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媽媽別自責：與超能女性對話（簡體書）

作者曾經是一名《華爾街日報》 記者和編輯，也是一位職場媽媽。她結合自身經歷，採訪了86位任職於知名企業的超能媽媽，以及其中25位媽女兒。作者將“嬰兒潮一代”和“X一代”的職場媽媽進行了比較，以研究她們如何應對職業和情感的困境與挑戰。在慶祝女性所取得成就的同時，本書也指出了職場媽不易與堅韌，並結合事例為當今的職業女性提出了寶貴的建議。

喬安·S.盧布林（Joann S. Lublin） 盧布林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西北大學新聞學學士學位和斯坦福大學碩士學位，曾任《華爾街日報》 記者和編輯。2018年4月退休後，她持續活躍於各類會議，討論領導力、女性高管和其他與管理相關的話題。盧布林與同事關於揭露企業醜聞的報導榮獲2003年普利策新聞獎。她還是2018年杰拉爾德？勒伯獎終身成就獎得主，這是授予財經新聞記者的榮譽。

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華爾街日報》 記者深情講述！可口可樂、波士頓諮詢、雅虎、宜家、麥當勞等知名企業職場媽媽生存實錄童行書院創始人、“雨果獎”得主郝景芳，中國女性財經媒體TOPHER，新浪女性！

第一章職場媽媽不容易
美國的職場媽媽
母職懲罰
工作主義
精細育兒
處於緊急關頭的父母
第二章超能媽媽對母職寄予厚望
健康的孕程
臨產之際還在工作
可行的產假
新手爸爸去哪兒
重回職場的新手媽媽
對女兒們的厚望
第三章當工作與家庭發生衝突
兼顧工作和晚餐
一而再再而三的自責
當事業和孩子發生衝突
遠程媽媽
是缺席的保姆還是的保姆
第四章家務勞動的試錯和成功
代溝
被多重需求淹沒
髒衣籃
孩子的職責
做飯之爭
生病的孩子
獨夜貓頭鷹
稱不上“黃金職業”的母職
第五章時刻待命並非上策
和智能手機的枕邊話
在外地也要待命
需要陪伴的孩子和任務繁多的媽媽
關閉開關
第六章為孩子和事業騰出空間
雙贏體系
用較少的時間收穫多的進步
在家辦公也要下一番力氣
帶孩子上班
起來，起來，帶上孩子出差
第七章我的媽媽，我的嚮導
年輕女孩的偶像媽媽
搖搖欲墜的親子關係
打開閃亮的機遇大門
對付職場的各種難題
工作晉升的巨大推力
第八章好的媽媽， 好的老闆
善於傾聽，善於領導
把經理氣魄帶回家
教女兒當個好老闆
女性領導助力職場父母
第九章意志戰勝病痛
當父母患上致命疾病
病重的嬰幼兒
職業中期的健康危機
首席執行官患上重病
不明孩子的病痛而苦惱萬分
照顧一個患有慢性病的成年人
第十章職場媽媽別自責
尋找並留住一個的育兒者
讓孩子在你的職場生活中發聲
帶上孩子一起出差
從大家庭尋求幫助
騰出時間關愛自己
簡化你的優先事項
學會戰略性的歇息
每天練習鐘擺術
支持全職爸爸
接納自己的不
第十一章當今和往昔
當今：被科技服務而非為科技服務
當今：超能媽媽努力推動共同育兒
當今：媽媽們在職場上互幫互助
往昔：奮力開闢的先鋒道路
往昔：獨自踏上孤獨的小徑
往昔：種下明智育兒的果實
第十二章讓父母可以成為職場父母
美國運通：完善育兒假福利
貝恩：會議上的寶寶們
強生：幫助的新手父母
普華永道：向“媽媽導師”尋求經驗
職場父母未完成的議題
美國雇主們的待辦事項
對未來的大膽願景
致謝
附錄本書作者採訪的86 位媽媽和25位女兒

章職場媽媽不容易25歲那年，我打定主意這輩子不生孩子。當時我在《華爾街日報》就職，是那里為數不多的幾個女性記者之一。記者是個受人尊敬的職業，我喜歡這份工作。我們這幾個女記者都沒生孩子。我擔心結婚生子會毀了我的職業前途，我不願意放棄新聞事業成為全職媽媽，我也無法想像自己可以二者兼顧。
“生在當今這個社會，我沒法輕鬆地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我曾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塊以人稱談及自己的困境。我還補充道，當時少有雇主能提供彈性工作制，並且“全美上下，質量過得去、媽媽們又能負擔得起的托兒所簡直少得可憐”。
以上是我在20世紀70年代寫下的文字。終我還是克服了自己到底要不要生孩子的矛盾心理，決定勇敢地成為一名母親。因為我不想錯過女性的生產體驗， 也不想錯失和我先生邁克（ Mike）一同生兒育女的經歷。
從我決定生孩子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這幾十年間，儘管社會已有進步， 可是21世紀美國的職場媽媽們在平衡工作和生活這個問題上，仍舊比職場爸爸們的處境要艱難得多，這不公平。美國的職場媽媽們身處於這樣一個國度：社會傳統認定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 同時對性別分工有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職場父母們能得到的製度性支持微乎其微。
美國的職場媽媽對美國許多低收入有色人種婦女來說，出門打工不是什麼新鮮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是一家非營利性智庫，它們在2019年提供的一份分析材料中指出：19 世紀80年代，已有35.4%的已婚黑人女性參與了就業， 這其中包含已生育和未生育的女性。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是，黑人男性在職場面臨著無處不在的歧視，而與此同時，“白人女性通常在婚後就離開了職場”。① 記者埃米·韋斯特維爾特（Amy Westervelt）在她2018年出版的《別想擁有一切：美國是如何搞砸女性育兒，又該如何解決》 （Forget \"Having It All\": How America Messed Up Motherhood-and How to Fix It）一書中提到，在1920年的美國，非洲裔女性參與就業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兩倍。① 美國女性的整體就業情況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就發生著變化。徵兵導致勞動力短缺，各個公司又要趕製急需的軍備用品。雇主們本來不放心聘用那些孩子不滿14歲的婦女，可因為急缺人手也就僱用了她們。
這些戰時母親把家庭之外的有償工作看作她們的愛國主義職責。但願意僱用這些媽雇主們抱怨沒人來應聘，因為沒人給她們照看孩子。後來呢？韋斯特維爾特寫道：“美國政府在歷史上頭一回，也是僅此一回， 看到了為職場媽媽群體提供育兒補貼的必要性。這一補貼政策在1944年達到，當時全國有3000多家托兒所，託管兒童多達13萬。
”② 然而，隨著“二戰”的結束，一股社會壓力向這些中產白人婦女襲來：她們不得不放棄工作，把職位讓給退伍軍人。大批婦女從職場撤離，致使婦女整體就業率大幅下跌。就這一現象，我在2016年出版的書中寫過， 書名是：《靠自己贏得：世界商業女性辛苦打拼的經驗教訓》（Earning It:Hard-Won Lessons from Trailblazing Wo men at the Top of the Busines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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