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春：走向共和（簡體書）

本書是曾耀华先生对中国及全球人文生态的深刻思辨与探索。他从人类人文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改良方案，旨在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并引领人类走向“智慧共和时代”。书中不仅探讨了中国大陆的人治体制和党争问题，还涉及了台海局势、极端宗教、性别关系等广泛议题。通过这些分析，作者希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和谐，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社会。
曾耀华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改良必须基于实事求是和相对公平的原则。他指出，只有尊重人性、与人为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和社会矛盾。作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依赖于执政者的努力，更取决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良。若仅从个人层面寻求改变，而不从制度上进行反思和改革，必然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
《华夏之春: 走向共和》中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建立在人文生态学上的“治国理念”。作者通过具体案例和历史教训，论述了相对公平、民主法治、阳光行政等理念的重要性。这些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具有全球意义。曾耀华先生主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警告说，如果不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人类社会将面临更大的撕裂与混乱。
书中的另一亮点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热爱。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家学渊源，将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与现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作者通过对个人、家庭、国家的三层关系的剖析，强调了“修齐治平”的重要性，呼吁每一个人都应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尽到自己的责任。
尽管《华夏之春: 走向共和》探讨的问题复杂而深刻，但作者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当前世界困境的机会。书中不仅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还有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命运的真挚关怀。曾耀华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广博的知识，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改良框架，期待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共和，造福人类。
《华夏之春: 走向共和》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作品，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与世界前途的人认真阅读与思考。它不仅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指引了方向。

曾耀华

字抚痕，号蜀鄙樵。男，汉族，四川资州水南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儒医世家，宗圣公曾参七十四世裔孙。祖父曾希绍为前清秀才，父亲曾时中、母亲刘荣华，皆为民国时期大学生。

作者曾于1951年、1968年、1968年三次下乡，直至1978年恢复高考，进入四川阿坝师院中文系，整整在边远山区农村生活了二十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坝州马尔康县，在青藏高原上从教25年直至退休。

作者虽历尽艰辛仍不忘老祖宗天下大同之初心，终身勤学不止，思虑不断，拳拳报国之心、殷殷护民之情自然而然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振兴故国乃成执念焉……故国神州历史上曾经引领世界数千年，为什么现在却不行了，这是作者一直想要弄明白的问题。

