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他的人生故事（簡體書）

弗蘭茨·梅林是馬克思的同時代人，得到馬克思女兒的授權為馬克思撰寫了這部傳記。《卡爾·馬克思：他的人生故事》一書是根據1918年德文原文翻譯的，以真摯飽滿的語言，生動再現了革命導師馬克思戰鬥與輝煌的一生。此書是作者梅林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國際工人運動史心血的結晶，是梅林的代表作之一。

關於作者：

作者弗蘭茨·梅林(1846-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理論家、政論家、歷史學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任《新時代》編輯和《萊比錫人民報》主編時，批判各種修正主義觀點。著有《德國社會民主黨史》《萊辛傳奇》等。

譯者王印寶，出生於1942年7月，大學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名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專業，曾任教于湘潭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主要譯著有：《告別甘地》（人民日報出版社），《卡夫卡長篇小說全集：美國》（中國書籍出版社），《卡夫卡長篇小說全集：審判》（中國書籍出版社），《卡夫卡長篇小說全集：城堡》（中國書籍出版社），《我行我訴——埃芬博格自傳》（湖南文藝出版社），《通向絞刑架的階梯》（中央編譯出版社），《霍夫曼短篇小說選》（湖南文藝出版社，第一譯者），《歌德短篇小說選》（湖南文藝出版社，第一譯者）等。

在記錄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的眾多嘗試中，弗蘭茨·梅林的《卡爾·馬克思：他的人生故事》至今仍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本次出版，是德文原版直譯，且最大程度對書中文字做了保留。作者是馬克思的同時代人，語言文字充滿了那個時代的氣息。在閱讀中，讀者將重回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歲月，走近真實鮮活的馬克思。

序 言

關於這本書的來歷，有一段小小的往事。當時有人提出要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夫人欣然表示同意，而征得她的同意則是出版此書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這件事還要取決於一個條件，就是她一定要我作為她的代理人參加通信集的編輯工作。她在一份從德拉韋伊a　寄出的、定於1910 年 11 月 10 日的全權授權委託書中，委託我對該通信集進行一些我認為必要的注釋、說明和刪節。

然而她授予我的這項全權我實際上並沒有使用過。在出版者之間，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為倍倍爾只是掛個名而已——和我之間，並沒有出現過任何重大的意見分歧，在沒有絕對必要的理由，或者至少是急迫的理由的情況下，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當然我也沒有興趣去干預他的工作，而這也正合乎我的委託人的心意。

在編輯這部通信集的長時期的工作中，我經過幾十年之久的研究而獲得的卡爾·馬克思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變得更加完善和更為鮮明突出了。於是，我不由自主地產生了這樣一個願望，即用一部傳記來刻畫這個形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拉法格夫人將會由此而獲得巨大的喜悅。我之所以能夠贏得她的友情和信任，絕不是因為她認為，在她的父親的學生當中，我是最博學或者是最睿智的學生，而只是因為她認為，我是最能夠深入探究他的為人的真髓，並且知道怎樣才能夠最貼切地描述這一切的那個人。她曾經多次寫信或者口頭告訴我，在她看到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a 一書中，特別是在馬克思的遺著中的描述以後，一些多半已經逐漸消失的有關她的父母親在世時的家庭往事記憶，在她的頭腦中又重新變得鮮活起來；她還說她當年經常從父母那裡聽到過的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因為通過我的描述而使這些人從一種只是影影綽綽的身形而變得清晰可見了。

遺憾的是，在她的父親和恩格斯的通信集能夠出版的時候，這位品格高尚的婦女在這之前已經去世很久了。就在她自主選擇自盡之前的幾小時 b，她還曾經給我寫過一封信，向我致以衷心的問候。她繼承了她的父親的偉大胸懷，而我至死都感謝她能夠放心地把馬克思遺著中的許多珍貴的材料託付給我保管出版，而且，她甚至絲毫沒有打算做任何嘗試來影響我對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批評性的判斷。就這樣我從她那裡得到了拉薩爾寫給她的父親的信件，儘管她從我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一書中已經知道，在拉薩爾同她的父親所爭論的問題上，我曾經怎樣堅決地多次為拉薩爾進行辯護，認為他有權利批評她的父親。

