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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精)

  • 叢書/系列名:滄海叢刊史地類
  • ISBN13:9789571921013
  • 出版社:東大
  • 作者:李玉貞譯
  • 裝訂:精裝
  • 規格:21cm*15cm (高/寬)
  • 版次:初
  • 出版日:1997/05/01
定  價:NT$950元
優惠價: 8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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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本書內容全取自己解密的原蘇聯重要檔案。是學術界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珍貴史料,書中的205個文件幾乎全為首次發表,揭示了1920~1925年莫斯科與中國關係的各層面和鮮為人內知的內幕。從中可以看出,蘇聯共產黨才是共產 國際的真正決策者,共產國際名為國際組織,實則通過派中國的使者,一邊推行共產國際的戰略目標--建立無產階段專政性質的世界蘇維埃,一邊千方百計維護蘇俄的民族利益,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別國利益。本書從不同角度展示 了中蘇兩國、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莫斯科與中國朝野各派政治勢力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為中國現代史、中國關係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國國民黨史和中國共產黨史的研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李玉貞(1937年─)

專著
《十二春秋愛與恨──蔣經國旅蘇生活秘聞》
《孫中山與共產國際》
《馬林傳》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 1919─1927》
主編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
譯作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
學術論文
《孫中山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若干問題》
《國民政府和蘇聯的最後博弈者》
《孫中山與列寧關係的幾個問題》
《孫文越飛聯合聲明的幕後台前》

 中文版序言

一、本世紀的中俄
 
當格林尼治的鐘聲把人類帶入20世紀,在新桃換舊符的時候,東半球和西半球的百姓歡欣鼓舞之際,恐怕都沒有想到,在那以後的100年裡自己會經歷多麼激烈的風暴雨狂。
 
遠處的國家且不論,只講中俄兩大鄰國。中俄關係源遠流長。更早的也且勿論,只講本世紀。歷史已經證明,這兩國都生活在一個躁動不安、風起雲湧的世紀。那些以國家民族的興衰為己任,以改善平民百姓的命運為崇高使命的菁英們,朝著自己的理想王國迅速地奔走,並且力所能及地宣傳各自的理論,用其號召和組織急欲改變悲慘境遇的芸芸眾生。孫中山是這些人物中的傑出者之一,1896年的倫敦被難擴大了他的知名度。是孫中山和他的事業把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直接聯繫起來,及時溝通著中西方的信息。同盟會在機關刊物《民報》上不惜筆墨報導著俄國革命者的活動,1905年震撼俄國,震撼歐洲的「流血的星期日」鼓舞著淬力奮發的年輕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者,「以俄國為師」的想法已經在隱約之中出現了,他們願以俄為楷模,斬木揭竿,推翻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讓民主共和的曙光早日照耀多災多難的中國。中俄革命者孫中山、沃爾霍夫斯基在第三國結識並成了朋友──在日本、在英國。如果說在一定時期內孫中山與列寧齊名,這是毫不誇張的。
 
1911年中國的辛亥革命同樣震撼了世界,孫中山的名聲更廣泛地傳播,世界意識到中國這個巨龍的作用──它開始甦醒了。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王國結束了。共和國──不管它多麼幼稚──已經彩虹般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但是烏雲不時遮掩著中國大地,人們翹盼著早日撥雲見日。先進的人們繼續苦苦求索。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再次給了中國先進分子以希望。不是嗎?在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用政治手段在一夜之間就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解決了社會革命問題。農民有了土地,工廠歸工人所有,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代表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這不正是歐文、傅立葉的理想嗎?空想社會主義不是已經由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手變成現實了嗎?苦難深重的人們,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者,對這場革命的期望值上升到頂點。
 
