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你自己：近代哲學四百年（簡體書）

15世紀至19世紀初，橫亙在庫薩與黑格爾之間的，不僅有時代，也有世界。

其一是了解權威世界秩序的知識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這個偉大秩序；

另一個則在啟蒙與革命之後，見證了資產階級高光時刻的破曉，伴隨著混凝土的煙囪、無產者的貧困……

市民社會逐步發展，哲學史上的“大問題”呈現出新的形態。

“普萊希特哲學史”系列是德國當紅“現象級”哲學家普萊希特為大眾讀者寫作的哲學史。第二卷《認識你自己》講述西方哲學的黃金年代，名家輩出的近代哲學四百年。讀者會穿越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時期、啟蒙運動以及德國唯心論的思想世界。看見義大利商業市鎮的繁榮、跨入工業時代早期的大不列顛和大革命前的法國，如何成為路德、伽利略、笛卡兒、霍布斯，乃至於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的思想交鋒舞臺，他們嘗試破除教會的干涉，讓自我成為萬物的尺度，勾勒出國家的模型，醞釀出公民的社會，擁護降幅人間的市場經濟。

普萊希特力求寫作通俗易懂，避免內容過於“專業”，通過講述大量故事，使讀者能像讀小說一般讀哲學史。普萊希特對哲學思想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進行了全面的敘述，將哲學思想所產生的的社會、歷史背景充分展示出來，有助於對哲學思想的理解。

理乍得·大衛·普萊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1964年生，哲學家、作家，德語地區蕞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任呂訥堡洛伊法納大學哲學榮譽教授、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哲學與美學榮譽教授。著有暢銷哲學著作《我是誰？如果有我，有幾個我？》《愛情：一種混亂的感情》《思考動物：動物的權利與人類的界限》《獵人、牧人、批評家：數字社會烏托邦》《人工智能與生活的意義》以及“普萊希特哲學史”系列等。

當今德國“現象級”哲學家，百萬級暢銷作家普萊希特

連載小說一般的哲學史書寫，故事與反思交織

在時代巨變中，關切世界，追問自我

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德國唯心論，市民社會興起，自我成為萬物的尺度，哲學地圖上的8000米高峰依次登場

陳嘉映、王一方、李軍、劉擎、許知遠、徐英瑾、王俊聯袂推薦！

導 言

如同認識人類，我們只能在時代的軌跡（Gang）中認識時代，但無法在其運行過程（Lauf）中認識它。每一個歷史時刻都有其特性、節奏及生命體驗。事實、政治興衰的事件，或是每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都不能決定時代的軌跡。往往只有後來的知識才能讓人們澄清當時的不清不楚。但恰恰是這些含混不清決定了時代的軌跡，一直到我們的時代。

哲學的軌跡更呈現出許多含混不清及非同時性。很多非常遠古的思想，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是開創性的或現代的；一些新近的思想卻顯得老舊和蒼白。可誰又知道，將來對它們的評判是否會得到確證或有所改變呢？哲學史家一般很少注意到視角和評價的變化。他們總是傾向於以相似的方式來敘述歷史——出於對同行專家評判的擔心。他們發現自己的主要領域沒有得到充分研究或被忽略，是多麼容易的事情！某個新的要點、某種新的選擇、別樣的細節，都與勇氣和無畏有關；故而人們傾向於更為謹慎地編排章節。如同本系列第一卷那樣，我的新要點主要涉及社會和經濟的歷史，以及對身體性和生物性的追問。

哲學史設定了事物的進程與人物的先後出場順序。這種時間順序就如河流一樣，它的河床幾乎沒有變化；更多的只是些常規路線，而不是某種必然性。因為書寫歷史並不是一門需要遵守嚴格規則的科學，但它也不是藝術或意見的大雜燴。然而，正如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自然哲學的觀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導論”裡所寫的那樣，哲學應該是什麼，這本就是個哲學的問題。哲學家與哲學的角色也變化著，尤其是本卷所處理的15世紀到19世紀初期這個時間段。橫亙在庫薩（Cusanus）與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間的，不僅有時代，也有世界。其中一個是了解基督宗教—權威世界秩序的知識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著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這個偉大秩序。另一個在啟蒙及革命後見證了資產階級高光時刻的破曉，與之相伴的還有混凝土的煙囪、無產者的貧困和社會夾縫中的教會。

