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深淵：批判的互聯網文化與否定之力（簡體書）

中譯本導言?從互動到交易

鳴謝

導論?為不尋常的啟程做鋪墊

01?社交媒體中的社交是什麼？

02?社交媒體高潮之後：處理信息過載

03?臉書以外的世界：“別贊我們”（Unlike Us）的選擇

04?哈德遜河上的赫爾墨斯：斯諾登事件後的媒介理論

05?互聯網獲利模式——個人賬戶

06?貨幣實驗室議程：免費文化之後

07?要讓比特幣存活，它必須死去

08?烏幹達的網核（Netcore）：I-Network社區

09?作為癥候的喬納森?弗蘭岑：網絡憤慨

10?作為動詞的都市化： 地圖不是技術

11?擴展與更新：一些網絡批評的片段

12?占領運動與組織化網絡的政治學

中譯本導言

從互動到交易

基爾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當民眾的注意力被瑣事分散，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循環不斷的娛樂活動，當嚴肅的公共討論淪為哄小孩的話，簡而言之，當民眾成為觀眾，而公共事業成為綜藝表演，一個民族就處在危險的境地，文化的死亡近在眉睫。”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娛樂業時代的公共話語》（1985）

“我們需要建構一種系統化的器官學方法，來克服諸如人與機器、生機論與機械論等二分法；為此我們必須回到控制論。”

——許煜，《遞歸與偶然》（2019）

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中文，我把這本書獻給李士杰。李士杰是我在“戰術媒體”領域滿懷激情的臺灣朋友和合作活動家，他於2019年5月因蜂窩組織炎並發癥去世。在他突然離世的幾天之後，英國藝術家格雷厄姆?哈伍德（Graham Harwood）在Nettime郵箱列表中寫道：“我不清楚李士杰那獨特、古怪、有趣又寬宏大量的思維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但他把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不合群者都聚到了一起，開展他們瘋狂的項目，比如YoHa的蘭佩杜薩塑料筏。他向我們許多人展示了全球化和跨國主義意味著什麼，這與我們被加工食品灌輸的支離破碎的版本很不一樣。”

我第一次見到李士杰是1998年底初次訪問臺灣的時候，當時我從東京出發，和上野俊哉（Toshiya Ueno）一起旅行。後來，李士杰於1999年5月來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次改變生活軌跡的重要訪問，他參加了第三屆“下一個五分鐘”（Next Five Minutes）活動，現場激烈地討論了文化網絡內部與網絡之間的動態關係、網絡在科索沃戰爭中的作用，歐洲數字文化政策辯論、網絡女權主義、流媒體技術以及新老媒體之間的戰術關係，還有網絡藝術原則的問題。這幾次見面為我在1999年晚些時候更長時間地訪問臺灣打下了基礎；那是在地震的餘波中開展的一場令人感動的媒體激進主義之旅，我在《暗黑纖維》（Dark Fiber，MIT Press，2002）一書中記下了這次旅行。在我和李士杰持續二十年的友誼中，我們熱烈地討論過媒體策略，無論是當代藝術的背景，還是媒體激進主義、關於政策的焦慮、他與臺灣地區文化機構的斗爭、他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長期參與以及臺灣初創企業面臨的威脅。李士杰始終堅信文化交流不僅至關重要，而且最終會形成對促進社會變革的數字技術試驗持開放態度的繁榮、多樣的媒體文化。

我最後一次和李士杰共事是在2018年5月，那時他又一次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帶了一小群人來參加我們網絡文化研究所（INC）與阿姆斯特丹市共同組織的“飛行的錢”（Flying Money）會議，會上處理的是加密貨幣的興起以及非法資金在這個狹小卻又全球化的地方流動的問題。我們提出了一個老問題：活動家、藝術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該怎麼聚到一起做些實質性的改變，不只是見證和批評，而是采取行動來塑造一個共同的未來。我們在我的辦公室裡錄了一段關於網絡文化研究所的魔力的采訪，正如李士杰在郵件中對我說的， “從關於維基百科研究的‘批判觀點’項目（Critical Point of View），談到‘飛行的錢’項目，它的生產與獨特，談到你創造的所有東西，以及這一切的根基和背景——阿姆斯特丹文化（數字城市、Waag基金會、xs4all項目）”（2018年5月25日）。

