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主義與技術（簡體書）

諾倫‧格爾茨，荷蘭特溫特大學應用哲學副教授，荷蘭四大理工大學聯盟倫理與​​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學、存在主義現象學和技術哲學的交叉地帶。著有《戰爭與流亡哲學》（2014）、《虛無主義與科技》（2018）和《虛無主義》（2019）等，曾經在《華盛頓郵報》《大西洋月刊》、澳洲廣播公司網站、英國廣播公司全球廣播部訪問專欄、半島電視台、奧地利公共廣播電台、愛爾蘭國家獨立天台和法國《哲學雜誌》發表文章和觀點。

譯者簡介：
張紅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西方哲學與美學研究，在《哲學研究》《文藝研究》等雜誌上發表文章多篇，譯著有《虛無主義的平庸化——20世紀對無意義感的回應》（2016）、《現代主義與虛無主義》（2017）、《狄奧提瑪的孩子們—從萊布尼茲到萊辛的德國美學理性主義》 （2019）、《荒誕的幽靈－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與批判》（2020）、《虛無主義》（2022）、《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2023）等。

著名哲學家孫週興推薦，尼采視角下定義人與機器的邊界、探討人與科技的關係，思考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帶給我們的挑戰！

智慧穿戴設備是生命的量化？
擴增實境遊戲蘊藏著什麼危險？
網路酸民和人肉搜尋因何猖獗？
搜尋引擎已成為新的人類主宰？

尼采視角下，定義人與機器的邊界！
塑造技術，而不只是被技術塑造！ !
獻給在現實和虛擬中徘徊的每個人！

這是一本輕鬆又沉重的哲學書：行文是輕的，論題是重的，因為涉及虛無主義難題。作者採納尼采視角，結合伊德的技術哲學，對技術虛無主義諸現像做了有趣的討論，並且試圖在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之間走出一條中間道路。對於身處科技困境的當代人來說，本書的思考是有啟發性的。
——孫週興，浙江大學哲學學院

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發人深省、引人入勝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在透過虛無主義之眼檢視當代科技的過程中，格爾茨就人與科技的相互影響問題提供了許多新的洞見與思考方式。這本書可讀性極強，應該成為技術哲學和倫理學課程的一部分。
——澳洲查爾斯特大學電腦倫理學教授韋克特（John Weckert）

《虛無主義與科技》發出了一種爭議性且令人不安的呼籲，呼籲我們把整個社群媒體生態系統——我們日益沉迷於其中——重新視為虛無主義的誘惑：它公然引誘我們不斷逃避自我，逃避多重選擇帶給我們的負擔，逃避我們曾經錯失的為生活和世界創造意義的機會。
——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教授瓦洛爾（Shannon Vallor）

從自我催眠到技術催眠
技術催眠是我用來描述我們越來越轉向技術手段進行自我催眠這一現象的名詞。這種對我們的人性的逃避、對我們的脆弱的逃避、對我們的有限性的逃避，今天仍然與我們同在，並且與尼采的預言相一致，只是相較於尼采時代變得更加嚴重而已。今天我們也許不太感興趣佛教的精神層面或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層面，但仍然對自我催眠非常感興趣，並且賦予自己大量的技術手段來讓自己入眠，以達到今天我們可能描述為拖沓（procrastination）或較常見的「發呆」（zoning out）狀態。
利用科技來達到發呆狀態的想法可能與看電視最有關。電視最初作為一種奢侈品可能旨在娛樂觀眾、傳播訊息，最重要的是向觀眾宣傳產品，但現在已經穩步發展成一件普遍存在的家具，我們打開它並讓它在那裡開著，就像一盞燈那樣，我們可能使用也可能不使用。
一覺醒來，打開電視，一片除了寂靜和你的思想以外一無所有的空間，立刻被聲音、某些東西或任何東西所佔據。關掉電視，離開。回來，重新打開電視。在這段期間，你還可以在公車、火車、飛機、商場、廣告看板、電腦、手機甚至手錶上看電視。
這個世界充滿了螢幕。從尼采式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發展。螢幕佔據了我們的時間、我們的空間、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感受。也許令人震驚的是，我們雖然已經意識到了盯著螢幕看的殭屍效應，但還是會繼續花幾個小時一直盯著螢幕。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嘲笑電視是“笨蛋匣子”和“白痴盒子”，嘲笑電視觀眾是“沙發土豆”，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們到處放置屏幕，盡可能多地盯著它們看。事實上，固定播出的當地晚間新聞節目通常是關於看電視對我們有害的故事，而這種諷刺並沒有讓我們關掉電視。

如果有什麼要說的話，那就是我們之所以會喜歡螢幕，恰好是因為它們的殭屍效應。我們筋疲力盡——無論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孩子，還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因此，我們認為對著屏幕發呆幾小時是我們應得的東西，它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特權。換句話說，我們知道看電視就是逃避現實，而這正是我們喜歡它的原因。
我們知道科技可以催眠我們，而我們認為這種催眠不僅令人愉快還很正當，這一點對於理解科技催眠設備、網站和應用程式的激增來說很重要。我們完全有能力——由於技術的多穩態性——將幾乎任何技術變成技術催眠的工具，不管它是否有意被這樣使用。然而，由於技術催眠並不是我們羞於承認的一種追求，所以設計師可以將技術催眠視為其創造物的特徵，而不是缺陷。
「網飛與放鬆」（Netflix and chill）一開始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但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梗。網飛公司最初並沒有把自己當作一種約會工具來推銷，但當這個梗走紅後，網飛充分利用了這一新獲得的成功，把這個梗變成了一場行銷運動。對於強調潛在用戶的網飛公司來說，重要的不再是其光碟出租庫的大小，而是串流媒體服務的演算法能力，後者可以發現你想看什麼，繼續為你提供這樣的服務，並且盡可能少干預用戶，這樣你就可以「放鬆」了。
於是，「刷劇」（binge watching）現象就誕生了。再一次地，就像在“白痴盒子”前的“沙發土豆”，這個描述聽起來很消極。不間斷的串流電視，一集接一集，一小時接一小時，這讓人想起「酗酒」（binge drinking），一種老式的自我催眠，它會導致嘔吐、昏迷和死亡。當然，如果有人批評另一個人是沙發馬鈴薯時，這種批評隱含或明確的建議是，他應該出去走走，見見人，說說話，或去酒吧。於是，這種批評關心的不是一個人正在進行自我催眠，而是一個人在進行錯誤的自我催眠，他應該讓他的自我催眠更具社交性些。
這種不是對發呆而是對純粹的發呆的批評，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串流媒體服務和刷劇會變得如此流行。再一次地，螢幕無處不在。由於螢幕的普遍存在，我們可以在一個螢幕上觀看串流媒體服務，同時又在另一個螢幕上發布對我們正在觀看的內容的推特評論。看電視不再是一種孤獨的逃避現實的消遣，因為串流媒體服務和社群媒體一起把發呆變成了一種社交性的參與活動。
這裡人們可能會說，如果看電視已經成為一種社交性的參與活動，那麼它就不應該被視為發呆、科技催眠或虛無主義，而是生活中有意義的一部分。當然，人們也可以這樣談論佛教。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重要的不是人們是否從該活動中獲得了意義，而是該活動是否可以被用作一種逃避現實的形式。
的確，對尼采來說，自我催眠之所以是虛無主義的，正因為我們從逃避現實中獲得了意義。我們從追求涅槃和網飛刷劇中發現的意義，指出了我們貶低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和重新授予另一個世界價值的能力，我們創造的這個虛構的世界，讓我們不再必須成為我們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