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論叢

林文月

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專攻南北朝文學，兼及中日比較文學研究。退休後，曾先後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捷克查理斯大學等校任教。重要學術論著有《山水與古典》、《謝靈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等，並出版過《京都一年》、《讀中文系的人》、《擬古》、《飲膳札記》等散文集，亦翻譯過《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源氏物語》等多部日本文學古典名著，曾榮獲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特頒贈紀念賞、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及臺北文學獎。

自序

這一本論文集所收輯的十篇文章之中，前九篇係為1979年至89年間所寫，都曾發表於各類書刊上。兹依目錄先後次序，略為說明於後。

〈蓬萊文章建安骨〉，刊於1981年6月號臺大《中外文學月刊》。當初撰寫之目的，是為參加美國緬因州「漢至唐代詩學會」（The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Shih Poetry from Han through the Ta'ng）。此文後經刪簡英譯，收入1986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之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其內容，旨在說明唐代詩人所推崇之「建安風骨」為何物？為避免抽象之理論，乃不得不舉大量實例以顯示建安詩的「風骨」，更不厭其詳地論述建安至唐代「風骨」所以式微及復興之過程。其中大部分的詩例，在英譯時，由於篇幅限制，不得不割捨，是一憾事。

〈阮籍的酒量與酒品〉，是為臺靜農老師八十壽慶而寫。此文與其他的臺大畢業而執教於母校的老學生之作，共同發表於聯經出版社的祝壽論文集中，出版時間為1981年11月。臺老師善飲，量大酒品好，也經歷過動亂的時代，所以我選擇了這樣的題目和內容。

〈潘岳的妻子〉與〈陸機的擬古詩〉，這兩篇關於太康時期的文章，是1987年至88年，值我休假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基於與臺大締結為姊妹校之誼，選送其中文系博士候選人雷久密小姐，來準備論文〈太康時期詩壇〉，我在家中書房為她講解、討論潘、陸、左思等的詩，遂有此二篇副產品。其中，關於陸機的文稿，先在1987年初夏，於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做演講，遲至今年春末始撰成，發表於5月號《幼獅學誌》。關於潘岳妻子一文，則刊登於1988年10月號《中外文學月刊》。此文，我曾參考了中外今昔的一些資料，認真考察探索，所得結論則：「我不知道潘岳的妻子是怎樣一個女子」；不過，既已努力過，也就不再遺憾了。

兩篇有關陶淵明的論文中，〈止酒詩〉也是先在中央大學演講，爾後撰成，刊於1979年2月號《中外文學月刊》（原題為〈讀陶潛止酒詩〉）。此文除引用我國古今論說之外，兼取日文及英文的資料。這是我多年來教學及治學的態度，便也自然形諸文章。

〈叩門拙言辭〉，係為鄭因百老師八十壽慶論文而寫，亦與其他老學生之論文共同刊登於1985年6月，商務印書館版的論文集內。這篇討論陶公形象的論文，也引述了中、日、英文各種資料，來重新肯定這位可敬愛的詩人品格。我大學時代，曾選讀過因百師的陶詩課；時隔多年，這篇文章仍然可視為我這個做學生的讀書報告罷。

〈謝靈運臨終詩考論〉，為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所提論文，將發表於會議論文集內。除了繁瑣的版本比較、文字考證之外，我試圖運用謝詩講究整齊嚴謹的形構組織，去辨析其內容疑難。這是我讀謝詩多年的一點心得。

兩篇關於《洛陽伽藍記》的文章，也是我近年來授課的收穫。「冷筆」與「熱筆」是我自創的名詞，用以涵蓋此書作者楊衒之著述時所表現的兩種判然有別的心態與筆調：冷靜客觀，與熱情激越。

〈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價值〉是試圖從文學的角度去衡量此書的意義，希望從實際引例分析中，肯定楊衒之的文學造詣及此書的價值，或亦可藉此提昇文學史上較受冷落的北朝文壇地位。此文係為先師毛子水教授的九五壽慶而撰，刊登於1987年4月，幼獅文化事業版論文集內。其實，學生時代，我並沒有真正上過毛先生的課，但他總是期勉我多寫作、多翻譯，而且要多用白話文寫作。我會永遠銘記於心。

