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為志業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奠基人、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
談投身政治的條件與特質
從政者要具備三種關鍵性特質：熱情、責任感、洞察力。
面對道德難題並承擔後果、避免空談，虛榮心是投身政治者最大的死敵。

本書是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第二場演講，第一場演講為《以學術為志業》。兩場演講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之一。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
韋伯從三種正當性統治的依據（傳統型、法制型和領袖魅力型）開始，談到職業從政者的起源、出現和演變，包括政黨政治的運作和發展、領袖的崛起、黨職人員的角色和受過專業訓練的官員階層興起等。他分析「為」政治而活和「靠」政治而活的不同；「為」政治而活的人，或是享受權力的行使，或是藉由投入一項「事業」而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想要從事政治、以政治為業的人，還必須意識到他將會跟潛伏在武力當中的魔鬼勢力同夥，而投身於此，需要具備何種先決條件與特質？道德跟政治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此文發表雖已百年，但未受時間所限，對實際政治運作的分析鞭辟入裡，簡短而精彩，已成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經典之作。

何謂「以政治為志業」：
政治意味著同時運用熱情和洞察力，慢慢用力地鑽透硬木板。如果不是一再地在世上追求不可能的事情，那麼即使是可能的事情也將無法達成。可是能夠做到這件事的人，必須是一位領袖，而且不僅這樣，甚至必須是一位英雄。即使是不屬於這兩者的人，也必須憑藉著內心的堅強來武裝自己，能夠承擔所有希望的破滅，否則就連今天有可能的事情也沒辦法實現。誰能夠確信，即使當世界太過愚昧或鄙俗而不值得他有所投入，也不會因此而崩潰，而在面對這一切時還能夠說出「何懼之有！」，唯有這種人才能夠以政治為「志業」。

◎全新德文譯本
◎投身政治的條件與特質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文導讀，疏理韋伯演講的背景脈絡。

 

韋伯的各方評價

 

˙雅斯培（KarlJaspers）：馬克斯．韋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韋伯的才能是百科全書式的，這在現代極其罕見。

˙熊彼得（JosephA.Schumpeter）：馬克斯．韋伯是歷來登上學術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響的一個。

˙史壯柏格（RolandN.Stromberg）：社會學最大的黃金時代無疑是馬克斯．韋伯，一個具有極大眼界與創力的學者。

˙亨尼斯（WilhelmHennis）：涉入韋伯的著作，乃是一項冒險。

˙拉德考（JoachimRadkau）：無論偉大與否，韋伯在社會科學上無疑是一位具備了獨特觀點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通常能磨礪我們思考的思想家。

˙柯塞（LewisA.Coser）：韋伯是最後一批博學者中的一個。

˙克斯勒（DirkKaesler）：馬克斯．韋伯是近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世界公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

 

德國知名的社會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與馬克思和涂爾幹公認是社會學理論的三大奠基人。

 

年輕時就展現出對哲學、歷史、法律、政治、經濟、神學等各方面的廣泛興趣。一八八九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律博士，一八九一年開始在柏林大學法律系任教。一八九三年與妻子瑪麗安娜結婚，一八九四年受聘於弗萊堡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一八九六年轉至海德堡大學任教。一八九八年曾因精神狀況無法正常工作，後來雖曾短暫恢復教學，但最後仍在一九○三年辭職，與宋巴特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期刊，開始撰寫他後來最知名的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九年開始寫作《經濟與社會》。一九一五年發表《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前三個部份，隔年發表第四部份。一九一九年參與威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一九二○年出版《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一卷，即修訂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年六月因肺炎在慕尼黑辭世。

 

他身後留下的大量作品，都是由遺孀瑪麗安娜編輯整理後出版，包括：《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二、三卷、《政治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科學學說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等。一九八四年開始，《韋伯全集》陸續出版。

 

譯者簡介

 

李中文

 

輔仁大學德文碩士。擔任過出版社主編、大學德語講師．目前為專職譯者。譯作包括：《兒童背脊健康法》、《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運動讓你不生病》、《無效的醫療》、《細菌之謎》、《閱讀的歷史》、《美國說了算》、《何謂哲學問題》、《論時間》、《數位癡呆症》、《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二、三十本書。E-mail:roger6869@gmail.com

 

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誌韋伯《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百週年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緣起：向韋伯致敬

去年二○一七，韋伯演說《以學術為志業》一百周年；明年二○一九，韋伯闡述《以政治為志業》一百周年；今年二○一八，暖暖書屋出版這兩篇演講的中文新譯版本，正逢其時。對於一位學者的尊重致意，毋須歌功頌德，不必立碑膜拜，只要印其書，讀其書，論其書，不論著述還是譯作，足矣！我認為，這是對學者的最高禮敬吧！

