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社會學的聯繫（簡體書）

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都認為社會學和哲學是不相關聯的研究領域。有些人想知道如何描繪它們之間的精確邊界。馬裡奧·邦格認為，這兩個領域相互糾纏在一起，不可能劃清界限，實際上也不值得劃清界限。事實上，社會學研究已經有了可以證明的哲學預設。反過來，社會學的一些發現必然會糾正或豐富處理世界的哲學理論，我們對世界的知識，或對世界的行動方式。

馬裡奧·邦格（1919—2020），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哲學系教授、終生榮譽系主任，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邦格是國際科學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領軍人物，在西方哲學界素以觀點標新立異、獨樹一幟、著述甚豐而享有盛譽，以邦格等為代表的科學唯物主義是西方最有影響的科學哲學學派之一。多年來，邦格一直致力於建立一種“精確的、與現代科學相一致的”唯物主義哲學理論

本書作者馬裡奧·邦格具備物理學、哲學、數學知識背景，受過專業訓練，長期擔任麥吉爾大學哲學教授，所獲獎項和榮譽能證明他在哲學領域的出色成就。邦格在本書中指出，哲學與社會學並非兩個互不相關的學科，實際上它們密不可分，特意在兩個學科之間設限是不可取的。具體而言，邦格概述了社會學的科學現實主義方法後，對一些社會學方法（如理性選擇理論、波普爾的社會哲學、現象學社會學等）進行批判，並由此證明，許多社會學研究具有哲學前提，而社會學的一些研究發現也能反過來豐富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調整我們的行動方式，進而豐富哲學理論。