資產階級的生產分工最終也拓展到哲學家這裡。18世紀末，亞當·斯密（Adam Smith）想看到它們被分成“不同的分支，每一個都與哲學家的特定部門和階層有關”。因為“哲學領域的勞動分工，和別的職業一樣”，提升了“技能並節省了時間”。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可能不會想到，時間是某種人們需要節約的東西。相反，對今天的人來說，它成了我們生活中確定的指導觀念。可能令黑格爾感到不快的是，哲學家們成了精神產品的專家，即便事實上這已經成為隨處可見的事。

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在今天已經非常罕見。從那個時代開始累積的專業知識的負擔，顯得過於沉重。在專業領域及專家的世界裡，所謂的通才也僅只能彌補一些方向性知識（Orientieruingswissen）上所缺乏的東西。哲學史的寫作似乎成了通才學者最後的領地之一。這一卷所涉及的時期出現的大問題往往是老問題，我們從第一卷就已得知：真實的真實性何在？我們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東西是什麼？我能欲求我想要的東西嗎？我為什麼應該是道德的？什麼是好的和正義的社會？但是，這些問題在本卷所涉及的400年裡，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逐步發展的市民社會裡，這些問題又被重新提了出來。“勞動”和“個人權利”的概念，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及行動的範圍。這些概念塑造了我們認為“正常”的社會——它們可能也會因數字化而走向終結。

在這穿越數世紀的漫長旅程中，一些時間和人物帶來了特定的困擾。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涉及慣例（Formalitäten）。本卷分為文藝復興、巴洛克、啟蒙與德國唯心論等四個階段。雖然人們長久以來就追問，文藝復興究竟從哪裡開始，從何時開始，但“巴洛克”並非一個真正的哲學上的時代。有人認為，“巴洛克”甚至算不上歷史時期，毋寧說僅僅是一種藝術風格。但是，時代究竟存在嗎？人們越是進一步考察時代，就越會發現它是多麼混亂和任意。關於本卷的時段劃分，我不想參與這樣的討論。它僅提供一個概覽。就這點而言，我也不想爭論，康德（Immanuel Kant）究竟是否屬於“德國唯心論”，或僅只是作為啟蒙者開啟了它。不管怎樣，這個概念只能追溯到19世紀中期。在我看來，康德屬於這一階段，因為一個帶有德意志色彩的哲學思想潮流從他那裡開啟了。他使德國哲學區別於英國和法國的傳統，而後建立了自己的傳統。

時代劃分所遇到的困難在人物（研究）上更是如此。例如，直到今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研究仍然面臨重重困難。盡管他並非哲學家，但在精神和政治層面他都屬於哲學史。歷史上的路德深深地隱藏在各種解釋的沉積層之下，它們想要把路德的積極方面看作永恒性的，而把消極面歸結為時代局限。幾個世紀的粉絲性文學歪曲了路德。以類似的方式無數次被闡釋的歷史，使得其他哪怕略微不同的評價都似乎是在對路德進行挑釁。盡管人們並非有意為之——2017年的“路德年”就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對歷史人物的崇拜與批判之間的“中間道路”實際上並非中正。一個中立的判斷甚至不應該涉及信徒們的路德，以便適當地評價歷史上的路德。

有時候自我設限的並非人本身，而是（學術）地形（Topografie）。本卷包括一些世界地圖上最難攀登的“8000米”哲學高山。障礙賽開始，第一座高峰便是庫薩，之後緊接著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呈現萊布尼茨的哲學是一件沒有盡頭的不討好的事。不存在所謂的萊布尼茨體系，而僅有大量零散的思想。開始於1920年代的百卷本萊布尼茨著作集的編輯工作，直到今天還未進行過半。此外，同一思想框架中的很多概念也難以理解。只有有了足夠的語言自由，我們才可以用當代的詞語來理解它們。比如說，我在解釋單子理論（Monaden theorie）時使用的是“意識”（Bewusstsein）概念——這個詞（的使用）是1711年（萊布尼茨去世前五年）被克裡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創造出來的。