以上九篇文章為我近十年以來斷續所寫的論文。十年之間所寫，當然不止此九篇，但取其類近者輯成而已；其餘趣旨稍異者，不入此書。

附錄〈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實為二十年前於日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時所撰，歸來後整理出，刊登於1972年6月，《臺大文史哲學報》第21期。這篇文章涉及中古時代中日比較文學諸問題，單獨出版或稍嫌其單薄，多年來苦於無所歸屬；但在我個人治學及寫作而言，此文之撰寫，頗具紀念性，後來翻譯《源氏物語》，追遡其源，當可以此為始。我遊學京都期間，又有一冊散文副產品《京都一年》。其中許多文章，曾對異域文物認真考證、蒐集資料，雖以散文之筆出之，而資料實具學術參考價值，故而文內附註曾舉出其中〈奈良正倉院展參觀記〉、〈空海．東寺．市集〉及〈鑒真與唐招提寺〉等三文。

本論文集所收，無論前九篇有關南北朝詩文，或附論有關中日文學比較，在文學史斷代上，都可列於中古時期，故以「中古文學論叢」為稱。感謝臺靜農老師題寫書簽。也謝謝何寄澎同學的催促與協助，使此書得以順利出版。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自序

第一章　蓬萊文章建安骨：試論中世紀詩壇風骨之式微與復興
第二章　阮籍的酒量與酒品
第三章　潘岳的妻子
第四章　陸機的擬古詩
第五章　陶淵明的止酒詩
第六章　叩門拙言辭：試析陶淵明之形象
第七章　謝靈運臨終詩考論
第八章　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
第九章　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價值
附錄　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從日本遣唐使時代到《白氏文集》之東傳

第一章　蓬萊文章建安骨：試論中世紀詩壇風骨之式微與復興（摘錄）

李白的詩中有一句：「蓬萊文章建安骨」，他又寫過：「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看來，這位唐代最負盛名的詩人是十分推崇建安文學的。然而，李白並不是第一位對於建安文學表示心儀欽佩的唐人；在他之前稍早，陳子昂已經說過：「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玆；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建安，雖然是東漢獻帝的最後一個年號，但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的立場而言，卻是泛指由漢末到魏的那一段時期，所以陳子昂所說的「漢魏風骨」便是李白所謂「建安骨」，在陳文的後面有「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之語，正可以互相發明。

其實，在李白和陳子昂之前，六朝人士也曾經標出建安時期，視為文學寫作的一種典範。鍾嶸《詩品》序云：「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這個「建安風力」的含義與李白的「建安骨」，陳子昂的「漢魏風骨」義近。劉勰的《文心雕龍》雖然沒有明言建安風骨或風力，但他在〈明詩篇〉及〈時序篇〉裏提到建安文學時，都用「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梗概而多氣」等語來形容，並表示讚許之意；至於〈風骨篇〉一文之中，於闡述理論之餘，亦頗舉建安文人以為具體例證。裴子野《雕蟲論》亦云：「曹、劉偉其風力。」可知唐代的二大詩人思欲振興文學，重建風骨，而以建安時代做為其典範楷模，實在是其來有自的。至於後世，「建安風骨」遂成定論，宋嚴羽《滄浪詩話》、明胡應麟《詩藪》，都見引用。

本文擬自詩學立場來探究：唐人何以揭櫫「建安風骨」以振興文風之道理。

一、風骨

「風骨」二字，本是形容人的精神和體貌而言。沈約《宋書．武帝紀》云：「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這裏所謂「風骨」是指其人的風度精神，及骨相形貌，所給人的一種綜合的印象。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每好以形容人本身的詞彙來品論文學，「風骨」便是一例。它的好處是富於象徵性，也比較具有彈性而不呆滯；然而，卻也不可否認的，缺乏精確性，也比較顯得鬆散而難把握。什麼是風骨？或者什麼樣的作品才具有風骨？遂成為千載以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爭端了。

《文心雕龍．風骨篇》是最早關心到「風骨」一詞，而且對此提出有系統說明的一篇文章。劉勰開宗明義地說：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

顯然，劉勰為「風」字找到了較早的依據，所以說「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於是使「風」與毛詩序的「化感」產生了一種牽連；不過，他並沒有因此便使「風」字落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漢儒窠臼裏，而及時轉釋為「志氣之符契」—志氣的表現。但是，對於「骨」字，劉勰似乎找不到像「風」字那樣古老的典據，便暫時從缺。底下接著用對偶均衡的語氣說明了「風」與「骨」的意義。由這一段對稱的文字看來，「風」似乎意味著作品內容的情志而言，至於「骨」則彷彿指示著文學的辭采而言。所以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風即文意，骨即文辭。」不過，後來又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劉勰所提出的「風」與「骨」二字，遂有了多樣性的種種解釋，而各家說法之間也並不一致，令人困惑。

