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術：思想控制的荒唐史（簡體書）

; 《洗腦術：思想控制的荒唐史》作者多米尼克·斯垂特菲爾德（Dominic Streatfeild）翻閱大量解密文件，采訪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的前特工，揭開了世界上最隱密的心理操縱術——洗腦術的秘密。 《洗腦術：思想控制的荒唐史》為中情局“情報官書架”推薦書目， 2007年英國著名的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
on）非小說圖書獎五本入圍圖書之一。

第一章 大腦戰揭幕第二章 吐實藥第三章 神仙肉的滋味第四章 黑暗中的故事第五章 制造滿洲候選人第六章 詹姆斯、雷和廣告心理師第七章 夢中治療第八章 吾主愛人第九章 魔鬼計劃尾聲 你該如何審訊恐怖分子？參考文獻譯名對照

; 1 1948年11月19日，星期天。安德拉斯·扎卡爾博士在維日瓦羅修道院做完晨禱回家。一輛沒有牌照的轎車在他身邊停下，三個黑衣人跳出車子，抓住扎卡爾的胳膊，把他扭進了後座。三人隨即關上車門，揚長而去。 過往的路人已對此司空見慣。匈牙利人早就知道，國家正處于威脅之中，陰謀者遍布各個角落，秘密警察一直在搜捕異見者。但這起事件卻因為受害者的身份而顯得不同尋常：扎卡爾博士是匈牙利天主教堂教會領袖、東歐最高樞機主教（紅衣主教）約瑟·敏澤迪的私人秘書。敏澤迪是個有權勢的人物，有望成為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的繼任者。他的私人秘書“失蹤”，可不是個好兆頭。 五個星期後，秘密警察將扎卡爾博士送回了主教位于埃斯特貢的寓所。 可是，1948年聖誕夜返回的扎卡爾再也不是從前那個人了。扎卡爾眼神詭異，他迷迷糊糊暈頭轉向，似乎處在意識混沌未開的狀態。這個35歲的、平時少言寡語的神學博士像個孩子一樣咿咿呀呀，格格傻笑，還尖叫著在走廊里瘋跑。跟扎卡爾一起來的警察們不斷地提醒他，他們可是一星期獎勵他兩頓肉吃呢。扎卡爾對著他們嘻嘻地笑起來。“他看起來……”主教的秘書長久洛·馬特蓋回憶說，“和他們相處甚歡。” 扎卡爾飛跑著把秘密警察們領到地下室尋找“罪證”。順著扎卡爾指出的方向，警察們挖出了滿滿一箱敏澤迪的機密信件。警察們夸獎了一臉傻笑的扎卡爾，把他帶回了安德拉希大街60號的秘密警察總部，那兒還有更多“ 獎勵”在等著他。 節禮日晚上6點45分，敏澤迪和他年邁的母親剛做過晚禱，就聽見樓下響起猛烈的敲門聲。一隊秘密警察持槍站在門外。久洛·德齊中校上前對主教說，“我們是來逮捕你的。”敏澤迪要求對方拿出逮捕證，德齊搖搖頭說，我們不需要這玩意兒。 敏澤迪跪下吻了母親的手，祝禱，拿起衣帽便跟著警察離開了。敏澤迪被捕，為蘇聯統治下的匈牙利天主教畫上了句號。他隱沒進黑夜，耳邊最後響起的是同事們自發唱起的國歌。 敏澤迪的被捕震驚了他的同事，但最令他們感到困惑的還是扎卡爾的舉動。忠心耿耿的扎卡爾怎么會背叛主教？他的舉止又為何如此怪異？顯然，他遭遇了一些怪事。 五周後，主教站上法庭，同樣的怪事也降臨到他的頭上。敏澤迪站在被告席上搖搖晃晃，身體極不協調，夢游似的瞇著眼睛。他的語氣機械單調，詞句間常有長達10秒的停頓，似乎在重復死記硬背下來的內容。面對審訊，這位受過高等教育、才智過人的主教眼神呆滯，手足無措。 敏澤迪坦白的內容比他的舉止還要糟糕。他呆呆地注視前方，供認自己策劃了匈牙利皇冠珠寶盜竊案。失竊物品中包括這個國家最珍貴的聖物—— 聖斯提芬的皇冠。他的作案動機也非常明確：加冕奧托·馮·哈布斯堡為東歐帝國皇帝。敏澤迪還供認，他計劃推翻共產主義政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美國贏得戰爭，他就能在匈牙利執掌政權。 敏澤迪的供詞顯然是無稽之談。敏澤迪確實反對戰後共產黨對匈牙利的控制，但他不是革命者，更不是叛國者。他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曾于1947年6 月21日在芝加哥同奧托·馮·哈布斯堡見面。但事實上，哈布斯堡從未去過芝加哥， 6月21日主教本人也不在美國。