托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權重也會引起反思。他在哲學上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他開啟了理性的國家理論以及社會契約思想。然而，如果人們將他與同時代的詹姆斯·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比較——幾乎所有哲學史，包括大多數英文的哲學史都沒有提及他——霍布斯的思想就顯得遠不如這位被忽視的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之父那麼具有開創性和現代性。

詳實地展現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時候，我想指出這位“啟蒙之父”的所有矛盾之處。人類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在17世紀末出現，並非僅僅因為它們是好的觀念。很多自古以來就被構想的觀念，只是因為其背後強大的經濟利益才變得具有政治意義。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道德的形成，與洛克的思想也息息相關。事實上，當時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無權享有英國公民所擁有的財產權。即便今天歐洲的許多人對此的看法與洛克不同，我們社會的特殊美德之一仍然是更多地關心我們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世界上的饑餓問題。

如何權衡英國和法國的啟蒙運動，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對此，我們應當如何詳細地闡明呢？法國的思想家算得上是帶有光鮮羽毛的群鳥，打頭陣的是伏爾泰（Voltaire）、拉美特利（La Mettrie）、狄德羅（Diderot）和盧梭（Rousseau）——相反，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休謨（Hume）和斯密，乍看之下略顯暗淡。但實際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啟蒙形成了資產階級社會。在法國，最晚在大革命後，普遍理性和公意（der allgemeine Wille）才登上上帝的位置；在大不列顛，降福的市場同樣如此。理性的專制主義（Absolutismus）只燃燒了一段短暫的烈火，市場的專制主義卻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多追隨者。

德意志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英國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創造了硬件準備，法國則提供了享樂個人主義這一思想性的基礎。康德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充當著人類意識的審判官。由此開始，數以百計的新概念對“人”進行掃描，進行歸類、評價和估值。隨著康德，讀者費力地登上了四座8000米哲學高峰中的第一座。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緊隨其後。他們在德國哲學史中的卓越地位毋庸置疑，相應地擁有自己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學教授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這位哲學家的四卷本哲學史中，費希特和謝林總共只占了兩頁篇幅！

康德哲學轉變為新教的浪漫主義、沒有上帝的精神宗教，這不適合內心清醒的人。隨後，德意志唯心論的偏激與肥沃使其在哲學史上評價不一。無論如何，1800年前後，在耶拿（Jena）這個圖林根州（Thüringen）的貧瘠小鎮上被思考的東西，成為一種盛產唯心論養料的肥沃哲學土壤。最後，它在黑格爾那裡越是理性地展開，就越是導致聽眾相反的見解。——世界最內在處不是由理性來支撐的……

哲學，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並非直線的上升，而是諸多波浪的運動；就像酒一樣，沒有什麼目的導向，卻以希望的方式給人啟發。這條道路會兩次穿過多樣化的、激發靈感的風景。帶著對精神的奇妙景觀的這一前景，我希望所有的讀者能夠享受一場美妙的旅行！

理乍得·大衛·普萊希特

杜塞爾多夫，2017年6月

導 言

三王遊行

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

內在於我們的世界

全新視角

此岸—彼岸

全新的天空

巴洛克時期的哲學

我思，故我在

清晰事物的上帝　

締結的權力　

啟蒙哲學

個體與財產　

未被書寫的白板

所有人的幸福

坍塌的老建築

公共理性

德國唯心論哲學

在精神的宇宙中　

我心中的道德法則

至高點　

靈魂世界還是世界靈魂？　

美的存在與顯像

歷史的終結

附　錄

注 釋　

選讀文獻　

致 謝　

人物索引　

內容索引　

圖片說明　

三王遊行——繪畫的非現實魔力

這是一支從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Emilia-Romagna）出發，經由亞平寧山脈的高地進入托斯卡納（Toskana）的隊伍。肅穆的國王及諸侯身著華麗的朝服騎在駿馬上。優雅的隨從、高貴的狗，還有一只獵豹緊隨其後。背景是如童話般夢幻的風景：參差不齊的峭巖就像用精致的紙疊成的，伴著微風起飛的鳥及非寫實的樹木，它有著天堂般的果實與雅致得如鴕鳥羽毛那樣的樹葉。夢幻般的城堡散落在地平線和景觀之中，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樣遠離了所有時間。

