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

出版於1966 年的《康拉德與自傳的虛構》為薩義德的第一本書，從其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修訂，如薩義德本人所言，此書“對康拉德的意識作了現象學意義上的探索”。 薩義德對康拉德的八卷書信集進行了仔細的查閱，庶幾重新構建起康拉德對其自身身份的認定：有才華的作家、僑居者、波蘭人。薩義德從大量信件中看到康拉德生活的滄桑，同時還看到康拉德的散文體表達有著某種不自然的成分，這個作家與英國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始終不曾完全穩固，其心智處於一種持續的危機狀態。

《世界·文本·批評家》是薩義德十二年內寫成的論文結集，也是他早期的一部聞名遐邇的著作，共計十二章，內容十分廣泛，對文本與文化批評理論進行了全面的闡釋，標志著當代文學理論繼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之后的新發展。他的理論對福柯和德里達的有關理論均有所借鑒：用德里達的延異理論提出作為自由游戲的雜交文化理論；用福柯的知識與權力關系理論、權力與反抗關系理論來剖析東方學，揭示東方學的實質是東方主義、文化霸權主義或霸

薩義德的最后一部政論隨筆集。引領我們經歷了奧斯陸協定的失敗到美軍入侵伊拉克的過程。作者將奧斯陸協定描述成“惡意的草率”導致某種“快餐和平”，慷慨激昂地反對伊拉克戰爭。“這些犀利的隨筆，透過一個具有非凡理解力、同情心、洞察力和淵博知識的頭腦，折射出恐怖年代的現實。”

《薩義德精讀本(1966-2006)》由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魯•魯賓編選，涵蓋薩義德四十年治學生涯，從愛德華•薩義德二十餘部著作(包括遺著)摘選關鍵篇目，既重溫《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精彩論述，又提示讀者關注薩義德身為康拉德研究專家、古典音樂評論家、社會活動家等多重面向。媒體評論或名家推薦薩義德學術研究的精力一直傾注在解密我們自身的神話和我們對他人的闡釋上，重新塑造著我們關於“世界的其他部分”和“我們”的認知。第二個認知更艱巨，照鏡子是最難的。――諾姆•喬姆斯基

這是薩伊德繼《東方學》之后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復雜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說來做比喻，說假如《東方學》是薩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與帝國主義》就是他的《撒旦的詩篇》。與《東方學》基本上不處理文學文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問題意識建立在這樣一個更深入的追問上的：“小說寫作和抒情詩……是怎樣參與東方主義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世界觀的構造的？”由此生發的對“小說與帝國”關系的討論，不

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儘管已是老生常談，卻依然令人感懷。薩義德在本書的諸篇演講中，為他所堅定信仰的人文主義設定了兩個界標：一是為人文主義找到某種特性，以把人類與自然、超自然和先驗的東西區別開；二是渴望尊重人之為人的一切。在前一個界標中，他援引了維柯關於歷史的觀點並將之展開論述；在後一個中，他為文化多元主義做出了博學而宏偉的辯論。薩義德的論述賦予了人文主義嚴密而知性的肌理，為試圖擺脫教條主

《東方學》這本書與當代歷史的動盪和喧騰是完全分不開的。在書中，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穩定性，二者都由人為努力所構成，部分地在確認對方，部分地在認同對方。……《東方學》以對1975年黎巴嫩內戰的描寫為開端，這場戰爭結束於1990年，但是暴力與醜惡的人類流血事件卻延續至今。我們經受了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失敗。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爆發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

知名文化評論家薩義德在本書中，變成了“一位音樂思考者”，將古典音樂視作一種文化現象，並置於社會和文化語境之中，重點闡釋了古典音樂在公共空間與私人領域的交集。 這一系列文章包含了音樂的各種面向，從普魯斯特到托斯卡尼尼，從貝多芬到古爾德，從梅西安到勃拉姆斯，內容豐厚龐雜、用典繁多，處處燭照出薩義德作為音樂思考者和文學評論家的洞見。

在其引人入勝的最後一本著作裡，薩義德打算挑選出一些文章、詩歌、小說、電影和歌劇，以確定晚期風格如何能夠解釋創作生涯的演變。他探討了瀕臨死亡的藝術家怎樣使“不合時宜與反常”進入自己的作品，正如托馬斯‧曼、理查德‧施特勞斯、讓‧熱內、朱塞佩‧托馬西‧迪‧蘭佩杜薩等人的晚期作品所表現的那樣。此外，薩義德還考察了貝多芬的《莊嚴彌撒》、莫紮特的《女人心》，以及歐裡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們》和《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等。薩義德指出，人們當然可以在晚期作品裡發現一種“超凡脫俗的寧靜”，“使得［作者］畢生的美學努力臻于圓滿”，但在這本書裡，他所討論的是那些作為“不妥協、艱難和無法化解之矛盾”的藝術的晚期。薩義德認為這些作品都充滿深刻的衝突和一種幾乎難以理喻的複雜性，與當時流行的作品形成鮮明反差，然而它們在每位藝術家所屬的特定領域中都是真正的天才之作。《論晚期風格》雄辯動人、論理精闢，極具啟示性，也稱得上是薩義德本人傑出的晚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