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死？

在《國家安全法》施行五年後，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公民社會瓦解、學術自由收縮、文化記憶被迅速抹除。六四悼念不再、新聞自由度急遽下跌、哲學系遭全面去本土化，批判性思考被壓縮在「不得觸及現實政治」的狹窄空間內。這些改變究竟意味著什麼？香港真的「已死」了嗎？
「流亡哲學人」張燦輝提出沉痛而深刻的判斷：香港的死亡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橫跨制度、文化與精神的「三重死亡」。對他而言，這種終結並非肉眼可見的毀滅。

「我所宣告的死亡，並非指涉這座城市物理實體的消亡……我所哀悼的，是那個我們曾安身立命、並以之為傲的『我城』的死亡；是那片曾容許我們自由思想、自由言說、並據此定義自我的精神家園的徹底崩塌。」──張燦輝，〈香港墓誌銘〉

張燦輝進一步解析：過去那個以自由與法治為核心的國際城邦「香港」（Hong Kong）已然消逝；如今的「湘港」（Xianggang）則全面被管治體系吸收；而留守者在白色恐怖下承受的「內在流亡」，更象徵著城市靈魂――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消亡。然而，他同時也認為，在廢墟之中仍有頑強萌芽的香港精神，正於流散社群、虛擬公共領域與文化記憶的保存中尋找新的形貌。
本書集結六篇文章，從制度分析、文化批判、存在困境到流亡思想人的責任，提出多項具體而尖銳的觀察：包括香港學術界的急速「去本土化」、由「Hong Kong」轉向「Xianggang」的符號重寫、離散與留守港人之間的裂縫、以及「香港文化清零」工程如何重塑身分與記憶。書中亦收錄鍾劍華、大埔山人、陳健民等學者的回應，讓自我辯證與同儕評論交織成一幅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思想圖景。
在激烈壓抑與全球離散的現實之中，本書既是墓誌銘，也是出師表；既是哀悼，也是清醒；既是對死亡的凝視，也是對可能性的追問──香港已死？還是正以我們尚未能辨識的方式重生？

★「流亡哲學人」張燦輝透過「三重死亡」的概念，剖析香港在制度、文化與精神層面的瓦解，並尋找城市重生的機會。
★集結鍾劍華、大埔山人、陳健民等學者的回應，探討港人如何重建香港精神與認同。

張燦輝Chan-Fai Cheung

英國香港人，香港遺民和流亡哲學人。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研究院畢業，德國佛萊堡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曾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國立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學人。
2020年7月離開香港後在台灣出版著作：《思。香港三部曲：我城存歿、山城滄桑、滄海橫流要此身》、《生死愛欲》上篇&下篇、《傘後拾年》、《攝。相。現象學》、《最後一課》（合著）、《Lamentations: Hong Kong 2019-2025》（荷蘭海牙出版）、《大地之相》、《死之昇華》等。
攝相和篆刻為主要藝術創作。

