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場(第1卷)共和國：象徵‧紀念儀式‧反差記憶（簡體書）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從20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動員120位作者,窮十年之功,編纂出版了由135篇論文組成的三部七卷、超過5600頁的皇皇巨著——《記憶之場》。與以往強調考索遺跡的歷史研究不同,與法國“年鑒學派”倡導的“心性史”亦徑庭有別，這部巨著旨在從文化-社會史語境中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諾拉聲言：記憶研究不是要復原或建構歷史,也不是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是探究關於過去的現在記憶；記憶在消失；與過去發生勾連的感情只殘存於一些“場所”中。《記憶之場》榮獲法蘭西學術院戈貝爾大獎，被選譯為英、德、西、俄、日、韓等多種文字出版，成為討論歷史與記憶問題的重要作品。本次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涵蓋了《記憶之場》原書第一卷《共和國》的所有內容。第一卷卷收錄了《記憶之場》導言和《共和國》中《三色旗》《共和歷》《〈馬賽曲〉》《先賢祠》《市政廳》《陣亡者紀念碑》《旺代，地區-記憶》《巴黎公社社員墻》等9篇文章。

關於主編

主編：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年生，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學術編輯，著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現在、國民、記憶》《追尋法蘭西》等，主編《記憶之場》。1993年，《記憶之場》榮獲法蘭西學術院戈貝爾大獎，同年“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一語被收入《羅貝爾法語大詞典》。2001年，諾拉當選為僅有四十名定員的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中文主編：孫江，1963年生，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名譽院長。著有《人種》(2023)、《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2021)、Revisiting China's Modernity (2020)、《重審中國的“近代”》(2018)等十余部著作；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學衡爾雅文庫”等集刊和叢書。

☆ 拿破侖發動的兵變為什麼叫作“霧月革命”，《馬賽曲》的作者是誰，三色旗如何成為法國國旗……快來這本書裡尋找答案吧！

☆ 人們都以為共和國的“小紅書”《雙童環法記》背後的作者是一個儒雅的學者，但它居然出自一個離婚婦女之手。當真相的面紗被揭開，這背後又隱藏了怎樣的故事？

☆ 記憶在沉睡，那些沉澱著、凝固著、表現著的，已從我們集體記憶中枯竭的資源的場所有待我們走入。

☆ 深入歷史的符號與記憶之中，探索過去如何影響今天的文化與社會面貌。

☆ 這本書為你呈現法國歷史背後的深刻文化脈絡，是理解記憶與歷史關係的重要作品。

中文版序

諾拉

宋逸煒 譯

《記憶之場》已經被譯為世界上主要語言，但都是對部分篇目的翻譯。

因此，我對《記憶之場》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深感榮幸。無論從哪方面看，翻譯所有文章都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我首先要向三位負責人表示感謝，他們是：南京大學教授、主編孫江先生，兩位主編助理於京東先生、宋逸煒先生。

通過他們，我要感謝《記憶之場》中譯本編輯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此外，我還要感謝參與這一項目的所有譯者、校對者和編輯。

《記憶之場》法文版是在1984至1993年間陸續出版的，這套七卷本的巨著在法國和國際上取得的成功令我十分吃驚。在《世界報》的一篇書評中，著名中世紀史專家雅克·勒高夫寫道：“這不是一部法國歷史，而是一部今日法國需要的歷史。”《記憶之場》對法國來說或許如此，對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其他國家又有怎樣的意義呢？“記憶之場”這個概念最早是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研討會上以嘗試性方式提出來的，它如何掙脫既有的制約而進行環球旅行呢？

事實上，我個人以為這個概念是難以言狀的。“記憶之場”的翻譯難道不也如此嗎？在我看來，有兩個特殊性決定了“記憶之場”概念只能在法蘭西民族語境下才有意義。

首先，國家在集體記憶形塑中的作用。與歐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國在中世紀末最早確立了國家的決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續和隨後的共和國建設中，法國用最有效的絕對主義方式鍛造了民族記憶。與所有的歐洲鄰國不同，法國不是通過經濟、文化或者社會來塑造自我意識的，國家在民族意識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傳統中國與法國類似，國家的優勢地位同樣突出，但更像是帝國框架內的官僚機構，而非“民族國家”。

對於國家的角色，我們還需要談到不同歷史敘事的持久影響。在法國，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是民族意識的教師和導演。在《記憶之場》第二部《民族》中，我強調了歷史編纂學的意義，即重視歷史學的歷史，關注歷史學家在塑造民族認同過程中的幾個偉大的綜合時刻：13至15世紀的《法蘭西大事記》、16世紀艾蒂安·帕基耶的《尋找法蘭西》、1827年奧古斯丁·梯耶裡開創“民族大循環”的《法國史信箋》、1869年朱爾·米什萊的《法國史》，以及1903至1922年體現批判與科學成就的埃內斯特·拉維斯的《法國史》。