西方國家的觀察家不久就發現，敏澤迪此前曾特別向教堂的工作人員交待，自己有可能被共產黨逮捕。他擔心被屈打成招，因此在被捕前幾周就致信五位匈牙利最高神職人員，而這些信件只有在他被捕後才能打開。敏澤迪在信中堅稱沒有參與過任何陰謀，并且絕對不會放棄主教職位。 在法庭上被問起這些信件時，敏澤迪卻改了口。“很多事當時我并沒有看清楚，”他含糊不清地說，“我的聲明是無效的。”接著便提出了辭職。 在熟悉敏澤迪的人看來，他仿佛脫胎換骨。羅馬教皇身邊的人說“法庭上的敏澤迪根本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人。”一位英國外交部的分析人士也認為法庭上那個“疲憊、順從的人和我們所了解的主教完全不同。”敏澤迪的母親對此毫無異議。她告訴媒體，監獄里的敏澤迪“像變了個人似的，沒有自己的思維和意識。”有一次她去探視時，敏澤迪甚至完全沒有認出自己的母親。 主教的筆跡也改變了。他被捕前後的筆跡存在明顯不同。一位意大利的筆跡學專家認為，“敏澤迪已經寫不出他常用的簽名筆跡了。”在審理期間，兩名匈牙利筆跡專家拉斯洛·舒爾內和漢納·費肖夫叛逃到奧地利，供認曾參與這起案件。他們起初被請來偽造主教在供詞上的簽字，但不久後兩人就發現，完全不必多此一舉——敏澤迪自愿在口供上簽字。二人稱，審問初期的文件顯示，敏澤迪否認被控罪行，而兩周之內，檔案中就充滿了認罪的內容。舒爾內說，“審訊前期的筆跡和後期的筆跡看來像出自不同的人之手。”主教身上確實發生了怪事。 2 剛毅、強勢的敏澤迪公開承認他根本不可能犯下的罪行，立即喚醒了西方國家的記憶——同樣的情節也曾上演在10年前的莫斯科。當時，斯大林逮捕了其核心集團的幾名成員，判決他們犯下了可怕卻難以令人信服的罪行。 在“莫斯科審判秀” （1936-1938）中，蘇聯檢察官安德烈·維辛斯基的恐怖面目暴露無遺。他不斷咆哮說被告都是“瘋狗”，應該“拉出去槍斃 ”，被告們竟然爭先恐後地附和他。很多人一上庭就說自己十惡不赦，根本不配做辯護。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謝爾蓋·穆拉霍夫斯基，講述了企圖謀殺斯大林的離奇故事；列夫·卡梅涅夫稱自己為蘇聯“嗜血成性的敵人”，在一次“卑劣的叛變”中，試圖暗殺基洛夫；理查德·匹克承認曾協助策劃這起暗殺，痛罵自己是“國家的渣滓”。當然，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他們的供詞。 接下來，被告們開始自我揭發和相互揭發。愛德華·霍爾茨曼宣稱他和同伴們“不光是殺人犯，還是法西斯分子”。而對尤里·皮亞塔科夫來說，他的同伙們罪孽深重。他請求親手槍斃他們，他的前妻也在其中。 在這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中，被告們不僅請求被判刑，而且還要求接受最嚴厲的刑罰。阿卡迪·羅森格爾茨說：“經歷了這種恥辱，我不想再活下去了”。舍斯托夫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法庭不能，也不應該饒恕我的性命。”他僅有的愿望就是“平靜地走上刑場，用我的鮮血洗刷背叛祖國的污點。”求死的遠不止舍斯托夫一人。我是黨的叛徒，” 穆拉霍夫斯基說， “我應該被槍斃”。他確實也被槍決了。在感謝檢察官維辛斯基對他們處以極刑後，被告們全部被槍決。 久經考驗的革命者排隊在死刑執行令簽字的場面震驚了世界。這些人真的犯罪了么？為回應公眾對案件的關注，美國成立杜威委員會展開調查，并最終認定蘇聯人的供詞子虛烏有。委員會得出結論：“我們認為莫斯科公審是在做戲。” 然而，就算審判是捏造的，又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怎樣才會使他們在公開場合如此詆毀和丑化自己？從外表上判斷，沒有一位被告曾遭到嚴刑拷打。如果他們真的受過虐待，為什么沒有一個人在法庭上說出來？不難想見，他們早已知道，無論如何都難逃被槍決的命運。人們猜測蘇聯可能對這些遇難者使用了藥物或進行過催眠。真相無人知曉。英國《每日郵報》評論道： “歷史上，沒有一樁未解之謎能與發生在莫斯科的事情相提并論。” 疑點重重的莫斯科審判結束10年後，歷史在敏澤迪一案上重演。