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

學愚，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中國佛教學會創立者及首屆會長。主要從事原始佛教、中國佛教、人間佛教思想和歷史以及宗教學等研究，主編《人間佛教研究叢書》與《人間佛教研究》期刊。著作包括《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2011）、《人間佛教》（2011）、《人間佛教的社會和政治參與》（2005）、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2005），以及其他中英文學術論文七十多篇。

緒　言 ix

第一章　宗教信仰自由與依法管理宗教 1

宗教政策的形成 3

宗教管理的落實 12

宗教理論的建立 26

宗教政策的恢復與宗教管理的規範 36

結語 57

第二章　佛教與馬克思主義 67

馬克思主義者論佛教 69

佛教與馬克思主義比較 83

思想層面的相通 87

實踐層面的統一 97

結語 112

第三章　政治學習與僧團改造 123

僧尼學習的倡導 125

政治學習的推廣 133

政治學習中的佛教女性 147

政治學習與僧團改造 151

結語 173

第四章　土地改革與僧尼勞動 183

土地改革與寺廟徵用 184

僧尼勞動、自食其力 211

江蘇僧尼：生產修行兩不誤 230

湖南僧尼：勞動即是修行 236

浙江僧尼：在勞動中生存 244

結語 256

第五章　建國初期中共政治與西藏佛教 273

西藏民族和宗教政策 274

班禪大師 306

結語 319

第六章　抗美援朝與中國佛教 329

同心協力、抗美援朝 331

捐獻飛機、僧尼從軍 342

慈悲殺生、愛國主義 355

結語 364

第七章　佛教與階級鬥爭 371

取締會道門 374

鎮壓反革命 380

反右運動 397

陳銘樞：佛教信徒和馬克思主義戰士 404

喜饒嘉措：愛國老人和反革命分子 412

結語 420

第八章　中國佛教協會 435

協助政府、服務國家 436

恢復運作、再續前業 463

結語 480

第九章　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 487

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489

宣傳中共政治、維護國家統一 505

國際友好、相互往來 513

緬甸 522

柬埔寨 527

尼泊爾 530

錫蘭 536

印度 540

越南 543

日本 555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 571

佛牙外交 579

結語 592

結言：劫後重生，百廢待舉 607

參考書目 619

緒 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國家「三位一體」的政權，宣告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結束，中國從此進入新民主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上下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改造，經歷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反右、合作社及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通過這些運動，中國社會和人民得以徹底改造，社會主義新中國得以建立和鞏固。在此一系列運動中，佛教經受了嚴峻考驗和致命打擊。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新中國，佛教被視為封建殘餘，革新佛教成為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宗教是鴉片，是封建迷信，共產黨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改造乃至消滅宗教；佛教是宗教，因此亦是被改造乃至最終消滅的對象。但是另一方面，1949年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允許佛教徒有信仰自由，但同時強調佛教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同所有中國人民一樣，一般佛教徒─特別是僧尼，雖然感到疑惑、不安、焦慮和無奈，但是他們還是努力改造自己的身心，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成為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一員。

新中國的成立為許多中國人民帶來無限的希望，社會主義改造亦給那些一直努力試圖改造佛教的佛教徒帶來機遇。近代以來，佛教式微，弊端百出，改造佛教成為部分佛教知識分子的共識。太虛大師（1890–1947）率先發動「佛教革命」運動，倡導人間佛教。他的革命精神和人間佛教思想震撼了當時佛教界，亦深深吸引了一批青年僧人和社會人士。在太虛大師的帶領下，中國佛教開始了漫長的改革自新之路，興起了所謂的「新佛教運動」。但由於當時佛教內部保守勢力強大，而佛教自身改造亦無法得到政治的支持，再加上戰爭不斷，直到太虛大師去世，佛教改造運動仍然舉步維艱。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佛教的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礎；深受太虛大師改革思想影響的中國僧團，似乎亦看到了徹底自我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樣，那些曾經追隨太虛大師或同情佛教改革的佛教界人士抓住機遇，重新開始了佛教改革活動。他們一方面積極擁護黨的領導，支持社會改革運動；一方面號召僧尼投身到這些運動中去，徹底改變佛教千百年來累積的、不符合時代社會需要的思想和實踐。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佛教界領袖和知識分子的鼓勵下，中國僧尼走上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改造之路，中國佛教也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¹

