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氣度(典藏本‧精裝)（簡體書）

自 序 

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 

漢法與漢儒 

漢代的山東與山西 

孫吳與山越之開發 

荊州與六朝政局 

唐人的生活 

玄武門事變之醞釀 

天寶雜事 

杜甫與政治 

杜甫的死 

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 

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 

突厥大事系年 

突厥的文化和它對鄰國的關係 

回紇馬與朔方兵

沙陀之漢化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 

關於本集的一個簡短說明

這本論集，共有作品十八篇。寫作的時代，則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後整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尚寫不到一篇。在這麼一段漫長的歲月裡，而工作成果竟如此微少，實在不能不教人慚愧。

我研習國史，對中古史也就是秦漢到隋唐的一段較有興趣。《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是我來臺後所寫的第一篇文章，同時是在先伯孟真先生的督促和指導之下寫成的，脫稿後並承勞貞一先生斧正。這篇文章寫成後不久，先伯便遽離人間，後來竟刊登在他的紀念論文集上。為了這些原因，雖然它的內容相當膚淺，我仍把它列為諸篇之首，以為紀念。至於其餘兩篇有關漢代的作品，雖成於最近兩三年，事實上也是自首篇衍續而成，而其中若幹意見，也經過先伯的指示。

對於魏晉南北朝史，我也下過短時間的功夫。除了集中所載的兩篇，也曾寫過幾篇有關魏晉南北朝的戰史和地理方面的文章，因寫得太差，所以沒有收入集中。

大約從一九五三年起，我的興趣轉而偏重於隋唐史，作品也以有關這一斷代的居多。最初因受了姚從吾老師的影響，喜歡討論外族問題，其後又漸漸轉到政治和文化問題。由於各文寫成的時間前後相距過遠，因此初寫的幾篇，顯然不夠深入，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同時其中自也難免有谫陋謬誤之處，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我本不願編印文集，但經不起段昌國棣的一再催促，終於編成此集。編成後又承段君代洽出版，並承周一南先生賜題封面，（編者按：本書繁體版書名為“漢唐史論集”，簡體版改作今名，故封面未用周先生題字。另，本篇為作者自序，篇名為編者擬定。）一並於此志謝。

一九七七年三月傅樂成序於臺北　

漢初功臣集團與外戚集團的火並

劉邦於倉卒間建立新的王朝之後，政治上尚有許多嚴重問題，等待解決。他作皇帝後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從事翦除一部分不穩定的功臣。他為此幾乎無歲不征，直到他死，戰亂未曾止息。

這個問題，早已種因於統一以前對項羽作戰之時，不過到他作皇帝後才表露出危機而已。劉邦的功臣，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劉邦在淮泗初舉義旗時的基本幹部，這批人在舉義前多與劉邦“同為編戶民”，對劉邦相當忠實。同時他們之間，也具有濃厚的感情。所以可把這批人稱作“淮泗集團”。此輩可以蕭何、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等人為代表。其中除蕭、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經驗及能力外，其餘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與項羽作戰，勝的機會絕少。

另一類是劉邦舉義後陸續加入的，他們來自各地或當時其他革命團體，故私人間無密切的聯系，可統名之曰“雜牌”。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輩出，可以韓信、英布、彭越、張耳、陳平等人為代表。

這兩派人士，前者常追隨劉邦左右，後者則多領兵在外打仗。他們在一起的機會很少，因此兩派尚未發生過嚴重摩擦。

劉邦與項羽作戰，在那種軍事第一的時候，自己的嫡系部隊偏不爭氣，因此不得不借重“雜牌”。黃河以北的地盤，完全是由他們打下來的。而決定全局的垓下包圍戰，更由韓、英、彭三人為主力。滅項之功，既以“雜牌”居多，因此劉邦所封的異姓七王，“雜牌”占了六個。

不過劉邦之分封他們，乃是迫於以前的成約及當時的形勢，內心實有所不甘。同時對他們的既成勢力，感到恐懼。對韓、英、彭三人，尤為畏忌。因此處心積慮，找尋機會來消滅他們。韓、英、彭三人雖然看不出有結成黨與的跡象，但三人當時的處境與心情，可以說是一樣。所以韓信被捕，彭越便稱病；韓、彭被殺，英布便幹脆的“欲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滅，劉邦也跟著死去。他所遺留的大臣，除陳平外，幾乎全屬於淮泗集團，他將國事托付於這個集團的中堅人物蕭何。