相較於韋伯絕大部分論述著作的質地綿密，論證繁複，這兩篇演講說得平易近人，膾炙人口。平易近人許是因為以演說形式，而非書寫表述；膾炙人口則反映了演說內容切中時勢，直扣人心。最重要的是，百年以來，這兩篇演講並未過時，仍具時效。除了對於學術與政治兩大工作領域本質特徵的考察細究之外，特別是演說內容的規範性訴求，也就是學者當為與從政者當為的審度，以此檢視現下台灣學界、政界處境，當有清時弊、正風氣的警醒。

既然，韋伯的兩篇志業演講──以學術為志業、以政治為志業──讀來平易近人，那麼這一篇導讀的用意便不鑽入文本側重演講內容的梳理註解，而是企圖扣緊著這兩篇演說之講者對於講題的感知狀態與所處歷史情境，扼要鋪陳其生成緣起與背景脈絡。因為，演講人對於講題的感知狀態與歷史處境形塑了演講內容的框架與外部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捨了內容的開展。因而，這一篇導讀的任務便是試圖勾勒韋伯這兩篇演講的個人處境與歷史場景，盼能有助於讀者對於這兩篇志業演講的理解與掌握。

二、兩篇志業演講的共同背景

1. 演講魅力

在介紹韋伯兩篇演講的機緣發生之前，可以就有限的線索提供讀者關於韋伯的演說魅力。根據韋伯夫人瑪麗安娜在她那本刻意形塑其丈夫偉大形象的傳記中，瑪麗安娜援引了當時維也納報紙文化版對韋伯上課講演的報導，細緻地描述了韋伯的演講魅力：

這位身材高挑、留著鬍鬚的學者，看起來像是來自文藝復興時期的德國石匠。只是他的眼睛沒有匠人的直視和肉慾的喜悅。他的目光深邃，似乎沿著一個隱藏的通道，然後消逝在遠方。他典型的表情是外表凝固不動，似乎是一副具有無窮意味的圖畫。這裡所顯現的是某種近乎希臘人認識事物的方式。他的言辭洗練，讓人聯想起巨石。然而一旦我們集中到他這個人，他立刻就變成了紀念碑式的人物。他的每一個表情都彷彿是雕刻在大理石上，輪廓清晰。他講話的時候偶爾伴以輕柔的手勢。他纖細的手指和稍微有點任性的拇指做出的手勢恰到好處，幅度很小，他的手更像是Petroniusnatur公元一世紀時羅馬諷刺作家的而不像學者的。自Unger、Lorenz von Stein及Jhering以來，在維也納大學法學院，還沒有哪個教授像韋伯這樣能吸引如此眾多的學生。然而這種異乎尋常的吸引力，絕不是因為這個人能說會道，也不在於他的論證的原創性和嚴格的客觀性，而主要在於他所具有的激發潛藏在他人心靈中的感情的能力。他的每一個詞都明白地顯示出，他自認為是德國歷史的傳人，並被對後代的責任感所主宰。

類似的聽講印象，還可以在Karl Löwith的回憶錄中讀到，將於下文敘述《以學術為志業》時摘錄。當然，具備卡里斯瑪的演說魅力，並不保證演講內容的品質。但韋伯對於自己的演講能力當是有自信的。一九一八年夏天，韋伯應聘維也納大學任教。在一封給妹妹的書信中，韋伯曾感嘆自己不是上課教學的料，但卻也透露出他自己對於演講的自信：「我非常清楚，我的課最多就是中等。儘管如此，也許因為有備課，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不！我生來就是為了動筆寫作、為了演講講壇，而不是為了課堂講台。於我而言，這種經驗有些痛苦，但卻十分清楚。」

2. 演講文體

關於韋伯這兩篇分別以「學術」志業及「政治」志業為題的演講，早在一九九二年由Wolfgang J. Mommsen與Wolfgang Schluchter共同編纂以《韋伯全集》第Ⅰ部第十七卷（MWG I/17）出版。這個以全集面世的版本，主要文本係依據一九一九年由慕尼黑及萊比錫的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出版的《以學術為志業》（三十七頁）以及《以政治為志業》（六十七頁）兩本小冊子為主，並輔以當時報紙《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於演講隔兩日對韋伯「以學術為志業」演講的報導，以及韋伯「以政治為志業」兩份關鍵字詞手稿編纂而成。這兩本與演講同名的小冊子的內容都經過韋伯大幅增補修訂，因而並非當日演講的逐字稿。也就是說，出版面世的文本雖以演說形式為骨幹，但後續的內容補綴以及文字修辭係以書寫方式為之，不能等同視為「演講稿」。但我仍以為文各有體，得體為佳。這兩篇「志業」文本的「得體」仍屬演講形式，迥然有別於韋伯的其他書寫論文。