「走俄國人的路」──成了中國相當大的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的堅定信念。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這部分菁英,在構築中國的未來時都把俄國因素置於重要地位。國家的處境、人民的心態決定了這樣的選擇。有這樣的近鄰,堪為一件幸事,地緣政治的因素加強了革命者們的信心。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又把向全世界推廣蘇維埃革命作為自己的使命,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眾所周知,那是孫中山晚年活動呈現多姿多彩的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開始大發展的時期(1925年的五卅運動),是國共合作從醞釀到形成的時期,同時也是兩黨關係齟齬初現的時期。歷史形成的格局使那時的社會政治關係和社會生活在兩國(中國和蘇俄)和六方(俄共(布)、共產國際、蘇俄政府──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中國政府)間展開。這一有趣的現象,給學者們創造了一個極其廣闊的研究領域。
 
中蘇關係之所以吸引了研究者,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蘇兩國的關係是在全世界的大背景下展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生活中開始的新格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經濟危機的出現,使各國都處於躁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個敵對陣營的出現,把世界捲進一場持續約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到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中間中蘇關係的經歷是曲折的,它的多元性、多方位狀態向研究者們勾畫出萬花筒般的圖景。然而,只消回顧從50年代開始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的對蘇關係──從蜜月經對抗到共處──人們就不得不問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樣戲劇性演變。
 
本書向我們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蘇關係形成的格局,從其中一些文件,我們已經能夠捕捉到後來矛盾演化的脈絡,找到某些導致中蘇關係在60年代惡化的最早的蹤跡。
 
二、關於這套檔案文件集
 
由於各種原因(蘇俄和後來共產國際的出現、共產國際的全球戰略、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歷史形成的不同流派、各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差異、法西斯的出現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世界政治力量組合的變化等)研究1917年後的中蘇(指廣義的上述兩國六方)關係的「中國學」著作,成了世界範圍內近代中外關係研究領域最豐富的書目。而就其觀點看,諸多著述基本上可分兩大類,前蘇聯的著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作,其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籠統地說,西方和臺灣學者則有大致雷同的基調。到蘇聯解體和東歐發生劇變後,今天俄羅斯學者的部分觀點也開始與西方和臺灣學者接近,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這一方面。
 
冷靜分析上述兩大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今天有必要拓寬研究的視野,揭示這個複雜關係網中的各個側面和層面,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調的當代國際政治生活中,構築國家間關係的框架,以適應新的世界局勢。
 
然而,如果沒有足夠的史料作為依據,研究者的工作就等於無米之炊。人們一直翹首以待,期望莫斯科檔案館的大門敞開。
 
據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第532號決定,1991年10月12日建立了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它的前身是蘇共中央社會主義理論和歷史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包括其地方檔案館)。該中心建立後即決定將所存檔案向國內外開放。各國研究者趨之若鶩,檔案館裡進行著一場特殊的「世界大戰」,一些國家和地區則不惜重金競相選購檔案。人們意識到,從科學的高度做冷靜的後顧,很有益於對時代發展做出正確的前瞻,而離開原始檔案的支持,則很難開展工作。
 
1992年3~7月本書譯者應荷蘭皇家科學院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邀請,在該所做學術訪問並為《斯內夫利特(馬林)傳》收集資料時,得知俄德學者正醞釀著一個大科研項目──編譯出版共產國際有關中國的檔案。參與本書工作的俄德學者,都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研究領域中頗有見樹的學者,也為中國讀者所熟悉。正因為他們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才能從浩翰的檔案中精心篩選,找出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基本上交代了某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編者就某些關鍵處做了簡要的注釋,據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的檔案或重要史料,向讀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識,更便於讀者理解相應文件的價值。這是非常難得的。
 