建國初期的佛教社會主義改造深刻而全面地改變了中國佛教，特別是僧團的思想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佛教的研究，仍是一個少人踏足的領域。其原因很多，一方面，多數西方學者缺乏研究資料，無法真實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脈動和佛教的曲折命運；另一方面，中國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對這一段歷史諱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過，有一些西方學者或應邀訪問過中國，或曾接觸了當時中國佛教界的一些人或事，對某一段時間、某一個地區的佛教現象作了一些個案記載和介紹，為後人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其中，唯慈（HomesWelch）的研究最為突出。1972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唯慈的著作《毛統治下的佛教》（BuddhismunderMao），這是他「中國佛教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該書重點介紹並詳細分析討論了1949年以後佛教在中國的生存情況，包括中共的宗教政策及其對佛教的影響、佛教界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勞動生產等歷史。唯慈認為，直至文化大革命，黨和人民政府對佛教（乃至所有宗教）採取了控制而非迫害的政策：把佛教局限於寺院之內、佛教徒的思想之中，嚴格限制其在公共場所生存和在社會上發展。該書主要以《現代佛學》為基礎，採訪了一些50年代從大陸出走海外的中國僧侶。或許由於其政治觀念或西方學者特有的批判精神，唯慈把50至60年代中國大陸出版的期刊、書籍都看成是反面教材，把中國政府極力宣揚的宗教政策，以及佛教界領袖所呼籲的佛教改造、政治學習、生產勞動，都當成是對佛教傳統的破壞，是在消滅佛教。在他的筆下，中國佛教——特別是僧團，已經奄奄一息；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就是政治。《毛統治下的佛教》一書展現了唯慈對傳統中國佛教的同情，因而對佛教改造及改造佛教傳統的當代政治，表示了極大的「憤懣」。²但不可否認的是，唯慈的著作填補了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空缺，讓人看到一位關心中國佛教的「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佛教，不失為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拓荒者。

早在《毛統治下的佛教》一書出版前兩年（即1970年），唯慈在《亞洲觀察》（Asian Survey）上發表了〈宗教在中國的多面性〉一文。該文認為，中國佛教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表面看到的並非真相：中國佛教，其傳統與現實、內容與形式、佛教徒所言與其所行，往往表裏不一，甚至互不相干。這種現象，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佛教中更為突出。佛教活動改頭換面，有着多重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宗教儀式不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而是被賦予了時代內容，如祈禱世界和平、抗議侵略、愛國捐獻等。唯慈說：

長期以來，中國僧人一直都樂意為國家服務，由此換取繼續他們個人宗教實踐的自由。但是，現在他們的這種回報訴求也遭到拒絕，新政權堅持要求他們把過去用來宗教學習和修行的時間，用在政治學習、生產勞動，以及參加民眾運動上。如果我們帶着一種憤世嫉俗的口吻說，在過去祈禱皇帝萬壽無疆為廣大僧眾從事宗教修行和追求往生淨土提供了面子，那麼，60年代，這種面子也沒有了。但是，事實上，政府的急進以及種種運動又為佛教提供了許多新的面子。³

宗教儀式套上政治面目，是當時佛教活動的一大特色。政府禁止在寺院以外的公共場所進行宗教活動，甚至以危害社會安定、破壞生產的理由來限制寺院內的宗教活動。但是，仍有許多佛教徒或佛教團體借用愛祖國、愛人民、愛和平的名義舉行宗教活動，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保護自己的宗教。唯慈認為，一直以來，中國佛教具有委曲求全的性格，這種性格在現當代中國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的「圓融」和「方便」，中國佛教才可能度過重重的生死難關。

