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溯洄」與「溯游」
－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
《詩經・蒹葭》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名句，而「溯洄從之，溯游從之」同樣是一唱三嘆，卻多少會被忽略。其實「所謂伊人」無論「在水一方」、「在水之湄」還是「在水之涘」，惟有「溯洄」與「溯游」的循環往復，才能領悟「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即至」的深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種種糾葛及其思想關聯或許也是如此，既不能不說是「道阻且長」，又始終可謂「宛在水中央」。由此品讀曾慶豹教授的系列著作，應該別有一番滋味。
這一系列已有近年出版的兩大力作：《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的形成》（2016） 和《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2019） 。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間的陳年舊事錯綜複雜，卻通過慶豹的慧眼及其嚴謹的史料梳理漸顯清晰。其間特別著力的，當是在特定的革命進程和社會思潮中呈現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命運。就此而言，案前的新作不僅一脈相承，且同屬振聾發聵。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針對國民黨「以護教之名反共」、又以「親匪容共」打擊不同教派的那段極端歷史，如不是書中對相關檔案文獻的翔實引證，真令人不敢相信。《紅星與十字架》則聚焦於共產黨與基督徒的種種聯繫，比如最早採訪了中共領袖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海倫（Helen Foster Snow）夫婦，最早影響到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基督徒劉靜庵和李漢俊（李漢俊本人也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參加過紅軍長征、1949年以後官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的基督徒醫生傅連暲，為中共培養出大批人才的燕京大學及其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等。
要在現代歷史中還原中國的基督教，上述兩條線索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的，然而可能也恰恰就是因此，才多被誤解、曲解或者諱莫如深。幸有如此用心的研究者在抽絲剝繭的考據中貼近真相，又在娓娓道來的細節中透露微言大義，乃至即使讀者的背景迥異，也可以隨他拂去塵埃，看到些許希望。關於這一點，與慶豹兄成為忘年之交的周聯華牧師可能對其「歷史的轉向」有所影響，也留給我至深的印象。
周聯華牧師多次到訪大陸，我曾在現已略顯破敗的人大天使食府宴請老先生，聽其暢談傳奇般的經歷、獨特的見識和人生感受，受益頗多。然而直至慶豹兄的大作出版，我才讀到周聯華先生那篇從未發表過的妙文〈台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這位「總統牧師」當時已被列入「通共」的黑名單，其文字卻是波瀾不驚：「做人不能沒有主見，但是不能有偏見，做學問也是如此。……我的本行——聖經文本分析和評估——告訴我，在客觀分析以後，最後一條是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假如把『神學的意見』放在最後，已經算是真正的學者了，因為平信徒和牧師常常把『神學的意見』放在第一條，認為這樣才算是好的、優秀的基督徒。」 周先生將「神學的意見」專門標注為theological bias，顯然是要與上文的「偏見」有所呼應。因為在他看來，有別於「平信徒和牧師」之優劣評判的「真正的學者」，其實才代表著真正的神學態度。
「把『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放在最後」和「做人不能有偏見」，在上述文字中是互訓的；以周先生的特殊身份和神學資歷而論，這一態度令人愈發敬佩。在充滿不同選擇、差異、對抗和衝突的現代中國，最終能夠發生影響且有所作為的神學幾乎必然如此，而絕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自義」和「護教」式的虔誠。我相信這遲早也會印證慶豹兄引述過的海倫之說：「基督教是以其哲理和倫理觀點吸引了中國青年人的，而不是純宗教性的說教。」
