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大學》經解：“為己之學”的詮釋與建構（簡體書）

序

朱漢民

《大學》原本是《禮記》中的一篇，而《禮記》屬於《禮》經的傳記之學。在早期儒家經典體系中，“經”是三代先王制作，地位最高；而“傳”“記”只是儒家學者為承傳經典、闡發經義而作。漢代所謂的《禮》學，其實只有《儀禮》才是“經”，而《禮記》主要是闡發禮義的“記”，劉向《別錄》將《大學》等十六篇列為禮學的“通論”。

到了北宋初，《大學》受到朝廷和儒家學者的關注，已經出現脫離《禮記》的單行本。北宋元祐五年（1090）八月給事中兼侍講範祖禹上《帝學》八篇，在書中首次提出了“帝王之學謂之《大學》”，開始以《大學》為一種新的“帝學”。與此同時，張載、司馬光、二程對《大學》均特別推崇，《大學》成為宋代士大夫倡導的修己治人之學的重要典籍。特別是到了南宋時期，朱熹以畢生精力從事《四書》學研究，完成了《四書章句集注》，使得《大學》進一步成為獨立的核心經典。自從南宋確立了《四書》之學以後，中華經典體系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四書》學成為與《五經》學並列的重要經學體系。後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將訓釋《大學》《中庸》的典籍並入“四書類”，並且作了一個特別的說明：“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並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經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過宋儒重新詮釋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思想體系、學術內涵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理學思想的經典依據。隨著經學研究的逐漸興起，《四書》學也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密切關注。

周之翔進入岳麓書院攻讀博士學位以後，即立志於朱子的《四書》學研究，以期對這一新經典作出自己的解讀。由於朱子《四書》體系龐大，他的博士論文選擇代表《四書》學思想框架的《大學》，最終以《朱子的〈大學〉經解研究》為題而完成，並且順利通過了博士學位的評審和答辯。現在，他將原博士論文修改出版，並希望我為之作序。我很高興利用這樣一個作序的機會，將本書向學界作一推介。盡管《四書》學研究成果已經不少，但是這一本書仍然有其學術特點和出版的價值。

其一，本書以“為己之學”為綱領考察朱子解釋《大學》的歷程、具體內容、原則與方法，抓住了以朱子為代表的宋儒解經的特點與關鍵。漢唐經學的宗旨大體上重在“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學，對個體生命與身心安頓之學有所忽視，以致釋老之學興盛，儒家士人多染佛老之風。朱子繼承北宋理學家所高揚的“為己之學”的為學宗旨，窮盡畢生精力探索和建構“為己之學”的治學道路與經典體系，終於完成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的學術使命。如本書第二章中，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揭示了朱子以《大學》為綱，以自己生命體驗為依據，在建構儒家“為己之學”的治學道路和學術體系的過程中不斷深入揭示《大學》內涵的歷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學界對於朱子學、朱子《四書》學的研究。本書以儒家“為己之學”為考察視角，從考證朱子解釋《大學》的經過，到揭示朱子“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思想的內涵，以及總結朱子解釋《大學》的原則與方法，揭示出了朱子一以貫之的學術思想。

其二，本書注重對朱子《大學》思想發展與成熟過程的歷史考證。如第二章即是從歷史出發，通過細致地考證，以厘清朱子以“為己之學”為綱揭示和深化《大學》內涵的歷程。又如第三章，作者通過細致地梳理一手資料，以時間為線索，詳實地考察了朱子解釋《大學》“明德”的經過，指出朱子先後以“良知良能”“至明不昧”“虛靈不昧”等解釋“明德”，並有過從“虛靈不昧”轉向“至明不昧”，最終又回歸到“虛靈不昧”的曲折歷程。本書通過細致考證，揭示出朱子學風嚴謹踏實、一絲不茍，又勤於思考的特點，同時也揭示了朱子《大學》思想的前後變化與最終定論所在。

其三，本書注重挖掘朱子《大學》詮釋的思想內涵與哲學思辨。朱子經學是義理之學，他的《大學》詮釋十分注重義理闡發和哲學思辨。在詳實考證的基礎上，本書也細膩地分析和揭示了朱子《大學》學中“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格物致知”等重要概念的思想內涵。這些內涵的揭示，應該說既有新意也比較準確。如第二章作者揭示朱子對“止於至善”之“止”的解釋“必至於是而不遷”，分析了朱子對“止”的兩重涵義的揭示： 止於其所止之處與止於其所止之善，進而指出朱子在此深刻、全面地詮釋了儒家君子在變動不居的人生中修行的“止”與“遷”的辯證關係。本書還注重運用西方解釋學理論，揭示以朱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經典解釋學的特色所在。如本書提出的朱子“以身解經”原則，以朱子的語言來揭示其“以身解經”的內涵所在，顯然是在現代解釋學思想的關照下總結出來的。

