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崇文總目》之研究

《崇文總目》於宋慶曆元年(一○四一)編成六十六卷、敘錄一卷，共著錄圖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全書凡分六章：第一章「緒論」：首先敘述宋代官修目錄的發展及其特色；第二章「宋代官府藏書」；第三章「《崇文總目》與館閣制度」；第四章「《崇文總目》之纂修」；第五章「《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第六章「『崇文總目』之評價」等。《崇文總目》對宋代圖書的補缺、辨別圖書存亡、真偽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它的分類和著錄的方法對後世圖書分類和著錄，以及目錄學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應給予應有的地位。

書籍特色

《崇文總目》是北宋官方一部重要的藏書目錄，是對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收集歷史文獻的總結。此目上承《開元群書目錄》、下啟《四庫提要》，頗足為後世編製目錄者所效法。

張圍東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學士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
經歷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助理編輯、編輯
國家圖書館編輯、編審
教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
專著
《山中樵傳》
《宋代類書之研究》
《走進日治臺灣時代—— 總督府圖書館》
《宋代「四大書」編纂出版與流傳》
《古籍之美——古籍的演變與發展》
《古籍之美——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
《古籍之美——古籍的版刻》
《古籍之美——古籍的插圖版畫》
《古籍之美——古籍裡的藏書印記》
期刊論文
〈日據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日據時代臺灣報紙小史〉、〈日據時期南方資料館之研究〉等六十餘篇論文。

【自 序】

研究歷史者在觀察目錄學所著重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成為學術史的重要參考工具。目錄是書的歷史；而目錄學的發展，就是學術史的發展。
歷代政府都有編纂目錄的經驗，而宋代政府的官修目錄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需求下，以及雕版印刷逐漸發展的情況下和唐代目錄工作的豐富經驗累積下建成。宋代將三館秘閣做為培養學術人才和高級官吏的文化機構比唐代更為突出，其學士、校理、校勘大多是從科第中選出來的優秀人才，能有較優裕的時間和較高的學識，從事補充圖書、整理圖書。
宋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隔三朝兩朝就纂修一次國史，便將政府圖書館各庫藏目錄集中整理一次，編成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就是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編纂出來的。
當宋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決定編製國家的系統目錄─《崇文總目》時，便在崇文院內成立了獨立的機構，以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中有圖書目錄專才之人做基礎，任命王堯臣、歐陽修等，利用四館的藏書，經過七年的時間，於慶曆元年（一○四一）編成《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敘錄一卷，共著錄圖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崇文總目》是北宋政府一部重要的藏書目錄，它的纂修，是對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收集歷史文獻的總結。此目上承《開元群書目錄》、下啟《四庫提要》，其雖已遺佚，然就其殘存者視之，足以為後世編製目錄者所效法。
《崇文總目》編成以後，得到許多目錄學家的讚許；也受到一些人的抨擊，但它對宋代圖書的補缺、辨別圖書存亡、真偽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它的分類和著錄的方法對後世圖書分類和著錄，以及目錄學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在我國目錄學史上應給予應有的地位。全書凡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首先敘述宋代官修目錄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逐一說明本書研究之目的、範圍與研究取材及方法，並確立研究之方向，然後就相關文獻做一探討，瞭解當前所研究的成果，並加以分析與補充。
