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生物人類學筆記(三版)

美國國會指定1990 年代是 「大腦的十年」，但時至今日，我們真的了解大腦了嗎？
1976年美國面臨豬流感疫苗的兩難問題，現今疫情下，我們是否真的有做到「不貳過」？
「為什麼要做研究？」這個問題，可能比成果更重要？！

-好書雋永，增添新篇，經典再版-

人類與非洲的黑猩猩來自同一祖先，大約600萬年分別演化；
我們智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大約30萬年前出現；
我們熟悉的生活方式，發軔於1萬年前；
文明在5000年前問世；
許多所謂的普世價值，在過去500年逐漸成形，
有一些甚至在最近幾個世代才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

——本書各篇以不同的角度討論人文世界的起源、發展與展望，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在他筆下，人類的自然史成為敷衍「人文」的重要線索。

王道還

1953年出生於臺北市。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退休，受過生物人類學、比較神經解剖學、演化論訓練。嗜好閱讀，通俗小說中尤好法律驚悚類（legal thrillers），最近主要娛樂管道是Netflix。從事翻譯、寫作、科學教育，全是人生意外。

邱鴻霖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高涌泉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兼任教授

潘震澤　生理學者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即使近年生物人類學的飛躍進展，本書中的議題卻仍歷久彌新。作者深入淺出的知識對話，啟發我們對科學與認識世界的新視角。我們對於地球與人類這樣的生物，知道得還太少太少。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邱鴻霖

純真年代——代序

 初中起，就常讀《拾穗》，因為有位同班同學的父親常投稿，到他家裡就能讀到這本月刊。同學的父親是外交官，駐節過美國。同學似乎在美國讀過幼稚園或小學，英文很好，尤其是發音，比起來我總顯得怪腔怪調的。

當時同學的父親在坐牢，據說是政治犯，我們搞不清楚什麼叫政治犯，連問問題都不會，因此從來不明白他父親出了什麼紕漏。我們只知道他英文不錯，在牢裡翻譯文章，登在《拾穗》上，可以賺些稿費。

我愛讀《拾穗》，主要是它內容駁雜，尤其是科學報導。當然，大多是翻譯的。那時國內可以隨意翻譯美國的書報雜誌，根本沒有所謂智財權的問題。記得有一次讀到同學父親譯的〈秋天樹葉為何飄零〉，似乎是從Scientific American之類的刊物譯出來的，程度不淺，但是我讀得懂的部分，教我大開眼界，印象深刻。

那是在初一下學期吧，瓊瑤在《皇冠》連載《寒煙翠》（民國55年5月至10月），從此「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老在我心裡縈繞，雖然沒看過那種景象，念念也覺得有那麼回事。詩詞在不成熟的腦子裡激起的波瀾，既純又蠢蠢的，現在回想，仍莫名其妙。

但是那篇談樹葉飄零的科學文章，在這種強說愁的思緒中，注入了「理性」。原來樹木在秋天脫卸樹葉，既符合秋收冬藏之旨，也有退藏以避鋒銳之意。樹葉先枯黃才脫落，那是因為其中的有用物質早已經樹枝、樹幹輸送根部儲存，待來春再輸回樹梢，供應新芽，以迎東風。秋風冽冽，北風凜凜，大地龍藏，休養生息是藏器於身的進取之道呢。王陽明（1472～1528）要是懂得這個道理，也不會格竹子格不出個名堂來了。

《拾穗》會連載翻譯小說，但是我沒耐心，只願意讀事後出版的單行本。拾穗月刊社也出版翻譯書，有些書書名就很精彩，例如《國際冷戰用間錄》。記得最喜歡的是李昂．尤瑞斯（Leon Uris, 1924～2003）的作品，如講以色列建國故事的《出埃及記》（Exodus, 1958），當年是美國自《飄》以來最暢銷的書，據說有五十種文字譯本；講柏林危機的《柏林孤城錄》（Armageddon: A Novel of Berlin, 1963）；還有間諜小說《黃寶石》（Topaz, 1967），以及講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浩劫的《女王七號法庭》（Q.B. VII, 1970），靈感來自他身為被告的毀謗官司。這本書彭歌（1926～ ）也譯了，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浩劫後》（民國61年4月初版，筆者當時高三）。