這是一幅濕壁畫，由三個部分組成。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使佛羅倫薩美第奇宮的美第奇小教堂沐浴在一種神奇的、令人陶醉的光線中。賢士小聖堂（Il Viaggio dei Magi）是它的義大利語名，德語譯為“東方三博士列隊”（Zug der Heiligen Drei Könige），但“三王遊行”（Das Geleit der Könige）似乎更為貼切。因為這幅壁畫所展現的並非東方三博士前往伯利恒的隊列。它有很多可供照亮（解讀）的空間，國王的隊伍也有很多可解釋的空間。字面意義上的照亮（Ausleuchten）必定就是它的創作者貝諾佐·哥佐利（Benozzo Gozzoli），於1459年夏到1460年春，在當時沒有窗戶的小教堂裡作這幅畫。哥佐利大約1420年出生於佛羅倫薩，學習了金匠手藝。作為著名的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助手，他在羅馬和奧爾維耶托（Orvieto）給師傅幫忙，在小城蒙特法爾科（Montefalco）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壁畫作品。

顯赫的美第奇家族想要為他們的宮廷小教堂找一位畫家，便注意到這位後起的藝術家新秀。哥佐利一定有什麼東西吸引著長者科西莫（Cosimo de’Medici, der Ältere）。也許是對細節的熱愛和金匠的精準眼光，使這個年輕人能夠畫出閃閃發光的東西。這位佛羅倫薩的城市領主想要的不是教會的靈修畫面。相反，他們想到的是，“東方三博士的教會團體”每年三王節這天都會在拉加大道（Via Larga，即今加富爾大道［Via Cavour］）遊行，充滿了光彩和榮耀；活動中，美第奇家族也樂意與隨行人員混在一起，顯示富有的銀行家們為了國王們能踏馬前來所能提供的一切。

宮廷小教堂裡，哥佐利就著燈籠的光亮畫的，應該是美第奇家族，而不是東方三博士。但這項繪畫任務本身太複雜了。神聖三博士的主題在藝術上具有比喻性的內涵。三博士分別代表了人生的三個階段：青年、中年及老年。壁畫中還可找到另一個——也是最為重要的——寓意層面。1439年冬天，也就是哥佐利得到這項委托任務的20年前，“來自東方的智者”（東方三博士）確實已經穿越亞平寧來到托斯卡納。這三位便是約翰八世·巴列奧略（Johannes VIII. Palaiologos）、君士坦丁堡大帝，及主教約瑟夫二世（Joseph II.）——東正教會的頭領。他們與教皇恩仁四世（Eugen IV.）——天主教的領袖會面。這是世界範圍內的重大事件：這是東正教主教與天主教教皇在1964年前最後一次見面！

但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不是尋找伯利恒和聖嬰耶穌，而是佛羅倫薩和聯合的大公會議。“三王”的隨從中，有當時知識界的名流。這次使命不可能有更大的紀念意義了：基督宗教的統一！具體來說就是：西部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的最終且徹底的和解。

這次偉大的事件當時除了在佛羅倫薩這個西方世界裡迅速崛起的城市舉行，別無他處。一次大型活動，與其說是今天的八國集團峰會，不如說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行的奧運會和世界杯足球賽。科西莫·美第奇，這座商業城市中最有權勢的寡頭，為此不惜付出金錢和努力。他的論證最有說服力：他支付了無數參會人員的所有費用。這位銀行家資助了整個半年的活動，吸引了皇帝、教皇、主教、義大利諸侯以及城市贊助者，帶著隨從從較小的費拉拉（Ferrara）前往阿爾諾河畔的城市。哥佐利在他的壁畫裡描繪的就是這場峰會，特別是從費拉拉到佛羅倫薩的這段路程。在此，他必須考慮三國王的主題，包括對生命階段的寓意解釋。同時，他還要以佛羅倫薩三王遊行的方式將美第奇家族夸大地置入畫中。

這個主題處於另一個更廣闊的水平在線，給哥佐利帶來巨大的挑戰。在15世紀初的義大利，無論王公貴族還是非王公貴族的贊助人，都把自己畫進不符合實際意義的歷史舞臺中，這在當時並非罕見。擁有權力和手段的人為了自己的目標，把歷史、寓言以及宣傳口號混合在一起，並為此任命當時最偉大的畫家。因此，托斯卡納城邦首領的富有的雇傭兵和銀行家，幾乎一夜之間成為重要的“王室”——與今天摩納哥格裡馬爾迪王朝（Grimaldis）的統治者並無二致。他們不是古代的貴族，甚至也不是“格裡馬爾迪王朝”——宣傳手冊和大字報使他們成為提到歐洲貴族時首先想到的那些諸侯之一。