第二章「宋代官府藏書」：共分三節，敘述官府藏書的體系與特色，圖籍的蒐集與整理，以期瞭解宋代圖書的來源、政府詔購圖籍的方式及整理圖書的情況。
第三章「《崇文總目》與館閣制度」：共分二節，分述宋代三館一閣的建置目的，以及分析館職的設置情況，並且說明宋代館職的特色，以期瞭解館閣在宋代所佔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崇文總目》之纂修」：共分四節，分述《崇文總目》的纂修過程；並對纂修作者逐一介紹，最後對於《崇文總目》卷數及傳本的記載與流傳，詳加分析與說明，並對錢輯釋本的得失作一番探討，以期瞭解《崇文總目》卷數及傳本流傳經過。
第五章「《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共分三節，旨在分析《崇文總目》的分類及其特色，並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比較分類之異同，最後對於《崇文總目》的體制加以探討與分析。
第六章「《崇文總目》之評價」：共分三節，首先對《崇文總目》本身的優缺點加以分析，並對《崇文總目》的功用分項探討，也針對《崇文總目》對後世的利用情形加以敘述，以瞭解《崇文總目》在目錄學上的功能；並總結及重申各章節的考察與心得，並綜合各項意見，說明《崇文總目》在目錄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
本書不但可以提供文獻目錄教學使用，也可提供後面編纂書目的參考。惟因本書撰稿時間倉促，且作者學識有限，見聞狹隘，恐多有疏誤之處，尚祈同道，不吝賜正，無紉感謝。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範圍
第二節　研究取材及方法
第三節　文獻探討
第二章　宋代官府藏書
第一節　官府藏書體系
第二節　官府藏書之蒐集
第三節　官府藏書之整理
第三章　《崇文總目》與館閣制度
第一節　館閣機構
第二節　館職設置
第四章　《崇文總目》之纂修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纂修經過
第二節　《崇文總目》之編纂者
第三節　《崇文總目》的取材範圍和編纂方式
第四節　《崇文總目》之傳本
第五章　《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分類及其特色
第二節　《崇文總目》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分類之比較
第三節　《崇文總目》之體制
第六章　《崇文總目》之評價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特點
第二節　《崇文總目》之功用
第三節　《崇文總目》對後世之影響
參考書目
附　錄

【第一章】緒論

歷史上各個時代的目錄學，都反映在各時代文獻全貌中。唐代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目錄工作和目錄學研究的成就，為宋代目錄學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宋代是我國目錄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促進書籍的流通，為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客觀物質條件。目錄學本身的發展，到了宋代，也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無論是官修目錄、史志目錄還是私藏目錄，在宋代都要比前代豐富得多。因此，宋代目錄學以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獨特風格，在目錄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為我國目錄學的演進與發展也有若干新的貢獻。
漢劉向、歆父子所創的《七略》分類法，由魏晉時期所創的四部分類法所取代，在宋代官修目錄，大抵皆遵循《隋書．經籍志》以來的四部分類法，而沒有重大的改變，僅在類目方面略事增訂而已。在體制方面，尚能沿襲盛唐時期的目錄，有小序與敘釋。
宋代三百多年間，許多學者在前代的基礎上進行努力和深入探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使宋代目錄學發展出多元化的方向。
宋初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藏書僅有萬餘卷，宋代在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就十分注重整理國家藏書。梁啟超也曾說：「北宋整理官書，歷世不怠。」依據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一書統計，宋代官修藏書目錄就達十五種左右，這是以往各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在宋代官修目錄中，尤以《崇文總目》最為突出，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官修目錄的代表。除此之外，比較有影響的還有《中興館閣書目》和《中興館閣續書目》。