當年國內出版翻譯書，根本不受智財權束縛，因而產生過良性競爭——同一本書由不同出版社請不同譯者翻譯。《浩劫後》就是個例子，彭歌的譯本拾穗譯本沒得比。

另一本令我印象深刻的書，拾穗月刊社與純文學出版社也打起對臺，就是英國動物行為學家莫里斯（Desmond Morris, 1928～ ） 的The Naked Ape（1967）。這是一本以演化生物學觀點討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書，很快就成為國際暢銷書。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對我們人類的生物特徵，有極為精確的把握：拾穗譯本譯成《無毛猿》，純文學譯本則直譯《裸猿》（民國60年2月出版，筆者高二）。

一點不錯，人與其他動物比較起來，最大的特徵不是超級大腦，而是光滑的皮膚。人類屬於哺乳綱靈長目，而哺乳動物的特徵是：溫血、哺乳、被毛（以禦寒）。有些哺乳類體表沒有毛髮，那是例外，各有適應的道理，例如鯨豚，是為了方便過水中生活。人類體表的毛髮分佈，僅限於頭、腋下與陰部，而且男女的體毛分佈模式也不一樣，為什麼？

莫里斯討論了好幾個理論，但是他的結論是：人類祖先以打獵維生，為了追逐獵物，非得使身體容易散熱不可，於是脫去濃毛，皮膚的汗腺也增加了。

可惜莫里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考古學家在非洲蒐集到的證據已經顯示：兩百多萬年前的人類祖先，可能不靠打獵維生；他們攝取的動物性蛋白質，可能主要來自腐肉──其他肉食動物的殘羹冷炙。這是後話，暫且不表。拾穗月刊社與純文學出版社還有一個差異：《浩劫後》與《裸猿》都不是「全譯本」。彭歌對原書「稍加節譯」，是為了「適合我們的閱讀習慣」。由於彭歌也寫小說，他操起刀來，倒也輕重得宜。《裸猿》的譯者李廉鳳就外行了，沒受過生物學與動物行為學訓練，真難為她。她刪節的是第二章〈裸猿的性行為〉中「不嫌其煩的描述性交與性器官的文字」，理由是「譯者不慣於寫這一類的字眼」。

那個年代已經消逝了。

 王道還

2003.11.19

誌謝

本書各篇，除另外注明者，原先均刊載於《中央副刊》書海六品專欄，謝謝所有編輯的辛勞。

 不問蒼生問鬼神

古人類學史上最有趣的就是：今天教科書裡所談的「人類祖先」化石，沒有一個一發現就給當作祖先的。只有北京人例外。

就從科學界知道的第一個「古人類」化石尼安德塔人談起吧。他是1856年（清咸豐6年）8月出土的，第二年，波昂大學解剖學教授夏夫豪森發表研究報告，提出了三點結論。一，形態上，這個化石代表一種「古人類」；二，這種古人類可能是歐洲的「原住民」，現代歐洲人的祖先到達之前，已經生活在那裡了；三，從一齊出土的化石看來，這種古人類與已經滅絕的動物曾經在一起生活，例如劍齒虎。

換言之，夏夫豪森認為尼安德塔人是生活在更新世的古人類。在當年，這是非常大膽的見解，因為學界的主流意見，仍然認為人類是地球生命史上的「新」物種，直到更新世結束才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現在已知地質學上的更新世大約從258.8萬年前開始，1.17萬年前結束。）

當年的科學界大老，卻認為尼安德塔人不是「古人類」，而是畸形的現代人，甚至野蠻人（非白種人）。夏夫豪森沒有說服大老，可是歷史對他很公平：他的結論現在正是歐洲史前史研究的起點。至今「尼安德塔人問題」仍然盤據歐洲史前史界，各方辯論時的激情演出，要是夏夫豪森在場，必然不會認為時光已流逝一個半世紀了。