國家和歷史這兩個因素對“記憶之場”概念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由此，“共和國”“民族”和“復數的法蘭西”的區分只有在法國語境中才能獲致意義。關於這種區分的方式，中國讀者一定會感到很不可思議，因為他們習慣於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過去。

對於法國人來說，這種區分只有在與拉維斯27卷本《法國史》相關和對立的情況下才能被理解。拉維斯的著作出版於第三共和國的鼎盛時期，旨在調和舊制度之法國與大革命之法國的不同而導致的斷裂，最終使共和國成為將“民族”與“法蘭西”合二為一的歷史的最高點。

而《記憶之場》的區分方式試圖打破這種統一性，揭示共和國、民族和法蘭西是不同的主題，每個主題代表獨立的單元，且具有不同的內涵，有必要分別予以考察。

因此，《記憶之場》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書寫歷史和理解過去的方式。這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在此之前，法國歷史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法國”是由一系列“事實”組成的，無論這些事實是來自地理、歷史、政治、社會、宗教、意識形態還是文學領域，都需要歷史學家的探尋和甄別。當然，這些事實的確存在。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分解為同樣多的符號單位，同樣多的“記憶之場”，那麼整個法國就成了一個符號性事實，而且是一個純粹的符號性事實。這樣，《記憶之場》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理解開辟了新的道路：《記憶之場》要進行的就是這樣的嘗試。

我常常被問及：《記憶之場》與“年鑒學派”運動有怎樣的關係？20世紀30年代，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開啟了這場運動，費爾南·布羅代爾是“年鑒學派”的繼承者。答案其實很簡單。如果我們把“年鑒學派”界定為對持續的創新和“新”歷史的不懈追求，那麼《記憶之場》就是其中一部分，代表了另一個方向。

然而，如果我們把“年鑒學派”界定為經濟社會史占主導地位的研究——這是其曾經的主張，那麼《記憶之場》絕對是一個突破，旨在成為象徵的政治和文化史的宣言及例證。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記憶之場》能夠激勵中國歷史學家將這種研究方法運用到他們自己與過去關係的研究中。這終將證明為這項翻譯事業作出貢獻的那些人的努力之價值，我再一次向他們表示特別感謝。

皮埃爾·諾拉

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2022年4月28日，巴黎

中譯本序

孫江

“歷史在加速”。

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導言劈頭如是說。基於這種緊迫感，諾拉動員一百多位作者，窮十余年之功，編纂出版了由135篇論文構成的3部7卷、超過5600頁的皇皇巨制。與研究過往之事的歷史學不同，也與“心態史”徑庭有別，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會語境中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

1931年11月17日，諾拉出生於巴黎一個外科醫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下，猶太裔的諾拉家族經歷了抵抗運動的驚險。戰後，諾拉進入路易勒格朗中學，最後在索邦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58年，諾拉赴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拉莫裡奇埃高中任教，1960年返回法國，翌年出版《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批判作為“殖民者”的法國人。

1965—1977年，諾拉先後在巴黎政治學院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職。1965年，諾拉加入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編輯“人文科學叢書”“證言叢書”“歷史學叢書”等。1980年，諾拉與哲學家戈謝創辦《論爭》，引領前沿話題。1974年，諾拉與勒高夫合作主編了三卷本的《製作歷史》。1978年，諾拉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開設討論課。其時，法國歷史學界開始反省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呼喚歷史主體的回歸，“記憶之場”正是在這一脈絡中醞釀而成的。2002年，諾拉在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重思法國：記憶之場》所寫的導言中回顧道，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史學是對“事件史的十字軍”，而“心態史”不過是科學的數量統計方法的延伸，“量”的統計未必反映“質”的變化。

《記憶之場》第一部一卷出版於1984年，名為《共和國》，分“象徵”“紀念儀式”“教育”“紀念活動”“反差記憶”等五個主題。1986年，第二部《民族》三卷出版。第一卷的“遺產”“歷史編纂學”“風景”偏於“非物質”；第二卷聚焦“物質”層面——“領土”“國家”“遺產”，既有國境、六邊形象徵，也有凡爾賽宮，還有歷史遺產及其保護運動等；第三卷《思想》涉及“榮耀”“語詞”，有軍事上的榮耀和市民榮譽、語言和文學、與政治相關的事物等。1992年，第三部《復數的法蘭西》三卷出版。第一卷《衝突與分割》，圍繞政治分歧、宗教少數群體、時空的分割（海岸線、巴黎與外省、中心與邊緣等）而展開；第二卷《傳統》，涵蓋鐘樓、宮廷、官僚、職業和法語史等，旁及地方文化、法蘭西特性等；第三卷《從檔案到標志》，關乎記錄、名勝和認同等。

