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歷史：現代史學的生成（簡體書）

雖然我相當晚才接觸到“神話歷史”（mythistory）這一概念，但是對它的意義卻知曉已久。因為生活在耶路撒冷，與那些遺址做伴，和它們相關的故事早已滲透進所有宗教、民族和文明的莊嚴歷史之中，我很早便留意到一個事實，即無論我們已經變得多麼現代，我們的生活與歷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非常古老的神話所決定。否則的話，圍繞舊城摩利亞山的聖經故事和歷史小說怎麼能繼續激發出那麼激烈的情感和行動？為什麼那麼多的有識之士會對這些顯然是虛造的故事甘之如飴？又為什麼一些並不相信這些或任何其他將古代祖先和領土神聖化的故事的人，仍然生活在這片聖地上，並且願意為之犧牲？神話與歷史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這些最初的問題促使我探究歷史中神話的本質與持續性。這一研究很快被證明是深不可測的，至少對一位文化史家而言是這樣，與文化史的大師布克哈特一樣，我並不具備“哲學的頭腦”。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將繼續探討長期以來縈繞我的最初的有關存在的問題，只是以間接的、反思的方式，並使用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因為這些年來，我將自己的思考重新定位並限定在史學中神話的本質與持續性上。認識到即便是，甚至尤其是不相信神話歷史的歷史學家們都必定將與之為伴，我開始探討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傳統的、職業的歷史學家們意識到推動了所有（包括他們自身的）歷史行動與創造的神話衝動。作出聚焦於這個問題的決定是受以下印象的刺激，即歷史學家們通常用以解釋歷史中神話的起源和功能的常用術語是不充分的。在史學史的漫長歲月裡，對神話與歷史的基本範疇的定義總是彼此對立的，好像神話是全然的虛構和純粹的編造，是一種對僅僅是似乎發生之事的虛假描述，而歷史則是一種對實際發生之事的嚴肅而可靠的解釋，只要它的經驗素材和論證是真實的；認為神話是對歷史現實完全原始的、虛構的再現，從修昔底德到蘭克的批判歷史學家及其現代的追隨者們，通常都未能解釋這些歷史理解與創作的古代模式得以形成的心理學和歷史學條件，未能解釋它們所指向的更高層次的形而上學真相，也未能解釋它們仍然存在於所有宗教、民族和文明的集體想象和文化傳統中的原因，甚至是像卡爾·馬克思和馬克·布洛赫這樣偉大的學者，雖然認識到某些古典、神學神話在法國政治史中的支配地位，但仍分別將神話拒斥為“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和“集體錯謬”（collective error），因此都未能理解這些神話在法國民族傳統和制度創造中的真正意義。當代歷史學家們也傾向於拒絕種族和社會神話在上個世紀令人震驚的擴散，認為它們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失常或是對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反動，再或者用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批判理論家們流行的術語來表述的話，是“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另一例證。

維科對語言的深層歷史性的“發現”，與現代文化理論家們最終宣稱的他們自己的發現並無軒輊。用維特根斯坦的話來說，“整個神話都貯藏在我們的語言之中”。維科注意到了這一點，比如“在許多基督教民族的語言中，以天來指稱上帝的用法”便是一個例子，並且恰當地將其與異教的古史及所有這些民族的心態聯繫起來。從一個更根本性的層面而言，這一發現暗示，只有當維科做了一種語言的轉向之後，他才能建立他的《新科學》：他看到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的制度的世界，因此人類科學的任務最為相似並且也必須模仿的便是對文本的解釋。他正確地看到，語言創造了一個明顯的人類領域，一種包含規則、標準與概念的精致框架，沒有它就不可能建立更不用說去理解世俗世界的真實情況了。“總結一下，一個人實際上只是思想、身體和語言，而語言仿佛在思想與身體之間”（第1045節）。
對這種神話歷史研究而言，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維科用他語言學的發現和理論去探索特定的歷史文本與案例，譬如羅馬法，在他獨特的解釋下，便成了一種“嚴肅的詩篇”（severe poetry，第1037節）。以“荷馬的詩歌是古希臘人風俗的民政歷史”為假設（第156節），維科為自己的著作獲得了一個新的概念，即“對真實荷馬的發現”，這一點雖然在他活著的時候幾乎不為人所知，甚至直至今日仍不失激進。他大膽地宣稱，荷馬時代在希臘歷史中屬於一個英雄但又完全原始的時期；它的英雄們，像是阿基裡斯，只是“詩性人物”，反映出希臘人野蠻的道德和社會規範；最後，荷馬本人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更不用說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唯一作者了。相反，“希臘人自己就是荷馬……我們的荷馬確實活在希臘人的口頭上與記憶裡，從特洛伊戰爭到努馬時期，整整460年之久”（第875-876節）。
所有這些發現或者（我們所謂的）“語言的轉向”最終使維科在羅馬神話的基礎上，構思出對羅馬歷史的一種全新解釋與重建。遠早於巴托爾德·格奧爾格·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維科便抓住了“民俗傳說”（vulgar traditions），並將其作為羅馬歷史及有關羅馬歷史的最真實的證據，特別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大眾的主要是平民的傳說與李維及李維之流的官方貴族版本相比，更少受民族主義的、學術自負的偏見影響。“民俗傳說必然具有公眾信仰的基礎，它們因此而產生，並且被整個民族在長時間內保存。本科學的另一項大工作便是重新找到這些真相的依據——隨著歲月的遷移以及語言和習俗的改變，流傳到我們時的真相已經被包裹在謬誤之中”（第149-150節）。為了克服這種謬誤，維科發明了一種“新的批判藝術”，它是“在隱晦而傳說的歷史中發現真相的火炬”。他堅定地相信，諸神與英雄們的大量傳說，包含著有關羅馬社會真實起源與轉型的最有價值的信息。“傳說在一開始都是真實而嚴肅的敘述，因此神話（mythos）、傳說的定義就是真實的敘述（veranarratio）。但是因為它們起初大部分就很粗糙，後來便逐漸失去了它們個體的意義，接著被篡改，並由此變得不可能，晦暗不明，令人反感，以至最終不可相信。”對這些故事最初意義的重建以及對它們“詩性真實”（poetic truth）的破解是為了揭開有關其創造者們的“歷史真實”（historic truth），他們最初是如何想象，又是如何塑造他們的世界的。因為“詩性真實是形而上學的真實，而不和這種詩性真實相一致的物理真實便應當被看作是錯誤的。由此產生出詩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思考：真正的戰爭領袖，舉例來說，托爾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想象出的戈弗雷（Godfrey），而所有不是始終和戈弗雷相一致的領袖便不是真正的戰爭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