當ErnstBenz完成他的《佛教還是共產主義：誰主亞洲未來沉浮》（Buddhism or Communism: Which Holds the Future of Asia?）一書時，⁴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開始。雖然宗教政策亦只是紙上談兵，但是政府仍然容忍佛教的存在，並努力引導、利用佛教為政治和社會服務。Ernst Benz認為，中共給予佛教生存的空間，就是為了逐步地、更好地改造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是一個緩衝器：緩和人民內部矛盾，以便更有力地解決敵我矛盾，消滅階級敵人和一切反動派。在國際上，中國以世界佛教大國自居，結識並拉攏國際佛教朋友，建立自己的國際地位。然而，隨着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佛教外交所發揮的保護佛教的力量越來越小。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末，佛教未能如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許多佛教徒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想像或希望的那樣，最終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195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力鎮壓西藏叛亂，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佛教界，對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失去信任，佛教失落外交的空間。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人民政府修正了宗教政策。宗教問題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反映——佛教成為牛鬼蛇神，國家開始用行政手段來改造乃至消滅佛教。

佛教社會主義改造的層面很多，如僧尼轉業從事工農業生產、對宗教儀式的改造等方面。根據宗教政策，政府禁止宗教團體在公共場所舉行宗教活動，而寺院內的宗教活動，亦要在不影響社會治安、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僧尼積極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和創造能力，常以響應政府號召、配合社會運動為理由，舉辦各種法會──廟會改為法會，祈禱變為祝願，超度亡靈成為保護世界和平。這些既是具有宗教形式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同時又是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宗教活動。1950年10月，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僧眾舉行了多場宗教活動，邀請巨贊法師前往講經，唸誦《金剛經》等佛經。法會結束時，全體參加者把由此產生的功德迴向給國家和人民，祈願國泰民安，祝禱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傳統的佛教儀式中，驅魔消災法會十分常見。到了50年代初，這樣的法會仍在各地舉辦，但內容有所改變：「驅魔」成了把美帝國主義侵略者趕出朝鮮；「消災」即是消滅破壞世界和平、給世界帶來戰爭暴力的美帝國主義者。在佛教徒看來，這些活動仍然是宗教活動，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政府官員看來，這樣的活動體現了佛教徒的愛國熱情，是他們響應政府號召的表現，起到了幫助政府政治宣傳的作用。僧尼的政治學習與生產勞動代替了宗教修行，或其本身已然成為了宗教修行。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這種改變是僧尼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部分，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表現。由此可見，同一個活動，即有兩種或多種宗教、社會乃至政治意義。

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社會處境，但佛教自身的緣起思想亦構成了佛教「隨緣」的性格；二者結合，成就了中國佛教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佛教在中國近兩千年的發展，就是一場不斷改造社會和被社會改造的歷程；至於何時改造社會，何時又被社會改造，則取決於當時政治、經濟因素以及佛教自身的狀況。在新中國，政治高於一切，佛教喪失了改造社會的能力，完全處於被政治改造的位置，而且到了不接受改造就等於自我毀滅的地步。但是，由於佛教與中國文化思想、人民生活傳統等關係密切，政府在改造佛教時亦小心慎重，避免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唯慈認為，建國初期，黨和人民政府對宗教採取團結和鬥爭相結合的方法，做到「又團結、又鬥爭，明團結、暗鬥爭；又保護、又破壞，明保護、暗破壞」的統一。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政府從未公開聲明要消滅宗教或取締佛教，而是通過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來破除舊佛教，建立新佛教。