書序之一　叩問死亡，栽種生命╱丁南僑

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死亡，今天的醫學準則有一定的檢驗條件：這人的心跳呼吸是否停頓了且不可逆轉，他的大腦功能包括腦幹反應是否完全消失。若兩者皆然，便可以宣告這人的生命已完結。
若要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已死，該如何做？但是，城市不是一件生物，沒有生物特有的生命。說「香港已死」，其實是一個比喻，用來形容被稱作「香港活力」或「香港生命力」的永久喪失。然而，所謂香港的活力或生命力，並無明確且唯一的定義，更無一致公認的檢驗標準。此前的「香港已死╱未死」之辯，往往因論者未清楚說明自己對「香港生命力」所下的定義，大家就著不同定義的「死亡」各說各話，相互的交鋒形同大家在漆黑中摸空氣。本書作者張燦輝君，清楚解釋他對城市生命力的定義（見本書作者第二篇文章〈香港墓誌銘〉），並舉出香港已死的三項詳細檢證（詳見本書第一篇文章〈香港之死〉）。鍾劍華君對此撰寫了兩篇回應文章，亦收錄書中。
前述的四篇文章，其意義遠超出爭辯究竟香港是已死還是未死，而是這兩位流亡港外的學者──一位是以哲學思辨既嚴厲復情深地審視香港歷史命運以及自己去留取捨的哲學知識人，一位是廣泛探究香港社會狀況並彙整發布民意以至觸怒港共政府而被懸紅通緝的社會政治知識人（此處「知識人」採余英時先生的定義）──詳論他們對香港活力的深切理解、對當前香港淪陷的銳利剖析。他們沒有停止於駐足回顧香港昔日的活力姿彩，而是更一步倡議繼續前行的方向和路徑，這是給不甘就範的港人及時的勉勵：在盤點過我們被奪走了什麼之後，重新上路，繼續創建未來的家園，哪怕其所在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小島。
套用一個老舊比喻（又是比喻！），就像我們一起看到相同的半杯水，有人說可惜少了半杯，有人說可幸還餘半杯。但不管是哪一種心情，大家都同樣珍惜那餘下的水，然後啟程出發尋找水源，務使他日有活水滿杯。
在這四篇有關生死之辯的文章之後，張君在書中的其餘四篇文章，以離家的異鄉人身分寫「吾家╱無家」的感念，及以他長久從事哲學教育所具的視野識見，縷述哲學在現實世界之為用，批判香港學術界的懦弱無能，並省視個人可以如何抗衡失道亂世。這些文字，於我等「離開的人」是深有所感，何況我也曾經屬於香港的「學術界」，因此更有共鳴。
書中收錄大埔山人君對這四篇文章的四篇回應，則是「留下的人」對上述命題深刻思索的公開發表，在今日香港的政治高壓底下，尤為罕貴。我對其中的〈答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及如何走出〉尤其感動。當我們隔岸議論香港是否已死，一些留下的人卻要面對自己個人的死亡。這死亡不單指肉身之死，也包含個人公民權利（其中包括詩人謳歌比生命更可貴的自由）的喪失，以及自己生而為人所具良知的泯滅（良心之死）。文中寫的，不只是我們慣說的直面死亡，更是演練死亡。我想到在留下的人當中，一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知道和不知道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演練自己的死亡，縱然他們只是官方所指的「一小撮」，但這就是香港經歷過二○一九年的悲壯之後沉澱下來的、默然守在這片土地底下的種子。
謹讓我在隔岸相望的彼邦，祝願此地的這些種子，與飄泊異鄉的種子，來日並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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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之二　悼：我們失去了的什麼？╱郭恩慈

[A] stretch of [our] living self … a world that is for us the whole world, the only world … sinks into an abyss.
﹝我們﹞活生生的自我的一部分……那一個世界──對我們而言即是那整個的世界、唯一的世界……正墜進入深淵。

