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鼎革論：附《逸周書》二篇校注繹文（簡體書）

殷周鼎革，不過是一個落後的“蕞爾小邦”打敗了一個先進的發達王朝，周武王也只是一個陰謀逆襲上位的軍事暴發戶。新建周邦的社會治理與東部地區的民族管控，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掩藏在內心深處的文化自卑，不光彩的政權獲取方式所造成的輿論壓力，也是周人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如何杜塞天下悠悠之口，消除世人的不滿與不屑，如何籠絡殷商優秀人士效命於周邦，無不關係到新造王朝的政治穩定與社會繁榮。為此，西周初年的謀國者，在制度設計與社會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舉措與思想策略，迅速迎來了“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盛世”。

程水金，男，字行甫，又字二行，別號顏樂齋主，武漢新洲人。現任南昌大學特聘教授；《光明日報》“文史哲周刊”《文學遺產》編輯委員；江西省陽明學會常務副會長。
1982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9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97年始任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受聘於南昌大學，負責創辦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暨開辦本碩連讀國學實驗班。
主要從事先秦文化與文學之綜合研究，多次負責承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及教育重點人文基地重大項目，並擔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先秦名學文獻整理及其思想流別研究》首席專家。其多卷本學術專著《中國早期文化意識的嬗變》第一、二、三卷（共五冊，200余萬字）作為《武漢大學學術叢書》與《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分別於2003年、2004、2014年出版，其中第一、二卷於2005年榮獲中南地區大學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一等獎；2007年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提名獎；第三卷於2015年榮獲江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尚書釋讀》（上、下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榮獲全國古籍百佳圖書一等獎。創辦同仁學術刊物《學鑒》及大型學術輯刊《正學》，均在海內外產生較大反響。先後在［臺］《漢學研究》、［日］《中國文化論叢》《中國哲學史》《文學評論》《中國典籍與文化》《武漢大學學報》《孔子研究》《光明日報》等國際國內著名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在文學、史學及哲學領域皆有較大突破。近年來，致力於國學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在《光明日報》發表多篇重要的國學理論文章。

1.作者專業。作者南昌大學國學院教授，浸淫文史研究數十年，是該領域的專家。

2.作者熟稔古史，不滯成說，在古書和金文的縫隙中查找證據，梳理了殷周鼎革的細節並建構了其過程，不啻為一部真知灼見的史學著作。

【目錄】

前 言 弒君與革命：一個爭議不斷的歷史話題
第一章 燮伐大商：古公的遷徙與周人的遠圖
第二章 時維鷹揚：商紂為黎之蒐與武王牧野之戰
第三章 天下之中：武王的焦慮與洛邑的營建
第四章 裂土分封：啟以商政與疆以戎索
第五章 士的徽號：殷獻民與百宗工
第六章 以德配天：周人的天命與殷遺的困境
結 語 情緒與歷史：一個不應忽視的因果律

附 錄 《逸周書》二篇校注繹文

序

一 《逸周書·商誓解》校注繹文

二 《逸周書·度邑解》校注繹文

跋

主要參考書目

編末贅語

【精彩文摘】

至於商紂王“大蒐於黎”，何以導致“東夷之叛”，這確乎是殷周史上的千古之謎。既無傳世文獻可征，亦無地下材料可據，其詳情一概不得而知。但古今之史，在一定程度上總會於某種特定時空出現某些驚人的相似。根據《左傳》昭公四年楚大夫椒舉諷諫楚靈王的歷史事實及其上下語境，通過類比思維，不難得出某種接近於事實的邏輯推論。此所謂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諸理也。

椒舉的諫辭，是將“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與“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以及“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等有關史事相提並論的。從所開列的這些因盟會與大蒐而生反叛的歷史事象中，椒舉總結了一條歷史的因果律：“皆示諸侯汰也，諸侯所以棄命也”。當然，這也是針對楚靈王“示諸侯侈”的愚蠢行為所作的諷諫之辭。所謂“侈汰”，即今語“過分張揚”之意。考楚靈王即公子圍，乃楚共王庶子，弒其君兄楚康王之子麇（即郟敖）而搶奪了王位。其人志得意滿，不免驕慢奢汰，上位之初，即強邀中原十四個國家的君主以及淮夷諸酋會於申（今河南唐河縣西北）以耀武於諸侯。由於楚靈王上位之前即見惡於諸侯，此次會盟，“曹、邾辭以難，（魯）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皆借故不來參會。而鄭伯也是事先強留於楚而只好被迫“先待於申”。且在盟會期，“宋大子佐後至”，楚靈王傲慢無禮，“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又因徐子為“吳出”，疑其有貳心，將徐子就地拘押。這就是楚靈王所以“皆示諸侯汰也”之具體事實，亦即椒舉所謂“諸侯所以棄命也”之根本原因。

