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勝利：自由、科學、資本主義，以及進步的理性神學

西方憑什麼進步？
現代文明的成就，建立在宗教之上。
而如今沒有宗教意識，只有宗教基因，
還能繼續稱霸世界嗎？

目前關於西方為何成功的書籍已有許多，各自分析了為何歐洲能在中世紀末期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其中，最常見的解釋是西方優越的地理環境，以及商業和技術的發展。然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一書中指出，推動西方發展的是源自於基督宗教的理性精神，其理性神學為後來各種現代性的發展打下了重要根基。

長久以來，基督宗教的特色就在以理性邏輯對神學進行辯論，因此與時俱進、面向未來，而世界上其他宗教則追求不可言說的神祕，更是朝向過去、追求復古，，把古代經典當作正統信奉。也因此基督教神學促成了西方的興起。

書中總結西方的興起，奠基在「理性的四大勝利」之上：第一，是基督神學發展出對「進步」的信仰。第二，對進步的信仰轉化為技術、科技與組織的革新，而且這些成果很多都孕育於修道院莊園裡。第三，多虧基督神學以理性形塑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讓中世紀歐洲有了「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第四，理性被應用在商業上，使得資本主義得以在「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之安全庇護下發展出來。

在書中，斯塔克也爬梳史料，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源自於新教的工作倫理，而是在新教徒、甚至新教徒工作倫理出現之前，就已盛行了好幾個世紀。他進一步打破一般人對於「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印象，論述中世紀是西方未來輝煌歷史的孵化器，不僅科學突破思想在中世紀就已經具備雛形，連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從大修道院的土地經營開始。他的論證讓人們重新看待中世紀的貢獻。

本書顛覆了數百年來的長期被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反宗教所主導的社會氛圍和學術偏見。但作者也在書中最後進一步提問，在今日的世界，基督宗教和現代化是否還有必然關係，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持續思考。

羅德尼•斯塔克 Rodney Stark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長期擔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和比較宗教學教授。目前是貝勒大學社會科學傑出教授，該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聯合主任，以及《跨學科宗教研究雜誌》的創始編輯。

---專文導讀---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邱凱莉｜ 台灣神學院助理教授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
再思基督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基督教與西方的成功
近代西方為何成功？
長久以來，許多學者嘗試循不同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者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中，藉著疏理近代西方歷史發展，總結了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關於基督教與近代西方興起的關係，似乎並不是一個新的答案。不過，斯塔克運用大量資料，引領讀者進入歷史境景，以基督教理性神學為主線，闡析其如何促成了科學、自由與民主，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斯塔克的研究，儘管修正了韋伯（Max Web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錯誤，卻再次肯定宗教信仰與歐洲資本主義興起間的密切關係。
那麼，本書呈現的基督教與西方興起間的關係，僅是邏輯的必然性，還是實踐的必然性？斯塔克在結語中也問：現代化如果只以「現存的西方世界為範本」，是否仍需要「再造最初產生現代化的社會與文化條件」？質言之，在沒有基督宗教的情況下是否可能？
對此，作者一方面指出，現代化似乎可以擺脫「信仰的根基」而獨立發展，但另方面他又強調，基督宗教在非西方世界急速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基督教與西方文明間的密切關係。「對許多歐洲以外的人們而言，成為基督徒就是現代化……基督信仰是現代世界全球化下的必要元素。」斯塔克認同並引述了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觀點，重申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道德基石，「讓資本主義的興起成為可能，並成功開出民主政治」。
這樣看來，斯塔克確信基督信仰與西方現代化之間，不僅是邏輯的必然性，也是實踐的必然性。質言之，非西方世界如果要成功晉身現代世界，是絕不能將基督宗教排除在外的（實踐的必然性）。

基督信仰與現代化：華人處境的再思
毋庸置疑，斯塔克特別關注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他在結論中指出中國基督徒人口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有驚人的增長，其中不少知識份子也加入皈信者的行列。有趣的是，本書的中國大陸譯本卻將有關中國部分刪去。種源於官方對涉及宗教題材的審查，顯然是要將被視為敏感的內容過濾。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基督教取得驚人的增長。如果將斯塔克式命題置於中國處境，可發現早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隨著當時中國知識界「文化熱」的興起，基督教文化也成為若干中國知識份子傾慕的對象，致成「基督教文化熱」。所謂文化熱，即探討中國文化的出路，有主張全盤西化，也有主張復興傳統儒學，或是藉自由主義傳統企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在檢視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時，有知識份子強調，基督教乃西方進步文明的根基，故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能將基督教文化排除在外。