“記憶之場”是諾拉創造的術語，由場（lieu）和記憶（mémoire）構成。諾拉認為：“記憶之場”既簡單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經驗中的物件，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記憶之場”有三個特徵：實在的、象徵的和功能的。檔案館是實在的，被賦予了特定的象徵意義；教科書、遺囑、老兵協會因成為儀式的物件而進入“記憶之場”；一分鐘的沉默堪稱象徵的極端例證；世代觀念是抽象的“記憶之場”，其實在性存在於人口學中，功能性體現為形塑和傳承記憶的職能，象徵性被視為某個事件或經驗，只有某些人才擁有。在這三個層面上，記憶和歷史交互影響，彼此決定。與歷史有所指不同，“記憶之場”在現實中只是指向自身的純粹符號。

在《記憶之場》第三部出版前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瓦解，民族國家遭遇新的挑戰；另一是法國史學出現了一系列名為“法國史”的敘事。對於後者，諾拉在《重思法國：記憶之場》導言中說：“記憶之場始於與這一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種不同的激進觀點。”諾拉所追求的“記憶之場”既然是另一種歷史——與過去保持連續的並由現實的集體所傳承的當下的歷史，那麼區分二者的關係便顯得十分必要。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後，諾拉發現“記憶之場”的曖昧性有礙這種區分。在第三部導言《如何書寫法蘭西史》中，諾拉再次談到“記憶之場”的內涵，認為“記憶之場”首先是一個狹隘的、限定的概念，體現為從紀念碑到博物館，從檔案到口號再到紀念儀式等，與現實有可觸可感的交叉關係。此外，“記憶之場”還有較為寬泛的含義，承載著象徵化的歷史現實。與諾拉的主觀意圖相反，伴隨前兩部出版後的成功，“記憶之場”被人們廣泛使用，內涵縮小為僅僅指稱物質性的紀念場所。諾拉無奈地說：“記憶之場試圖無所不包，結果變得一無所指。”《記憶之場》本欲反省以往的法國歷史敘述，無意中卻構築了基於當下情感的法蘭西整體史。在第三部最後一卷結尾《紀念的時代》一文中，諾拉稱之為“紀念變形”所致。

《記憶之場》在法國獲得巨大成功，諾拉一躍而為眾目所矚。1993年，《記憶之場》獲得法國最高國家學術獎，同年《羅貝爾法語大詞典》收入“記憶之場”詞條。2001年6月7日，諾拉當選為僅有40名定員的法蘭西學術院會員。在法國之外，《記憶之場》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被譯為多種文字，有德文、英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土耳其文、韓文、日文、中文（繁體和簡體）等。《記憶之場》的主題和研究方法，推動了各國關於自身記憶歷史的研究。

不同譯本在翻譯“Les lieux de mémoire”時，均碰到無從尋覓合適譯詞的難題。德譯本將《記憶之場》譯為《回憶場所》（Erinnerungsorte），西班牙文譯為《記憶與歷史》（Memoria e historia），俄譯本改名為《法國記憶》（Францияпамять）。“lieu”在英文中可譯為“背景”（background）、“地點”（site）、“場所”（place）等，但缺少抽象意涵，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英譯本《記憶的場域：重思法國的過去》（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將lieu譯作“realm”（場域），似有補缺拾遺之效。在東亞地區，韓文譯本和日文譯本均有漢字背景，韓文作“??”（jangso），日文作“場”（ba），均為“場所”之意。但是，中譯本“記憶之場”的“場”，除“場所”外，還有“場域”之意，應該說最能體現諾拉的本意。

2015年，《記憶之場》節譯本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先後於2017年和2020年再版。迄今為止，《記憶之場》所有文字的譯本都是節譯，中文簡體節譯本的成功令我燃起了翻譯全本的願望。這是一項巨大的翻譯工程，譯者有60多人，對語言的理解因人而異，要把參差不齊的譯文統一起來絕非易事，校對工作超乎尋常的艱難。王楠博士、於京東博士、宋逸煒博士出力甚大，宋逸煒博士幫我處理了大量煩瑣的事務。2020年宋逸煒博士在巴黎留學期間曾向諾拉報告了翻譯情況，諾拉在為中國讀者特意錄制的五分鐘短視頻中表示，期待中國學者寫出屬於自己的“記憶之場”。悠悠我生，此言擊中我心。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習“年鑒學派”的著述，數十年從未間斷，念念不忘借鑒他山之石。對我來說，法國近代史與中國有很多可比之處，翻譯法國的《記憶之場》可為研究中國的“記憶之場”做準備。猶記2009年回南京大學開啟“南京：現代中國記憶之場”研究的初衷，屈指已十余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