事實上，上面所引的文字是劉勰從正面給「風骨」所下的定義；底下他又從正反雙方面給這個詞做了輔助的說明：

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

將前後的文意合起來看，可知劉勰所謂風骨、義辭之間，並不容易劃出截然對等的界限，一切作品其實都是有待文辭組成的，故〈情采篇〉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這樣看來，情辭、經緯，其間的關係並不對立而存在有機的聯系。廖蔚卿在《六朝文論．風骨論》說：「所謂風，是作品在內容方面情趣思理的深刻有力的表現，它依賴於運思命意的功夫；所謂骨，是作品在形式方面文辭的有力的表現，它依賴於酌理修辭的技巧，若文章欠缺風骨，徒有文辭之藻飾，實不能稱為佳作。」這個說法便不僅只是把風與骨對立起來看，而同時又注意到風骨與「有力表現」的關係。因為從劉勰反覆申明的有風、無風；有骨、無骨諸語看來，他所謂的「風骨」，顯然並不是泛指一切毫無個性的意辭而言，而是在強調著一種有力的表達方式；這也就是鍾嶸所謂「建安風力盡矣」的「風力」；同時也是裴子野《雕蟲論》特標「曹、劉偉其風力」的原因。

故而要談「建安風骨」，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劉勰所謂「風骨」，但若是僅就「風骨」二字來談論風骨，終覺其凌虛，不容易有具體的認識。究竟五世紀以降，中國文學批評界筆下每常稱頌的「建安風骨」具有何種性格特色呢？在此，恐怕有必要將作品本身與理論相配合來觀察，才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二、建安風骨

建安文學是指漢末到魏代的文學情況而言。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雖然把「建安」與「黃初」分開，但「建安體」下注：「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又於「黃初體」下注：「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換言之，在嚴羽的認識裏，所謂「建安詩壇」， 在時間上， 乃是意味著從建安元年到黃初七年（ 西元196-226），這前後約三十年的時間而言；中國人稱三十年為一世，文學風貌也大略可以具一格了。至於建安詩壇的構成分子，雖未必只限於曹氏父子以及鄴中諸子，但今日所能見到的作品，也大抵以此諸士為主；而且，既使上述諸家的作品也多已殘缺不全。《三國志．魏志．武紀》注引《魏書》云：「（太祖）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然而，觀今曹操詩篇，保存下來的不過二十餘首。再如劉楨，世稱「曹、劉」，而《詩品》列於上品，稱讚「獨步」，但其詩今存者僅十數篇。其餘各家之作，或只見三、數首。在在都顯示著建安時代的詩，今日所見，已非當時全貌，不過，就所遺留的篇章觀察，也還能窺見其一斑。

《詩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文心雕龍．時序篇》則謂：「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這兩段文字已扼要說明了建安時期鄴中文學的盛況，其所以興盛，以及其文學特色。

造成建安文學之重鎮在魏地，首須歸功於曹氏父子的愛才識人與領導推動，然後諸子攀龍託鳳，遂形成一個充實而有活力的鄴下文學沙龍。這當中，曹操又可視做最重要的掌舵者；沒有他的果敢與識見，建安文學決不可能那樣長風萬里地駛入奔騰的文學浪濤中。

曹操在當時是一個反傳統的人物。他出身於被世族所鄙視的宦官家庭。他的政治特色是名法，與西漢的儒術完全相反，而他個人的言行也一反傳統的溫柔敦厚精神。他用人的標準，是不拘品行，唯才是求，其建安十五年令、十九年令，一再申明此意，尤其以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所言：「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更是大膽坦率，震驚世俗。至於其「讓縣自明本志令」，也直言不諱立功建名之衷。這種政治作風，影響於文學的，便是清峻通侻的風格。所謂清峻，是簡練明快；所謂通侻，是自由抒寫。