如果說上述兩書是對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關係的「溯游」，慶豹的新作《經世與革命：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似乎是進一步「溯洄」中國現代思想的生成，而其中最主要的關注，顯然是救亡圖存的時代所注定的「革命」和「解放」。這不僅意味著「思想是大時代的產物」，也必要「見證」這個「大時代」所「遭遇的問題」（第五章：「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以下省略）
第一章 真革命黨人，真基督徒
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
—《周易》
（前略）
獄中書簡
劉靜庵的獄中筆記，摘錄到《明儒學案》的部分並不多，大多數的篇幅是在論及基督教，從他的文字表達來看，這些作品可以算得上是他的靈修之作，論及人的罪、愛、信德、重生、事奉上帝、祈禱等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道理。劉靜庵對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也是熟悉的，他懂得聖餐的道理（「以聖餐與主交通」）、道成肉身、神人二性、三位一體的法： 教義、上帝國、耶穌復活的真實性，甚至對於新約舊約之別有精確的說
舊約以律，新約以愛；律服者奴，愛懷者子。55
可謂深悉保羅神學之精髓。
劉靜庵這篇獄中筆記堪比德國納粹期間被捕入獄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抵抗或服從》（Widerstand und Ergebung，即漢語學界熟悉的《獄中書簡》）。劉的獄中書信有兩方面的精彩之處：一是對上帝之言有確切的神學把握，二是對耶孔之異同進行了比較。這些極具神學洞見的見解，無疑展現出劉靜庵不僅在各知識、學識方面聰明過人， 在信仰的執著和敬虔度上也是令人感佩的。
自劉自己簡述的學思歷程來看，熊十力對劉靜庵的稱讚絕非虛言：
少雅不善辭章學，承父師庭訓，讀書以躬行實踐為本，五經、四子、學案、語錄，自幸未嘗只作文字看過，為往聖繼絕學，庸常有志焉；稍長旁及佛老諸子，抉精剔髓，覺王陽明先生只爭些子之語，猶近門面；既又得耶教之新舊二約讀之，疑久，久之抉雲而覿青天，憬然向者只是在景月下旋轉，乃今杲日當空，四通八達，侈訝乾坤如是其廓落，始嘆精純奧極，得未曾有。56
在〈耶孔異同宜何適從〉一文中，劉靜庵批判了人性在名、利、肉欲方面被物化的弱點，這些弱點成了奴役人的力量，人從根本上喪失了人的價值與尊嚴和「筋骨」。面對如此世風日下的局面，無不傷心、失望，「聖道久絕，如固處黑暗陬者，乍臨之以旭日，其不羞澀眼淚而目」。回護藏者，其勢蓋不可得也可見劉靜庵是經過一些個人的體會，再觀照中國的歷史現實而作出上述的判斷，因此對他而言，只有耶教才能幫助中國人克服自私自利的行為。57
劉靜庵寫道：
人之言為上帝像；但當知上帝之言非如人言。上帝以事顯其意，如人之行，意在其中則行亦言也。太初，上帝以言造成萬物，治天下，發明天理人心，將來亦以言審判萬人，上帝之言不朽，言出惟行，非徒然而言，其言如火如劍如燈。竊上帝言者必攻之。敬虔之士當勿忘上帝言。耶穌遵父命而言，有永生之言，天地可廢，其言不可廢。58
上述這段文字可以說是許多經文的歸納，貫穿著舊約和新約《聖經》中涉及到上帝之言的描述，而且前後一貫、思路清晰，儼然具有一種「上帝之言」的神學體系之姿，頗有巴特主義的基調。
作為一個革命的實踐者，劉靜庵把握到了基督教博愛和大公的思想，隱約地批評了中國的血緣主義，認為後者的思想是狹窄的，不僅造成人與人之關係的自私自利，同時還是一切社會混亂的根源，他說：
惟愛之量，則充乎宇宙；施愛之序，則先及信道。親之以信德而不以血氣，故其道大公而無偏私。中國親之以私，乃成亂天下之因。觀於耶穌親親仁民盡情盡理之純全，遂相形而見隘矣。59
他認定，中國古代的天命之學，實為「公義」兩字，故言「公義永彰，此大人畏天命之義歟」。殷子衡以四種特點總結劉靜庵的基督教革命思想為「博愛的胸襟、熱烈的情感，服務的志向、犧牲的精神」，作為革命黨人基督徒，劉靜庵又從三位一體思想演繹出一種超越血緣的主張， 他說： 60
同事一上帝，同行一耶穌，同得一聖靈，是義理之至親， 天倫之骨血也。篤義理之親，血氣之親乃克篤；篤血氣之親， 義理之親未必能全。人情篤於夫婦，而忍於兄弟，血氣之親可概矣。故以義理為維繫，無疏不親，無倫不瀆。61
劉靜庵面對巨大的牢獄之災，身心難免陷入極端的痛苦，然而從其獄中的筆記看來，支撐著他的即是他內心的篤信，我們很難從其文字中找到痛苦或沮喪之詞，相反地，處處流露出無比的信心，也難怪他的表現甚至感動了獄卒也歸信基督教，宛如當年保羅所為的那樣，熊十力形容他「非一般之常人」絕非虛言。
在這些筆記中，劉靜庵提到最多的是信心和祈禱。「祈禱之於上帝，有如呼吸之於人身，上帝為人身生命之原。人身不能離呼吸而存， 生命不能離祈禱而在」；「信德之於人有如手然，受物於手，受恩以信。⋯⋯信者人之光也，宜純一常存，亦人之鹽也，宜力行是功，純一而力行，物未有能惑而移易者，是真信德」。62從這些親筆文字，可證其與殷子衡在回憶中所述的劉靜庵可謂完全一致，幾近完人，是中國基督徒中的「聖人」。63
被形容作「坐如銅鑄，行如滿儎船」的劉靜庵深陷於此牢獄之災中，也難掩內心情感的痛，他在獄中特別表露了對母親的掛心和思念：（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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