社會學與哲學的聯繫很古老。塗爾幹認為自己的社會學為由康德和孔德提出的主要疑難提出了科學解。韋伯把自己的一些分析建立在康德和尼采的想法之上。齊美爾在許多方面是新康德主義者，但他認真思考了馬克思，雖然他拒絕了馬克思主義。“一戰”後直到六十年代，該聯繫似乎消失了。那個時代的社會學大家並不提及哲學大家。帕森斯引用並建立在塗爾幹、韋伯、帕累托和馬歇爾之上，但他從不提及康德、黑格爾或馬克思。然後，在六十年代及之後，哲學大家重新出現在社會科學中。米歇爾·福柯自我表現為忠實的尼采派，並啟發了許多社會學家。令人吃驚的是，海德格爾的名字頻繁出現在當代社會學寫作中。現象學，這個在“一戰”前後的德國發起的哲學運動的名字，成為了在六十年代的加州發展的運動的標籤。
哲學與社會學的聯繫的歷史還有待撰寫，它將是觀念史中的有趣話題。
撰寫這種歷史，並非邦格本書的標的。他的作品從這個印象開始：社會科學的狀態遠不能令人滿意。並且他的主要論點是，診斷病人的狀態並治癒疾病，科學哲學能幫上忙。通過這麼做，他延續了由卡爾·亨普爾、卡爾·波普爾或歐內斯特·內格爾等科學哲學家建立並出色地例證的特殊類型的哲學與社會學的聯繫。
邦格的論點之一是，社會學家低估了社會學發現社會規律的能力，並過於懷疑這種規律的存在。
社會學家並不總是懷疑規律。波普爾的《歷史主義的貧困》[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的一個主要論點是，諸如斯賓塞或馬克思等偉大的古典社會學家，更不用講起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或受新達爾文主義啟發的社會學家，都太容易相信歷史趨勢的存在。塗爾幹提出了關於勞動分工的增加或者自殺率與一些獨立變量之間的關係的一些規律。
然而必須回顧的是，塗爾幹的學生哈布瓦赫在其《自殺的原因》一書中表明，塗爾幹所證明的關於自殺的一些規律已在幾年內變為假。甚至連可能是最牢固的——至少是被最頻繁援引的——經濟規律，即關聯著失業與通脹的所謂“菲利普斯曲線”，也被證明依賴於環境變量，換句話說，為假還是為真依賴於環境。“技術進步伴隨著失業”是邦格提及的規律的一個例子。它是由生產力提高會摧毀工作崗位這個“機制”導致的。但該“機制”只局域地運行。機器在這裡和那裡摧毀了工作崗位。但由於機器不得不被設計且不得不被維護和現代化，它也創造工作崗位。因此，平衡的跡象是個經驗問題：技術進步能伴隨著失業，但也能伴隨著充分就業，就像“二戰”後的三十年那樣。“社會民主主義在所有地方都在失勢”因為福利國家已滿足了許多社會主義需求，這將是另一個規律。盡管西班牙是例外，但目前歐共體的所有政府都是社會民主黨人，這是第一次。甚至連希拉克總統這個戴高樂主義者，也被施羅德總理半諷刺地恭維為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
存在社會規律，但它們中的多數是模糊且一般的，並依賴於所有種類的環境變量。出於這些理由，決定社會生活中的規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被認為是社會科學的主要標的。幾年前，我系統性地閱讀了關於發展的文獻。它提出了許多規律，並啟發了發展政策。它們中的多數被證明是脆弱的。[ R. Boudon, “Why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Fail: Som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3, Vol. 47 (2), pp. 143–160;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 Critical Appraisal, London: Polity Press, 1986.]不過，邦格正確地回顧了存在社會規律。否則，社會將是完全不可預測的，而事實上，社會顯然是可部分和有條件預測的。社會學家在這方面可能變得過於悲觀了。
尤其有用的是邦格的這個警告：就像在其它科學學科中那樣，在社會學中你應該學會區分有效的理論與無效的理論。這個警告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理論的有效性維度被忽略了，社會學就只能變成糟糕的文學。邦格甚至走得更遠，他在許多地方看到了學術性社會科學的許多招搖撞騙。許多人和他實際想知道，“現象學”和許多其它社會學運動究竟教了我們什麼，甚至它們是否教了我們或者解釋了任何東西。
雖然苛刻，但邦格是對的。因此，幾年前被大量引用和參考的社會學理論之一的“標籤理論”教導我們，一個人從拘留所裡出來時得到的評價不如他獲得諾貝爾獎時高。這種“理論”不是通常科學意義上的理論。比如說，笛卡爾的折射理論解釋了當棍子浸入水中時為什麼看起來是斷的——對這個現象的解釋遠非顯然的——而“標籤理論”則僅僅給一個任何社會中的任何兒童通常都熟悉的社會現象起了個名字。這種“理論”在社會上是有用的，因為它引起了公眾對使有犯罪前科者更難回歸社會的現象的關注。但它沒有解釋我們之前不知道的任何東西。許多其它由學術性社會科學生產的“理論”不僅未能解釋任何東西；而且正如邦格指出的那樣，它們連有用都算不上。
為了澄清是什麼使社會學理論有效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是思考被普遍視為啟發性的且多年未被認真修訂的理論。這些理論有很多。
因此，我全然從古典社會學中抽出例子：托克維爾提問為什麼法國農業在十八世紀末仍停滯，而此時英國農業迅速現代化，或者為什麼在相同時期“理性”這個觀念在法國比在英國更流行，或者為什麼盡管現代化了，美國人仍信教而法國人或英國人變得不信教；韋伯提問為什麼密特拉教本質上是通過公務員的渠道滲透到羅馬帝國，就像共濟會滲透到普魯士那樣；塗爾幹提問為什麼所有宗教都以這個或那個名字引入了“靈魂”概念，為什麼在所有社會中都能觀察到魔法信念——對無依據的因果關係的信念，或者為什麼自殺率在政治危機時期下降。
這些非常古典的例子屬於社會學的真正成就。它們提出了一些結論。
第一，能很容易地決定，所有上述問題都是真正的問題：答案並不比折射的原因這個問題更顯然。
第二，上述問題中的一個處理“規律”，即塗爾幹的自殺率在政治危機時期下降這個規律，而其它問題處理單一性，例如美國宗教例外論——這個現象已被亞當·斯密，然後被托克維爾、韋伯和現代社會學家[ M. Chaves and D. Cann, “Regulation,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 Explaining Religion's Vit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2, Vol. 4 (3), pp. 272–290.]觀察到和分析過——或者處理差異，比如英法在與農業的現代化或理性這個概念的流行有關的差異，還有一些處理普遍現象而非規律，比如所有宗教都包括“靈魂”概念這個觀察。所以，陳述和解釋“規律”僅僅是社會學的眾多標的中的一個。
第三，托克維爾、韋伯和塗爾幹對上述問題分別給出的答案被普遍視為有效的，因為在所有案例中他們提出的解釋都由或多或少複雜的陳述集組成，而所有陳述都是可接受的，因為它們要麼是瑣碎的心理學陳述，要麼是有效的經驗陳述。
我無法在這方面細致審視上述所有例子。所以我將簡要思考最簡單的一個。托克維爾解釋了法國農業在十八世紀的停滯是由於這個事實：法國地主比英國地主異地得多。為什麼？因為在法國當高級公務員比在英國更容易也更有吸引力：作為法國中央集權的結果，高級公務員在法國要多得多；此外，在法國當公務員會帶來更多的聲望、權力和影響，因為這相當於成為強大的中央國家的一部分。所以，法國的富有地主更喜歡購買王室職位，而非像英國那樣開發自己的土地。由於這個理由，在法國沒有與之等價的“以農耕為樂但不以此謀生之人”（gentleman-farmer）概念。
據我所知，托克維爾的分析從未因進一步的研究而失去資格。相反，它被延續和改進，最顯眼的是被魯特延續和改進，而魯特在一本啟發性的書[ H. L. Root, The Fountain of Privileg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s in Old Regime France and Engla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中承認了他欠托克維爾的恩情。
最後能指出的是，在托克維爾的分析中，他使用了後來被韋伯和熊彼特稱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東西：要解釋的宏觀現象（法國農業的停滯）的終極原因是個體決策。這些決策是“可領悟的”：它們的原因在於行動者更喜歡購買王室職位而非開發自己的土地的理由。顯然，這些決策是在具象的社會情境下被考慮的，且平均來說，法國地主的決策不同於英國地主的決策，因為這裡和那裡的情境不同，最顯眼的是中央集權方面。
該評說對我上文提及的所有例子也為真：所有都或隱或顯地使用了方法論個體主義進路。
為了澄清“方法論個體主義”並不衍推任何原子主義本體論，一些作者提議把它限定為“結構的”（維普勒）、“制度的”（布爾裡庫德）或“情境的”（布東）。
在我看來，邦格的“系統主義”是我的“情境方法論個體主義”或韋伯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另一個名字。