讀者可從中看到,該書像一部寬銀幕全景電影片,全方位地展示了中蘇關係的複雜性;這本書像一個多稜鏡,立體地展示了事物的各個方面;這本書像一部X光機,透徹地照出了一個複雜體的內部機理。讀者可以從書中所載沉睡多年終於解密的檔案中,嗅到1919~1925那些年代的硝煙,直觀地窺到那段歷史的表面與內涵。它會把我們帶入那段歷史的深層,從而為中華民國史、中蘇關係史、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國民黨史、中國現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打開新的視角。該書確實如其俄方主編基塔連科博士所云,係由「一流的」學者編譯的「一流的」檔案文獻。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重新考慮某些沿襲多年的說法。
 
第一、例如,蘇俄曾經向中國提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蘇俄外交政策中也免不了沙俄政策的積澱。這樣我們才能比較客觀地解釋過去那些令人撲朔迷離的現象﹕中國北京政府難道就是因為持「反對蘇俄的立場」才遲遲不肯承認蘇俄嗎?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外,本書新披露的檔案(第24~30、45~46、57~58號文件等)使我們對這個問題豁然開朗,原來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背後,隱掩著與此主義相反的因素,才使兩國間的關係梗阻不斷。
 
第二、孫中山對蘇關係前後態度的變化說明了什麼,前蘇聯一些學者認為,孫中山對蘇俄政策從「不理解」到「理解」,那麼他不理解的是什麼?這我們也可以從本書找到明確的答案(第50~51號文件),他認為蘇俄不應執行與帝國主義相同的政策,從而損傷中國的民族利益。
 
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的研究方面,本書向我們詳細展示了這個國際組織對國民黨的態度,特別是共產國際把國民黨和孫中山置於什麼樣的戰略地位,要把國民黨改造成一個什麼性質的政黨,而國民黨又由其性質決定進行了哪些強有力的「反彈」。(第24~30、36、39、64號文件)
 
第三、本書文件向我們揭示了莫斯科為中國設計的「政府」模式或曰政治軍事力量組合的模式﹕對陳炯明的高期望值,孫中山─吳佩孚聯合政府,孫中山─馮玉祥政府等;蘇俄和共產國際對華政策中的烏托邦性﹕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們傾全力於呼喚和準備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急切盼望在孫中山的勢力範圍內完成蘇式的激進土地革命。(第6、7、9、227、229號文件)
 
第四、有幾個方面尤其發人深省,一是共產國際和蘇俄對中國政策的多元性,他們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利用中國反對北京政府的政治勢力,甚至設法組織一個親蘇政府來取代北京政府(第24~30號文件);另外一個則是莫斯科不惜製造中國的動蕩來加劇和「激化」日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以牽掣他們在遠東的力量,而達保證蘇俄東部邊境平安(第4、9號文件)之目的;莫斯科的上層和駐華使者,一方面在中國積極活動,如高爾基所云想讓「革命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另一方面又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行動有不妥之處,於是在緊要關頭,則千方百計做出與中國政局無涉的姿態,如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第156號文件,斯大林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決議)。
 
第五、莫斯科使者們滿懷革命熱情,在中國貫徹蘇俄和共產國際對國共合作的意圖,然而他們的作為卻給後來的國共分裂埋下伏線。(第52、53、74、205號文件)
 
第六、莫斯科企圖「牢牢控制住」中國(第86號文件)的政策,在當代國際形勢下已經引發我們的思考,使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到,從共產國際的打倒資本主義到,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聯合提出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等原則,世界經歷了多麼曲折的道路。
 
這本大型檔案文件資料集的出版,無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發生多方面的效用,如其俄方編者所云,所收文件﹕或推翻過去的結論,或展開新的視角,或推出重要文件為某些說法佐證。
 
三、關於中文譯本
 
譯者與俄方編者的交往已達10餘年,此期間或互相切磋或通信聯繫。1994年譯者為撰寫《斯內夫利特(馬林)傳》訪問俄國時,恰逢該書俄文版問世,故榮幸地在1995年新年到來之際得到俄文版編者簽名贈書,作為新年禮物。後又蒙編者撥冗相助,接受了本書譯者的採訪(見1995年第1期《黨的文獻》)。在採訪期間俄文版編者希望為他們的書出一個中文譯本。現在本書已經放在讀者面前,也算一件幸事,可以向俄國同行們交卷了。
 
