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簡體書）

本書是《中國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時間為1953年到1968年。根據官方文獻檔案與當時的公開出版物，分析和敘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項正式的國家安置政策出臺、演變和形成的過程。作者明確指出了以下三點：
第一，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的出臺，不僅出於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考慮，而且與建國後幾乎每一項政治、經濟、教育制度緊密相關，是各種政策施行造成的結果。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背景，尤其是計劃經濟的背景來看待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是國家勞動力調配工作的重要一環．旨在為無法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開辟新的就業道路。但無論作為一項安置工作，還是以後發展成為一場運動，從指導思想和具體運行機制上，都具有明顯的延續性，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更不能採取肯定前者否定後者的做法。
第三，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明確區分知青。並對他們作出分別研究。狹義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為國家一項專門工作後從大中城市下鄉的中學畢業生，其中「文革」期間畢業的「老三屆」及其以後陸續從中學畢業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們看作是知青的主體。但從廣義來說，知青還應包括家在農村、畢業後又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回鄉青年」。他們才是知青上山下鄉的先行者，也是人數最多、付出代價最大的一批人，因此本書用大量篇幅，列舉大量事實，闡述了回鄉知青群體與他們的經歷。

定宜莊，女，滿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隊，1974年回城。先後從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獲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業為清史、滿族史。著有《中國知青事典》（與劉小萌、史衛民、何嵐合著）、《清代八旗駐防研究》、《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等。

第一章 第一個回合
一 從頭說起
二 動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
三 榜樣的力量
四 一條可行的道路
第二章 向荒地進軍
一 對蘇聯「共青團城」的向往
二 「北京莊」和「共青社」
三 隨移民大潮遷往邊疆的青年墾荒隊員們
四 經驗和教訓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一 年的升學就業形勢
二 城市中的待業青年
三 統籌兼顧的原則
四 社會的反響
五 改造的歷程
第四章 一條嶄新的就業道路
一 先行者
二 「摸著石頭過河」
三 下鄉以後
四 創辦青年農場
五 回鄉的知識青年們
六 「大躍進」前夕
第五章 難忘一九五八
一 把邊疆建設成美麗的花園
二 各地墾殖場的知識青年
三 半工（農）半讀，培育共產主義新人
第六章 大辦農業大辦糧食
一 城市精簡人口
二 邢燕子，好榜樣
三 城市知識青年的精簡下鄉
四 到國營農場去
五 江西共大與青年農業生產建設隊
六 問題和特點
第七章 到農村去安家落戶
— 年的安置規劃
二 決策出臺前的探索
三 教訓和經驗
四 動員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五 從集體插隊到「集體戶」
六 為農村基層組織樹立的典型
第八章 知青群體的形成
一 先進典型與先進知青代表會議
二 青春無悔
三 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第九章 走在與農民結合的道路上
一 誰改造誰？
二 靠什麼來保護自己？
三 回鄉知青的處境
第十章 這條路能夠走到底嗎？
一 「兩種教育制度」
二 有了準備再下鄉
三 當農民以後
四 生產建設兵團的組建
五 軍墾戰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風
一 餘波
二 返城風潮
三 反對經濟主義
四 「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五 返城風的平息
六 先驅者
第十二章 從紅衛兵到知青
一 十七年的教育
二 真誠的探索者
三 從天安門起步
四 吹響上山下鄉運動的號角
五 最初的實踐
六 殊途同歸
附錄
再版後記