由楚靈王之所為與椒舉之所諷，我們不難設想：

第一，商紂王“大蒐於黎”的田獵活動，規模盛大，人徒孔殷，自不必說。而且也一定邀請了殷屬所有同盟方國前來參與會獵，借慶祝武丁以來幾代商王夢寐以求的歷史性偉大勝利以揚威於小大諸邦。且如郭沫若所推斷，其時地處淮徐的東夷之人既為殷人的同盟，被商紂王列名邀請前來參加“大蒐”之禮，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由於商紂王新得歷代久攻不下的黎方，又以周邦與殷人為“兩姓之好”的甥舅關係，不免被周人的殷勤假象所迷惑，也被眼前虛幻的勝利衝昏了頭腦，喪失了判斷力，因而不免對周人表現出格外的親近，也對那些較疏遠的方國有所怠慢，甚至可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某些輕蔑與無禮，以至發生了類似於楚靈王對待宋太子佐以及徐方之君的粗暴行為，也未必不可能。《左傳》宣公十五年說“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韓非子·十過》說“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皆可為證。

第三，由於參與“大蒐”活動之人徒眾多，種落複雜，那些得勝的驕兵悍將，在田獵活動中，不免表現出目中無人的豪橫作派；或者竟有周人與夷人之間為爭禽而發生了某種群體性的行為衝突，乃至誤傷了人命，而商紂王的處理方式因偏袒周人而激怒了東夷，從而導致了東夷之人“棄命”背盟，舉兵反叛，於是開啟了商人大規模征伐東夷的戰事，也並非是無端的猜測。歷史往往因某個偶然事件而引起大規模的“蝴蝶效應”從而改變了發展方向，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兩個具有民族情緒的小憤青所刺殺，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這是發生在與我們相距不遠的“所聞世”而非“所傳聞世”的近代史實。

第四，如果按照徐中舒“陰謀論”的思維方式進行大膽假設的話，在“商紂為黎之蒐”的前前後後，都是由周人一手策劃而導演的歷史鬧劇，也並非全然不可能。“戡黎”之舉，既可以鏟除殷人的宿敵，大獲殷人的信任，也可以借此擴大周人的勢力範圍，此一舉兩得之事，慣於“帥殷之叛國以事紂”的周人更是樂此不疲。而且鼓動商紂王“大蒐於黎”，既可以驕其氣、惑其志，亦可從中製造混亂，尋找機遇。因而其時即使不是東夷之人“棄命”背盟，也會有別的部落因小忿不釋而起兵反叛。準此，東夷之叛，與其依徐中舒說是周人的暗中唆使，不如說是周人別有用心的挑激。這種政治伎倆，在每個時代都經常上演，絲毫不足為奇。陳勝、吳廣為起大事而以小故挑激押送戍卒的秦人軍尉（“忿恚尉”），從而一舉掀動了山東六國的反秦浪潮，即其顯例。而個中秘密，只有那位頭腦清醒的殷人祖伊才是真正的有識之士，他自始至終全然洞悉周人“戡黎”的動機與陰謀，以及在商紂“大蒐於黎”背後所隱藏的暗流與危機。只是他不應該不合時宜地趕在商紂王豪氣勃發而風頭正健的時間節點上來潑冷水。由此可見，與其說祖伊是因周人“戡黎”而“恐”，還不如說更是因商紂“蒐黎”而“懼”；否則《史記·周本紀》所載周文王一系列的“伐國”行動，哪一步不是周人伐商的前奏，而祖伊何至唯獨恐懼於“西伯戡黎”？反之，周人克伐“殷之叛國”多矣，又何獨至於“戡黎”而有“耆夜”如此興奮之舉？雖然出土文獻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既然有此出土之物，便不能忽視其當初的存在。當然，這一論斷，還必須以清華簡的真實可靠為前提。不過，即使清華簡的真實性可疑，也不至影響我們這裡的推斷。

綜上所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其個中原委，大抵如此。雖然這些推論與徐中舒的設想相較，仍然不免“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畢竟朝歷史真相邁進了“五十步”。書闕有間，歷史斷層無從接續，亦末如之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