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
本學院決定，把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英屬印度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我們認為，給這樣一位作家如此的確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因為接受這份榮譽的作家，他在最近幾年所寫下的「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精美詩篇，完全符合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所立遺囑的要求。而且，本院尋思良久，經過詳盡嚴格的審核環節之後，認為這些詩歌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所規定的標準。所以本學院認為，沒有理由因為這位詩人在歐洲的知名度不高而猶疑不決，那只是因為他的家鄉遠離歐洲的緣故。若是考慮到本獎項的設立者在其遺囑中有這麼一段話：「就頒發該獎而言，不需要顧慮任何一位提名候選人的國籍所屬，這是本人明確的意見。」那麼，那種猶疑就顯得更沒有必要了。
泰戈爾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性質的頌詩，他的這部作品特別引起了評審委員們的關注。自去年開始，這部詩集裡面的作品，已經確確實實地歸屬到歐洲世界中的英語文學裡面。雖然，就作者本人的教養與創作實踐而論，他確實是一位使用印度語的詩人，但他為自己的這些詩歌披上了一件新裝，而這新裝在其形式與個人靈感的獨創性方面，堪稱完美。所以使得英國、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文明世界裡，那些對高雅的文學還抱有興趣，並予以重視的人士能夠接受與理解他的這些詩作。現在，各方面的讚譽紛湧而至，它們無關乎孟加拉詩歌的知識，無關乎宗教的信仰與文學的派別，與任何政黨的目的亦是無涉，只是將他作為詩歌藝術裡一位嶄新的、令人崇敬的宗師級的人物來讚賞。而這種詩歌藝術，自伊莉莎白女王時代開始，就一直伴隨著英國文明的海外傳播而流行開來，遠未退潮。
他的這些詩歌甫一問世，立即受到了人們熱情的傾慕。這些詩歌的特點如下：第一是其形式的完美，詩人所借用的形式，已經與詩人本身的思想完美統
一，彼此鎔鑄於詩中，並成就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第二是其文體的均衡，即文本的風格與字韻的平衡感極佳，若是引用一位英國評論家的意見來表達，那就是「把詩的陰柔情調與散文的陽剛力量融成了一體」；第三是其措辭的嚴謹，或者說典雅，在遣詞用句與借用另一種語言來作為表達工具時，它們體現出了極高的審美境界。簡言之，這些特徵在原作中雖是固有的，然而現在以另外一種語言重新進行表達時，依然能夠神足氣圓、形神兼備，實屬不易。
上述評價，同樣適用於詩人的第二部詩集《園丁集》。只是在這部作品中—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與其說他是在轉譯自己早期的作品與靈感，倒不如說是重寫一遍。從中我們看到了他人格的另一面側寫：那種青春的情愛，使愉悅和痛苦這兩種經驗交織其中，又沉溺於人世的浮沉、生命的榮枯，終被隨之而來的那種焦灼與喜悅之情深深俘虜。但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望見，詩歌當中有一個更崇高的世界，在其中隱約發光。
泰戈爾的散文故事集的英文譯本亦已問世，其書名叫作《孟加拉生活的一瞥》，雖然這些故事就其形式來看，因其出自另外一類的手筆，已不能說乘載作者本人的多少特殊風格，但是其內容足以證明詩人的多才多藝︑他的觀察之深廣︑他的內心對各式人物的命運與遭遇的廣大同情︑以及在營造情節方面的卓越天分。
此後，泰戈爾又出版了兩部作品：一部是詩集，描寫了詩情盎然的孩童與其家庭的生活，並以象徵的含義取名為《新月集》；而另一部則是演講彙整，收集了他在英美各個大學的一些演講詞，並取名為《人生的親證》。這些演講體現了他對人生道路的一些洞見，其內容是：人們循著何種親證的路徑才可獲得一種信仰，並在此種信仰之光的指引下，一個人的人生才不至於空虛度過。正是詩人對信仰與思想的真正關係的探索，才使得他脫穎而出，成為詩人當中天賦出眾的一位，其卓越之處是思想極為深邃，但更重要的是他溫柔的情感，並因善於譬喻，造成了富有強烈感染力的語風。確實，在虛構的文學領域，很少有人在音調與色彩上能夠如此變化多端，並出之以同等的優雅與和諧，來表達種種不同的心境：從靈魂對永生的盼望開始，一直到天真無邪的孩童於遊戲時所激起的那種愉悅等，無不如是。
至於我們說到對泰戈爾詩歌的理解問題，此毋庸顧慮，因為在它的作品裡面，不是陌生的天方夜譚，而是真正普遍的人性，對此，後世或許會比我們領會得更多。但是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我們卻是深知的，那就是，我們的這位詩人其創作動機之一，是在努力調和人類文明的兩極，這種文明的隔閡正是當今世界的顯著特徵，因此，它也構成了我們需要直面的重要任務與待解決的問題。