「破舊立新」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的基本國策，即破除一切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舊風俗和舊文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科學觀和社會主義社會人生觀。種種「破舊」的社會運動並不直接針對佛教，卻引致對佛教傳統致命的破壞，具體表現如下：一、政府通過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徵收或沒收寺院土地及財產，勸阻人民布施僧團，切斷僧尼生計來源，迫使他們轉而從事生產勞動；二、發動群眾同佛教作鬥爭，控訴佛教寺院和僧侶剝削勞動人民、不勞而獲的罪行；三、組織審查頑固僧尼，發動僧眾檢舉揭發，淘汰屢教不改者；四、把寺院改建成為學校、政府機關和文化場所等，或成為僧尼還俗結婚後的住家。在「立新」方面，政府加緊馬克思主義科學觀的宣傳教育，建立中國共產黨「恩人」和毛澤東「救星」的地位，代替傳統宗教中神佛的神聖性。作為立新的表現，佛教活動增添了政治含義，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貫徹政府政策的工具。在這些場合中，政府官員會重申黨的領導，佛教界領袖亦會表示堅決支持，呼籲佛教徒遵守國家法律，走社會主義道路。

無論是破舊還是立新，唯一的指導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在許多外國人──特別是那些同情傳統佛教、對紅色中國存有戒心或敵意的學者──眼中，建國初期的中國佛教是一些政府官員導演的木偶戲，情形則有點像拍電影一樣：

排斥不需要的場面（原有的各地寺廟），清除不順眼的景物（佛教原有的功課、法會、教育、研究和出版等宗教活動），趕開不合用的「閒人」（原有的眾多僧尼），搬來一些本與該地無關的布景和道具（政治集會、古董研究和外交工作等新活動），留下一些人（受保護的寺廟僧尼）作為臨時演員（注意不能演得過多或過火），再把一切納入公司導演（佛協、統戰機構和民族事務機構等）的指揮控制之下，於是，看似真人真景，實則面目全非，整個無非成了適合（對該地絕不相干的）劇情需要的部分鏡頭而己。⁵

在這些學者眼中，中國佛教或許成為政權手中的一顆棋子，任憑擺布，宗教活動成為政治導演下的一場鬧劇。其實，佛教自傳入中國，一直在政治的操控之下，並為政治服務。這種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一直持續到近代，形式雖或有變，但本質依舊。這種關係的建立不僅緣於中國政治的需要，同時亦表明佛教對政治的態度。一般來講，佛教徒都不會反對政府，即使深受政治迫害；相反地，他們都希望同政府保持友好關係，相安無事。民國期間，僧團備受政治、社會迫害和戰爭摧殘，佛教的生存出現了危機。亦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佛教界出現了許多赫赫有名的高僧，如太虛、虛雲、印光等。在他們的帶領下，中國佛教一方面保持與政治的友好關係，尋求社會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出版了數百種佛教雜誌期刊，培養了無數僧才，為佛教的生存和發展爭取了空間。新中國成立後，巨贊等人力主改革佛教，並在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中，始終與黨和人民政府站在一起，鼓勵僧團進行思想改造和生產勞動。為了保證佛教社會主義改造的正常進行，政府在佛教界培養了一批思想進步、政治可靠的代理人，吸收他們成為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開創了當代中國政治佛教的模式。對於政府來說，這些代理人的象徵價值遠超過他們的實際權力。⁶而對於他們自身來說，這些政治榮譽顯示了政府對他們的信任，說明了佛教徒在新中國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們於是努力不辜負政府的信任，積極完成黨和人民交給他們的任務，貫徹各項政策，在佛教內部推行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標誌着政府利用佛教管理佛教的開始，體現了當代中國佛教與政治的成功合作。作為代表新中國全體佛教徒的唯一合法組織，中國佛教協會的領導人由一批黨和人民信得過的佛教人士擔任，負責向全中國佛教徒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國佛教協會對內溝通政府與佛教界，統一佛教徒政治思想和社會行為；對外代表中國佛教界，在國際上維護國家利益，宣傳宗教政策。在它的帶領下，或更為準確地說，在佛協領導人的領導下，各地僧尼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自我改造運動。中國佛教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如此徹底而全面，中國佛教協會或佛教界領袖人物「功不可沒」。他們中間許多人，如巨贊法師等，本來就認為佛教非改革不可，新中國的成立給佛教改革帶來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在他們看來，適應時代、改造佛教，或許是保存佛教的「方便法門」。事實上，這樣的方法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最終不但不能夠保全佛教，反而成為佛教走向消亡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