話說二○一九年底，因著台灣某大學聘請為兼任教員，我也順便申請了移民。儘管當時香港的局勢已每況越下，我似乎還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心情──香港與台灣的旅程時間，兩個小時也不到，我覺得只不過是遷移去一個可自由暢所欲言的住居地，應該可以久不久可以回香港的。然而半年後，「港區國安法」實施，很多香港人紛紛逃離，經常表達意見的人，更表示不能再回香港了。看見一些網友在臉書上，上載了邊影著飛機緩緩離開香港土地，邊在飲泣的影片，我突然間意識到，我竟然在離開時沒有感到悲傷……情況就有如不知為何陰差陽錯，沒有出席至親的葬禮，失去了見最後一面的機會……那傷痛流淚的「送別」，竟然平白失去了！這種頓時挖空了存在的錯愕，至今我還切膚的感覺到。
自此之後，香港被拘捕的人士越來越多……，那曾經是自由放任的香港時空，已一去不回。人在八百多公里外的我，如同面對著在時間與空間裂開的一道深淵，始終找不到任何語言來形容：歸根究底，我們失去了的什麼？
直到讀到了張燦輝學長的書稿《香港已死？》，我這五、六年來的不能釋懷、無惜失語，好像找到一條疏導思維糾結與不能言喻的哀傷的途徑。
本書名為《香港已死？》，正好斬釘截鐵地顯示香港的情況。二○二○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如同一把利刃，刺向了香港的心臟，謀殺了香港幾乎所有一向持之以恆的各種法治、保護人民自由的政治社會制度，香港的精神與生命力不可逆轉地迅速頹敗凋零。
學長的哲學思辨並非懸浮的空論，他的思路緊密地扣連著堅實的現實依據。書中首先詳細記錄了《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年來香港社會的全方位崩塌：系統性的教育改造，司法制度成為了拘禁異見人士的工具，絕大部分公民組織與媒體團體被迫解散，所有主要反對黨派在二○二五年前悉數解散，香港社會的基石已徹底瓦解。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竟然從全球第十八位暴跌至第一百四十位，與中國、北韓並列！這一連串殘酷的事實，成為了燦輝學長深沉的、由表面事件的展述繼而進入內在哲學反思的起步點。
學長尖銳地形容，被吞併進中國大陸管治體系的香港，已經從那百多年傳統名字Hong Kong（香港），轉到被稱呼為Xianggang（湘港）。名字從港式粵語拼音「Hong Kong」，變作普通話拼音「Xianggang」，並非文字遊戲，而是征服者在語言層面的暴力彰顯：將原來的名字清除，換上主子所選的名字，旨在抹除本土在地的語言特性，被強行植入宗主國的意識形態與管治邏輯。一向讓香港人自豪的國際大都會，本在全球中具獨特存在模式，卻漸漸被消解，淪為南中國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
香港陷落後，很多香港人離散異鄉。處於荒亂的時勢，身為哲學學者的張燦輝，在流亡狀態下，對時代、對知識人的使命，開始深刻詰問。他並不逃避，肯定自身為一位「philosophe engage」（投入的哲學學者），一方面直接批判香港越來越崩壞的現實，抵抗國家機器的強制遺忘。另一方面，更對自身為流亡者的存在困境，實行深入剖析。張燦輝指出，逃離香港，沒有錯的確可擺脫了在極權國家中二十四小時監控、言論審查、政治清算的恐懼，並且，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自由發聲，甚至可以組織團體、舉辦抗議活動，公開表達對極權的批判。這種自由是真實的，也是珍貴的。然而，是否此心就從此安頓？本書不斷悲鳴，那個本來是生活的整個世界：充滿著熟悉的街道、親密的人際關係、共同的語言文化、集體的歷史記憶……那個本來是「吾家」的城市，現在卻面目全非，失去的，原來如此徹底！異國土地給予流亡者自由，但是，這自由竟返過來讓流亡者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充滿於其存在的，竟那永恆漂泊的「無家」的淒然。讀著《香港已死？》，竟然意識到，離散流亡，失去的當然是地理上實體的家園，然而，重新獲得的自由，竟是建立在「失去了根」的基礎之上！這異地的自由，本身竟帶上了何其痛苦的烙印。
《香港已死？》基本是一個真正讀哲學的人，對於自我，對於身處的世界形勢，層層深入的拷問：學長除了廣泛地分析香港目前的政治狀況，極力扺抗遺忘作為起步點，繼而深入反省失去了根而獲得的異地自由（或反過來，在異地獲得的自由迫使人醒覺根的失去）的存在困境。在本著作中，作者更深一步針對性地拷問，在這個時局中，究竟什麼是哲學？教哲學的人，在刻下環境時空，真正的責任是什麼？哲學自蘇格拉底（Socrates）開始就是教導人以理性思維懷疑、反省、批判、討論；從蘇格拉底（Socrates, c. 470 BC-399 BC）到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哲學都宣告：思想是公共的──讀哲學的人，絕不能一味在大學的象牙塔內，理想是成為教授鴻儒，一味閉門造車，斟酌概念與概念間不同系統關係，用只有他們才懂的哲學述語玩文字遊戲。時刻都在對自我與身處的世界時空反省，並且積極公開地與他人對話討論，創造思維上平等溝通的公共空間的實踐者，才是真正讀哲學的人。然而，在香港，二○二○年國安法實施後，教授哲學的人，都要步步為營，時刻小心不會被標籤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哲學教育龜縮為「純粹」的學術研究，完全與現實脫節。在這種全面的政治壓制下，哲學教育完全失去了其本質使命──訓練學生在思想上不斷懷疑、反思、批判、討論。燦輝學長痛心地說：「這種被迫的沉默，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專制制度下的無奈，但同時也標誌著哲學精神的徹底死亡。」