走向共和：中国与全球人文生态的思辨与探索

本书的基础理论与目的
本书是关于改良中国以及全球之人文生态的论文合集。主要支撑理论为：由“实事求是、相对公平、与人为善、尊重人性、必要差别、民主法治、阳光行政、动态纠偏”等等共和社会的基础原则组成的“治国理念”。本文目的在于解决当下中国与全球的人文生态深化改良过程中面对的那些复杂的难题。
改良的方式、理由、必要性
人类需要的不是害人不利己的相互争斗，而是利己不损人、利人不害己的“人文生态的和平改良”。
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视自己，客观地看待万事万物，并着手对自身的人文生态予以“科学化”的时候，就是其自身走向强大的开始。→是人就会犯错误，这是人生常态，改了就好。《左传》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改正错误，从来就是最英明、最伟大、最光荣、最有利的行为。
要想使中华民族真正崛起，就必须要了解当下中国究竟存在些什么样的短板，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然就会陷于盲动。→中华民族有没有希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执政者的好与坏，而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好与坏→仅仅从执政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找出路，而不从政治制度上去改良弊端，就是治标不治本的瞎折腾。→在优良的社会制度{人文生态}之中，人是会变好的；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人文生态}中，人是会变坏的→当然，这是大概率，少数极端状况，是不能以偏概全的。
如果一个真心为祖国担忧，希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加美好，主张以公平正义为标尺来进行改良的人，如果随时都存在被整治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文生态的改良，就迫在眉睫了。
只能以实事求是、相对公平、与人为善、尊重人性、必要差别、民主法治、阳光行政、动态纠偏等为基准来改良中国的人文生态，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只要我们坚持运用相对公平的原理来处理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所有事物，也就是在处理每一个问题以前，都问一问自己：“这是事情的真相吗？这是相对公平的吗？”那么，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国家公民的法定权责，公民自身是无权放弃的
笔者赞同“天下兴亡，人人有责”的提法，因为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天下是不可能“共和”的。
国家公民在放弃自己的主人翁社会职责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权力与利益。一旦为国尽责成了少数人的专利，那么，大部分利益成为专职从政者的“囊中之物”，也就势属必然。如果“弱势者”只知一味地埋怨命运的不公而不知反思自己的职责，对于真正的“共和”来说，终归是于事无补的。
对于老祖宗在《礼记．大学》中提出的人生准则：“修齐治平”，我是深以为然的，它不愧是东方文明的内核之一，是人类历万年而不朽的智慧瑰宝，是人类社会弃恶向善、不断进步的不二法门。
人，作为“万物之灵”，如果仅仅是“修身、齐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加上“治国、平天下”，才是完整的人生。人人都应该努力成为一盏灯，尽力为人类增添光明→如果整天怨天尤人，抱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不是出于善意地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寻找改良人文生态的方法，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那你就很难说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实在是有愧于“万物之灵”的称号。
换成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与小家的衣食无忧就完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中国智慧，仍然是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整个地球上所有国家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是与地球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你不努力使之趋善，你就随时都可能遇恶→任何人的姑息养奸，从本质上来说，不仅仅是在为罪恶营造滋生的温床，而更是犯罪者的保护伞与同谋。
“覆巢之下无完卵”的中国智慧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推敲”的；{对于雪崩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的法国智慧，对于每一位中国公民来说，都是具有借鉴的价值的。
假如我国公民，人人都只是各自“自扫门前雪”，而没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担当，不尽自己“国家主人”的职责，中国人再多，也不过是大而无用的一盘散沙而已，是不足以与邪恶抗衡的，不公平、不和谐就必然会成为中国社会之常态，那中国的共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落后于世界，这是用脚跟都能想得出来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面对种种不公，因事不关己而予以容忍，对他人的苦难因“明哲保身”而持冷漠的态度，那这个国家的前途就必然会暗淡无光。原因很简单，这样的人文环境，“人的恶行”就会肆意泛滥，“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就会成为社会之常态。
我认为，促成“中华共和”的早日降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相对公平”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是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但绝不仅仅意味着在分享利益时应该人人相对平等，更意味着，在承担责任与义务时，同样也必须相对平等，这才是人人平等的完整含义。即不分人种，不分民族，也不论贵贱，都应当且必须勤劳、善良，尽职尽责地、实事求是地维护整个人文生态的“相对公平”。
中国当下，人民这个国家的主人，由于被动、主动地“大权旁落”而造成的“政治混沌{模糊}”，不仅执政者有责任，精英有责任，普通民众自身普遍缺乏主人翁意识，不尽自己“国家主人”的职责，也是中国未能实现共和的重要原因，其错误的本质与“官方”是一样的，都是违宪。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是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印在纸上、挂在口头，但从来就没有认真制定过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没有在实际的执政者治国、老百姓护国的过程中，将各自的应尽职责真正落到实处。
……
本人才疏学浅，总共只在学校受过六年半的教育。好在幼而好学，至老未改，古今中外，都稍有涉猎，且有“不存疑”之癖好，所以具有一些常人应该具有的“常识”。没有受到足够的校园正规教育的唯一弥补方式就是“自我教育”，其弱点是“不专业”，盲点在所难免，其优势是“无自我设限”，因而思想较为独立。
