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

本書作者周孜仁在文革期間參加「重慶八一五派」並主編《815戰報》。其所撰時局述評〈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曾引起毛澤東「關注」，被坊間斥為「全國五大毒草」之一。

作者以主編《815戰報》的親身經歷，真實記錄四川及重慶「文革」動亂的社會全景畫；?述了作者及一代知識份子的歷史命運：從政治旋渦中心的生死搏鬥——最重要的事件、慘案、內戰、整體性社會騷動——到最隱密的私人情感；記錄了一代青年被嘲弄的忠誠、正義感、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同樣，還有被荒唐年代激發而出的、如影隨形的人性中的醜陋和陰暗。

作者是以一位書記員和見證人的名義，真實地，負責任地，為那頁可怕的時代履歷表，填寫一行注腳。

文章緣起

人家都說我是《八一五戰報》的主編。

文革動亂，耿耿十年，紅衛兵小報多如恒河沙數。從沒聽說誰給誰封過什麼主編的。我也是。那年月亂世英雄起四方，任何事都一哄而起，能者為之。我之所以認可為該報主編，是因為這份小報曾闖了一個大禍，其大也，以至於已忤達了聖聰，惹怒了龍顏——上面追究太緊了，誰都招架不住也不想再招架，總得有人出來承擔一下罪責吧？就這樣，我認了。本來，從籌建到編輯，這份小報許多具體工作都由我做，說我主編也不冤。

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秋。其時，四川七千萬百姓分成兩大派，一本正經地為一對北方夫婦的政治命運鬧得不可開交。一派人聲稱：「劉張坐牢我坐牢，劉張殺頭我殺頭。」另一派則殺氣騰騰發誓：「劉張坐牢我把門，劉張殺頭我提刀！」

這一對來自山東、河南的中年夫婦全名劉結挺、張西挺，原分別在四川宜賓地區和宜賓市擔任地委書記和市委書記。兩派群眾的政治訴求不約而同提到「坐牢」二字，原因是劉、張在文革前確因開罪了中央西南局高官而深蒙冤屈，據說還身陷囹圄。後巧遇文化革命風雨大作，乃告狀不止，最後又東山再起。從此後二人便和貴州李再含、山東王效禹、山西劉格平、黑龍江潘復生等炙手可熱的左派新貴一樣，快捷地登上了權力頂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劉結挺被欽點為革籌組副組長；張西挺則任革籌組政工組負責人，相當於現在的省委組織部長兼宣傳部長，權力很大的。保劉張派的口號提坐牢，是表示要與這兩個政治新貴榮辱與共，生死相許。反對派提坐牢，則因劉張的上臺使自己處境尷尬萬分，發誓要奪回深蒙侵害的政治權益。

我屬於反對派。

文革期間群眾組織有兩種命名法，一是採用數碼，以造反時間為徽記。如「天大八一三」、「雲南八二三」、「西師八三一」等等。另一種以字元命名，多標識其革命誓言。如「衝派」、「砸派」、「鋼XX」等等。我參加的是數位派：「重慶八一五」。造反時間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故名。保劉張派的核心組織也名以數碼，叫做「四川八二六」：造反於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從名字便可看出反劉張派比保劉張派資格更老，但後起之秀思潮更加新銳，尤其力挺劉張翻案，奔走呼號，立下汗馬功勞，劉張一旦上臺，自然身價百倍，咄咄而逼於他人。一貫以正確路線自居的「重慶八一五」眼見造反資格比自己嫩了許多的「八二六」一朝發達，大有整個兒併吞巴蜀之勢，於是衝冠一怒，起而拼死相爭。本已劍拔弩張的川內形勢因省革籌組的成立而火上加油，愈演愈烈。

六月，重慶大武鬥拉開帷幕，一場武鬥動輒數十數百甚至數萬人參加，從半自動步槍到三七高炮，從水陸兩用坦克到炮艦——除飛機外的所有輕重火炮全部登場撕殺；七月，劉、張發祥之地宜賓地區，由地區革籌組領導親自調兵譴將，發動「武裝支瀘」，進攻古城瀘州，死兩千餘、傷一萬六千餘、八千多人致殘；大小規模的「武鬥」在萬縣、涪陵、雲陽、永川、江津全面開花……巴蜀大地，血雨腥風：這已不是武鬥，完全是曠日持久的戰爭。