四、關於體例
 
本書係據俄德學者合作編輯1994年莫斯科俄文版《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詳細書名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全文翻譯。有幾點情況當奉告讀者。
 
一、中文譯本保留了俄文版的順序、編排、體例,以及全部文件。
 
二、對於俄文版的注釋,譯者據中國讀者需要做了一些增刪。
 
三、俄文版中有若干文件需要做詳細說明方可顯示其價值。對於這樣的文件譯者採取了兩個辦法處理,一是把直接相關的文件作為「附錄」全文刊登(如第117號文件的4個附件);二是做比較詳細的注釋(如第80號文件,在注釋中全文引用了加拉罕寫給孫中山的介紹鮑羅庭的那封信)。
 
四、為使版面整齊,譯者所加的注釋與原編者所加注釋,採取了混合編序的辦法,凡無「──譯者」字樣的注釋均為原俄文版編者所加。
 
五、譯者刪除了原書中的「參考書目」部份。
 
六、本書所收文件形成時間距今已經有70餘年,撰寫文件者的身份和文化素養不同,語言風格各異,如第94號文件「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使用了許多口語、俚語,譯者盡可能忠實表達其語言風格。再如一些談話記錄是經過翻譯後保留下來的,如第2編中有關蔣介石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的一些文件和第5編中第204~205號關於胡漢民訪莫斯科工作情況的文件,我們沒有見到其原始文種(中文本),只能由俄語翻譯回來;有的文件中呈現多處明顯的文理不通,有的作者由於寫作時間匆促,而出現不完整的語句,還有的文件因年代久遠或其他問題而出現缺損。以上各種情況使本書的語言風格不能渾然一體,特此說明,請讀者見諒。
 
五、鳴 謝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先生,提供了他由外國學者幫助經過多年求索方得到的《中國國民黨周刊》。
 
感謝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康斯坦丁‧舍維廖夫(漢名﹕石克強)教授的幫助。譯者在莫斯科和石教授在北京期間均多次互相切磋,蒙石教授百忙之際,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核對了材料,使許多貌似瑣碎但十分困難而又相當重要的問題,在石先生手下均迎刃而解。
 
蒙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主任基利爾‧安德萊森博士准許並由謝契林娜女士熱情幫助,譯者得到了一些信件的原始文種,為工作提供了便利。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長陳三井博士,也為本書出版給予幫助。
 