就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55-2017）為例，他早於八〇年代，便宣稱「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後來他在獄中的反思也再次強調「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心臟」，基督教是「制度轉型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不過，即或如此，劉曉波卻不認為中國的民主及憲制必須建立在中國「基督教化」的前提之上。因為兩者之間雖具有「發生學的意義」，卻不具有「邏輯上的普遍因果性」。劉相信：「在非西方地區培育世俗化的憲政民主制度，未必一定要有神聖化的基督教倫理的支撐。」

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間的關係。馮耀明在討論韋伯式命題時曾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歷史上存在的密切關係，並不能視作具傳遞性的「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即認定兩者間可找到物理必然性與規律性的因果關係。對於本書所呈現基督教與西方現代化的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能應用於解釋其他國家或文化的處境？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深思及檢視的問題。就中國的經驗，楊鳳崗便關注中國宗教復興與市場經濟間的關係，曹南來更以具「中國耶路撒冷」美譽的溫州為個案，指出在這個沿海商業城市中，不少基督徒商人如何積極參與宗教與現代性及經濟發展的建構。

隨著基督宗教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發展，可以預見，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現代化的關係，在華人社會仍會成為不少人熱切探討的重點。不論對此課題持何種見解，斯塔克式命題相信都是不容忽視，無法繞過的。

 