就這一現象而論，我們在基督教傳教運動於全球範圍內的不懈努力中，就可以將它內在的確切性看得更加明白。在未來時代，歷史的探索者們將會比我們更加清楚地知道如何評價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看清那些眼下尚處於模糊與隱蔽的事物，承認那些我們現在未能承認或不敢承認的東西。毫無疑問，在很多方面，他們會比我們目前對它所做的評價更高。故此，我們應該感激這一運動，由於這個運動，新鮮活水的源頭，其汩汩清泉正在破土而出，而詩歌，尤能從中汲取靈感，儘管這些泉水可能會與異邦溪流匯合並相雜，但是，人們若想追溯這些溪流的正確源頭，也許還得歸功於這樣一個深不可測的夢幻世界。尤為特殊的是，異域文明的傳播在很多地方，成就了本土語言的復甦與重生的第一個明確的推動力，其結果反而使得本土語言，從人為的傳統束縛中解救出來，從而有能力孕育和維持活生生的、詩的自然命脈。
基督教文明的進入，對於印度活力的復甦，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隨著印度傳統文化的復興，許多方言也開始運用於文學之中，並逐漸鞏固下來，佔有了一席之地。然而，當這種新的傳統逐漸確立之後，因為頻繁使用，又會再度導致本土語言的僵化。但是，異域文明的影響力，其實遠遠超過了人們已經記錄在案的傳播工作。十九世紀，在充滿活力的方言與印度自古以來的神聖語言爭奪新文學潮流的控制權的鬥爭當中，前者若是沒有得到異域文化的幫助，那麼其過程與結果顯然會大大不同。
而孟加拉則是英屬印度最早的一個省分，很多年前，文明的先驅凱里就曾在此地工作過，他在促進文明與文化交流的同時，也改善了當地的方言。一八六一年，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就誕生在這裡。泰戈爾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家族的後裔，這個家族已在許多領域證明了它所秉有的傑出智力。可見，在幼年與青年時期，泰戈爾並不是生長在一個未開化的環境當中，且這個環境沒有刻意干涉他個人世界觀與生命觀的形成。相反，在他們的家中，不僅洋溢著高雅的藝術熱情，而且對古聖先賢的智慧與探究精神深為敬重，他們遺留下來的經文也常常在家族的禮拜當中使用。在泰戈爾生活的時代，周圍還孕育著一種嶄新的文學精神，使文學面向普羅大眾，靠近人們生活的基本所需。尤其經過波瀾壯闊又極度混亂的民族起義之後，政府實施了果斷的改革，這種新的精神更是獲得了力量。
羅賓德拉納特的父親是一位宗教社團最熱心的領袖之一，而羅賓德拉納特本人至今仍是這個社團的成員。這個社團名叫「梵社」，它與印度自古以來的宗教流派不同，其宗旨並不是在宣導某個特殊的神靈，以作為超乎眾神之上的至高者，並對此頂禮膜拜。它奠基於十九世紀的初期，創始人是一位開明而且頗具影響力的人物。自其創立之初，他和他的繼承者們就對真理的解釋問題頗有爭議，所以最終也使梵社分化為一些獨立的支派。另一方面，由於這個團體主要吸收受過高層次教育的知識界人士，因此自創立之初，大量追隨這一信仰的普通民眾便被拒之門外。儘管如此，這個社團的間接影響還是相當巨大的，甚至在公共教育與大眾文學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近些年來，為了幫助這個團體成員迅速成長，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做了大量令人矚目的工作。對於這些成員來說，他是一位可敬的導師與先知。這種導師與門徒之間的親密互動，也使泰戈爾在自己的宗教生活與文學訓練方面，得到了一種深沉、虔敬和純粹的表現。
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使命，泰戈爾曾展開刻苦的學習，吸收各種知識，打造全面的教養，無論是印度的，還是歐洲的。而且，他還到海外遊歷，身赴倫敦深造，其學識得到擴充，思想益發成熟。在青年時代，他就遊遍印度，甚至還曾陪伴父親，抵達遙遠的喜馬拉雅山的山區。當他開始用孟加拉語創作的時候，還相當年少，他寫散文、詩歌，也進行戲劇的創作。除了描寫自己國家的大眾生活外，他還在不同的著作中對文學批評、宗教哲學與種種社會的問題進行過探索。
許多年前，他曾有一個時期中斷自己忙碌的世俗活動，坐船漂浮在神聖的恆河支流的水面上，因為依照其民族的悠久傳統，他覺得自己也有必要過一段純粹隱居的歲月，進行深度的冥想。當他重返世俗的生活之後，聲譽日益鵲起，在本國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充滿智慧而又虔誠純潔的聖者。他在西孟加拉地區建立了一所露天學校，他們在芒果樹下授課，許多青年學子拜入他的門下，以其為精神導師，並將他的教誨傳遍全國。最近，他又在英國與美國的文學界做了一年多的尊客，又於今年（一九一三年）夏季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宗教歷史大會」。此後，他又回去過他的隱退生活了。
不論在哪裡，泰戈爾總是善於打開人們的心靈，讓他們接受他高深的教誨。在那些受教育者的眼裡，他就是智慧的傳播者，他善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這種資訊傳遞出去，這種智慧原本只是長期存在於人們想像當中的東方寶庫裡面。而泰戈爾自己卻謙遜地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仲介，有幸生來即可自由地出入該寶庫。在人們面前，他從來不以什麼天才或新思想的發明者自居。