《崇文總目》仿唐代《群書四部錄》而編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官修目錄。在宋代現存的主要目錄中，唯有《崇文總目》能反映北宋國家藏書的情況。《崇文總目》的另一成就是在前代奠定四分法的基礎上發揚光大，建立更為完備的分類體系，對後來的官私目錄產生很大的影響。《崇文總目》的成就，還突顯在解題上，清朱彝尊在其《曝書亭集》卷四四解題中指出「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
宋神宗時將崇文院館閣改名曰秘書省。據《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七四得知，宋徽宗時，原《崇文總目》所收之書，已頗有散佚。經過求訪，到宋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於原有書籍之外又增加了數百家，超過萬餘卷。更《崇文總目》名為《秘書總目》，此目今亦不傳。高宗南渡後，依據搜訪圖籍，於孝宗淳熙四年（一一七七），秘書少監陳騤仿《崇文總目》類次，編纂《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著錄圖書四四、四八六卷和寧宗嘉定十三年（一二二○）秘書丞張攀等校理館閣藏書，將淳熙以後所續得的書籍，加以纂輯而成《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著錄圖書一四、九四三卷，此二目也不傳，現有民國二十一年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和《中興館閣續書目輯考》一卷。
依據王應麟《玉海》卷五二和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等書所載，其目凡分四部五十二門，比《崇文總目》增多七類。它們皆仿《崇文總目》之例，有敘錄及小序，陳振孫批評此目考究疏謬、草率尤甚，遠不及《崇文總目》。儘管如此，此二目可作為反映南宋國家藏書狀況的官修目錄，並為宋代國史藝文志奠定了基礎，在宋代目錄學發展上有一定的貢獻，對後來王應麟《玉海．藝文》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採用輯錄體解題的方式有所啟示。
宋代的官修目錄，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一、闕書目錄的編製：闕書目錄乃用以搜求遺書之目錄。又稱求遺目錄。就史志所載者考之，是類目錄當以《隋書．經籍志》著錄之《魏闕書目錄》一卷為最早。其序云：「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則此錄或即孝文帝向南齊明帝借書之用矣。
唐曾有搜訪圖書的目錄，據《宋史．藝文志》載有《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而宋代的闕書目錄具有兩大特點：
（一）北宋曾多次編製闕書目錄，除宋初太平興國、嘉祐時，編有搜訪書目已見著錄外，到北宋末期的宣和時期，還曾下令搜訪募獻館閣缺書，則自應編有闕書目錄。
（二）編製闕書目錄，不僅參校館閣藏書目錄，往往還參驗士庶私人和州郡藏書目錄，擴大搜訪範圍。
搜缺補遺的前提是清點藏書，訪求漸備的目的是補充庫藏，進而為刊正訛謬善本異本。為校而求，求到必校。校前清點，有缺必錄。宋代大量編製搜訪書目，構成當時圖書校勘整理事業和目錄編製事業繁榮的一面。其意義和作用，都是不能低估的。
二、編目與圖書審查相結合：宋代整理藏書時，編目往往是第一道工序，因為當時所謂的編次圖書，是同時包含圖書審查在內。一書是否需要整理，在編目時就要定下來。例如：《崇文總目》的編製過程，同時就是審查資料的過程，要求主其事者將正副本看樣，定其存廢，偽謬重複，並行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所以，《崇文總目》的編製，本身就是對當時國家藏書的一次全面審查。編製《崇文總目》，並不意味著整理工作的結束。恰巧相反，由於圖書審查，引起新的校理任務。因而，編目與圖書審查相結合，是校書的準備階段。被《崇文總目》編者刪去之書，後世固莫之見。不過，《崇文總目》中確有定存廢的痕跡可尋。在《崇文總目》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春秋龜鑒》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次敘，今存以備討閱。
這應是介於存廢之間而勉為登錄的例子。
審查並著為目錄而不讎正的例子，也在北宋出現。寶元二年（一○三九），學士院、司天監同定《禁書目錄》一卷，便係如此。先編後校，編目與圖書審查相結合，通過編目發現圖書中存在的問題，編目與校讎在一個機構中，這些都是目錄學還沒有完全獨立的表現。實際上，編目是一個獨立環節。以《崇文總目》為例，又是將崇文、秘閣四館書合併著錄，這又超出諸館校定文字的範圍。這種統一編目的現象，正是目錄學獨立的趨勢之一。
宋代十分注重修撰本朝歷史，就是所謂國史，而每種國史又都有藝文志。這就在目錄事業發展史上開創了寫當代史志目錄的先例。