推薦序
百年歷史大哉問「為何西方能，東方不能？」之再探
蔡源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本書作者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台灣學術界以宗教市場理論的建構者而聞名，該理論以「理性選擇」來解釋個人對宗教信仰的抉擇與行為模式，並從而建構出總體社會的不同類型宗教分布之消長趨勢。雖以常識性觀點而論，理性與信仰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兩件事，現代人習於將人們對宗教的信仰訴諸於非理性的因素，但斯塔克卻以大量的統計資料與文獻分析來證明理性與信仰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
斯塔克窮其畢生之力，企圖推翻古典社會科學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假設命題，認為現代化促進科學與理性的發達，終將導致宗教信仰的沒落，謂之「世俗化」命題。1960年代，社會學界開始了一波「世俗化」與「反世俗化」的大論辯，斯塔克加入了「反世俗化」陣營一方，並立志摧毀在他看來是現代科學最大神話的「世俗化」命題，從而逐漸發展出其宗教市場理論體系，並堅持以長時期的宗教調查實證數據來檢驗其理論假設，拒斥任何沒有經驗證據的理論臆測，這大致上是台灣學界所熟悉的斯塔克，也是1990年代為止斯塔克的主要學術成果。
但晚近二十年，斯塔克開始將其關注焦點從現代社會轉向前現代時期，以社會學家的視角涉入歷史課題，特別是基督宗教史，其目的不只是要將宗教市場理論擴大運用到傳統社會，甚至企圖要挑戰社會學大師韋伯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關於現代西方文明起源的著名論點，本書乃是斯塔克對韋伯命題全面性挑戰的學術結晶。
近百年來全球知識圈與學術界最歷久不衰、反覆提出的一道大哉問便是：「為何現代文明產生於西方世界，而不在世界其他地區？」上古時代，埃及、中國與印度都曾開創領先於其他地區的輝煌文明；中古時代，伊斯蘭文明曾經獨步全球、開創數百年盛世；當這些東方文明居於領先地位的同時，西方世界卻處於「黑暗時代」。但直到中世紀結束為止，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情勢開始翻轉，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三百年間，西方世界不只後來居上，甚且全面性地主導人類文明的走向，也徹底改變非西方世界的傳統文明，導致跟隨西方文明追求現代化成為近兩百年的全球大趨勢。
對此一百年歷史大哉問：「為何西方能，東方不能？」所提出的各種解答，大致可區分為「唯物論」與「唯心論」兩大學術立場，前者從物質文化立論，包含以科技、經濟、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可以具體觀察驗證的因素來解釋西方文明的優勢所在；後者則從思想、文化、價值觀、宗教信仰等精神因素來立論。「唯物論」陣營之中，以追隨馬克思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最具影響力；「唯心論」陣營則百家爭鳴，其中以韋伯從宗教信仰來立論最具學術影響力。百年前所挑起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發展了半個世紀以後，後繼的各種學術理論以整合上述兩種觀點的折衷論為主流，但隨著不同學說的學科與方法論之立足點不同，還是可清楚判別出個別學者對「心」、「物」等各種因素的體用、主從關係的偏好與差異。斯塔克雖然批判韋伯的論點不遺餘力，但其學說顯然是站在「唯心論」巨人的肩膀上來回答此一大哉問，將西方文明轉變的第一因溯源於基督宗教的精神文明，並適度納入「唯物論」所考量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來補充。
斯塔克不同意韋伯之處，在於該歷史大轉變的時空脈絡應該從何時算起。韋伯認為從傳統邁向現代化的大轉變應溯源至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場景則在英、美等基督新教國家，並將基督新教倫理作為大轉變的火車頭；但斯塔克則認為應再往前回溯數百年至中世紀後半期，起跑的歷史場景則是信仰天主教的義大利諸城邦。換言之，斯塔克認為現代文明的溯源，應該從整體基督宗教文明去找答案，而非僅限於基督新教的部份宗派。但此一歷史溯源的立論並非斯塔克的創見，其本行是專注於研究現代社會的社會學家，有關中世紀與近代基督宗教神學與歷史的觀點，本書大量採用近半個世紀西方學界各種修正主義派的學術成果。該修正派思潮翻轉了啟蒙運動以來認為中世紀歐洲處於被教會權威宰制的「黑暗時代」，現代文明從以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為起點的傳統史觀，而認為許多現代文明的因子已見於中世紀歐洲社會，天主教會也非由食古不化的神職人員所掌控而阻礙文明的發展，反倒是教會所管轄的神學院、修道院成為新思潮的啟蒙者與實驗所，並為十六世紀以降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等奠立思想與價值的新基礎；同時，歐洲封建社會因缺乏中央極權的政治宰制，更有利於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這些有利於現代化的主、客觀因素全部匯聚於中世紀後期的歐洲社會，直到十六世紀以降就開花結果而成就現代西方文明了！
斯塔克的論點在當前民族主義當道、各種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思潮風起雲湧之際，或許會被認為「政治不正確」，但平心而論，雖然近二、三十年，東亞國家或其他亞洲區域強權崛起，逐漸在政治經濟層面挑戰西方世界的霸權地位，但以西歐與北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無論在科技、教育、學術、人文藝術創作等領域，仍是非西方國家引頸期盼、爭相效法的對象，這些都不是訴諸民族主義情感而可以視而不見的現實。
其實上，斯塔克所舉西方現代文明優勢之處，仍與百年前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而招架無力之際，痛定思痛所作的深刻反思遙相呼應；歸根結底，西方文明的優勢在於「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科學，乃是以理性客觀的態度與方法去追求知識，而不受制於傳統習俗、權威人士，也不被主觀情感因素所蒙蔽；民主，則是立基於對個人權利、自由、平等之尊重與保障為前提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這也是斯塔克論證為何「西方能、東方不能」的核心主軸，內在與外在、精神與物質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但斯塔克又更進一步將民主與科學的核心價值皆溯源於基督宗教傳統，這是他與百年前的「五四」主流論述最大的差異所在。二十世紀初期，處在反基督教、反宗教迷信的歷史情境，中國知識份子咸少將現代文明的發展與宗教傳統做聯結，既認為基督教會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幫凶，又認為傳統宗教是中國落後封建的精神源頭，反傳統主義的無神論遂蔚為時代風潮，從此華人知識圈與學術界將宗教與理性（或科學）視為對立命題，「世俗化」觀點成為迄今揮之不去的歷史幽靈。
若出身於東亞文明圈的讀者，仍基於民族主義情感而直接為斯塔克貼上「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籤，而不願認真思索其累積數十年學術功力所提出來的現代文明與宗教信仰深層聯結的論證，豈不是又作實了「理性」是西方文明所獨有而為東方文明所缺乏的說法！台灣過去數十年所開創的經濟奇蹟，以及近二十年的政治民主化步入常軌，皆被以西方觀點為主導的國際社會認為是亞洲的「特例」，若要以台灣或鄰近的日、韓為東亞範例來反駁斯塔克的「西方能、東方不能」的核心命題，更應該以同樣嚴謹的理性態度與科學方法進行研究，探討東亞模式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與東亞儒、佛、道等傳統文化的深層聯結，恐怕才是翻轉強勢的西方觀點之正途，從而掙脫宗教與科學對立的「世俗化」百年魔咒之束縛，開啟「理性的勝利」之東亞新篇章。