由於劉邦死後呂後專政，呂後娘家人的政治勢力，便日見擴張。呂後是劉邦的糟糠之妻，呂家人也自始即追隨劉邦，所以他們可以稱作淮泗集團的外戚派。蕭、曹等人，則可稱為這集團的功臣派。

不過呂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見識方面，遠遜女子。呂後之剛毅，固不待言；其妹呂媭，也極有膽識。至於男子，除了呂後的哥哥呂澤曾立過些軍功外，其他無一不是庸才。他們的勢力，可以說是呂後一手栽培起來的。

呂後利用劉邦的連年在外作戰，乘機過問政事，族誅韓信，便由她決定。劉邦晚年，呂家人在朝中已隱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呂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當時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與呂家接近的，如張良、酈商、樊噲、審食其等。其中樊噲是呂媭的丈夫，審食其是呂後的愛人。惠帝即位後，政事實際已全由呂後決定。惠帝死後，她更進一步實行“臨朝稱制”。

不過當時呂家人的勢力，仍非功臣派之敵。軍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陳平、周勃、灌嬰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較耿直，臨事則一無辦法。陳平為人極圓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書所常並稱的“絳灌”，本是韓信羞與為伍、英布以為不在話下的人物。他們具有堅強的排外性，對於排拒異己，步趨常是一致。

四人的聲望才幹，雖然超過諸呂，卻不足與呂後相抗。所以呂後扶持諸呂，他們無法阻攔。第一步呂後要提高呂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們封王或封侯。當她征求大臣們的意見時，王陵首拿“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誓”為根據，表示異議，呂後大不高興。因此輪到陳、周，便不敢反對。

呂後第一個目的既達，第二步便設法要諸呂掌握實際的軍政大權。據說首倡此議者，是張良的兒子年方十五歲的張辟彊。《史記》九《呂後本紀》說：“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後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後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曰：‘帝毋壯子，太後畏君等。君今請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是則太後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後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此說破綻甚多。與辟彊談話的丞相，以時間論，應該是王陵，而王陵則是在惠帝死後面折廷爭反對分封諸呂的人。其次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為相國居南軍，均在呂後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後八年的事。若說此事乃是實現丞相八年以前之請求，寧非奇談！總之此事乃呂後扶持諸呂的必經步驟，朝中大臣對此事應負責任者盡多，而不必諉過於一豎子。

至於呂後扶持諸呂的目的何在，後世對此頗多議論，而以清趙翼《廿二史記》卷三“呂武不當並稱”一條，最為允當。趙認為：第一，呂後本不想以呂代劉。因為她對劉邦簡擇的舊臣，甚為信任，與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間並無意圖顛覆劉氏的跡象。他說：“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又說：“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後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

第二，呂後之扶持諸呂，乃是因為孝惠死後，呂後本人沒有嫡親子孫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呂家人在她死後受別人欺侮。他說：“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為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陵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

第三，呂後對劉家子弟不能算壞。並且她為使劉、呂相親，確曾費過一番苦心。他說：“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後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後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後意，後怒欲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為魯元湯沐邑，即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後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後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後之欲使劉、呂常相親。”

呂後之以呂氏女配諸劉，確有其政治作用。《漢書》九十七《外戚傳》說：“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後，欲連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證明。不過呂後的用意雖佳，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諸呂政治勢力的膨脹，與功臣派發生衝突，自在意中。功臣們昔日“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論功不過封侯，而呂祿、呂產等以裙帶關係取王侯如拾芥。當年蕭何封侯，尚以“未嘗有汗馬之勞”而生爭議，對此又焉能容忍！何況諸呂進而奪去他們的實權，呂祿作上將軍，呂產作相國，使周勃的太尉、陳平的丞相變成擺設。所以當時功臣派心情之鬱憤，可想而知，其謀誅諸呂的動機，便自此而起。

他們首謀本身的團結，故陳平聽了陸賈的勸告，即與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與反呂最激烈的宗室劉章聯合，劉章是當時齊王劉襄的弟弟，有強大的齊國作背景，同時又是呂祿的女婿，諸呂也對他另眼相看。他反呂的主要目的，是想擁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呂後一死，齊國便出兵西指。

