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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本書是以「制度論」的觀點,來探討臺灣近三十多年來的人口變動與社會發展。作者強調社會現象的分析,必須兼顧整體關聯、文化傳承、均衡與失衡並重、變易與常態互用。本書探納計量分析的方法,闡述臺灣人口變動、都市 發展、犯罪型態、貧富差距、族群矛盾、菁英更替、企業風格,以及勞工政策。作者研究的結論是:一九六五年左右,臺灣社會突破了傳統的低均衡陷阱,開始高飛猛進。臺灣的社會發展經驗,可供新中國建設之供鏡。

 李文朗

臺灣省彰化縣人。私立東海大學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執教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二十多年。歷任東海大學客座教授,聯合國顧問,俄州大社會學研究所主任。著有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Internal Migration與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等書,及論文六十餘篇。

 臺灣社會發展的模式──代序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這是百年前臺灣大儒連雅堂寫《臺灣通史》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很簡要的道出了臺灣命運的坎坷與轉換。今日的臺灣,已經不是百年前的「海上之荒島」了。以2,000萬的人口,擁擠在不到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居然可以擠身世界十大貿易國;國民的生產力將近中國大陸的一半;經濟若是持續成長,十年後可以「超英趕美」。這些寶貴的成就,不能不說是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蹟。
 
臺灣是個自然條件相當薄弱的地方。比起希臘,土耳其,或者海南島,臺灣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地理優勢。然而,在人文條件的比較上,臺灣確實是個異數。臺灣在美國的留學人數,居然可以佔全世界的前三位,比起八億人口的印度還多。從這個小指標,不難看出臺灣人的開放,進取,及求新求變的現代化態度。相形之下,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閉塞,故步自封,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態度。希臘也有一千多萬人的社會,也是文明古國,但是希臘的留美學生絕不超過三百人。區區的俄州大,臺灣留學生就已經有五百人之多。
 
在短暫的四十年之間,臺灣從一個第三世界的落後地區,搖身一變,已經融入了世界社會的主流。我們回顧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奮鬥史,不能不對這「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感到驕傲,敬佩,與愛憐。從兩個經濟指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社會突變的過程。1950年,臺灣的人平均所得不到美金400元。1960年,增加到了600元。到了1970年,已經超過美金1,000元。1980年高達2,300元。如今,臺灣的平均所得已經超越每人每年8,000美金的收入。我們再看臺灣工業化起飛的過程,也是相當驚人的。1950年的非農業人口差不多是45%。1960年提升到50%。1970年增加到63%。1980年再升高到80%。如今已快達到90%。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其他的社會制度也跟著轉變。事實上,社會與經濟是一體的,並不是雙元的;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很難概括論斷。四十年來臺灣的非經濟層面也有極激烈的轉變。最顯著的成果就是人力資源的開發,文化程度的提升。日本人雖然在臺灣有不少的貢獻,但是文化教育的努力並不是很明顯。一直到1950年,臺灣小學畢業生能上初中的比率,還不到1/3。國民政府對教育政策的關注與努力是不可抹殺的。1960年,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已經提升到53%,到了1970年,再增加到80%。如今已經是100%了。
 
臺灣的社會發展經驗,提供了第三世界許多寶貴的參考資料。假如我們相信Walt Rostow的發展理論的話,那麼,1965年左右,應該是臺灣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發展的過程若是隨著一條羅吉斯曲線(Logistic Curve),那麼,1960年代的中葉(也就是中國大陸正在打殺搶的時候),臺灣猛然之間,已跳躍了低均衡的陷阱(Low Equilibrium Trap)。
 
是何使之,是何致之?試圖解釋臺灣的發展經驗是許多社會學者想探討的課題。很不幸的,我們的社會學者還沒有提出一套獨特的學說見解。我們的學術界還存在著邊陲文化的色彩,總是人云亦云,隨著洋人的胡說謬論歌舞。百年前我們的祖先總怪臺灣的媽祖不靈,要過海回唐山去「割香」;如今,洋博士從海外回來,也是每個人抱著一個洋菩薩。不是西方本位的「現代論」,就是痛罵西化的「依賴論」;不是納粹色彩的「國家論」,就是強調經濟殖民的「世界體系論」。
 
依據筆者粗淺的看法,臺灣發展經驗的最好解釋,還是傳統的社會學的分析觀點,筆者稱之為「制度論」。
 
制度論並不是什麼創新的理論;制度論的主要論點就是社會學的論點。制度論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觀點確實有些不儘相同之處:
 