譯者序

推薦序
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上：重訪《理性的勝利》、探索基督教與歐洲文明的關係
／邱凱莉 (台灣神學院助理教授)

推薦序 百年歷史大哉問「為何西方能，東方不能？」之再探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 再思基督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導論：理性與進步

第一部：基礎
第一章 理性神學的賜福
• 基督宗教對進步的信仰
‧ 神學與科學
中國 希臘
‧ 伊斯蘭
‧ 道德上的創見
‧ 個人主義的興起
‧ 中世紀的廢奴行動
第二章 中世紀的進步：科技、文化和宗教
‧科技的進步
生產創新 戰爭的創新 陸運的創新
‧上層文化的進步
‧資本主義的發明
資本主義的定義 宗教資本主義的興起 工作與節儉的美德
‧資本主義與神學進步
早期基督徒對利息和利潤的反感 公平價格和合法利息的神學
‧伊斯蘭與利息
第三章 暴政與自由的「重生」
‧統制經濟
‧道德平等的神學基礎
‧財產權
‧對國家和國王的限制
‧歐洲的多元性
‧商業與義大利回應性政權的建立
威尼斯 熱內亞 佛羅倫斯 米蘭
‧義大利南部阿瑪菲的專制統治
‧自由的北部

第二部：完備
第四章 義大利資本主義的完備
‧理性的企業
人事 管理與財務實踐
‧義大利超級企業之首的興衰
‧義大利資本主義，「清教主義」和節儉
義大利的清教徒 節儉
‧黑死病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一路向北
‧法蘭德斯的羊毛紡織城市
‧法蘭德斯北部的資本主義
布魯日 根特 安特衛普
‧阿姆斯特丹
‧英國資本主義
從羊毛到羊毛紡織業 13世紀的工業革命 煤能產業
第六章 「天主教」的反資本主義：西班牙和法國的專制統治
‧1492年：落後的西班牙
‧財富與帝國
‧西班牙轄下的義大利
‧西班牙轄下的尼德蘭
安特衛普的破壞 與荷蘭人作戰
‧失敗
無敵艦隊 崩潰的帝國
‧法國：稅收、管控和衰退
創建一個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稅收 官僚主義 毫不妥協的行會
法國的「資本主義」
第七章 新大陸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
‧基督宗教：兩種經濟體系
囚禁式的壟斷 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主義 怠惰的國家教會
自由市場中的宗教
‧自由：治理模式
殖民化 殖民統治與管控 獨立 終結奴隸制
‧資本主義
工業與勞動力 人力資本的投資
‧拉丁美洲的新教主義：鴉片還是倫理？

結語：全球化和現代性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第二章
中世紀的進步：科技、文化和宗教