老科西莫和他們一樣，也有類似的想法。為了能夠達到他的要求，哥佐利畫了三幅壁畫。但這三幅壁畫恰恰沒有使用當時正在興起、每一幅高質量畫作都會遵循但尚未成規定的表現技法——透視法！1410年天才建築師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開創了透視法，那時哥佐利還沒出生。像馬薩喬（Masaccio）這樣的畫家掌握了這一技法並運用到繪畫之中。哥佐利還是孩子的時候，通才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完成了關於這一藝術理論的著作。盡管哥佐利掌握了透視法，但他不願意用這種技法來表現三王遊行。這也是他沒有被歸入文藝復興藝術家行列的原因之一。此前的藝術史應對此負責，他們常常只是把乍看起來比較有新意和創新的東西當作有意義的。除了哥佐利，其他很多天才藝術家也都是這一做法的犧牲品。

哥佐利並不希望有一個看起來真實的空間。他也不想要顯得真實的時間。托斯卡納理想化的風景與理想化的羽毛樹不符合實際的植被，城堡更像在童話世界而非義大利中部。整幅畫作在現實與夢境、歷史、當下及比喻之間來回閃爍。只有這樣，畫家才能使畫面中所有層次的意義同時顯現。他沒有採用新興的透視法，而是遵循哥特式的藝術風格，尤其是有著象徵意味的祈禱書。

對於將文藝復興縮小到受“科學”啟發的樂觀主義精神的文化史來說，哥佐科的壁畫處於理想的軌道外。事實上，除了新鮮的事物，諸如倒退的、神秘的，有時也是中世紀的，都是文藝復興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哥佐利的委托人美第奇家族也是這麼看的。作為王公貴族和教皇的銀行家，他們是13世紀以來活躍在中世紀的那個階層的主要代表。由基督教所規定的良序世界被金錢、算計和效率觀等沒有靈魂的理性祛魅。同時，這些冰冷錢幣的主人們也資助華麗的遊行，比如1445年的聖約翰節遊行，業余的演出者、精英人士及200匹馬奢華地重演著聖誕故事。他們在為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米蘭未來的大公——加萊亞佐·斯福爾扎（Galeazzo Sforza），及裡米尼的顯赫人物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舉行的盛大慶典上，花費了不少精力。

1459年的春天，慶典開始舉行。緊隨其後，哥佐利開始了他的壁畫創作。這三位權貴——與從費拉拉到佛羅倫薩的列隊毫無關係——也在這30幅肖像畫裡。主圖中左側的兩位騎士是馬拉泰斯塔和斯福爾扎。教皇可能藏在護衛隊中間，同時代的人比較容易認出他來，因為他戴著鑲金邊的紅色兜帽。隊列前方，騎著驢和白馬的兩位騎手分別是哥佐利的贊助人長者科西莫和他的兒子痛風者皮耶羅（Piero der Gichtige）。正如哥佐利的信所提示的那樣，後者一絲不茍地監督著壁畫的設計過程。皮耶羅也得到了其銀行家朋友羅伯托·馬特利（Roberto Martelli）的支持。他出席了1439年的佛羅倫薩公會議，並提供了自己的回憶。如今，三位國王中的兩位可以很輕易被確認為公會議真正的參與者。他們是老國王的主教約瑟夫二世和正直壯年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約翰八世·巴列奧略。但從白馬上直視觀眾的年輕國王是誰？他就是當時10歲的美第奇家族王儲——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直到今天，對此議仍舊很大。