第一,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的整體關聯性。經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政治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不能把政治與經濟硬生生的撥開。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經濟面而已,連帶的,其他社會制度也有了變化。一百五十年前,孔德(Auguste Comte)把這一套研究觀點稱之為「社會學」,有些西歐學者不願意用「社會學」這個名詞,他們就稱之為「政治經濟學」。譬如說,我們談人口問題,若是我們只研究人口的組成結構,那就是人口學;若是更深一層的探討人口現象的政治經濟意義,那就是社會學了,也就是制度論存在的意義。
 
第二,制度論強調的是文化的傳承與功能。我們觀察社會現象,不僅要看橫面,而且也要看縱面。美國文化的特質是相當的短視,因此,美國的社會學者只喜歡看橫面,不擅長看縱面。連帶的,他們的徒子徒孫回到臺灣來,研究臺灣社會,也喜歡搞調查,談抽樣。事實上,解釋任何一個社會現象,最好的迴歸方程式的變量,就是該現象的歷史軌跡。唯有縱橫兼顧的數學模型,才是最有意義的模型。因此,筆者在這幾篇著作中,總是不斷的強調時間變量的重要性。
 
第三,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之間的均衡與失衡(disequilibriurn)。社會的發展是靠多重社會制度的配合。配合適當,就是均衡;配合不當,就是失衡。我們常聽說的社會學裏的「衝突論」(Conflict Theory),它所鼓吹的,就是社會現象的失衡面。譬如說,社會分配的差距問題,政治精英問題,以及族群矛盾問題……都是衝突論者的研究主題。從制度論的觀點看,社會失衡是必然的社會現象;衝突論並沒有錯,衝突論只是個偏論。也就是說,制度論涵蓋了衝突論。
 
第四,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的變易性,社會變遷是制度論的研究主題,我們平常所謂的「制度化」,就是強調社會現象永遠是動態的觀念。任何社會現象,僅是一個過程而已,永遠在變動;不可能完全靜止,外力的衝激永遠存在的。不管外力如何的干擾,「適應力」(adaptability)是現代社會最佳的座右銘。適應力強的社會,能夠把外力的干擾,加以「制度化」,把阻力變成助力。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所謂「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也就是這個觀點。
 
這本書搜集了筆者過去二十年來關於臺灣社會現象的分析。分析的觀點是「社會學」的,或者稱之為「制度論」的。這本書試圖將上述的「制度論」的四大觀點,加以闡述。當然,我不敢說有什麼創見,可能只是「斷簡殘篇」而已。
 
不過,從1957年開始,筆者進入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三十多年來,一直在社會學的圈子裏打滾,日夜的思考這些勞什子問題,總該有了點心得吧?套用中國大陸的一句俗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本書就算是我疲勞的成果。以「野人獻曝」的心情,與我的讀者共享。
 
我從事社會學的研究,一直不敢忘記三位授業恩師。啟蒙的席汝楫先生,思想的啟發,生活的照顧,一直令我懷念。大四及畢業之後,龍冠海先生多方的協助,有時候也帶我去吃館子,這種恩情是現代學生少見的。留美之後,得到Dorothy Swaine Thomas的厚愛,重病時,還在她家住了一個暑假。可惜她去世的那段時間,筆者正好開始執教鞭,沒有心情照顧她,僅以發表的一本書記念她而已。
 
除了幾位恩師之外,筆者一生當中有不少的同仁好友,不時的幫忙砌磋。有的幫忙搜集資料,有的貢獻分析觀點。他們的友情,筆者永渝不忘。恐怕掛一漏萬,在此不能一一列舉。這本書搜集的論文,過去散見在《中國社會學刊》,《思與言》,《臺灣銀行》季刊,《社區發展》季刊,以及《經濟預測》,主編者的厚愛,筆者深深感謝。
 
在這本書裏,筆者試圖以實證的社會研究,來顯示「制度論」的基本分析觀點。筆者一生服膺的研究信條:是希望研究要「言之有據」,不耍玄學的遊戲。然而,在一大堆統計數字當中,理論的真諦往往被埋沒了。實證與理論之中,確實存在者「運作論」的基本矛盾。這本書的十篇論文當中,或有不成熟的見解,希望親愛的讀者,不吝的指教與批判。
 
李文朗
1991年12月 美國哥倫布城
臺灣社會發展的模式──代序
第一章 人口變動的預測
第二章 都巿化與人口遷移
第三章 少年犯罪與人口結構的變動
第四章 人口變遷中的福利政策
第五章 社會發展與貧富差距
第六章 省籍問題及解決之道
第七章 臺灣政治精英的選拔與更替
第八章 企業精神與社會發展
第九章 勞工問題與社會政策
第十章 什麼是臺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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