基督信仰對理性和進步的貢獻並不是口說無憑，羅馬帝國衰亡之後，基督宗教很快地啟推動出一個有卓越發明和創造的時代。為了重新正視這些卓越成就，必須正視一個長期醜化我們知識史的荒謬謊言。
在過去的兩三百年內，每個受教育的人都認知，從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直至15世紀，歐洲進入了所謂的「黑暗時代」（Dark Ages），幾世紀都處在愚昧、迷信和悲慘之中。結果突然間，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接二連三奇蹟般地拯救了歐洲。但其實歷史不是那樣發生的。相反地，正是在所謂的黑暗時代，歐洲的科技與科學開始在世界上超前。
關於歐洲陷入黑暗時代的觀點，來自18世紀那些反宗教特別是痛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他們堅定地宣揚自己時代的文化優越性，貶低之前數個世紀的歷史。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話說，就是：「一個在地表充滿了野蠻、迷信與無知的時代。」這類觀點無異議地被再三重申，所以直到非常晚近，許多詞典和百科全書還收錄黑暗時代一說作為歷史事實。一些作家甚至暗示，生活在九世紀的人們稱自己的那個時代有多麼落後和迷信。
幸運的是，近幾年大家已經知道這些觀點完全不可靠，甚至一些詞典和百科全書開始把「黑暗時代」一說視為一種迷思。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迷思 已深植人心，甚至大多數學者仍繼續把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說的「羅馬帝國衰亡之後是蠻族和宗教的勝利」，視為理所當然。會有這種狀況是因為沒人給這段歷史一個真實且適當的總結。
本章將嘗試彌補這個缺口，呈現當羅馬帝國衰亡之際，「數百萬人從苛捐雜稅……和麻木不仁的高壓統治中解放」。許多新科技開始出現，快速且廣泛地被應用，普通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而人口總數在歷經羅馬時代數百年的下降後再次增長。勞動階層不再需要付出血淚供養奢侈的羅馬上層社會，也不用再蓋什麼帝國英雄紀念碑，更不需要負擔龐大的軍隊軍需，藉以維持諸多殖民地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把精力與智力投入在尋找更好的方法，並從事農業生產、航海、運輸貨物、建造教堂、發動戰爭、推動教育，乃至於演奏音樂。不過，當人們看到那些典型的古希臘、羅馬的公共建築，即便歷經數世紀仍屹立不搖，成為古典時代一度輝煌的遺跡之際，許多知識分子還是不禁會為「偉大文明」的失落而感到哀傷。雖然也有許多人警覺到，這種偉大背後的代價是人類的苦難，但他們卻對奴隸制度輕描淡寫，甚至視之為「這是為了偉大成就的必要犧牲」。
從很多層面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並非一個文明的衰落，而是一個城市的崩壞。在2世紀時，羅馬人口將近一百萬；到了8世紀時，羅馬人口卻低於五萬人。到了1377年，教宗從亞維儂教廷（Avignon Papacy或Babylonian Captivity，1309～1376）遷都回到羅馬，當時整座城市的居民竟然只有一萬五千人。不只羅馬，歐洲其他城市的人口也在下降。但是義大利大部分城市的下降幅度不大，而且很快就回穩。（即使在羅馬帝國的全盛期，除了羅馬之外沒幾座大城市，僅有米蘭和卡普阿［Capua］的人口超過三萬人）當然真相確實是伴隨著羅馬城的衰落，整個帝國四分五裂。如果你對恣意揮霍的專制統治者、文雅的拉丁語、有錢人無聊的奢華嗜好欣賞有加，那麼我可以告訴你，羅馬的衰落的確就是一場悲劇沒錯。
講白了，過去很長的時間內，太多歷史學家就像觀光客一樣好騙，只因為看到羅馬（或雅典、伊斯坦堡）的大型紀念碑和宮殿，還有看到他們炫富消費的生活就被唬弄，然後拿「大都會」和「行省」的社區與中世紀的商業市鎮做不公平的比較。不知為何，雖然自己只有中等收入，但學者們卻總是把自己看成是上層菁英，而非鬱悶的貧苦庶民。如果他們懂得把自己想成中世紀城鎮的沉悶市民就好了。
而且，也許這些中世紀人民並不沉悶。由於擺脫了暴君的掌控，在所謂的黑暗時代，科技和文化方面都有爆炸性的卓越創新。這其中有原創的發明，也有些是從亞洲傳來的。但在黑暗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科技的完整內容快速得到認可，並被廣泛傳播與應用。這是一種信仰進步的文化，會讓我們想起奧古斯丁所說的「燦爛的發明」。創新不僅限於科技，在文學、藝術、音樂等上層文化也有顯著的進步。此外，新科技刺激了新的組織與管理形式，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孕育出資本主義。這又推進了神學上對商業道德的新定義，主流神學家放棄反對利潤、投資的傳統教義，讓資本主義的關鍵元素都合法化。這所有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同英國中世紀史家R. W. 紹忍（R. W. Southen，1912～2001）所說的：這是一場「隱密的革命」。說它「隱密」很恰當，因為我們不知道是誰發明的，發明了什麼，很多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大多數的創新是在何時何地完成的。我們只知道這些創新很快地就讓西方躍升到世界的頂峰。


科技的進步
羅馬帝國衰亡之後，各種發明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專制統治是會壓抑和阻礙進步的。如果增產的收成都會被奪走，農民為什麼會想尋求或者應用更好的新農業技術呢？如果很容易就被貴族侵占結果，誰會想把獲利進行再投資來擴大產業規模呢？在保障產權不被隨便侵占的地方，像是國家政權解體或是政治權力被削弱時，發明和創新才容易發生。所以這個卓越創新的時代，出現在羅馬帝國的衰亡之後政治上四分五裂之際。羅馬帝國的衰亡，對未來快速創新和緊隨其後的資本主義興起，提供了歷史機遇。因此，這裡有必要簡述一下中世紀早期的科技創新。這當中又可分為三大主要課題：生產力的增長、軍事應用、運輸上的進步。