譯者說明
致謝
推薦序
前言

第一章哲學與社會的相干性
疑難
取徑
一般概念
一般預設
一般假說
理論
理論與數據的橋梁：指標
理論間的橋梁
價值與道德
結論

第二章機制
機制的重要性
機制：一般而言
猜想與形式化
機制性假說和機制性理論

第三章解釋
機制性解釋的條件
機制性解釋納入了納入
生物社會機制與解釋
社會機制與社會學解釋
機制研究的一些方法論規則

第四章社會科學中的質性、數量、偽量化與測量
質性與數量
真正的社會量化的一個樣本
每個特徵都能被量化嗎？
社會科學中的偽量化
混同量化與測量
結論

第五章理性選擇理論的誘惑與失望
個體主義
主觀概率
主觀效用
經驗支持
適用性
結論

第六章波普爾的社會哲學
理性
個體主義
自由至上主義
反規律主義
消極功利主義
零星的社會工程
社會秩序：破碎的支柱
結論
尾聲

第七章啟蒙運動及其敵人
啟蒙運動的特質
第一個反啟蒙運動
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漫主義浪潮
批判理論與現象學社會學
常人方法學與詮釋人類學
結論

第八章科學社會學：從馬克思到默頓及其後
馬克思主義根源
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學的繁榮
科學的開始：默頓學派
“強綱領”
外部主義
微觀-宏觀問題或能動性-結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