宋代的史志目錄，除了傳統的記一代藏書之盛的《新唐書．藝文志》外，首次出現了在中國目錄學史上自成一體的當朝國史藝文志，並且產生了一部通史藝文志——鄭樵《通志．藝文略》。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藝文志》時，曾依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史志目錄的編纂方法做了一些變通，首創未著錄方法。由於劉昫等撰《舊唐書．經籍志》只依據《古今書錄》，對開元以後新出的著作則以「不欲雜其本部」為藉口，不予著錄。雖因《古今書錄》已佚，對保存其原貌是有貢獻的，但卻抹殺了開元至唐末近二百年的著述，不能完整的反映有唐一代的藏書和著述概況，參考價值卻因此而降低。梁啟超斥之曰：「諸史志中體例尤窳劣者無過本志。」歐陽修等人為彌補《舊唐書．經籍志》的缺失，在編纂《新唐書．藝文志》時，為保存《古今書錄》的原有著錄的情況下，變通了《漢書．藝文志》自注、錄注和來注的方法，首創未著錄方法，補錄了二萬多卷唐人的著述，更完備的反映唐代的藏書和著述概況，從而提高其參考價值，這為後代補史藝文志提供了方法，也可以說是後世補史藝文志的開端。歐陽修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對目錄體例所做的改進工作，在目錄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它繼承《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的傳統，又對宋、元時期國史經籍志和鄭樵《校讎略》等目錄學名著的編纂有一定的影響。後來的《宋史．藝文志》就採用這種方法在四部宋代國史藝文志的基礎上補錄宋寧宗以後圖書，計補錄一八六部、四○六二卷。
宋代史志目錄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在我國目錄學史上首創編撰當代史志目錄的先例。宋代的官修目錄十分發達，為史志目錄提供良好的基礎。宋代的國史藝文志據記載共有七種，其中三種南宋時已廢佚，僅餘四種，分述如下：
一、呂夷簡等撰，《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國史藝文志》，著錄建隆至大中祥符年間（九六○至一○一六）的政府藏書三六、二八○卷。
二、王珪等撰，《兩朝（仁宗、英宗）國史藝文志》，它係神宗熙寧十年至元豐五年間（一○七七至一○八二）宋敏求等依據《崇文總目》和崇文院新補充的圖書資料，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編修而成，著錄《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國史藝文志》未收的新書八、四九四卷。
三、李燾等撰，《四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國史藝文志》，凡著錄一、四四三部、二五、二五四卷。
四、不著撰人，《中興（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國史藝文志》。
上述國史藝文志，在《宋史．藝文志》中亦有記載：
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宗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宗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者，四朝於兩朝亦然。
這些史志目錄今已亡佚，但尚能依據其他記載略知其大要：
一、每類有小序，每書有解題。據余嘉錫所著《目錄學發微》中說：
宋人所修國史藝文志，皆有部類小序，與漢、隋志同，亦頗有所發明，同時每書有解題，此異於歷代正史藝文志。
二、晁、陳志錄均曾著錄宋國史。可見並非僅由官藏，民間也有副本流傳，則各種史志目錄也隨之傳佈。
三、各志可能都以國家藏書目錄為主要依據，《三朝志》所據當為咸平三年（一○○○）由朱昂、杜鎬等編撰之《咸平館閣書目》；《兩朝志》所據當為慶曆元年（一○四一）由王堯臣、歐陽修等編撰之《崇文總目》；《四朝志》所據當為政和七年（一一一七）由孫覿、倪濤編撰之《秘書總目》，而《中興志》則據陳、張正續《中興館閣書目》詮次而成。
四、三朝、兩朝、四朝各志均不重複登錄，而僅登錄前未有者，即《宋史．藝文志》所載歷朝國史藝文志登錄圖書卷數雖有差異，然出入不大。唯獨《中興志》因係南渡後重收圖書所編，所以重複登錄者多。
另外，這些國史藝文志從主持其事者及所登錄的藏書來看，具有國家藏書目錄的性質，但它附於各朝國史，又可算作一種當代史志目錄。 雖然上述四種國史藝文志已亡佚，但《玉海．藝文》和《文獻通考．經籍考》都有所徵引。在《宋史．藝文志》序中對這四部國史藝文志刪去重複、合為一志有所說明，其序云：
自太祖至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復，合為一志。
其序雖云已「刪其重複」，但是重複顛倒者，不可枚數。依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中最為叢脞。」雖然如此，這四部國史藝文志為《宋史．藝文志》奠定了基礎，但由於它們各自為書、編類不同，這又增添《宋史．藝文志》在編纂上的困難。至於南宋鄭樵所撰的《通志．藝文略》，是我國第一部通史藝文志，首創十二大類完備的分類體系，衝破四分法的束縛，對這類藝文志的收書範圍、方法等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