在此一併致謝。
 
李玉貞
一九九七年四月
俄文版編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第一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尋求盟友
魏金斯基致佚名者的信(1920年6月)
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0年9月1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關於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
斯托楊諾維奇致佚名者的信(1920年9月29日)
劉謙向俄共(布)阿穆爾省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
波塔波夫給契切林的報告(1920年12月12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於廣州政府情況的報告(1921年4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小局會議記錄節錄(1921年8月26日)
契切林致楊松的信(1921年10月31日)
契切林致列寧的便箋(1921年11月6日)
列寧寫給契切林的便條(1921年11月7日)
杜霍夫斯基與舒米亞茨基的直線電話記錄(1921年12月2日)
契切林致巴意開斯的電報(1921年12月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討論遠東會議問題的記錄(1921年12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9次會議記錄節錄(1922年1月12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列寧的信(1922年3月15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列寧信的附錄──《統治中國的督軍》(1922年3月15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拉狄克的信(1922年4月6日)
利金就中國工作情況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處提交的報告(1922年5月)
楊松致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7月10日)
巴意開斯致加拉罕的電報節錄(1922年8月4日)
越飛致吳佩孚的信(1922年8月19日)
越飛致孫中山的信(1922年8月22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信(1922年8月25日)
孫中山致越飛的信(1922年8月27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8月30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8月30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4次會議記錄節錄(1922年8月31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節錄(1922年8月31日)
魏金斯基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1922年8月)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9月1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9月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5次會議記錄節錄(1922年9月7日)
越飛致孫中山的信(1922年9月15日)
越飛致馬林的信(1922年9月18日)
越飛致吳佩孚的信(不晚於1922年9月18日)
格克爾與孫中山的談話(馬林記錄)(1922年9月26日)
吳佩孚致越飛的信(1922年10月12日)
越飛致契切林的電報節錄(1922年10月17日)
越飛致契切林的電報節錄(1922年11月1日)
孫中山致越飛的信(1922年11月2日)
越飛致契切林的電報(1922年11月7、8日)
越飛致加拉罕的電報節錄(1922年11月9日)
越飛致契切林的電報節錄(1922年11月10、13日)
越飛致吳佩孚將軍的信(不早於1922年11月18日)
吳佩孚致越飛的信(1922年11月20日)
共產國際第4次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不晚於1922年12月5日)
孫中山致列寧的信(1922年12月6日)
孫中山致越飛的信(1922年12月20日)
第二編 聯合孫中山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記錄節錄(1922年12月29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節錄(1922年12月29日)
1923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年12月)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4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3年1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節錄(1923年1月6日)
越飛致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
托洛茨基致越飛的信(1923年1月20日)
魏金斯基致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
越飛致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摘錄(1923年1月26日)
越飛的設想──關於同孫中山合作的前景與可能的後果(1923年1月26日)
托洛茨基致加米涅夫的信(1923年2月6日)
魏金斯基向共產國際書記處提交的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工作報告(1923年2月22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第53次會議記錄節錄(1923年3月8日)
魏金斯基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部長薩法羅夫的信節錄(1923年3月8日)
維里杰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3月11日)
托洛茨基致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信(1923年3月13日)
魏金斯基就中國形勢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的報告節錄(1923年3月2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7次會議記錄節錄(1923年3月26日)
魏金斯基致薩法羅夫的電報(1923年3月27日)
東方部就1923年第一季度的工作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報告(1923年4月4日)
薩法羅夫致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信(1923年4月4日)
維里杰致佚名者的信(1923年5月22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奉派參加中國共產黨第3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所擬指令的草案(1923年5月23日)
布哈林給魏金斯基的便條(不晚於1923年5月24日)
布哈林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給中國共產黨第3次代表大會指示草案的修改意見(不晚於1923年5月24日)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信(1923年5月31日)
陳獨秀致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1日)
維里杰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1次會議記錄(1923年8月2日)
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
第三編 孫逸仙博士考察團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魯祖塔克的書面報告(1923年9月7日)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1923年9月10日)
杜霍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的報告(不晚於1923年9月10日)
關於國民黨代表團參觀144步兵團的書面報告(1923年9月17日)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1923年10月6日)
國民黨代表團關於中國國民運動和黨內狀況的書面報告(不晚於1923年10月18日)
魏金斯基致張國燾的信(1923年10月24日)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參觀「紅玫瑰」工廠的書面報告(1923年10月27日)
契切林致季諾維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
托洛茨基致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2日)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1923年11月13日)
季諾維也夫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草案寫給契切林和布哈林的便箋(1923年11月23日)
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3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1923年11月26日)
有國民黨代表團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1923年11月26日)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托洛茨基的書面報告(1923年11月2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1923年11月28日)
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訪蘇日程的書面報告(1923年12月5日)
契切林致季諾維也夫的信(1923年12月5日)
第四編 國民黨改組及其初步成果
鮑羅庭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
鮑羅庭與瞿秋白的談話記錄(1923年12月16日)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1923年12月27日)
鮑羅庭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1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報告節錄(1924年1月1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4次會議記錄節錄(1924年1月24日)
鮑羅庭致加拉罕的信(1924年1月25日)
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2月8日)
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1924年2月13日)
鮑羅庭筆記和報告記錄摘要(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0次會議記錄節錄(1924年3月20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1次會議記錄節錄(1924年3月2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東方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不早於1924年2月25日)