第一章　第一個回合
20世紀50年代曾以熱氣騰騰、充滿希望的時代形象留在一些過來人的記憶中，留在文人的筆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會問題，50年代形成的模式幾十年難以扭轉，錯誤和偏差也影響了以後的幾十年。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在50年代作為一項政策的出臺，就是這樣的大樹結下的一個苦澀的果子。
這項政策是從動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生回鄉務農開始的。
一 從頭說起
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發展重工業為主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都與知識青年的前途緊密相關；但關係最直接的，還是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教育制度。
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方針。但工業的起飛卻面臨著一個尖銳的矛盾：落後的農業經濟滿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適應不了工業發展的要求。1953和1954兩年農業減產，明顯地在拉工業的後腿，糧食的短缺已構成牽制經濟發展的全域性問題。舊社會已經存在的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導致了來自貧困農村地區的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自發湧人城市，使這一時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業發生困難，終於使國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轉向了農村。
這種情況對教育的發展也構成了影響。解放初的幾年，我國教育事業發展很快，至1953年底為止，與1949年相比較，全國小學增加了50％，小學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學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學生增加了近兩倍。但這種勢頭維持時間並不長，問題很快就顯示出來。
我國建國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學習蘇聯為主，從一開始就存在幾個問題：1．教育與經濟的關係沒有擺對
我們今天通常把教育與經濟發展，比喻為母雞和雞蛋的關係，人人都懂得“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這個道理，發達國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認識到了，而且不惜代價地付諸實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就是這樣迅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並邁人了世界經濟強國之列。可惜的是，當時的我國卻不知道或不肯接受這個道理。在50年代，我們振振有詞地向人民宣講的，明顯與這個大趨勢背道而馳。我們強調說，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談得上大辦教育。
剛剛站起來的人民急切地要求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學校雖然已經增加了很多，但他們認為還不夠。他們呼籲國家辦更多的學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日社會更多的升學機會以便將來有更好的前途，而國家是這樣回答他們的：
情況是這樣，要想滿足今天所有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不是添辦幾所或幾十所學校的問題，而是要添辦幾千幾萬所學校的問題，這不僅需要大量的幹部，還需要很大的一筆錢。國家用錢是有個統一的預算的；要想教育經費大量增加，就必須把別的開支大量減少……把哪方面的預算大加縮減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國家用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錢最多，是不是把這筆錢先拿來發展教育呢？按著這個辦法做，國家把主要的財力和人力，不拿去辦工廠、開礦山，不去修鐵路公路，也不去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而去開辦學校。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我們國家不要什麼鋼鐵、石油和機器，少生產些大米、小麥和棉花。這就是要我們國家的工農業生產永遠停留在落後的水平，要我們大家的物質生活永遠沒有什麼改善。這就是要削弱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與經濟力量……我們若不首先去發展和鞏固這個物質基礎，而把主要力量拿來辦教育，這就本末倒置了（竟將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說要滿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會落空。
經濟建設經費不能挪用，國防事業費更挪用不得。因為那樣削弱了我們的國防力量，就是放縱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大膽發動侵略戰爭。戰爭，我們缺乏防禦力量的戰爭，意味著工廠、學校、城市、村莊大量的遭破壞，老年人、青壯年、婦女兒童大批地被屠殺，我們的學校就是辦得再多些又有什麼意義呢？
挪用國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預算來辦學校，都會破壞國家的整個建設計劃……這就是說，我們今天無法滿足所有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也無法滿足，這種情況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力量發展到可以滿足這種要求的時候為止。將教育經費與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開支描述成這樣一種不能相容的關係，未免有些絕對，事實上何至於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國初期教育事業發展最快、最為“冒講”的一年來說，教育經費也不過占國家總支出的7．14％。這並不是很高的數字，但有些人已經認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們將此與行將垮臺時的國民黨政權相比，說在國民黨教育發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經費在國家總支出中連1％都不到。基於這種認識，經濟發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緊縮教育經費，甚至將大批適齡兒童不能人學、十二三歲小學生不能升學的現象視為“正常”，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失策。
2．不重視教育本身的規律
延安時期群眾化、大眾化的教育模式，給了毛澤東以深刻的影響；而解放後從蘇聯接受下來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養工業和科技方面的精英為目標的，中小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學校輸送人才。兩套不同模式的同時採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學等種種問題上發生衝突，而時而偏向這方，時而偏向那方的結果，就是教育所出現的不斷的搖擺。或追求數量忽視質量，一味貪多求快，或強調通過統一化、標準化提高教學質量。而當後一種意見占上風的時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採取壓縮的辦法，以減少學生人數、放慢訓練教師的速度為代價來進行“調整”，精英教育與普及教育的矛盾，從此便埋下了種子。以後的十餘年，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僅在青年中間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導致了領導人之間嚴重的意見分歧。
搖擺不定的直接後果，造成了解放後學校招生工作中的一個突出現象：當經濟發展進入高潮時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見佔據上風的時候，招生人數就迅速增加，甚至超過在校學生的人數；而當經濟發展遇到問題需要整頓，或培養精英的意見佔據優勢的時候，招生人數又會急劇減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幾次低潮。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在20世紀s0年代和60年代卻幾乎成了規律，而因此出現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長嚴重不滿的原因，也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
3．教育形式的單一化
50年代的宣傳媒介在談到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時，一再勸告人們不要一切依賴政府，一切依賴國家，因為國家不可能對畢業生採取將一切都“包下來”的辦法，但是，人們的這種依賴思想又是從哪裡得來的呢？正是新中國成立後一切都由國家負責、由國家安排的做法，給了人們這樣的幻覺。
國家確實想將一切都包下來：工礦企業最好都由國營，學校則一律改為公辦，不如此，又如何保證人才的質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學校有國立，有私立，有社會團體乃至教會興辦的學堂，也有鄉村百姓集資的私塾，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各取所需，畢業後也自找門徑。這種情況當然有其弊病，它不僅使家境貧寒的孩子難以得到入學的保障，也常常使學有所成者陷入“畢業即失業”的窘境。於是，國家包辦一切，讓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為人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這在當時，的確曾起到過安定人心、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但當公辦學校面臨國家經濟困難或教育需要壓縮整頓也就是上面所說的低潮時期的時候，沒有為數眾多的民辦學校來幫助緩解壓力，就立刻會對社會形成直接的衝擊。
對“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情況略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種教育上的大起大落並不是孤立的，它不過是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特點的一個反映。由於它與經濟上的波動緊緊聯繫在一起，所以一旦發生搖擺，幅度就特別大。尤為嚴重的是，當教育上的調整將大批不能升學的青少年壓入社會的時候，卻也正是經濟處於低谷的時期。工礦企業、機關單位，處處超編，到處都向青年關閉大門，單一的經濟和單一的辦學體制，不具備自行調節壓力的能力，國家就想到了農村。
1953年，也就是建國的第四年，這樣的危機第一次出現了。
解放之初學校迅速增加、學生人學人數持續增長的勢頭，造成了不少新建學校一味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貪多求快，盲目冒進的問題。教育部遂於1953年提出“整頓鞏固、重點發展、保證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導致了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小學招生人數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學的青少年，面臨失學的精神痛苦和就業的實際困難，思想混亂不安，也在社會上引起一場波動。由於被整頓的大多數是解放後在農村新建的中學，農村中小學畢業生尤其是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的問題就比城市中更為嚴重，而他們成批地、自發地湧入城市謀求出路，使已經被就業壓力和糧食緊缺問題壓得喘不上氣來的城市更加難以承受，動員他們回鄉遂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