《倫敦晚報》報道稱，“茫然惶惑的主教，像蘇聯的受害者們一樣，已準備好承擔加在他身上的所有罪名。”《每日電訊報》也稱他的“心智已不再健全”。 部分評論家甚至懷疑站在被告席上的根本不是敏澤迪本人，只是個冒牌貨。 這一說法顯然并不可靠，然而面對如此詭異的局面，哪種解釋不牽強呢？ 如同對莫斯科審判秀的判斷，媒體熱衷于將敏澤迪的離奇認罪歸結于藥物作用。在名為《敏澤迪：藥物？嚴刑逼供？催眠？》的文章中，《每日郵報》報道主教被下了“苯丙胺、安非他明、東莨菪堿等用于逼供的麻醉、鎮定劑”。蘭德公司也認為，蘇聯會在庭審前對犯人使用藥物、進行催眠以促其招供。教廷方面頗有同感：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的發言人評論說，如果敏澤迪真的認罪了，他一定是被人下藥才招供的。無論用了什么手段讓敏澤迪開口，必須有人為此付出代價。1948年12月31日，教皇將卷入此案的人全部逐出教會。 英國外交部對于這一案件進行了討論。顯而易見，主教在審訊中表現得 “不正常”，更何況還有證據顯示蘇聯審訊者對敏澤迪使用藥物，“摧毀了他的精神和意志力”。然而，總的來說，這種解釋還是存在疑點。維也納的一篇報道稱，風傳的下藥說法是“媒體的渲染。”1949年2月10的機密文件顯示，很有可能并不高明的手段就讓敏澤迪認罪了：讓他親眼看著扎卡爾博士被打得半死，主教馬上就屈服了。 然而，外交官們對上述猜測并無十足的把握：如果扎卡爾遭到毒打，為什么在法庭上卻一點兒都看不出來？英國外交部文件蓋棺定論：“總而言之，主教認罪仍然是個謎。” 美國政府也認為審訊是難解之謎。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敏澤迪遭遇了極其險惡的設計。“不知道用了什么辦法，”美國陸軍情報顧問保羅·萊恩巴格寫道：“他們偷走了他的靈魂。” 敏澤迪因為他的“罪行”被判處無期徒刑。三年後，又一顆炸彈引爆了。這一次，是在朝鮮。 1952年1月13日晚上，美國空軍第三轟炸隊飛行員肯尼思·伊諾克和約翰·奎因駕駛的戰機在北朝鮮被擊落。四個月後，他們對中國的審訊人員供認了驚人的罪行。兩人聲稱，他們一直在朝鮮部署包括炭疽、傷寒、霍亂和鼠疫病菌在內的生物武器。奎因說，武器運輸系統“還處在試驗階段”，但已經具備相當大的殺傷力。他說“我被迫成為美國好戰分子的工具……我對朝鮮人民和中國志愿軍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第二天，北京播發了伊諾克和奎因的口供錄音。莫斯科電臺很快接過話筒，不久，整個東方陣營就開始指責西方國家的戰爭罪行。 9個月後，也就是1953年2月，美國陸戰隊第一航空聯隊的參謀長弗蘭克 ·施瓦布上校證實了伊諾克和奎因的說法。施瓦布的戰機于1952年7月8日被擊落，他詳細說明了部署行動。據施瓦布陳述，美國生物武器項目編號為 VMF-513，代號SUBPROP，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于1951年10月批準了這一項目。 1951年11月，美軍B-29轟炸機從日本沖繩起飛，（在朝鮮半島）進行了第一次行動試驗。經過調試，細菌運載設備很快就裝載到虎貓、天襲者、海盜和黑豹等多種機型上。行動試驗屬于高度機密，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并不知道他們運送的是什么，美國的盟友們自然也被蒙在鼓里。 施瓦布說，美軍將細菌罐從不同高度投擲到地形各異的地區和規模不一的城市，以確定散播病毒的方式，并進一步規劃出最有效的生物武器部署。 這些武器是為襲擊平民而特別設計的。 細菌武器大量投入使用。施瓦布還供出了執行任務的飛行中隊編號以及牽扯其中的高級軍官。他證明伊諾克和奎因所說句句屬實：美國曾經——并且仍然在北朝鮮投擲細菌武器。施瓦布承認，“這太可恥了。” 從武器、時間到技術細節，信息都完美無缺，足以證明生物武器戰爭的真實性。然而，仿佛這些供詞的說服力還不夠強，在施瓦布招供後不久，又有35名飛行員講述了他們執行任務的經歷。 問題出現了：所有的供詞都是假的。朝鮮半島上根本沒有細菌武器。 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