现在，我把自己接触到的一些自以为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文生态改良都有益的“常识”总结出来来，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改良措施，希望能够突破当下中国及世界各国现实社会中“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却又提不出适当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而又预后良好的改良办法来”的困境。
不成熟在所难免，是否有谬误，笔者也不敢保证，就算是抛砖引玉吧。然拳拳爱国之心、昌盛我中华民族之诚，以及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的善意，力促世界共和的努力，是我引以为傲的。
在笔者的笔下，没有什么敏感或不敏感的问题，唯一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建成公平、和谐、强大的中国；是否有利于建成中国之“共和社会”。讲真话在所难免，因为一旦不讲真话，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也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了。我不想偏袒谁，也不会针对谁，我仅仅为公平正义摇旗，为“共和社会”代言，为“富强中国”呐喊，做一个忠实的“华夏之春”的守望者。
笔者简要经历
我是个“另类知青”{详情参见《幽谷红杏花正妍》中的：《我独怜伊畏春寒→咏梅》；《依稀残梦四十年→一个球溪河的传说》}。在此仅能简略涉及：我是个“三下知青”，人和户籍在城乡之间不同的地方倒腾了三次：
第一次，1951年在襁褓中，随乳母下乡去分了土地，至1956年父亲将我接回城里读幼儿园大班。其时，我已成了一个“不会哭”的孩童→因为幼时无论你怎样嚎啕大哭，也是没有人理会你的，“不会哭”也就成了本能的应激反应。因祸得福地自幼养成了凡事靠自己、独立思考，忍耐力超强、甘于寂寞等等良好的习惯。
第二次，1958年七岁多时，刚进小学读书，父母迫于政治压力，就让我独自一人下乡去参加人民公社，睡在猪圈中，成了个从来不知洗澡、洗脸，满身污渍，遍山觅食的“野人”→虱子遍身，以至于蛔虫多得来常从喉咙中钻出，不得不用手活生生地硬扯出来。直至1962年春，我因身患“浮肿病”而奄奄一息，母亲才将我接回城里，连跳四级，插班读小学四年级。我成了一个“被迫”自强不息的少年，那绝不是因为我自小有什么伟大的理想，苦苦挣扎，仅仅是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已。
第三次，1969年知青下乡，至1978年经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大学。下乡时，父母皆亡，我举目无亲，成了农民中的“困农”。裤子只有一条，而且接长了三次，比农民更为艰辛，极端时曾在过年时连续大睡三日不起，本生产队比门而居的农民朋友谢银中、鄢素琴夫妇，还怀疑我是不是想绝食自杀，强行将我拉起来到他们家去吃饭。→当时被绝望困锁是事实，但自杀的心思，确实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当时不过就是“懒得起来”而已。虽然年轻时我也算得上是“相貌堂堂”，但本生产队的“癞子”姑娘也瞧不上我，不屑于与我交往，就更不用说其他的美女了。我被动地成了一个“知识丰富”的青年，不是因为我自身主观上是一个多么地奋发有为，勤于读书的志士，而是由于心如死灰，我除了在书中寻求那些鲜活的先贤们来慰藉我那孤苦的灵魂之外，实在是找不到其他可以解愁的事情可干而已。
总之，一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见证了太多的艰辛，深味过“绝望”的悲凉，悲悯之心由此在心底生根发芽，对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感同身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情油然而生焉。→身陷冰原雪海，最渴望的是温暖的阳光；亲历人间的丑恶，最珍惜的是“天使”的善良。→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绝望与无助，人是不可能浴火重生的；没有在逆境中经受过生活的千般锤炼，人是不可能豁然顿悟的；没有经过主动积极地万虑千思，人是不可能明辨是非善恶的。
二是因为家学渊源，老祖宗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达则兼善天下”等等与人为善的儒家传承深入骨髓，这不仅仅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还是我自身的生存意志不死不灭的“维他命”。
三是阴错阳差，生活迫使我“被动地”成为了一个酷爱读书且有不存疑之习惯，凡事都想弄个明白，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四是我自幼就有“老僧入定”之功。我的神经系统对外界的“干扰”，具有强大的“屏蔽”功能，做事特别专注，以至于1962年我与母亲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我母亲曾怀疑我是不是聋子。她曾经把我带到华西医院做过两次详细的检查→因为平时我母亲即使在我身边喊我，我也常常是“充耳不闻”，点油灯看书，帽檐烧掉了也会浑然不知。
五是“曾子受杖”之类的传承，使我清晰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孝仁义。忠于祖国当然是要坚守的，孝敬师长是要提倡的，因为这是生养你的，之所以有你之所在。而真正的忠孝，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完美，使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加美好，使自己祖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仁：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义{正义}的底座是相对公平，所谓“公平正义”，是属于同意连用，从本质上来说，公平即正义，正义即公平→这是由“人皆趋利”的基本人性{天道}决定的。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了仁义{相对公平}这个“定海神针”，也就背离了基本人性{天道}→剩下的将唯有兽魔嚣嚣，苟延残踹而已。→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地愚忠愚孝，就是不仁不义的“伪忠假孝”，都是反人类、反社会的逆流，只会使自身、家族、祖国陷于绝境。→人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人的基本人性当然也是客观真实存在的，由人之正向的“本我如此、必将如此”的基本人性所决定的正义{相对公平}，当然也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关于正义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二者之间纠缠不休的争论可以休矣→不坚持公平正义，就违背了人的基本人性，其结果就是“人将不人”，关于以非相对公平为核心的丛林法则与以相对公平为核心的文明法则的优劣，谁才是人类的未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休矣。
如此等等诸多原因综合叠加，使命感逐渐形成，于是“浩然正气”油然而生焉。
本文的初衷与终极目的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西方走在了前面，我们当然要谦虚学习、竭力追赶，但社会架构和文化必定是“以我为主”的东西融合，才会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遵循实事求是、依据基本人性{天道}，探寻人间正道（最佳客观处置范式）；秉持与人为善，疏解人类恩怨，完成人类自我救赎，秉持相对公平，实现人类的和解，走向共和，是我的初衷；兼顾所有中国公民的利益、重可行性和有效性、预后良好，是我思维的标准；贫富共赢，走向共和→皆大欢喜是我的终极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曾耀华
2019年2月4日凌晨
中国 成都