宋代政府的官修目錄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需求下，在雕版印刷逐漸發展的情況下和唐代目錄工作的豐富經驗下建成。宋代將三館秘閣做為培養學術人才和高級官吏的文化機構比唐代更為突出，其學士、校理、校勘大多是從科第中選出來的優秀人才，能有較優裕的時間和較高的學識，從事補充圖書、整理圖書。宋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隔三朝兩朝就纂修一次國史，便將政府圖書館各庫藏目錄集中整理一次，編成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就是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編纂出來的。
《崇文總目》是宋代官方重要的一部藏書目錄，它的纂修，是對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蒐集歷史文獻的總結。宋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曾命張觀、宋祁等審查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閣的政府藏書，進行刪謬補漏的工作，另命王堯臣、歐陽修等仿照唐代開元四部錄的體例詳加著錄，於慶曆元年（一○四一）編纂修成，賜名為《崇文總目》。此目共六十六卷，再將所收錄的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圖書，分為四部四十五類，包含經部九類、史部十三類、子部二十類、集部三類。
《崇文總目》元初已無定本，明代及清初只有簡目，一直到清修《四庫全書》時，才開始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十二卷；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又有錢侗等人從《歐陽文忠全集》、《玉海》、《文獻通考》中輯成輯釋五卷、補遺一卷。
《崇文總目》對於瞭解當時的藏書事業、檢驗古籍的完缺存佚，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以下分述本書之研究目的及範圍、研究取材及方法、相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範圍
我國的目錄學淵源於漢代劉氏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依據《別錄》、《七略》撰者的宗旨，則可以知道著作一部目錄，必定先要通盤瞭解一代學術的大勢，及各學派與各書的宗旨，而後乃可以將雜亂無序的圖書部次類居，才能免除凌亂失紀、雜而寡要的弊端。使人一讀目錄，就可以知道某項學術屬於哪一家，某書屬於哪一派。而對於古今學術的興衰隆替，作者的得失優劣，都可以從目錄中考索而得。所以，目錄學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亦是詳分類例來部次群書，並進一步推闡各書的旨要，辨學術的源流本末，誌版本的異同優劣，使閱者能夠即類而知道學問，因學問而知道求書，求書時知道選擇版本的一種專門學術。因而，在古代這門學科稱為校讎學，舉凡圖書的採訪方法、選本、校勘、分類及編撰目錄等，都是它研究的對象。
目錄學的功用甚為廣泛，無論是初涉門徑或研究治學，都需用藉以取資，所以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十分強調目錄學的重要性。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同書卷七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此言治學之士，無不先從目錄學以窺學術堂奧，較之其他學科，尤為重要。宋翔鳳有云：
自目錄學興，而古今載籍存亡之數，可得而參稽。凡師儒學術盛衰之源，亦有所考鏡。
此乃目錄學之汎義。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說：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目錄學就像一把鑰匙，通過它，才能打開書籍寶庫的門徑。目錄學無論在過去或現在，對於深入進行某門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當代史學家陳垣有云：
懂得目錄學，則對中國歷史書籍，大體上能心中有數，目錄學就是歷史書籍介紹，它使我們大概知道有什麼書，也就是使我們知道都有什麼文化遺產，看看祖遺的歷史著作倉庫有什麼存貨，要調查研究一下……，目錄學就好像一個帳本，打開帳本，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著作概況，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麼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鑽研時，才能有門徑，找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也就可以容易找到了。
他把目錄學的功用說得簡明扼要。因此，懂得運用有關目錄學方面的各種工具書，也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中國目錄學的始祖劉向、劉歆父子在編《別錄》、《七略》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流。這也就是要熟知目錄，成為治史六要之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