所謂「尼安德塔人問題」就是：他們與現代人（智人）究竟有什麼關係？根據考古證據，體態與我們完全一樣的現代人（克羅馬儂人）近四萬年前在歐洲出現，我們認為舊石器時代最重大的文化突破（例如藝術作品），也同時出現，可是尼安德塔人卻消失了。

從解剖學來看，尼安德塔人與現代人的差異其實相當明顯，即使一個外行人，只要見過尼安德塔人的化石，以後大約就不會認錯。因為他們的骨骼無分男女，一律非常粗壯，肌肉附著處非常明顯，給人的整體印象就是：蠻力十足的傢伙。相對來說，現代人就纖細多了。頭骨的形態差異更明顯，尼安德塔人的頭從側面看，從前額到後腦勺看來像個法國麵包，而我們的頭大體而言是個球形。

不過，從十幾萬年前就生活在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後來突然消失了。怎麼回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尼安德塔人演化成了現代人。

大約在60、70年代，這是教科書的理論，因為它最「簡約」——科學不就是化繁（煩）為簡的工具嗎？

不過科學家真正感興趣的，不是說來方便的故事，而是事物的變化機制。果真尼安德塔人演化成現代人了，演化的動力是什麼，過程的細節是什麼？至少我們想知道骨骼、頭形的變化是怎麼回事？（暫不談文化！）

1997年，德國慕尼黑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的團隊宣布了一個發現，將「尼安德塔人問題」帶入了「高科技」領域。①那兒的專家從尼安德塔人化石中抽出了粒線體DNA分析，結論是：在遺傳上，他們與現代人早就「分家」了，因此不可能是現代智人的直接祖先。但是，學界仍有人主張「審慎」，因為目前世上只有幾個實驗室有能力分析「古DNA」，這個結論有待進一步證實。不過，那多少是場面話，他們不信服，主要是心中已有定見。原來古人類學界仍有一些人相信各個現代人族群是在世界各地「就地演化」的。例如說「北京人是中國人的祖先，東亞大陸是中國人的原鄉」云云。

發現北京人的故事最近又由中國記者重說了一遍，說得時光在中國似乎完全凝凍住了。而且有點變形。（按：《尋找北京人》，遠流，2001。）

發現北京人的故事應該從國民政府頒布北伐令那時開始說起。民國16年7月蔣介石誓師北伐，10月初破吳佩孚、11月初大潰孫傳芳，為北伐軍規模最大的一役。在這個中原鼎沸、生靈塗炭的時刻，瑞典王儲夫婦翩然蒞臨北京（10月17日）。北京學界還為他倆設了歡迎大會。會中首先由梁啟超（1873-1929）報告「中國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大軸由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 1874～1960）擔綱，宣布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現了兩顆古人類牙齒，當場美國古生物學者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給他取了個渾名「北京人」。於是發現「北京人」成了國際事件。

「北京人」故事以這個不知今夕何夕的大會開場，再妙也不過了。更教人不能無感的是：第一個北京人頭骨在民國18年11月底露頭了，歡迎它的，是中原大戰——民國以來規模最大、死傷最慘重的內戰。這個當兒沒有人想起夏夫豪森的結論，蠻奇怪的。（根據他的看法，尼安德塔人是歐洲原住民，後來給白種人的祖先消滅了，是為「殺戮戰場」說。）

當年的古人類學權威，沒什麼人對於「北京人是中國人祖先」的說詞認真的，即使認真的，也因為北京人與白種人的祖先無關。其中的深意（種族歧視），不堪回首。不過就事論事，夏夫豪森研究尼安德塔人的結論，當年中國人想也未想，倒情有可原，隔了七十年仍不明白，就太遜了。

現代中國人與四十萬年前生活在華北的「北京人」，就算有血緣關係，也比不上現代人各族群之間的緊密親緣關係。而我們在世上的同胞，每天都得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數以億計。中國記者在哪裡？

①領導那個團隊的瑞典人帕博（Svante Pääbo, 1955~ ），以開創「古基因組學」的貢獻，獨得2022年諾貝爾生醫獎。1997年，帕博受邀創辦「演化人類學研究所」（位於德國萊比錫），已是世界級的研究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