序——走向共和：中国与全球人文生态的思辨与探索 II
天外来鸿 001
锦囊{01}：安全预案是实现理想的必要保障 015
锦囊{02}：治懒就是治本 020
锦囊{03}A足够的耕地是立国之本 030
锦囊{03}B在当下，强军为立国之本 038
锦囊{04}量入为出就是富→贪欲是需要限制的 047
锦囊{05}中国改开 059
锦囊{06}关于四个坚持与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思辨 106
锦囊{07}“治大国如烹小鲜” 132
锦囊{08}人文生态学基本常识的解析与普及 137
锦囊{09}相对公平，是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定海神针 193
锦囊{10}关于中国社会架构的思辨 253
锦囊{11}重塑治国理念、重塑人生信仰是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前提{附带：欧美的宗教问题} 273
锦囊{12}愚昧是人类的天敌、基本常识的普及任重而道远 290
锦囊{13}关于“言行不一、有法不依、公然违宪”这个当今中国人文生态中的最大弊端的反思；改良完成以前，保持中央的绝对权威，是改良成功的必要保障 295
锦囊{14}——港澳中国公民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改良方式与步骤 311
锦囊{15}关于“台海和平统一”的反思 317
锦囊{16}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反思 338
锦囊{17}关于“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太阳神鸟、让首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入土为安的建议 341
锦囊{18}关于“共和”的反思 344
锦囊{19}关于“如何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思辨 364
锦囊{20}关于“男女两性相处之道”的反思 381
后记——智慧共和社会 409

