，作為作者我有這樣的意識。但儘管如此，本書並沒有丟失我賦予其中的情感，而書中的內容或多或少也代表了我少年時期的雄心與迷惘。

2011年10月於巴德學院

（王中豪譯自羅馬尼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