當然，本書仍有一些不足之處，如對朱子《大學》中“止於至善”“誠意”“慎獨”“絜矩”等重要思想未做深入分析，使本書對朱子《大學》的研究顯得不夠全面和完整。另外，也常有個人感慨之詞等非學術性話語見於某些篇章，顯得不夠嚴謹。其實，學術本來就是立志於為學者一輩子的追求，是不斷發揚長處、克服不足以求自己提升的過程，盼望之翔在艱辛的學術道路上不斷進步。

2020年5月23日

後 記

自孔子指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歷代均有儒學思想家探討“為己之學”的為學宗旨。對這個宗旨的理解、解釋與實踐，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國古代儒學的發展與流變。從孔子開始，孔門後學乃至漢唐儒學與宋元明清的儒家學者，都從各自的時代境遇出發，自覺地繼承和建構著他們所理解的儒家“為己之學”，顯示出各自的理論和實踐特色。

宋儒的“為己之學”是傳統儒學在經歷漢唐時期由發展轉趨停滯與衰落之後的內在突破。宋儒特別是其中的道學群體重新發掘和繼承孔門思孟學派的思想學說，重新審視作為自我的“己身”在宇宙中間的位置，認識到自我在宇宙天地、國家、社會、家庭乃至與其他萬物之間共同構成的連續體之中的地位，從而自覺自願地承擔起“位天地、育萬物”的責任，建構了自我的倫理道德主體，並以此展開其社會生活，建構出他們的政治主體和審美主體等等。故而，宋儒在政治上一方面要求君主“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另一方面則以為君主及其王朝赴難死節為榮耀。在文化上，宋儒希望彰顯和實現自身做為“萬物之靈”的人的價值，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要承續往聖絕學，而開萬世太平，希望突破自身所處的短暫、有限的時空，而在宏大悠久的宇宙時空裡留下影響。顯然，這基於對“己”的深邃思考，並通過對人的內在力量的認識與發掘而建構起來的主體性，極大地突破了漢唐儒學的學術形態，使中國思想文化的面貌在個人、國家以及與個人和國家相關的領域都顯示出另一番風貌，從而在教育思想體系、人生哲學、生活方式、乃至政治文化、文學藝術創作等方面都開拓出新的氣象。

這是近些年我對儒家“為己之學”的部分思考與認知。我認為“為己之學”彰顯了儒家的實踐品格或行動性，是圍繞“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建構起來的，《大學》是綱領性文本，而朱子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正是為了建構“為己之學”的完整體系而建構了《大學》學與《四書》學，並重整了儒家經典體系。李弘祺教授或許會同意我的看法，在他的名著《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一書中指出： 最能代表中國教育傳統精神的一句話是“為己之學”。他指出：“毫無疑問，‘為己之學’成為常常被引述的理想，乃是源自朱熹。”

我對“為己之學”的認知起點則是2004年，有幸求學於朱張會講之地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師從朱漢民教授，攻讀思想史博士學位。更為幸運的是那時朱老師和肖永明教授合作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宋代理學與〈四書〉學》初稿已經完成，我得以提前拜讀。讀後，我一方面嘆服於朱子等民族先賢們思想之深邃與行動之有力，另一方面則自愧於對傳統文化之無知。此後，我決心以朱子為研究物件，從零開始研習宋代理學。其中種種機緣和眾多師友之助，已記述在博士論文的致謝詞中，感恩之心未變，感謝之情尤深，此處不再重復。

本書是在原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倏忽間離完成博士論文的那個冬日清晨已近十年。此次，本書之所以能修訂出版，首先得感謝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吳大華研究員、歷史研究所所長麻勇斌研究員和其他院領導以及科研處、財務處領導與同事們的全方位支持。其次，感謝中華書局胡正娟編輯的不斷鞭策與認真細致地審稿，大大減少了書中的錯漏。最後，感謝我的老師朱漢民教授，對這個一再偏離學術軌道的弟子始終沒有放棄，並於百忙之中，欣然拔冗作序，護犢之情，溢於言表。

