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士族：琅邪王氏文化傳家（簡體書）

孫麗，女，1970年生，山東臨沂人。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獲史學碩士學位。現為臨沂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從事瑯邪士族相關研究二十多年，主要有《瑯琊王氏家族的歷史與文化》《漢唐時期的瑯邪王氏家學研究》《兩晉之際的瑯邪士族研究》等著作。

* 瑯邪王氏子弟長時間掌控朝政、引領文化風潮，其家族發展史是魏晉南北朝政治史和社會史的縮影。

* 深入探索文化與學術在瑯邪王氏家族發展與傳承中的重要作用，解碼這個家族發展的密碼。

* 本書是作者從事瑯邪王氏家族研究二十多年的成果，可謂數十年磨一劍，值得期待。

總序

前言

• 簪纓世家

第一節 先秦：王室後裔

第二節 秦朝：軍功望族

第三節 漢代：經學世家

第四節 魏晉南北朝：豪門望族

第五節 隋唐：流風余韻

第二章 經史傳家

第一節 經學傳承

第二節 史書修撰

第三章 玄學清談

第一節 玄學興起

第二節 由儒入玄

第三節 元康玄學

第四節 永嘉玄風

第五節 江左風流

第四章 文才相繼

第一節 人人有集

第二節 瑯邪王氏文學的影響

第五章 書畫傳統

第一節 瑯邪王氏書法傳統

第二節 “二王”書風

第三節 王氏書法理論

第四節 瑯邪王氏繪畫成就

第六章 家風家訓

第一節 注重禮法

第二節 與時推遷

第三節 謙抑止足

第七章 瑯邪王氏家族文化的影響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的縮影

第二節 推動南北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後記

王儉與禮法政治

王儉入仕後，因精通朝章禮儀制度而被統治者重用，被尊為“一代儒宗”。他的經學研究，最重《孝經》和《喪服》。 《孝經》宣揚愛敬忠孝之道，是儒家經典的代表之作，影響深遠。王儉以為，《孝經》“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他編訂《孝經義疏》，在其編撰的目錄著作《七志》中，改變了儒家經典以《易經》為首的慣例，將《孝經》排列於“經典志”的最前面，冠群書之首。同時，他力排眾議，在國子學中立鄭玄《孝經》博士2 ，突出了《孝經》在經學中的地位。王儉重視《孝經》，不僅是為了發展經學，更重要的是用其理論解決

當時嚴峻的社會問題。首先是皇權與門閥士族之間的矛盾衝突問題。

劉宋王朝重建皇權政治，與門閥士族進行了一系列的斗爭，從任用宗室、寒人分散門閥士族手中的權力，到對威脅皇權的士族大開殺戒，謝晦、謝靈運、王彧、王蘊等人皆因此丟了性命。但門閥士族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卻是皇權短時間內無法解決的。對此，不僅宋、齊的皇帝不滿，習慣於門閥政治的高門士族也不滿。他們瞧不起出身寒微的皇帝，對寒人掌機要憤憤不平，與皇權的衝突屢有發生，加劇了政局的動蕩。

屢次爭鬥之後，統治者意識到，要讓士族臣服於皇權，僅依靠政治和軍事打壓是不夠的，而必須尋求皇權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理論根據，在文化上將士族徹底征服。當時士族中流行的玄學推崇君主無為，顯然不符合統治者的要求，唯有主張君主集權、宣揚“君為臣綱”的儒學才是最佳選擇。劉宋統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無力承擔引領文化潮流的重擔，因此，盡管他們盡力復興國學，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卻始終未能真正振興儒學，也不能解決士族與皇權的矛盾問題。

士族在屢遭皇權打擊之後，意識到自己在政治、軍事上不是皇權的對手，不宜公開對抗，便轉而從文化素養上打擊文化水平低的統治者。從鄭鮮之有意逼得劉裕出丑 ，到王僧達嘲諷路瓊之（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之孫），上表辭官，言語不遜，都是以文化為傲人之資。但是，鄭鮮之不被劉裕重用，王僧達則被孝武帝下獄賜死，給士族留下了濃重的心理陰影。在

皇權政治下，士族也急需尋求既與皇權妥協，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權益， 又能適度逍遙的思想理論根據，他們熟悉的玄學顯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南齊初，重新闡釋皇權政治下士族與皇權的關係，指導當時的社會生活成為時代所需，這一理論建設任務最終由王儉完成。

永明五年（487），王儉與太子蕭長懋討論《禮記·曲禮》中的“無不敬”的議題。王儉明確指出君臣關係需要遵從的準則：“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一方面，王儉承認君主的威權，肯定臣子必須的敬上行為，要求臣子以君主為綱，“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另一方面，王儉提示君主對臣亦要敬，在士族尊崇皇權的情況下，保障他們的政治、

經濟特權。王儉巧妙回答了如何解決士族與皇權矛盾激化的問題。此後的梁、陳兩朝，無論是士族還是皇權，基本遵循了王儉的方針。皇權允許士族保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特權，而士族則必須無條件地臣服於皇權，雙方再沒有發生太大的衝突。

《孝經》“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的思想，可以看作王儉君臣理論的綱領。他在當時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南齊前十年，王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為務” ，輔佐蕭道成、蕭賾兩代帝王治國理政。他注意勸諫君主，補救君主的過失，推行善政。劉宋後期諸帝，皆荒淫殘暴，奢侈無度。蕭齊建立，必須改變這種局面，才能穩定社會，發展生產。王儉身為宰相，“車服塵素，家無遺財”1 ，並經常勸君主節儉。蕭道成即位初，一度倡導節儉，“身不御精細之物”，宣稱“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身為封建帝王，蕭道成很難善始善終，即位不久，“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王儉與褚淵、王僧虔聯名勸諫：“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 簡約之訓彌遠……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

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 蕭道成采納了此建議。永明年間，繼續沿襲節儉之策，齊武帝“為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不喜遊宴、雕綺之事”， 臨死前還下詔禁止奢靡，“遠近薦獻，務存節儉”。 可以說，齊初形成的節儉之風，與王儉有一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