在西方世界，存在著一種對工作的狂熱崇拜，這是高牆壁立、相互隔絕的城市生活的產物，於是，隨之也就滋長了一種不安、滋長了競爭的氛圍。西方人好言對自然的征服云云，因為他們熱衷於從自然中贏取利益，誠如泰戈爾所說：「彷彿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面，我們所要的每一樣東西，都必須從一種不願意給我們的、完全異己的事物的安排中爭奪過來一樣。」（《人生的親證》第一章）與西方人所過的這種匆忙的、疲於奔命的生活相反，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卻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印度浩大的、平靜的、神聖的森林當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種文化尋求的乃是靈魂的恬靜和安寧，它與大自然自身的生命是協調的。在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這幅詩意而非歷史的畫卷當中，他確信這必是自然允諾給我們所有人的一種恬靜，人人皆是有望企及。憑著他先知的稟賦與權能，泰戈爾輕而易舉地為我們描繪出了他創造性的心靈所憬悟到的風景，而這種風景好像存在於創世之初的某個遠古歲月。
然而，他卻與我們當中的任何人一樣，遠遠躲開那些常在市場上被人們當作東方哲學兜售的東西，遠遠躲開靈魂輪迴的痛苦夢境，遠遠躲開非人格化的「羯磨法則」1，還有那些實際上極為抽象的泛神論信仰—這種信仰通常會被人們誤認為是印度高等文明的典型特徵。而泰戈爾對這些信仰卻一律敬謝不敏，他不認為它們可以自往昔聖者那些精粹的話語當中找到確切的根據。泰戈爾曾仔細研讀過《吠陀經》、《奧義書》聖典，以及佛陀本人的教義，他從中領會到一條在他看來是無可辯駁的真理。當他從自然中尋找神性時，他便發現了那萬能的活生生的人格。祂是自然之主，遍及一切，擁抱萬有，然而，其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卻顯現在一切短促無常的生命之中，既顯現於偉大之事物，也顯現於渺小之生命，但在人類永恆的靈魂當中，祂體現得尤其完全。他將讚美、祈禱、熱忱的充滿奉愛精神的頌歌，都獻給了這位無法命名的神聖者的蓮花足下。他的這種神聖崇拜可以視作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有神論，與那些苦行禁慾︑甚至與道德哲學的正襟危坐皆是大異其趣。而這裡所描述的那種虔敬，跟他的整個詩作是充分和諧的，這種虔敬，使他的心靈獲得一種寧靜。他甚至宣稱，即使在基督教的信仰內，那些疲憊不堪、憂心忡忡的靈魂也會得到這種寧靜。
如果我們願意，不妨也把這種信仰的方式稱之為「神祕主義」，但它不是那種把個人的世俗人格捨棄，以求融入一個近乎虛無的整體的那種神祕主義。我們這裡所說的泰戈爾式神祕主義，乃是一種將個體靈魂所擁有的一切才能修煉到極致、使之熱情洋溢地去迎接活生生的萬物之主。在泰戈爾之前的印度，人們對這種更為積極奮發的神祕主義也並非全然陌生。當然，在古代以禁慾與思辨著稱的哲學家那裡，這種神祕主義的確罕見，卻廣泛地存在於「巴克蒂」
（一種以愛為核心的虔敬）的崇拜形式裡。
儘管泰戈爾可能是從他本國的無數古聖先賢那部巨大的交響樂中有所借鑑，擷取其中的音符，但是，他又是踏在他自己這個時代最堅實的地面上，沿著時而平靜、時而喧囂的道路，使大地上的人類靠得更近。他致力於東西方文明的連結，建構起共同的責任，讓彼此互相傳遞問候，使美好的祈願越過陸地與海洋。就這樣，泰戈爾用自己的詩歌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卷，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切短暫的事物，究竟是如何被融入了那種永恆的：
主啊，你手掌中的光陰是沒有窮盡的，你的分分秒秒，凡人又如何能夠測度。
晝夜交替，寒來暑往，時代的來往如同花開花落。唯有你最是知道等待的深義。
為一朵小小的野花，你願意支付無數的世紀，一個接著一個，接連不斷，直至這野花趨於它的圓滿。
而我們，卻沒有足夠的光陰可以隨便錯過。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所以我們必須操勞奔忙；因為我們一貧如洗，所以我們不能坐失良機。
於是，當我把時間供給了每一位向我索取它的性急的朋友時，我自己的光陰也就消亡了。所以，直至最後的時刻，我都沒有為你的祭壇，供奉一點像樣的祭品。
日子將盡，我匆匆趕來，心中擔憂著你已經關閉了大門；但臨末之際，我卻發現，時間仍有餘裕。
――第八十二號詩歌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
哈拉德．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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