生產創新
也許黑暗時代的最大成就，是在經濟發展上首次以非人力為主。
羅馬人也懂水力，但他們找不到使用的理由，因為不缺奴隸去做那些必要的工作。為什麼一個羅馬貴族坐擁大批有時間、有力氣的奴隸，還需要花錢去建造水道和水車，只為了把穀物磨成麵粉？相反地，在9世紀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在巴黎附近的納河沿岸，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有水磨坊（water mill），其中大部分是教會的土地。1086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I，1028～1087）編撰了現代人口普查的前驅――英格蘭土地志《最終判定書》（又稱最終稅冊，Domesday Book，拉丁語為Liber de Wintonia，意為「溫徹斯特之書」），根據這份報告，英國至少有五千六百二十四個水動力磨坊，平均每十五個家庭就有一個。跨過英吉利海峽，12世紀早期，巴扎克勒公司（Société du Bazacle）於圖盧茲（Toulouse）創立，提供加隆河沿岸一系列水力磨坊的股份，其股權可以自由交易。法國歷史學家吉恩•金佩爾（Jean Gimpel，1918～1996）認為，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公司」。再過一個世紀，在巴黎市中心，水力磨坊已變得相當重要，塞納河沿岸一英里內就有六十八座磨坊，平均每七十英尺就有一座！
大多數在塞納河、加隆河上的早期磨坊，是採用下射式水車，其動力完全來自河水流經水車水輪時推進轉動而產生。上射式水車則可產生更大的動力；當水流從水道上如瀑布流下、打在車輪頂部時，動力便藉由水速與位能而產生。因此，除了少數例外，上射式水車需要築壩。沒人能準確知道到底人們何時開始使用上射式水車，只知道它好幾次出現在14世紀的史料中，但由於水壩實際出現的時間比那早上許多，因此上射式水車應該很快就伴隨出現。構築水壩一方面是用於治水、防洪，一方面則用於利用水的位能和壓力來發電。至少12世紀早期在法國南部的圖盧茲，已建造了超過一千三百英尺寬的大型水壩。工人將成千上萬的漆木安插在河床上，前後圍成木柵，並填上泥土和石頭；水輪上則安裝許多曲柄和齒輪，藉以增加動力，同時也已有辦法將旋轉運動轉化成往復運動。水力很快就運用在鋸木、鋸石、開機床、磨刀、磨劍、縫補衣服、打鐵、牽線上，也能將布做成紙漿來造紙。關於最後一項造紙，吉恩•金佩爾指出：「在中國人發明並由阿拉伯人引進歐洲之前，人們以手工造紙造了一千年。但在13世紀傳入中世紀歐洲後，迅速改以機械化製造……造紙術在世界各地傳播，但是沒有一個文化或文明能以機械造紙」，直到它傳到中世紀的歐洲。
黑暗時代的卓越成就，並不僅只有關於水力技術的快速傳播、改良和應用，中世紀歐洲人很快也開始運用風力。中東和亞洲的水利帝國藉由引水灌溉土地獲益；中世紀的歐洲則藉由把濕地抽乾，大量增加農業產值。那些大片土地很多在現在的比利時和荷蘭，在古羅馬時代本來都低於海平面。這些土地大都是在黑暗時代被無數台風車晝夜開墾而成。
風車的激增速度比水車更快，因為歐洲各地都有風力。為了在風向轉變時也能充分利用風力，中世紀的工程師發明了單柱風車，把風槳裝在一個巨柱上，讓它們隨著風向自由轉動。12世紀晚期，歐洲遍地都是風車，人們常為了別人的風車擋住了自己風車的風向而進行訴訟官司。
這些都還不夠，中世紀的歐洲人又轉向增大規模且實際使用馬力。羅馬和其他古典文明都不懂得如何有效率地給馬安上馬具。在黑暗時代人們學習到更好的方法之前，馬和黃牛上鞍的方式是一樣的。為了不讓馬被馬具勒死，得要將牠的頭向後縮，導致載重少上很多。羅馬人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有相關法律規範。《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明載，若有人讓馬匹超載五百公斤（換算為現代單位）以上，將被嚴厲處罰。相反地，在黑暗時代則使用了堅固防撞的馬項圈，把重量分散在馬肩上而不是頸項上，使得馬能拉的重量和牛一樣多，而且速度更快。採用馬項圈後，歐洲的農夫很快就以馬代牛，因而增加了大量收穫。當時馬一天的工作量超過牛的兩倍以上。