學長並不是時事評論員，他不會就著每一件政治事件作出當下的詮釋與判斷。承然，離散在海外的香港人，仍然很努力地成立很多組織，舉辦活動，努力保持對往日的記憶，繼續發出抗議之聲，堅守這個現今只限於在想像中存在的「香港人共同體」。鍾劍華教授眼見海外香港人積極組織、發聲，因此而說「香港未死」，並且充滿希望，那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燦輝學長沉重地抽絲剝繭，揭示真正徹底消亡的，卻是「我城」靈魂，亦即是「埸所精神」（genius loci）。學長形容自己的文字是替「逝去的香港」作的墓誌銘，並為自身之存在經驗（existential experience）表達的沉痛的宣判。然而，我覺得，《香港已死？》更是一首安魂曲，這本書，正寫給每一個因故土已面目全非，卻無能力表達那從心底滲出的哀傷，陷進失語狀態的香港人。
所謂「場所精神」，根據諾伯格－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26-2000）的詮釋，乃是一個地方獨特且可感知的「特性」（character）或「氛圍」（Stimmung）。它是一個地方所有物質價值與象徵價值的總和，那是一種質性的、無法被化約為其組成部分的整體現象。一群人在同一地方長時間共同生活代代相傳，對其土地自然地孕育出內在的、互通無間水乳相融的認同感。諾伯格－舒茲對「埸所精神」的展述，深受現象學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哲學的影響，於此，正好對應於學長借海德格的哲學對人的存活空間深入的剖釋：一個城市的「生命」，在於它能否為居民提供一個可以「安居」（dwelling）的精神場所。「安居的意思，並非僅僅是擁有一個遮風擋雨的居所，或者在經濟上讓人們享受到富足與繁榮。安居意味著，人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開放性』（openness）的空間中。這種『開放性』就是可能性的場域，是未來的無限展開。它保障了個體能夠自由地探索未知、質疑權威、表達異見、進行創造，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與叩問『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學長此說，正好回應諾伯格－舒茲所言：當人能夠在一個環境中自我定位並與之認同，當他體驗到環境充滿意義，於此處境中，他便是在體現、實踐「棲居」。
根據海德格的思想，學長一矢中的地勾畫出「香港」的本質：二○二○年以前的香港，儘管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更充滿了各種社會矛盾與政治爭議，但其健全的法治框架、相對自由的空氣、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共同構成了一個雖然矛盾重重、但卻正因為這樣而孕育了香港人的「我」安身立命的場所。所有香港人都了解，這個擠迫、喧嘩、躁動、「充滿了各種社會矛盾與政治爭議」的地方，正是他╱她們天天以無窮的生命力在其中活著的地方。在藝術層面，杜棋?導演每一套電影，以警、匪或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各種矛盾為題材、人與人之間爭權奪利鬥智鬥力、張力十足火爆地在香港的高樓街道中互相監示、追逐、槍林彈雨的火拚甚至埋身肉博，正好展現了香港城市與香港人互融為一體，香港的靈魂在日常語言上視覺上最卓越出色的呈現。在哲學層面，就正好是學長所言：香港如此獨特的急噪擠迫的時空，卻造就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足以讓每一個香港人的「我」安身立命的「場所」、成為了每一香港人的「存有的立足點」（existential foothold）。
曾經如此繁華璀燦的我城，藝術家哀悼著它靈魂的失去，哲學家悲鳴著「存有的立足點」已徹底逝亡。《香港已死？》的一字一句，絕不是鍾劍華教授所認為的負面，「令人有點喪氣」的文字宣涉，反而，那正是極敏感而尖銳地對香港的本質的展述，讓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明確地意識到、知道：我們實實在在，到底失去了什麼！
現今，「我城」已逝，然而幽靈充滿著我們的存在，同時，我們是否有能力讓「新香港」在未亡的我們手中重新萌芽？
社會運動者認為香港人堅持以自由民主為原則而持續組織團體，繼續積極抗爭發聲，香港就還未死。然而，讀哲學的人會說，「我們正在哀悼中繼續前行」──根據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之言，所謂悼念，正是將亡者納入自我之內，將其記憶、形象與聲音「內化」（interiorization）在我；我們不僅哀悼逝亡者，也哀悼「自我的一部分，自身情感世界的一部分的逝亡」。
讀哲學的人，往往會走到存在的最深處反省，正面承認死亡、在哀悼中繼續前行：「我們活在逝者的幽靈與讓『新香港』重新萌芽的努力之巨大張力中。這種張力是痛苦的，但也是富有創造力的。它迫使我們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身分，不斷地重新定義自己坦然擁抱這種張力，並在其中奮力活出人的尊嚴，其本身，就是對那個宣判我們精神死亡的威權最有力的否定。在墓碑上耕耘，看似荒謬，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無可迴避的宿命與使命。」
讀完《香港已死？》，香港人會深層意識自身充滿矛盾的雙重特質：負荷著靈魂深處「無家」，以至「家亡」的烙印，然而，卻由此踏上「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的艱難道路」。