《韋伯全集》的編纂策略不若甫於二○一六年全部卷冊皆已出齊面世的《齊美爾全集》（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 GSG, 1989-2016）之編纂形式。《齊美爾全集》的編纂係儘可能蒐集齊美爾所發表之文章、遺稿、筆記、書信等文類如實重刊。並於卷後「編輯報告」、「付印的文稿」（Druckvorlage）及「版本差異」中簡要說明該文本緣起出處，標記版本內容差異處，並不提供內容評註及援引考據。因此《齊美爾全集》可以在「短短」三十年左右即全數二十四卷編纂完成出版。《韋伯全集》則採取「歷史性─批判性」的編纂綱領，也就是除了文本的掌握之外，還需考據文本生成、版本比較並儘可能並陳差異，以及文本內容的註解、考據。因而《韋伯全集》的編纂曠日經年，今年（2018）可望將全集第Ⅰ部分「論文與演講」總計二十五卷全部編纂完畢出版（1984-2018）。這一部分的編纂工作歷時近半個世紀。至於第Ⅱ部「書信」及第Ⅲ部「上課筆記」的編纂完工仍在未定之日。

也因為《韋伯全集》的編纂以「歷史性─批判性」的方式進行，所以被列為全集第Ⅰ部第十七卷《以學術為志業；1917/1919．以政治為志業；1919》的這兩篇「志業」演講之起始緣由與來龍去脈，以近百頁的篇幅（「導論」及兩篇志業演講的「編輯報告」；MWG I/17: 1-46, 49-69, 113-137）堪稱詳盡地獲得相當程度的考察並釐清。在此無法也不需鉅細靡遺照錄重述，僅以全集該卷的導論及編輯報告的文件與文獻為主要依據，扼要整理，重點介紹如下。

3. 演講推手：自由學生聯盟（Freistudentischer Bund）

韋伯的這兩篇「志業」演講的緣起要追溯到「自由學生聯盟巴伐利亞分會」於一九一七年起所構思策劃的「以精神工作為志業」（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講。自由學生聯盟係十九世紀末針對德國高等教育的劇烈變動之反應而形成。其政治立場大致可以歸為傾左的自由派學生團體。自由學生聯盟主要的抗議訴求是針對當時德國高等教育由規模較小的機構，隨著大學生人數的持續擴增，變成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大企業組織。因而「有識」之大學生在各地大學各式各樣的傳統學生社團之外，成立了所謂的「自由的」學生團體。這些各地各校的「自由學生們」於一九○○年聯合成立了共同社團，即名為「德國自由學生會」（Deutsche Freie Studentenschaft）聯盟，並提出代表所有未參與學生社團的學生們之訴求。其目標為打破傳統學生社團的優勢，聯合全體大學生成為一個團結並自主的社團。

此外，自由學生會運動主要致力於改善許多學生惡劣的社會處境，以及超越學校學習，拓展學生的精神視野。因此，自由學生會在各大學組織了學術部門，舉辦演講，以超越大學「職業培訓」的狹隘框架。亦有自由學生會舉辦連結學者與勞工的相關課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爆發了關於自由學生會理論基礎的爭辯。一九○七年Felix Behrend提出關於自由學生運動的內容與目標之高等教育政策計畫。Behrend主張回歸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理念，亦即學術的獨立性、教學與研究的統一性，以及知識促成人格培養。Behrend反對大學日益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秩序需求，並警告一種純粹的「營生學習」（Brotstudium）只會走向「市儈習氣」（Philistertum）。Behrend更批判專業化的蔓延現象迫使個人只滿足於知識的枝微末節。自由學生會的目光必須投向知識的一般原則問題，以及求索文化的基底。

在此特別提醒，上述場景與眼下台灣的高教處境多麼近似，但這是一個世紀前德國大學生的社會批判與自我省思。

自由學生會如是的高等教育政策理念主張與高教決策及行政管理階層自然格格不入，關係對立緊張，並促使自由學生會走向政治行動的抗爭方式。他們控訴，大學並不以完善的、自主的世界觀教育學生，反而在飼養專家，並且抗議將大學成為職業培訓所。其中一部分自由學生會領袖亦受到由教育改革家Gustav Wyneken所倡議的德國青年運動的教育理念影響。

約莫是在這樣抗議當時德國高教專業化、職業化取向日趨嚴峻，自由學生聯盟係十九世紀末針對德國高等教育的劇烈變動之反應而組織成立。「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系列演講亦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反思生成。（未完）