後來，李士杰和黃孫權教授一起從事他所說的“全球文化實驗室比較研究”（comparative global culture lab studies）。那段時間他們往返於臺灣文化政策界和新成立的網絡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位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的一個部門——之間。他們帶著一個直白的問題來到阿姆斯特丹，即除了像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Lab）和電子藝術中心（Ars Electronica）這樣龐大的機構以外，戰術性的“文化實驗室”還能是什麼樣子？李士杰最後參與組織的一場活動是“智能都市網絡”（Intellgent Urban Fabric）會議。他們憑著有限的資源邀請來了羅布?範?克萊恩伯格（Rob van Kranenburg，物聯網理事會）和阿姆斯特丹dyne.org的弗雷德裡科（Frederico）、賈洛米爾（Jaromil）和艾斯蓓莎（Aspasia），舉辦了一場關於“dowse”和“社交錢包”（social wallets）的工作坊。Seb Chan（ACMI/墨爾本）、李士杰的世界文化入口（Culturemondo）網絡、羅布?基欽（Rob Kitchin，可編程城市［Programmable City］）和內德?羅西特（Ned Rossiter，悉尼）也參與了活動。格雷厄姆?哈伍德以這段話結束了他在郵箱列表裡的悼念：“李士杰是個浪漫派，我見過他單槍匹馬與世界為敵，也有幸見過他尋遍世界，尋找愛，最終發現它在大伙的花園裡，栽培出豐盛的食物，供養著未來。李士杰是我們的摯友和酒友，是這個試圖拆散我們的世界裡的膠水。”

是李士杰於2016年中旬發起了《社交媒體深淵：批判的互聯網文化與否定之力》（Social Media Abyss: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s and the Force of Negation，Polity Press，2016）一書的翻譯，黃孫權教授安排了合同。我在2015年底寫完了手稿並寄給了李士杰。2016年11月我來杭州參加中國美術學院的網絡社會大會，談定了這件事。活動結束後我和李士杰一起去臺北參加談話和會議。在我的個人生活中，《社交媒體深淵》是一本特殊的書，因為它是我2012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從一次心臟驟停中幸存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救護車在我發病幾分鐘後就到了，附近的OLVG醫院采取了果斷的治療——這所醫院恰好在我出生並接受之前的心臟直視手術的Oosterpark醫院的另一邊。此後我辭掉了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媒體研究系的第二份工作，我們在法國中部買了一棟小型避暑別墅（這篇序言是在這裡寫下的）。這項研究是我在Polity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書，也是我“批判性網絡文化”系列的第五本書，是我康復後三年的成果的總結。

本書的標題取自尼采的名言，“當你長久地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社交媒體深淵》探入了新數字常規（New Digital Normal）和生活的緊急狀態之間的矛盾狀況。在斯諾登事件後，人們的意識變得更警覺了——我們知道自己在受監視，同時又表現得好像這無關緊要似的繼續生活。盡管臉書、谷歌和亞馬遜等公司侵犯了我們的隱私，但使用社交媒體仍然是一項養成日常習慣的活動，在我們忙碌的生活中，社交媒體的使用已經轉向智能手機。我們處在對成癮的焦慮和潛意識、強迫性的使用之間。我們的拇指長了，脖子彎了；就在我們陷入只顧自己、孤獨、無聊、遲鈍和冷漠的技術深淵時，社會的混亂加劇了。這本書提出了這樣一個戰略性問題：當數字隱藏進背景之中，藝術、文化和批評將走向何方？

《社交媒體深淵》一書對社交媒體平臺在（後）通貨緊縮時期建立霸權的情況做了總結。關於喬納森?弗蘭岑和烏幹達旅行見聞（以及i-network社區的故事）的文學網絡批評的章節，對於我理解廣義上的數字文化至關重要，這種數字文化超出了技客（geeks）的想象力（及其批判）和科技巨頭傲慢的壟斷力。這本書的一篇綱領性文章是“社交媒體中的社交是什麼”。本書第二部分交代了這篇文章的背景，也就是平臺中對人際與社區工具的有意限制，與學術界和外界在應對這種霸權式、技術主導的“社交”方面持續的智力貧困的結合。如果社交媒體規定了我們之間的關係，那誰是我們的塗爾幹或者孔德？在我們迫切需要研究“社會交往”的時候，社會學在哪裡？這篇文章描述了公告欄、論壇、MOOs（mud）和郵箱列表中的虛擬社區的衰落，以及一種以個人資料為中心的網絡2.0/博客文化的興起，這種文化逐漸演變為集中的社交媒體平臺。為什麼如今的“互聯網”被簡化為一系列法律“隱私”問題，被癡迷於定量分析的官僚社會科學家研究？他們的“數據主義”不情願地——或者心甘情願地——使人們的關注點轉向了“後果”——必須對這些後果進行監管，以把那些對可能的未來的怪異、思辨性、政治和美學想象推到一邊。