魏金斯基致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書面報告(1924年6月2日)
關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40次會議的報告(1924年7月3日)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1924年7月12日)
陳獨秀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
中共廣東區委關於鮑羅庭報告的決議(1924年7月15日)
鮑羅庭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1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4年7月24日)
孫中山、廖仲愷、鮑羅庭就中國農民問題的談話(1924年8月10日)
關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國共關係問題情況的報告(不早於1924年8月30日)
陳獨秀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4年9月11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就瞿秋白同志關於廣東省政策路線的報告所做的決議(不晚於1924年10月8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鮑羅庭同志的信(不晚於1924年10月10日)
陳獨秀致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
第五編 馮玉祥政變與共產國際和聯共對華政策中的新重點
魏金斯基致季諾維也夫的電報(1924年11月底)
魏金斯基致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穆欣致季諾維也夫的信(1924年12月16日)
魏金斯基致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1924年12月19日)
鮑羅庭關於國民黨情況的書面報告(1925年1月24日)
瞿秋白致鮑羅庭的信(1925年1月26日)
鮑羅庭的書面報告(1925年2月14日)
魏金斯基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鮑羅庭的信(1925年2月1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2次會議記錄(1925年3月1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3月13日)
鮑羅庭給加拉罕的書面報告(1925年3月1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3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3月19日)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5次會議節錄(1925年4月2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55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4月2日)
鮑羅庭的書面報告──「孫中山逝世與國民黨」(1925年4月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次會議記錄(1925年4月17日)
魏金斯基致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5月7日)
維里杰致魏金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3次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報告的節錄(1925年5月1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2次會議記錄(1925年5月29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3次會議記錄(1925年6月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6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6月11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7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6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8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6月25日)
瓦西里耶夫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1925年7月21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記錄(1925年7月28日)
魏金斯基致索科利尼科夫的信(1925年8月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5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8月5~7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5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8月1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5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8月1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6次會議記錄(1925年8月18日)
魏金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8月19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年8月21日前)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7次會議記錄(1925年8月21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6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8月22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伏龍芝的信(1925年8月22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伏龍芝的信(1925年8月2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7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8月27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8次會議記錄(1925年8月29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9次會議記錄(1925年9月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0次會議記錄(1925年9月16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9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9月17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79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9月17日)
瓦西里耶夫致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1次會議記錄(1925年9月2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0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9月24日)
斯莫連采夫致加拉罕的便箋(1925年9月2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2次會議記錄(1925年9月28日)
魏金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
溫什利赫特和鮑爾特諾夫斯基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30日)
斯莫連采夫致加拉罕的信(1925年9月30日)
鮑爾特諾夫斯基致瓦西里耶夫的信(1925年10月1日)
瓦西里耶夫致魏金斯基的信(1925年10月2日)
斯莫連采夫就給予國民軍和廣州物質援助計劃的說明(1925年10月7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所屬分委員會關於改善駐華教官工作條件的會議記錄(1925年10月9日)
伏龍芝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呈交的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報告(1925年10月13日)
瓦西里耶夫致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10月4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3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0月15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3次會議記錄(1925年10月19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所屬分委員會關於新增駐華領事館的建議(不早於1925年10月19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4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0月22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14次會議記錄(1925年10月26日)
陳獨秀致中國共產黨莫斯科區委的信(1925年10月28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6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0月29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8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1月5日)
魏金斯基報告摘要(1925年11月11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93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2月3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93次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2月3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魏金斯基的信節錄(1925年12月4日)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加米涅娃的信(1925年12月11日)
胡漢民訪問莫斯科工作計劃(不遲於1925年12月11日)
拉斐斯與胡漢民的談話記錄(1925年11月12日和12月7日、12日)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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