此外，直到羅馬帝國衰亡之後，歐洲人才發明出馬匹專用的鐵製馬蹄鐵，以免馬蹄過度磨損而導致馬匹受傷殘廢。羅馬人嘗試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馬蹄鐵（尼祿還用過銀製的），可是往往在開跑後沒多久就脫落了。而後，因為有馬蹄鐵堅固地釘上，馬匹較少受傷，並因為增加了摩擦力而能更有效率地深耕。
馬匹替代牛隻所提高的效益，讓中世紀歐洲人進而發明了重型的有輪犁（wheeled plow），使他們在這些肥沃厚實的土地上得以增產。其實直到6世紀的某段時間為止，農作都還是仰賴淺耕犁（scratch plow），使用的就只是幾組排列成行的挖掘棒（digging sticks）。淺耕犁沒辦法翻動深土，它只能拖過表層，在淺犁溝間留下還沒鬆開的土壤，因此經常需要再交叉耕犁。這對義大利那些淺薄乾燥的土地還算夠用，但對北歐大部分厚重潮濕的土地來說，就顯得很沒生產效率。在那裡，要用有重型犁刃的重型耕犁，才挖得出夠深的槽溝。後來人們又在耕犁的其他角度再加上一隻犁刀，正好可以切除先翻起來的草皮。之後再加上一個犁刀，把切掉的草皮徹底翻過。最後又在耕犁上安裝輪子，方便在不同農田間移動，也可調節犁地深度。轉眼間有如神蹟般，原本羅馬人根本無法耕作的土地變得收成大好，即使原本較淺的土地，在使用改良犁耕田後，收成也多了一倍。農業產量的誇張增加，減少了對農村勞力的需求，這些增產也大幅推動了市鎮和城市的形成。
除了糧食和各種作物外，早期中世紀的農夫還養魚。羅馬人的農村也曾有少量養殖漁業，但是這個產業到了8世紀爆發性成長。當時教會禁止人們在週五和其他齋戒日吃肉（紅肉），而一年大概有一百五十個齋戒日。由於魚肉不算肉類，加上在西歐建造的許多人工湖和池塘很適合養殖特定魚類，或能維持某個品種魚類的生命循環。最後甚至連護城河都用來魚類養殖了。
修道院的修士，特別是熙篤會（Cistercians）的修士，在養殖漁業上相當積極，因為依規定修士不能吃任何肉（紅肉）。部分修道院建的養魚池中所飼養的鯉魚、鱒魚多到可以出售，供應整個周邊地區。貴族在養殖漁業上也非常積極：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約克建造了一個龐大複雜的養殖系統，用以在數百年當中供應英國王室食用。當時觀察敏銳的農夫發現魚池底部積累的魚類排泄物異常肥沃，於是他們每隔幾年就把魚池抽乾，改種其他作物。在獲得下次的豐收後，再重新灌水養殖。在12世紀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性捕魚船隊建立之前，農村一直都是食用魚的主要來源。
中世紀的農業產量之所以有突破性的發展，是因為採用了所謂的「三區輪作制」（three- field system），把農地分成三個區塊：第一塊種冬天作物，如小麥；第二塊種春天作物，如燕麥（馬匹投入使用後，燕麥變得格外重要）、豆類（比如豌豆、蠶豆）和蔬菜；第三塊則先休耕。到了隔年，休耕過的土地用來種冬天作物，第一塊土地則種春天作物，去年種植春天作物的土地則休耕（在化學肥料出現之前，土地要常常休耕才能恢復地力）。
三區輪作制最早出現在八世紀，而且很快就被廣泛應用，使得十九世紀的許多歷史學家誤以為這個制度源自於羅馬時代。但是羅馬人其實只知道兩區輪作，因為他們不知道豆類可以幫助恢復地力，因此也不知道土地不用那麼常休耕。羅馬時代每年有一半的土地休耕，比較起來中世紀的三區輪作制只需三分之一。黑暗時代的大多數歐洲人不但吃得比羅馬時代更好，而且人還更健康、更有活力，甚至也許還更聰明。
把休耕地使用於放牧，也對中世紀和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肥料是很稀少、昂貴的，完全不敢浪費。所有動物中最得賜福的就是羊。」羊會產奶、奶油、起司和食用肉，牠們的皮可以作為羊皮紙，用以製作手抄本的書。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羊毛。從中世紀開始，羊毛紡織的需求變得很大，呢絨是主要的工業原料。羊毛紡織產業在早期資本主義中占主導地位，每年在義大利和法蘭德斯（Flanders）的羊毛紡織製造商，都使用了數百萬的呢絨。