這次事變，可以說是功臣派的主謀，而由宗室執行任務。劉章便是親自帶兵與諸呂動手的人，相國呂產與長樂衛尉呂更始均被他當場殺死。這次政變如無宗室參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單就當時周勃那副模樣看來，即可作此假定。

諸呂在“不當為王”與“欲為亂”的罪名下，盡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幾個封王的兒子也被統統殺掉。功臣派藉口說他們不是孝惠之子，實際上是怕他們長大後替呂家報仇。又認為齊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惡人，生怕他們將來變成呂家第二，因此才挑選了“仁孝寬厚，太後家薄氏謹良”的代王來入承大統。功臣派對呂家的畏忌，從這類地方表現無遺。

他們這次與諸呂的火並，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權位的爭奪。所謂“安劉”之功，乃是欺人之談。因為就現有的歷史記載看來，劉家何嘗有不安的現象，所不安者，周陳輩之權位耳。

諸呂的罪名，實有重作一番討論的必要。先說“非劉而王”。所謂“白馬之誓”，僅見於《史記》的《王陵傳》中，《高祖本紀》上沒有正式記載。就常理推斷，此誓倒非虛構。因為王陵以這誓約為理由，在朝廷上公開反對分封諸呂，如是假的，呂後豈有不加駁斥之理。事後，王陵更指出陳平、周勃均曾參加盟誓，陳、周也未否認。呂後臨終，更曾拿這誓告誡諸呂。所以這誓約的真實性，可無問題。可能是劉邦晚年與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約，未舉行公開儀式。呂後對此事，也必知道或參加。

不過最主要的，是“白馬之誓”的破壞，陳、周二人，要負大部責任。他二人在當時，可以說是諸呂能否順利封王的最大關鍵。他們若能據“誓”以爭，理由絕對站得穩。縱然無效，此心可以無愧，其咎便在呂後。可是他們非但不敢反對，反為諸呂封王，制造理論根據。

據《史記·呂後本紀》，當時他們對呂後說：“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後稱制，王昆弟諸呂，無不可。”這即是說“白馬之誓”已失時效，而認為王諸呂為合理合法。無論二人的話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話予諸呂封王以絕大的支持，則無可否認。由此看來，酈況騙諸呂時所說的“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的話，乃是實情。後來政變發動時，除掉齊國還以“非劉而王”四字為藉口外，陳、周輩便不好意思再彈此調。於是又另外搬出“欲為亂”的大帽子，加在諸呂頭上。

至於諸呂之“欲為亂”，據《史記·呂後本紀》說：“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又說：“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斗。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這段記載，頗多疑問。呂祿欲為亂而迅解兵柄，已屬費解，尤奇者是事後竟不通知呂產一聲。呂產那時仍是南軍領袖，手下的軍隊盡多，而他欲入未央宮“為亂”時，何以只帶“從官”，不帶軍隊？如果從官之中，包括軍隊，何以當未央宮殿門關閉之後，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來”？又何以見了劉章所率領的一千餘人都不敢抵抗？呂產的從官，既連一千人都無法應付，人數之少可知；那麼呂產又為何率領數目那麼少而又毫無戰斗能力的人，來發動“為亂”那麼大的事呢？

從這些地方看，可以說諸呂不但對“為亂”沒有準備，即對別人的暗算，也未曾防範。呂產之入未央宮，與其說是“欲為亂”，不如改為“欲上朝”或“欲辦公”倒恰當些。總之，諸呂的罪名雖冠冕堂皇，而實際上是遭人暗算，糊裡糊塗的作了政治陰謀的犧牲品。

諸呂雖庸，看來倒是一批心地厚實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敗而又被惡名。他們在“欲為亂”以前的那段時間中，可以算得上雖無功卻也無過。呂後對他們並不放縱，呂後的孫呂王嘉，便因“居處驕恣”被廢。當時一般人對呂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說壞。

騙呂祿交出兵權的酈況，曾遭舉國不滿。《史記》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的《酈商傳》上，載有“天下稱酈況賣交”的話，這是當時人與後世直書“諸呂之亂”的史家們見解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