鄭志成導讀：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一、武力是國家特有的手段
二、統治的三種正當性依據：傳統、法制、領袖魅力
三、在近代國家當中，政府官員跟行政物資是相分離的
四、職業從政者的起源和首度出現
五、「為」政治而活和「靠」政治而活的從政者
六、主管型從政者在史上的演變
七、職業從政者所出身的幾種階層：僧侶、文人、宮廷貴族、仕紳、法學家、律師
八、官員的職責和榮譽所在是行使政治，有別於律師從政者
九、從新聞工作邁向政壇的途徑目前仍然相當艱險
十、政黨組織及其制度的演變
十一、英國具領袖魅力型之領導者的產生
十二、美國的分贓制度和絕無僅有的黨老闆
十三、目前具領袖素質者在德國不易出頭的因素
十四、虛榮心是投身政治者最大的死敵
十五、政治不能像道德那樣只問信念不計後果
十六、信念倫理跟責任倫理之間的對立
十七、信念倫理的盲點：善念並不必然有善果
十八、從政者所須面對的道德難題和承擔的責任
譯名對照表

以政治為志業

我應各位要求所做的這個報告，就幾個方面來看，一定會令各位失望。對於一場有關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說，各位會不由自主地預期有人要對當前的時事問題表態。不過，這要等到結尾談到在總體生活方式之內，政治行為意義的若干問題時，才會以純形式的方式出現。相較之下，在今天的報告當中，所有關於「應當從事何種政治、也就是給自己的政治賦予何種內容」的問題，都必須完全排除。因為這跟「政治作為志業是什麼、以及可以意味著什麼」的一般性問題並不相干。──那麼就言歸正傳吧！
我們所了解的政治是什麼呢？這個概念是格外地廣泛，涵蓋了各種獨立自主的主導活動。有所謂銀行的外匯政策、帝國銀行的貼現政策、工會在罷工時的政策，也有所謂城鎮或村里的興學政策、協會理事領導階層的政策，最後甚至還有聰明的太太設法操控先生的政策。我們今晚的探討當然不能以這麼廣泛的概念為根據。我們今天只想從中了解到：對一個政治團體（今天也就是對一個國家）的領導，或是對其領導的影響。

武力是國家特有的手段

然而，就社會學探討的觀點而言，什麼是「政治」團體？什麼是「國家」呢？國家也不能夠由社會學、從它所作所為的內容來界定。幾乎沒有哪種任務是不曾被政治團體掌握在手中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沒有哪種任務始終完全只掌握在所謂政治團體（今天叫做國家，或者就歷史而言則是近代國家的前身）手中的。更確切來講，要從社會學來界定近代國家，畢竟只能從它像任何政治團體那樣所具有的特殊手段：有形的武力。「凡是國家都以武力為基礎」，當托洛斯基（Trotzky）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時這麼說。實際上這是沒錯的。萬一竟然存在著不知以武力為手段的社會體，那麼「國家」這個概念一定蕩然無存，於是所謂「無政府」這個特別字詞所指的事情就會出現。武力當然不是國家正常的或唯一的手段──這不在話下──卻可以說是它所特有的手段。就在當今，國家跟武力的關係尤其密切。在過去，各種不同的團體──早從氏族開始──全都公認過有形的武力是相當正規的手段。如今我們卻不得不表示：國家就是在一定領土的範圍內──這個「領土」是其中的特徵──（成功地）為自己獨佔了動用正當的有形武力之人類群體。因為現代所特有的是：唯有在國家單方面所許可的範圍內，才能賦予其他所有的團體或個人使用有形武力的權利：國家就是使用武力的「權利」的唯一根源。所以對我們而言，所謂的「政治」就是：對權力分享或是權力分配的影響力之追求，不論是在各國之間，或是在一國之內所涵蓋的各種人群之間。
基本上這也合乎語言習慣。當人在談到一個問題時會說：它是個「政治」問題；在談到一位部長或官員時說：他是一位「政務」官員；在談到一個決議時說：它受到「政治」影響。於是這往往意味著：權力分配、權力維持或權力移轉的利害關係對於這種問題的解答具有決定性，或左右這種決定，或是影響相關官員的活動範圍。──凡是從事政治的人莫不追求權力──要嘛是作為服務於其他目的（高尚或利己的）的手段的權力，或是「為了權力本身的緣故」之權力：為了享受權力所帶來的威望感。
正如在歷史上先行於國家的政治團體，國家也是一種依靠正當的（也就是說：被視為正當的）武力為手段之人對人的統治關係。所以，為了國家的存在，被統治者必須服從當時統治者所動用的權威。他們何時以及為何這麼做呢？這種統治（Herrschaft）所根據的是何種內在的辯解理由以及何種外在的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