天外来鸿
己亥年“立春”（公元2019年2月4日）凌晨，老祖宗郕国宗圣公曾参天外来鸿：
儒、法、道三者有机并用，才能顺利走向共和
吾之七十四世裔孙曾耀华听训：
吾已生而两千五百余岁矣，因传播光大儒家之仁而名垂千古，遂成不死之身。
从特定之意义来说，如果华夏没有吾对于儒家学说的整理和传播，中国先秦诸子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不足以与代表西方文明的希腊诸子分庭抗礼的。
吾所传之“儒家学说”，其核心为“仁”，吾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归结起来，不外乎仁爱善良，中庸克己。即与人为善，实事求是（中庸）。人是要有行为规范的，不然社会就不可能和谐。此乃合于人类社会前行之“大道”（客观存在范式）的不刊之论。看似简单、平凡之至，如家常便饭，然而却是任何良好社会一日不可或缺的基石与准则。“人性本善恶→大道向善”，如江河之入海，似朝阳之喷薄，不可逆转。汝切不可像某些人一样，抓住一鳞片爪，就说这、这、这，就是儒家思想，不具提纲挈领之能力，是为小聪明，非大智慧也。至于那些把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扣在儒家文化头上，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栽赃→中国科技之所以落后，正是由于儒家的后继者没有把儒家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中庸的内核}的精神落到实处造成的，汝不可不据理驳而批之也！
儒家思想传承至今，当然有些内容已不合于客观现实的需要，但儒家思想的精髓与当今“大道向善”的世界潮流确实是最为契合的理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儒家思想，任何不实事求是的一概否定与不分良莠的囫囵吞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汝其谨记之！
任何理想之良善社会，都应当是中国先秦诸子中“儒”“法”“道”三者并用的，缺一不可。
儒家的核心是“仁”，仁即爱，就是与人为善，这是成就天下共和{天下大同→下同}的前提；法家的核心是“法”，是达成天下共和的必要法令→“无规矩不成方圆”，此处的“规矩”，是用来比喻的“法规”的→法规是加速人类“弃恶向善”必要的“他律”。当然，立法必须是以儒家的“与人为善”为前提才是良法。→而与人为善，就是不得伤害他人利益，就是不得违背相对公平的原则。始皇大帝至近代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有诸多弊病，就是由于儒家的“与人为善”{善即仁，内核为相对公平，即不伤害他人与自身利益}这个前提，在行政、立法、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实际、有效的保证，所谓“外儒内法”，事实上就是专制者口头上大谈仁爱，要行“仁政”，实际上却多半是“秘而不宣”地大行“苛政”；道家的核心是“无为”，即“听天由命”→就是道法自然，就是顺应自然客观存在范式，也就是不偏不倚的“中庸”，即“实事求是”，就是不“逆天而行”，以达到“有所不为，而无所不为”的境界。“天道”{客观存在范式}体现在人类这个特定的“自然存在”的身上，就是“人性”，不管任何时候，脱离人性去研究社会、违背人性去管理国家，都绝无可能达到“共和”的目的，→因为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人这个特定的客观存在的本性{自然属性，本我如此、必然如此}基本都是一样的，这才是对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正确理解。→例如大行其道的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一种甩锅诡辩技巧：人的欲望从来不会主动降低，如果人的欲望降低了，那一定是被迫的，换言之，就一定是人所处的社会生态偏离了客观最佳范式的结果。
□注意：道家与道教是两回事，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不逆天而行，道教则是扯着老庄的名号，靠神秘化造神以图骗钱的伪宗教，是道家思想的劣化版。中国道教总体来说，主要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负资产。
人性是个中性词。人就是一种客观自在之物，人这个特定的自在之物的特定特点，我们称之为人性。离开任何自在之物的特定特点去研究某种自在之物，都是不成立的→离开人的本我、固有的特性去研究人类社会、管理人类社会，显然也是不成立的。人性中天然就存在着不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部分，也就是不利于人类“共和”的那一部分，通俗地说，就是会伤害他人与自己的那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恶”，这可以称为“负向人性”；人性中天然就存在着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部分，也就是有利于人类“共和”的那一部分，通俗地说，就是有利于自己与他人的那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善”，这可以称为“正向人性”。人，是恶性与善性兼具的综合体，没有前提地说“人性善”或“人性恶”，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说“人本善恶，大道向善”，才是比较准确的。人类“共和社会”的规则宗旨其实早已明晰，那就是抑恶扬善→竭力保护正向人性、竭力抑制负向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动态纠偏，人类就必将“走向共和”！
吾以为，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特别是“儒、法、道”三派之精粹，是人类思想领域内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贡献，是人类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儒家的“中庸”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凡办事都要合于“道”{最佳客观范式}。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就是凡办事，都要尽可能地不偏离“实事求是”中的“是”{最佳客观范式}。仁爱与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双核”，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仁爱”为“情系苍生、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传承的绝对主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庸”的“求真、求恰、求佳”，使“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成为了中华文化永不断绝的基石。
当然，“仁爱”不能囊括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之状态】”，也不能囊括儒家的“中庸”思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要把有益于人类良性发展的好东西{精华}“拣出来”，予以继承发扬，而抛弃那些不利于人类良性发展的坏东西{糟粕}。→当代的“共和”思想，就是对儒家精华之一“大同理想”的正向继承发扬。→参见“天人合一新解”部分的论述。
“实事求是”辨析
在此涉及到了“实事求是”，鉴于“实事求是”是我们对待纷繁事物的基本准则之一，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和”，都具有举足重轻意义。然而不少的中国人，虽然时常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但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很多人并不完整、准确，也不打算真的践行。我们将在此，尽可能地对中国智慧“实事求是”作出客观、简明的分析。
“实事求是”明确的文字记载，始见于中国古先贤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是班固用来称赞河间献王刘德在秦末战乱的废墟中一丝不苟、脚踏实地收集整理幸存的稀少、珍贵的古代典籍的功绩的，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由此可知，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观念，迄今为止，至少已有两千年了。
“实事求是”中的“实、求”，属于中国古诗文中的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互文”。“互文”的定义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就是A=A+B，B=B+A。
此处“实”的意义：就是落实、实证、求证、探索的意思；“求”的意义：也是是求证、探索、落实、实证的意思。“事”的意义为“客观事物原本的样子”；“是”的意义，也为“客观事物原本的样子”。→“实事求是”在用于探寻处置事物的方式时，理解为“最佳客观处置范式”才是适当的。对于社会学{人类人文生态学}来说，“最佳”就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与人为善{相对公平}，即不得伤害他人利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只要伤害了他人利益，即不与人为善{违背相对公平}，轻者令人讨厌，重者使人仇视，巨者使人痛恨，必使社会撕裂，就不可能是最佳客观处置范式。从根本上来说，不与人为善，从来就是“害人害己”的，其不正当是显而易见的。古先贤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求索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实事求是”→求真、求恰、求佳吗？
简言之，“实事求是”，是人类必需具备的正向思维模式——“求真趋良”，→寻觅真的、好的、善的、正确{科学}的、恰当的、最佳的，就是“实事求是”的内涵，人类只有“实事求是”，人类自身才可能获取“最佳客观范式”，从而使人类自身获得良好的发展。→当然，“真、好、善、正确、恰当、最佳”等等，对人类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宇宙间从未产生过人类，那么，包括宇宙自身在内的所有的自在之物，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真假、善恶、是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