在過去的十年間，網絡批評已經被簡化為必要和沒完沒了的“對社交媒體的批評”。2018年底，我完成了下一個，也就是第六卷的研究，題為《注定悲傷》（Sad by Design），這是在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和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的餘波中展開的批判性社交媒體研究的延續。從這時起，我關注的重點已經轉向網絡媒體和審查社會的長期影響。然而，《社交媒體深淵》一書真正的貢獻在於有關“自由”的霸權、2008年後加密貨幣的興起，以及數字貨幣和互聯網收入模式的討論的文章。在我們為數據經濟傳輸了數十年的共同財富之後，我們能拿回一些錢嗎？全球範圍內對硅谷的隱形的數據提取計劃的拒斥，什麼時候才能產生群聚效應？正如我在書中前面的章節裡所說的，自1990年代中期“自由/免費”的統治在加州建立以來，我就一直關注這個話題。程序員在完成了系統和網絡維護的重要任務之後可能必須要得到報酬，但除了為數不多的幾個初創企業和網絡公司（dotcom）時代的創始人之外，其他人似乎都該免費為“網絡財富”做貢獻。這種狀況被當成“不可避免的”，是全球的命運，我們別無選擇。隨著網絡迅速發展，並變得與更大的新自由主義“流動”（precarity）的語境不可分離，矛盾開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時代爆發——比特幣正是在這個時間點開始發行的。正如不存在具有統一規則的全球金融體系，也不存在一條通向貨幣化和財富再分配的道路。

在有微信、淘寶和支付寶這種點對點支付系統的中國，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也可以說這和非洲的M-Pesa這類移動貨幣轉賬服務、俄羅斯和歐洲部分地區的非接觸式卡支付類似。不是每個人都對各種技術先鋒藝術品，會議及社交媒體上關於區塊鏈的辯論（這些討論在初創公司和他們的“白皮書”中被正式化了）感興趣。

從互聯網作為全球工作場所的角度來看，強調實驗以及它們的網絡架構前提的多樣性是很重要的。眾籌可能和全民基本收入、分布式醫療、為自由職業者提供保險的集體基金，以及取代愛彼迎、優步這些全球壟斷企業的地方合作社等試驗同樣重要。從去中心化網絡到集中平臺的轉變，以及在客戶（以前被稱為“用戶”，更少見地被稱為“公民”）中實現規模經濟的必要性，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點對點交換能否繼續掌控自己的金融主權，還是說我們會再次創造出銀行和信用卡公司這種大型金融機構？正如美國加密工程師阿民?甘瑟爾（Enim Gun Sirer）所說：“加密貨幣的全部用意就在於讓你負責。不是州政府，不是晚登場的某個很有錢的笨蛋，不是建造巨型供暖器的人，而是你自己。”自由主義的加密宗教可能會引向一個自我中心的世界，其中缺乏足夠的技術訓練與在必要時采取行動的警覺性的用戶，要對自己的資產負全部責任。正如Reddit上的一個帖子裡說的：“這就是加密——你是銀行，這100%是你的錯，你該研究如何安全使用這項技術。這和發展的階段無關。你要麼抓緊時間學習，要麼離開。”

如果民族國家即將喪失對貨幣的壟斷，又有誰將接管？經濟衰退時這些大型商業平臺會怎麼辦？技客們早期的科技想象力和相關的討論令人大開眼界，它們將形塑未來幾十年的討論領域。與期貨市場、外匯交易或高頻交易相比，宣揚金融自治的無政府主義資本家和民粹主義右翼導師（他們同時可能也參與了拉高出貨，欺騙無知的局外人）可能無足輕重，但那些利用復雜的數字貨幣工具轉移資產以避稅的企業精英呢？這與小農、店主和貿易商每天收到的小額卻至關重要的支付（又被誘騙進這個或那個支付系統中）有什麼關係？事實上，信息和社會關係已經深入“金融化”的過程中，這很可能有合理的原因。互聯網不再是一個平行的“賽博空間”，充滿被稱為形象的古怪的“虛擬”生物和飛行的數據物，而是多年來協調我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交媒體深淵》見證了互聯網成人時代的初期，那時它的形態尚不清晰，是按照青少年古怪的夢想——它們無疑變得十分強大——設計出來的。這些夢仍未從我們的世界離開。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