書序之一　叩問死亡，栽種生命╱丁南僑
書序之二　悼：我們失去了的什麼？╱郭恩慈
前言　在廢墟上的思辨：一個流亡哲學人的見證與反思╱張燦輝

香港之死‧《國家安全法》下五年的全面分析╱張燦輝
香港未死：回應張燦輝教授╱鍾劍華

香港墓誌銘：在「我城」的廢墟上，尋覓精神的存續╱張燦輝
新香港的出師表：從香港的墓誌銘出發╱鍾劍華

《國家安全法》下五年的香港學術界╱張燦輝
香港學術界：何去何從？╱大埔山人

在「吾家」與「無家」之間──流亡港人的弔詭困境╱張燦輝
答在「吾家」與「無家」之間──在家流亡四年以後╱大埔山人

流亡香港知識人的責任與自覺：余英時、沙特與鄂蘭視野下的理論重構與實踐路徑╱張燦輝
在港知識人的責任與自覺：答張老師有關流亡知識人╱大埔山人

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強權下哲學知識人的責任╱張燦輝
答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及如何走出╱大埔山人

後記　哲學知識人的反叛╱張燦輝

附錄1　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陳健民
附錄2　在廢墟與萌芽之間：回應陳健民教授論「香港已死」的商榷╱張燦輝