曹操所開的這種清峻通侻的寫作精神，可以說是建安文學的一座堅實而廣闊的舞臺，提供了鄴中文士，充分活躍的基礎；加以丕、植兄弟之雅好文士，致令天下人才薈萃其下。然而，鄴中文士卻不像文學史上異代的一些倡優式文學侍臣，他們在生活上雖依託於曹氏，但在文學表現上則各有襟期抱負，故曹丕《典論．論文》中謂：「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這種「齊足並馳」的現象，乃是建安文學之可貴處，也是鄴中文士受後世敬重之處。《文心雕龍．明詩篇》也說：「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換言之，在政治社會地位言之，曹氏父子與鄴中文士，雖有君臣上下之別，而在文學寫作的立場言之，卻是大家處於完全開放，且絕對平等的狀況，故而無須顧忌，也無須諂上，得以一任情志所之地自由抒寫。劉勰在提到建安詩的特點時所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便即是植根於這種自由開放平等的寫作大環境。

下面再來檢視在這樣的寫作環境下，曹氏父子及鄴中文士們的詩章表現究竟如何？雖然，如前文所說，今天我們所見得到的文獻資料，未必是當日全貌，在悠悠的時間裏，部分作品的散佚，為勢所難免，但其間仍可發現建安文人所共同關心的問題—便是離亂的時局，悲苦的民生。曹丕《典論．自序》云：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衞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這是時人的實錄。曹操的〈薤露〉便即是採詩歌的形式以記時勢的典型代表作品：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薤露〉本是漢代喪歌，但曹操不拘小節之風格亦形於文學，逕用以敍寫時事。故沈德潛曰：「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這首樂府詩直陳漢末野心家禍國殃民的事實。無所避諱，夾敍夾議，末筆則悲感填胸，充滿禾黍之思。〈薤露〉痛責何進之猶豫、董卓之弒君；而另一首〈蒿里〉，也同樣以古樂府喪歌改寫時事，內容為批評袁紹兄弟爭利貪安，不敢起義討賊，致令征夫勞役，百姓傷亡。其詩後段有句：「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些詩句，豈非即是《典論．自序》的「百姓死亡，暴骨如莽」嗎！故鍾惺稱其：「漢末實錄也，真詩史也。」

其實，鍾惺的話也可以適用於其餘的建安詩人。孔融〈六言詩三首〉之一云：「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篇幅雖短，其對董卓之譴責，亂世之批判，百姓之同情，與曹操的〈薤露〉所表現的感慨並無二致。蔡琰的〈悲憤詩〉長達五百四十字，透過作者個人的悲慘遭遇，充分反映了漢末亂象。曹丕〈令詩〉的首二句：「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與其《典論．自序》亦可以互相印證。至於曹植〈送應氏二首〉之一，寫亂後景象云：「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王粲〈七哀詩三首〉之一，敍述眼前所見之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一字一淚，都可以為歷史作證。甚至於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表面上寫的是秦始皇時修長城所造成的民間悲苦，其實未嘗不可看做反映當時事，所以方東樹云：「借口敍事，作者意在言外。」

元稹〈杜甫墓係銘〉序曰：「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猶壯抑揚哀怨存離之作，尤極於古」，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王粲下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陳琳下云：「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應瑒下云：「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正都說明了建安文士們遭逢不平凡的大動亂時代。他們耳聞目睹，甚至親自參與征戰，人人都是那個動亂的時代的見證人。曹操、曹丕和王粲、應瑒的詩集裏，便可以看到一些行役征戰的篇章。處身那動亂流離之世，建安的文士們既不逃避，也不畏縮，卻以實際行動參與，復以悲壯而富於感情之筆，記下這一頁亂離的史實，及行役的切身體驗感受。當其感遇真切，情志沛然之際，他們只須直抒胸臆，便已一意貫徹，一氣呵成；而不遑尋詞覓句，也無待乎外在的雕藻。這種直述感懷，不假修飾的詩篇，自然也就予人格外有氣力的感受。

漢末的戰亂動蕩，乃是建安文學所以產生的一個大舞臺；然而，綜觀中國的歷史，並不是所有動亂的時局都能夠產生偉大的文學。例如，六朝的後期，無論南地或北地都陷於更複雜的變亂局面，但其文學現象卻是頹靡乏力的；又如金人南侵以後，南宋的詞壇竟為「暗香」、「疏影」的柔婉風格所籠罩，而在蒙古人的鐵蹄蹂躪下，漢家男兒索性寫起嬉笑怒駡、逢場作戲的戲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