然而這位婦女所具有的寬宏氣度，在那兩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衛道士的身上卻絲毫也沒有顯示出來。當我著手將撰寫馬克思傳的計劃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二位卻義憤填膺地吹響了攻擊我的號角，因為我在《新時代》c 雜誌上就拉薩爾和巴枯寧兩個人同馬克思的關係問題發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而沒有像理應該做的那樣，對當時黨內流行的權威說法頂禮膜拜、隨聲附和。首先，卡爾·考茨基指責我“敵視馬克思”，這是一般而論，就細節方面而言就是指責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當我仍然固執地堅持我的個人意願、要把馬克思的傳記繼續寫下去的時候，他竟然從《新時代》雜誌眾所周知的非常珍貴的版面中不惜割捨出不少於六十幾頁的篇幅來刊載達維德·梁贊諾夫的一篇抨擊性的文章 a。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我的種種指控如同潮水般劈頭蓋臉地向我襲來，企圖以此來證明我犯下了最可恥的背叛馬克思的罪行，這些喪盡天良的指控之用詞的肆無忌憚，以及其論點的荒誕無稽，都同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出於某種感情的驅使——為了禮貌起見，我不願說出這是一種什麼感情——我聽任這些先生肆意地去謾駡，不過我有責任要強調說明，我對於他們這種在思想上實施的恐怖行徑從來都沒有做出過絲毫讓步，並且在接下來的書中，我始終都是嚴格以歷史的真相為依據來敘述拉薩爾和巴枯寧這兩個人同馬克思的關係的，而完全不理會黨內的流行說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再一次避免了做任何形式的爭論，只是在關於參考文獻的說明中，我對於卡爾·考茨基和達維德·梁贊諾夫向我提出的一些主要責難表達了少許鄙視之意，這對於這個領域的比較年輕的工作者是有所助益的，因為這些年輕人現在正應該被灌輸一種信念，即對馬克思主義教區的教士們的氣勢洶洶的發作採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

如果真像馬克思主義教區的那些教士所讚賞的那樣，馬克思的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乏味模範生，那麼也就永遠不會激起我來為他撰寫傳記的興趣了。我的讚美正如我的批評一樣——這二者所占的比例相等，才能夠算作一部好的傳記——是針對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而言的，這個人在談到自己時一向坦率地承認，人所固有的他無不具有 b，這是他說得最為頻繁，也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內心獨白。而重新塑造一個不經過加工的馬克思的偉大形象，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目的本身就已經決定了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一切歷史的書寫都既是藝術，同時也是科學，特別是書寫傳記，更應當如此。我現在還不知道，是哪一位古板的學者曾經產生過這樣一種“高明的”想法，認為在歷史科學的殿堂裡，美學是沒有用武之地的。我也許必須得慚愧地坦白承認，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仇恨還不能夠像對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那樣深惡痛絕，為了打擊善良的伏爾泰 a，他們便宣稱，平鋪直敘的枯燥的敘述方式才是書寫傳記的唯一方法。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本人也遭到過質疑，因為他同意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的觀點，把克莉奧也算作九個繆斯 b 女神之一了。實際上，只有受到繆斯女神鄙棄的人才會咒駡繆斯女神。

如果我可以假定，讀者對於我這本書所選擇的體裁會表示贊同，那麼我還必須請求讀者在內容方面也多給予一些寬容。我從一開始就面對著一件我必須堅決做到的事情，即一定不可以讓這本書的篇幅過於龐大，至少應該使那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覺得通俗易懂。可是現在的篇幅卻已經達到了原先計劃的一倍半。曾經有多少次，當我更想寫一行的時候，卻不得不縮減為一個字，當我本想寫一頁紙的時候，卻不得不縮減為一行，而在本該寫一個印張的地方，我卻不得不只能滿足於寫一頁！尤其是在這種外部條件的約束之下，我在對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分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為了不至於使讀者從一開始就對此產生疑惑，我把一個偉大作家的傳記慣用的書名副標題“他的人生和他的著作的故事”c中的第二部分即“他的著作”幾個字給刪掉了。

無疑，馬克思的無與倫比的偉大之處，尤其是表現為在他的身上把思想的人和行動的人密不可分地結合到了一起，而且它們相互補充和相互支持；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上，戰士的身份永遠居於思想家的身份之上。在這方面，我們所有的偉大的先驅者的想法都是相同的，正如拉薩爾有一次所表達的那樣：他多麼希望能夠停下筆來不再寫他所知道的事了，他期盼著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刻有朝一日能夠終於到來。他們的看法有多麼正確，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有著觸目驚心的體會：那些一本正經的研究者可以用三十年或者甚至用四十年的時間來苦思冥想地考察研究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個逗號，然而一旦到了他們可以像馬克思那樣，而且應該像馬克思那樣採取行動的歷史時刻，他們卻像吱吱呀呀地轉著圈的風信標一樣，只知道圍繞著自己轉動。

我絲毫也不想隱瞞，我並不覺得自己比別人更有能力全面地瞭解馬克思所掌握的廣闊的知識領域。為了使讀者能夠在我所敘述的狹小的範圍內對《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有一個清晰透徹的瞭解，我甚至曾經請求過我的朋友羅莎·盧森堡，希望她能夠幫助我完成這個任務。讀者一定也會像我本人一樣感謝她，因為她欣然滿足了我的願望；第十二章的第三節就是由她撰寫的。

讓我感到慶倖的是，由於她的點睛之筆，而使我這本書陡然增色；讓我同樣感到慶倖的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許我的小船打著她的信號旗駛出公海 a。這兩位婦女的友誼對於我來說是一種異常珍貴的慰藉，尤其是在那樣一個時代，有那麼多的社會主義“英勇而堅定的先鋒戰士”就像秋風中的枯葉一樣被時代的風暴給卷走了。

弗蘭茨·梅林

柏林，施特格利茨

1918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