這當然又把我們帶向中世紀創新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成衣製造。在中世紀歐洲人發明踏板織機、水力縮絨機、紡車和金屬齒針布機之前，成衣製造是規模小、純手工、勞動力極度密集的行業。成衣製造的機械化才使得製造中心和工廠能大規模群聚，這又成為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原動力。
除了直接運用在生產上的專業科技之外，中世紀的歐洲人也從三項重要發明得到龐大的間接助益，那就是：煙囪、眼鏡和時鐘。
羅馬人的建築物基本上沒有供熱，沒有壁爐、暖爐之類的東西，因為當時沒人能有效地解決通風排煙的問題。在簡陋的木造小屋中，羅馬農民聚集圍著火堆，燒煙則由屋頂的大洞排出，但同時也帶來了雨、雪、風和寒冷。生活在城市的羅馬人屋頂上沒開洞，他們直接在火盆上燒木頭或木炭烹煮，整個屋內燒煙彌漫。還好當時沒有玻璃窗，窗簾最多是用布或毛皮製作的，通風好到不致因此窒息。所以這群羅馬人一面因天氣寒冷而蜷縮著身軀發抖時，一面又要忍受呼吸著廚房的黑煙。然而，中世紀的歐洲人不管是農夫還是貴族，都很快學會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他們發明了煙囪和壁爐，即使室內燒著熊熊烈火，也不再有黑煙燻人，屋內也不必過度通風。隨著燃燒廢氣從煙囪裊裊排出，黑暗時代的人們食用著精心準備的飯菜，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冬天變得更暖和了。
從生物學來說，確實有許多人的視力從幼年時期開始就有缺陷，有的人則成年開始才視力衰退。在眼鏡發明之前，很大比例的成年勞動者，特別是從事手工藝的人，會因為視力問題在工作上遇到巨大障礙。大約在1284年的義大利北方，眼鏡的發明對生產效能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沒有眼鏡之前，大量中世紀手工業者的工作年齡最多只到四十歲。有了眼鏡之後，這些人大多數不只可以繼續工作，還因為經驗的積累在之後的歲月中產量更高。即使是視力好的人，放大鏡的使用也對工作有很大的助益；這些工作在古代原是一般工匠力不能及的，也難怪眼鏡的傳播速度如此驚人。眼鏡發明一百年後，佛羅倫斯和威尼斯都有大規模生產眼鏡的工廠，每年產量數以萬計。即使到了1492年哥倫布啟航之際，仍只有歐洲人擁有眼鏡。
在13世紀歐洲的某時某地，準確的機械時鐘被發明了。之後歐洲很快就成為唯一一個真正知道現在幾點的社會。如同路易斯•姆福特（Lewis Mumford，1895 ～1990，美國科學哲學史家）所指出的：「比起蒸汽機，時鐘才是工業時代關鍵引擎。」因為時鐘，才有了精確的工作進度和協同勞作。早期的機械鐘很巨大，因此一個市鎮或一個街區才有一座鐘（在教堂裡面或是公共的鐘塔），鳴鐘系統為整個社區提供準確的時間。
和眼鏡一樣，機械鐘在數個世紀中都只有西方才擁有。其實在12世紀初，中國也造出了幾個機械鐘，但是官方的「大人」們對機械發明充滿敵意，新玩意兒很快就被摧毀了。直到近代之前，時鐘在中國不復存在。鄂圖曼帝國曾在1560年拒絕了公共時鐘（其他伊斯蘭文化亦如此），因為這樣做會讓時間變得世俗化。其實拒絕時鐘的不只是伊斯蘭：在12世紀之前，東正教領導階層也不允許任何機械鐘出現在教堂內。西歐則很幸運，羅馬天主教會對知道正確時間不但沒有異議，而且還在無數的教堂塔樓上裝上巨大的機械鐘。
這些都只是所有發明與創新中的一部分，生活在所謂的黑暗時代的歐洲人，以此預備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能講的東西還很多，包括改良吊車與起重機、採礦技術的進展、冶金和金屬加工科技、農作品種的大幅改良，甚至手推車的發明等等。此外，歐洲的成功遠不止是生產方式的改進，或是生活水準的提升，歐洲人在戰爭方法上的進展也遠超過全世界其他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