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髮際線後退，而是人生在前進（簡體書）

我有個女友月初裸辭，拿著一紙“中度抑鬱癥”的診斷證書回了老家，剛坐穩就被母親一通質問：

“我看你一天吃吃喝喝玩得開心得很，這會兒抑鬱了？

“當年你爸丟下咱娘仨，我一個人把你跟你姐養大，每天走十幾裡路給幾個廠子做賬，還要趕回家給你們做飯，把你倆從小學拉扯到大學，壓力不比你現在大？

“你看看村裡有多少女孩，還不如你過得好呢，人家都好好的，你怎麼就抑鬱了呢？”

她在那個深夜哭著給我打電話，一半是因為不被理解而難過，另一半，卻也是切切實實的自責。

她有什麼資格抑鬱呢？

雖然她從小沒了父親，但也是在母親的庇護和姐姐的照顧中長大，順順利利考上了大學，一路拿著獎學金進了行業頂尖的公司，每年也能不看價格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跟母親經歷的苦難相比，跟那些沒走出村子，早早嫁人生了小孩兒，湮沒在家務裡的同齡人相比，甚至是跟學業上不那麼順利，只能輾轉在小企業裡拿著微薄薪水的姐姐相比，她的生活的確太好了。

那麼順遂，那麼風光，連難過都像是矯情，憑什麼就說自己抑鬱呢？

我想，這或許並不是她一個人的困惑。為什麼生活變得越來越容易了，但抑鬱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多？

不單單是在中國，全世界的抑鬱癥患者數量都出現了逐年上升的趨勢，全球僅僅是被確診的抑鬱癥患者，就已經多達3.5億人。

而抑鬱癥患者群體，也在由成年中期的三四十歲，往成年初顯期的十幾至二十歲下行蔓延。

2019年7月，中國青年報發佈的“大學生抑鬱癥發病率逐年攀升”的話題，剛一發佈就立刻衝到了微博熱搜榜前三。

而這樣的現象，也讓更多人感到疑惑。大學不該是人生中最最輕鬆的4年嗎？沒有課業壓力，沒有家庭負擔，甚至連自己都不用養活，明明是最好的年紀，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受困於抑鬱癥？

德國學者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給出了他的答案我們從前生活的社會是規訓社會，每個人都被無數的“應該”束縛著，應該拿到4.0的績點，應該在大三去做一份實習工作，應該把老闆交代的每件事做好，應該25歲結婚，27歲要小孩兒，30歲升到主管級。

這些束縛，同時也是種保護，像潮水一樣把每個個體包裹起來，不給人自由的空間，也因此讓人能夠免於思考的痛苦。

而我們如今生活的社會，被叫作功績社會。功績社會中講的不是“應該”，而是“能夠”。它鼓勵每個人做自己，做最好，但也是這樣的自由，常常讓人無所適從。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來生活，可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到底什麼才是做自己？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到底什麼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

這些困擾了哲學家們幾千年的問題，就這樣砸在了年輕人的頭上。

《倦怠社會》裡說：“當控制行為的規訓模式讓位於另一種規範時，每個人必須自發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他自身，抑鬱癥就在這時開始盛行。”

在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每個人都要構建出一個理想的“超我”，但超我是壓抑性的，它的主要功能是發佈禁令“不許無所事事”，“不能不思進取”，“今天的書還沒看完，還有臉追美劇”。

而我們身體裡代表人性的那一部分“自我”，在超我嚴厲的苛責下，被困在了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理想彼岸。由於真實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間存在鴻溝，從而產生了一種自我攻擊。

換言之，如果你沒有最大限度地發展自身，就會在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精疲力竭。

不記得是從哪一年開始，好像每個人都越來越難對自己滿意了。

不知道生活的目標，搞不好和舍友、同事的關係，身材不好，沒有特長，沒有興趣愛好，月薪不夠高，生活太單調……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自我苛責的理由。也因此焦慮、煩躁、情緒低落，陷在自我批評的泥潭裡無法自拔，每時每刻都感覺著自己的糟糕。

這些讓人手足無措的負面情緒，往往是蠶食掉一個人信心和樂趣的罪魁禍首。

越是看到自己身上的問題，越是急著解決，強加給自己一個又一個行動計畫和任務清單，壓榨著本來就所剩無幾的自制力，直到情緒、意志雙雙崩潰，又反過來印證了自己的失敗。

這時，便會說：“看吧，我就說我沒辦法讓自己上進起來，也沒辦法讓自己開心起來，我真的好糟糕。”

這些看在別人眼裡不過鴻毛般輕描淡寫的煩惱，在當事人身上，卻是比風刀霜劍還要淩厲的痛擊。

我有時候覺得，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其實是一種“允許自己做廢物”的能力。

當然不是混吃等死，而是不輕易被鼓動著焦慮起來，對自己的缺點與弱項都能接納和認同。

別人早上5點就能起來念英語，可我就是起不來；

別人能一天上11個小時班回家來打卡背單詞，可我就是意志力不夠；

月薪10萬，A4腰和馬甲線都很好，可我就是做不到。

請允許諸如此類自己身上那些不夠好、不夠美，甚至不夠正確的東西存在，不要把每一種羨慕嫉妒恨都轉化成焦慮的自我批評。

做不到跟別人一樣沒什麼可恥的，而一個人的改變，往往是從真正承認了自己的缺點，且完成了自我接納之後才能開始。

人的一生十分短暫，別虛度，但也別折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