不管怎樣，天主教會的代表及眾多諸侯與拜占庭人總是和睦的，一起騎馬穿過了山脈。彼此之間沒有什麼緊張和矛盾的跡象。我們也能通過茂密的胡須和東方的服飾快速認出他們是東正教會的代表。事實上，哥佐利將天堂般的平靜以明亮的色調表現在畫中，而這種和平在議會的隊列中本是不存在的。拜占庭的世俗教會的代表們在1439年可謂背水一戰。因為土耳其人攻打了拜占庭帝國，並威脅要占領首都君士坦丁堡。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東正教會為一個邪惡議會而擺出一張好臉，就相當於投降，並消解掉其幾乎所有的精神傳統，那只是因為它不得不這樣做。美第奇家族宮廷教堂中的三王遊行圖對此沒有展示。哥佐利的畫展現了一種聖誕式的寧靜，來自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實現了童話般的和睦。托斯卡納的風景消失在神聖土地的貧瘠山崖之中。同樣，受上天鼓舞的“人文主義”通過熙熙攘攘的人潮將這幅畫展示出來。

當時代、信仰與歷史彼此融合，可鄙的現實本身就不再重要了。議會隊伍穿著怎樣的盛裝，繞著美麗、明亮的岩石而行？真正的參與者是不會在冬季的亞平寧半島穿著夏日慶典的服飾的。深色的大衣在哪裡？哥佐利把他自己畫進了畫裡，這也是自由的幻想。他的紅帽上寫著他的名字，他騎在人們中間，從這群人中可以認出當時最重要的哲學家。那位戴著藍色金邊帽子、留著長胡須、面露愁云的人可能是格彌斯托士（Georgios Gemistos），他名為卜列東（Plethon，希臘文字面意為“豐盛”）。作為拜占庭在國外的幕僚，他也位於隊列之中。但卜列東是東西教會統一的反對者，這令他的國王不悅。因為約翰八世清楚地知道，他將不得不在佛羅倫薩的十字架前卑躬屈膝，並犧牲東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教會的統一是他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以快速贏得天主教徒對於被土耳其人困住的君士坦丁堡的軍事支持。

1439年7月6日，大公會議的首腦們聚集在最宏偉的教堂，五年前建成的聖母百花大教堂的圓頂下——也就是著名的佛羅倫薩大教堂。他們在這裡簽下了教諭《諸天同樂詔書》（Laetentur Coeli）。其中有一位是來自摩澤爾的德意志人：庫薩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人稱庫薩。作為教皇的使者，他陪同拜占庭的使節團從君士坦丁堡坐船到威尼斯，並一同到了費拉拉和佛羅倫薩。哥佐利是否在教堂的壁畫中也記錄了庫薩，我們不得而知。如果他不這樣做，那就太令人驚訝了。他所描繪的畫面，智者們位於一個由上帝的善意所交織的和諧世界中的和睦隊列裡，不同的對立在其中取得更高層面的統一，這以一種奇妙的方式闡明了庫薩的哲學。

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者詹諾佐·馬內蒂（Giannozzo Manetti，1396—1459）也沉浸在相似的思想中。哥佐利開始在美第奇宮殿拿起畫筆之前幾年的1452年，他就已經贊揚人的尊嚴和崇高：“所有房子，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地球上所有如此多數量和高質量的建築，以及那些因其無比奢華而被認為是天使而非人的作品的，都是”人的作品。“屬於我們的是大地……山、丘陵、山谷……橘子樹、枇杷樹……柏樹、石松。”屬於我們的是“馬、騾子和驢”和“不同種類的鳥，天意……似乎是伊壁鳩魯的門徒，因為它們是如此獨特且輕鬆愉悅……都為人類預備好了”。上帝的國度是人自己創造的天堂。他們不再幻想成為天使，他們自己就是天使，從天而降並以日常的人的樣式示人。

可是在現實裡，人類並非天使。他們所造就的“美妙事物”也有其塵世的界限。世界可能被上帝構想得廣袤，但人的理解總是狹隘。拜占庭人1439年回到故土時，對教皇教會的讓步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恐慌。幾乎沒有人打算從現在開始服從於羅馬。西部的十字軍在四次東征過程中，對他們的城市所犯下的暴行著實令人難以忘懷。教士們迫使皇帝撤銷議會的決定，恢復東正教的正統地位。第三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尋求基督宗教合一的嘗試最終還是失敗了。結果，教皇和義大利選帝侯們所承諾的對土耳其戰爭的支援被迫中止。教會統一的問題就這樣永遠地解決了。1453年5月29日，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永遠地沉淪了。奧斯曼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和八萬將士攻占了偉大的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