2020年4月30日記於貴陽孔學堂唯存悔齋

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文獻綜述

第二節 問題提出、方法與內容

第二章 朱子《大學》經解歷程

第一節 早年的《大學》學習：“為己之學”宗旨的奠定

第二節 中年的《大學》經解：“為己之學”的建構與實踐

第三節 晚年的《大學》經解：“為己之學”道、學、術的綜合與

融貫

第四節 餘論

第三章 朱子《大學》經解釋例（上）

第一節 對《大學》音韻、名物制度的注解與詞的義訓

第二節 釋“明明德”

第二節 釋“新民”

第四章 朱子《大學》經解釋例（下）

第一節 釋經一章

第二節 釋“格物致知”補傳//176

第五章 朱子《大學》經解原則與方法

第一節 朱子《大學》經解原則

第二節 朱子《大學》經解方法

結論與展望

附錄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所見朱熹修訂《大學》情況一

覽表

二、 朱子所制《大學》圖

參考文獻

後記

朱子畢生的志業

朱子畢生的志業是什麼呢？

1198年，朱子六十九歲時跟弟子們說：　

佛經云：　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個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裡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個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黃卓、沈同錄於1198年。 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三，《朱子全書》第14冊，第396頁。）

七百多年後，陳寅恪先生也援引此佛經說：“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接著指出：　

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察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2頁。）

陳先生所引佛經的著眼點與朱子有所差異，重在闡明中國自秦以後思想史的演進都是為宋代新儒學這一大事因緣的產生與傳衍而準備條件。朱子之學，陳先生也稱之為紫陽之學和新安之學，正是宋代新儒學的巔峰。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察報告》中，陳先生著重指出馮先生“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所發明”，亦指出近現代以來研究朱子的著作，於朱子之學與秦漢以來華夏民族思想的演進之關係問題，“皆無愜意之作”。陳先生在此指出了兩個問題： 其一，同佛之出現於世是為了一大事因緣一樣，朱子之出現於世是為了集成新儒學這一大事因緣；其二，朱子集新儒學之大成，這一大事因緣乃秦漢以來思想史演進的結果。陳先生對於朱子學術的熟悉與信仰，應該無人質疑。(俞大維指出陳寅恪早年對十三經大部分都能背誦，特別重視《禮記》中的精粹篇章，如《大學》《中庸》《禮運》《坊記》等。餘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424頁。)他自述“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5頁），已表明他的學術思想傾向。而陳先生之所以也引用這句佛經，是受朱子之啟發，還是聖賢之心異世而同符？

實際上，朱子一再跟學生提到“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確實表明了他對自己的期待。他指出聖人如佛一樣，為一大事出來，所要闡揚並扶持的“這個道理”，就是《大學》所標舉的“明德”“新民”之道，他說：　

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吃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個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個道理，教他撐天拄地。（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七，《朱子全書》第14冊，第580頁。）

朱子指出：自明明德，且由此而新民，使天下人皆有以復其純粹至善之性，而同入於聖賢之域，正是聖人出現於世的原因。然而， “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朱熹：《大學或問》，《四書或問》，《朱子全書》第6冊，第512頁。）所以，一千三百多年後，朱子挺身而出，接續聖人一脈心香，花費畢生精力注釋、闡揚《大學》。他的《大學章句》正是宋代新儒學的收官之作。朱子易簀前三日，正襟危坐，修改《大學》“誠意章”，正是完成這一大事因緣的象征。南宋滅亡之時，新儒學學者陸秀夫於崖山被敵人重重包圍，又風雨飄搖的海船上，日書《大學章句》，教授年幼的南宋皇帝（脫脫等：　《宋史·忠義傳》，第13276頁）；岳麓書院教授衡陽人尹穀峨冠博帶、正襟危坐於熊熊大火之中，以身殉道（脫脫等：《宋史·忠義傳》，第13257頁），則表明後學們已能將朱子所揭示的聖人之道，在天崩地解、國破家亡的關頭，撐拄了天地。國雖破，家雖亡，人雖死，此道此學則光耀於世，無人能將其光芒掩蓋。

聖人本非為一姓一朝闡揚此道，朱子亦非為一時一世建構和實踐此學。天地生生之心永遠需要人們通過德行來體認，生民之命運亦需由人們以學問和事功去承擔，去聖的絕學及其價值永遠不會磨滅，萬世的太平根基於每一世代人們個體的心靈建設。陳寅恪先生深明此理，所以七百年後，起而大聲疾呼：唯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6頁），可以照耀人類文明不至迷失在人類的氣質之偏與欲望之盛所構筑的黑暗之中。而人類文明之明，又無非是每一個人的心靈之明。這就是朱子明德之學的精魂，也是中華數千年文明史中，古聖今賢所一脈相承的聖學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