前言　在廢墟上的思辨：一個流亡哲學人的見證與反思╱張燦輝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港區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實施，不僅標誌著香港政治制度的根本轉變，更意味著一個時代精神的終結。作為在香港生活與思考七十載的哲學老師，我親眼見證了這座城市從自由港蛻變為威權管治下的「湘港」，從充滿可能性的「我城」淪為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廢墟。這六篇文章，正是我在流亡英國聖奧本斯期間，對這場文明瓦解所進行的哲學思辨與存在反思。
這個文集的誕生，源於一種不可推卸的哲學知識人責任。當香港的公共空間急劇收縮，當學術自由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壓，當數十萬港人被迫離散世界各地，我意識到必須為這場浩劫留下思想的紀錄。這不僅是對逝去「我城」的哀悼，更是對威權專制進行系統性批判的嘗試。正如我在〈香港墓誌銘〉中所言，「為逝者刻下墓誌銘，宣告『香港已死』，並非出於絕望的放棄，而恰恰是最深沉的愛與最頑強的抵抗」。
本文集的六篇文章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軌跡，從診斷到哀悼，從制度分析到存在困境，從理論重構到哲學反思，層層遞進地展現了後《國安法》時代香港知識人的精神處境與思想回應。
第一篇〈香港之死〉提供了最為全面而系統的現實診斷。我在此文中明確提出「三重死亡」的概念：過去的香港、現在的「湘港」和「新香港」，分別對應著國際都會的消逝、威權體制的吞噬，以及留守者的內在流亡。通過對公民社會全面崩潰、新聞自由滅絕、白色恐怖正常化等現象的細緻分析，這篇文章為後續的哲學反思奠定了堅實的事實基礎。
第二篇〈香港墓誌銘〉則從診斷轉向哀悼，從政治分析深入存在反思。以海德格現象學的「安居」概念為理論基礎，我論證了「香港已死」這一沉痛判斷──並非指涉物理實體的消亡，而是精神家園的徹底崩塌。文章探討了「我城」作為開放性場域的存在意義，分析了《國安法》如何精準地刺向這份開放性的心臟，並揭示了從「Hong Kong」到「Xianggang」的符號革命背後的統治邏輯。更深刻的是，我指出了第三種隱微的死亡──留守者在白色恐怖下的內在流亡與精神撕裂。然而，墓誌銘的書寫並非絕望的終點，而是哀悼中重生的起點。我論述了「新香港」在全球離散中的精神重建，以及數位香港作為虛擬公共領域的興起，證明香港精神正以全新形態在廢墟上頑強萌芽。
第三篇〈國安法下五年的香港學術界〉將焦點轉向知識生產的具體機制。作為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哲學教授，我以內部觀察者的身分，深入分析了學術自由如何被系統性地瓦解。從恐懼的多重層面到自我審查的機制，從符號抹殺到控制擴張，這篇文章揭示了威權統治如何通過教育改造來實現思想控制的長期目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對馮客教授從謹慎學者到尖銳批評者轉變的個案分析，展現了學術自由與知識勇氣之間的內在矛盾。
第四篇〈在「吾家」與「無家」之間〉進一步探討了流亡港人的存在困境。通過對奧德修斯歸鄉神話的重新詮釋，我指出現代流亡者面臨的終極弔詭：最深刻的「無家」之感，往往不是來自異鄉的漂泊，而是來自凝視「吾家」時發現自己已然成為徹底異鄉人的殘酷事實。這種分析不僅適用於香港的特殊情況，更觸及了全球化時代所有離散者共同面對的存在課題。
第五篇〈流亡香港知識人的責任與自覺〉嘗試在理論層面回答知識人在流亡狀態下如何承擔歷史使命的問題。通過對余英時、沙特與鄂蘭三位思想家的深入研究，我構建了一個關於知識人責任的理論框架。余英時的良知精神要求我們誠實面對歷史創傷；沙特的存在主義強調知識人的自由選擇和政治參與；鄂蘭的公共空間理論則指出了在極權主義下進行抵抗的可能路徑。這三重理論視野為流亡知識人提供了從死亡到重生的精神轉化方向。
第六篇〈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回到哲學的根本問題，探討哲學知識人在強權下的責任與使命。從古希臘的城邦哲學到當代法國的存在主義，從蘇格拉底的街頭辯論到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無懼言說」，我論證了哲學參與公共事務的必要性與正當性。特別是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教育衰落史的詳細分析，不僅是對個人學術生涯的反思，更是對整個香港知識界在威權壓力下集體失聲現象的深刻批判。
這六篇文章雖然各有側重，但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思想整體。它們不僅記錄了香港在《國安法》實施五年來的全面變化，更提出了在威權專制下知識人如何保持精神獨立、承擔歷史責任的根本問題。這些思考超越了香港的地域限制，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在寫作這些文章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流亡者的雙重責任：既要為逝去的故鄉作證，也要為未來的可能性播種希望。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反覆強調的，「香港已死」並非絕望的結論，而是嚴肅的起點。它提醒我們，任何真正的重生都必須建立在對死亡的充分認識之上，任何真正的希望都必須建立在對現實的誠實面對之上。
這個文集的讀者，無論是身在海外的流亡港人，還是仍然留守「新香港」的朋友，抑或是關注香港命運的國際學者，都會在這些文字中找到共鳴。因為我們探討的不僅是香港的特殊經驗，更是現代人在威權主義威脅下如何維護尊嚴、堅持真理、承擔責任的普遍問題。
在這個全球民主倒退、威權主義復興的時代，香港的遭遇具有警示意義。這六篇文章既是對一座城市死亡的哀歌，也是對人類自由精神的讚頌。它們見證了黑暗，但從未放棄光明；它們承認失敗，但拒絕絕望；它們哀悼死者，但繼續播種希望。
在墓碑上耕耘，在廢墟上思辨，在流亡中堅持──這就是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人無可迴避的宿命與使命。願這些文字能夠為所有在黑暗中行走的人提供一絲光亮，為所有在絕望中掙扎的心靈注入一份力量。
這些文章首先二○二五年七月初在《追新聞》網上媒體刊出，在此先感謝《追新聞》的編輯悉心處理文稿。更多謝《轉生學人》總編輯孔德維接受這些文稿轉成實體版。
附上好友鍾劍華回應我對香港已死之論斷的兩篇回應文章，衷心感激他直言批評。更要感謝仍留在白色恐怖下我的學生大埔山人，以「在家流亡」悲痛心情撰寫四篇評論文章。對丁南橋和郭恩慈兩位好朋友為這書寫序深表謝意。撰寫這本小書真正目的是希望引發香港人和關心香港的朋友公開辯論，因為這些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我們作為香港人面對的存在危機，須要我們反思。
全書文稿交給出版社之後，朋友轉來陳健民教授九月發表的文章〈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文中提到我先前關於「香港之死」的論述，是眾多香港問題其中的一個起點。讀畢全文，我認為健民教授似乎誤解了我的原意，於是隨即撰寫一篇詳細回應，同時寄給健民參閱。我們其後坦誠交流，都覺得這番對話值得與關心香港的朋友分享，因此收錄於本書附錄。感謝健民同意刊登他的文章。

「香港已死？」是一個問題，而非定論。這本小書出版的目的，正是希望引起更多討論。「香港已死？」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關心香港的人都無法迴避的切身之問。

二○二五年八月
英國聖奧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