同年九月五日，權傾國中的文革秀才王力，關鋒、林傑三人意外地訇然倒臺，全國、從而四川的政治格局再次來了個大逆轉。

劉張政治聲望如日中天，但要真正蕩平全川卻面臨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這就是駐節四川的四野嫡系鐵軍五十四軍，還有他們背後的、同為四野出身的成都軍區司令員、外號人稱「梁大牙」的虎將梁興初。四川省革籌備組成立，梁同時被欽點為副組長，權勢絕不讓於咄咄逼人的劉、張兩挺。八一五派敢於與其抗衡，正是有如此強硬的軍方背景。王、關、林倒臺的公開原因是在所謂煽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反軍亂軍」、「毀我長城」。那麼，他們的倒臺使對軍方耿耿於懷的劉張二人、以及緊跟其後的四川八二六派，無疑是一記狠狠悶棒。盛氣凌人的重慶八一五自然認為自己又正確了一回。勝券在握，需要「宜將剩勇追窮寇」了。

自詡為八一五派理論權威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報》，躍躍欲試，也覺得該來點大塊文章了。頭腦發熱的編輯後生們在辦公室牆壁上畫了一張很可笑的全國地圖，還用鉛筆在上面畫滿紅圈、藍圈、紅箭頭、藍箭頭。就像歇斯底里的戰爭狂人一樣開始經天緯地，浮想連翩，舞文弄墨，好像只要小試鋒芒，全中國就都是他們的了——這就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達聖聰、惹怒龍顏的「大毒草」，題曰：《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

文章是由四個同學分頭執筆的。寫好後由我統一潤色定稿。文畢感覺不錯，想增加一點份量，便找到當時八一五大派的機關報《山城戰報》商量，雙方當即達成共識：以兩報編輯部名義聯合發表，有點像文革期間凡旨意恢宏的指導性文章都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連袂隆重推出。《必勝》問世，反響果然巨大，當天便有學生遊行歡呼，稱該文章是「投向劉張獨立王國的一顆重磅炸彈」，「敲響了劉張獨立王國的喪鐘」，云云。遊行我沒有看見，但標語看見了——接下來，整個四川八一五派的小報幾乎同時轉載，一派「齊步走，向前進」的豪邁激越之勢，效果大大超出原來想像。事後，《山城戰報》編輯部專門開了一個座談會。該報主編、平時不苟言笑的重慶石油校老師李乃如，那天站在一堆破破爛爛的沙發中間，用安徽音濃重的普通話，不無得意地說了：

「真沒想到一文既出，洛陽紙貴呀！」

文章有個副標題，叫：「一評四川時局」。有一評當然得有二評、有三評、有四評……就如當年的流行說法，中共中央讓《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來一個「九評」，談笑間就讓蘇修頭目赫魯雪夫灰飛煙滅。當時我們已走火如魔，堅信只要再來幾篇文章就足以把權傾巴蜀的劉、張二人也評成「歷史的狗屎堆」。《山城戰報》把我「關」進他們報社專辟的一間小屋，讓我續寫「二評」：《從王力的倒臺到新獨立王國的破產》、「三評」：《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復辟鬥爭進行到底》。輪到「四評」我正好出差海南，遂恭請四川外語學院一個中文老師續寫。海南歸來，我非常敬重地拜讀了那篇大作——可惜一直無緣與作者謀面——寫過那篇文章，他似乎就再沒來過報社，以後也沒聽過任何關於他的消息。留在我的心目中這位才華橫溢的大學老師，成了來無影去無蹤的文林高人。該文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寫了一場子虛烏有的婚禮，單道重慶反到底派——「反到底派」是八二六派在重慶的政治盟友——首領黃廉，在潘家坪高級賓館如何盡享婚宴豪華。其中一句話是這樣的：「新郎乜斜著醉意闌姍的眼睛」對新娘如此這般。我當時不認識「乜」字，還查了一下字典。還有，按當時的說法，這段描寫有點兒色情，所以我記得清楚。

誰知黃粱未熟，好夢已斷。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再次召見四川各路諸侯，周恩來以降全體文革操盤手到會並發表講話。現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講話的原文了，但我記得絕對清楚，在這個有名的「三一五指示」中，周傳達說：《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說，《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塗。這句話傳回四川，馬上被演化為：周XX（指筆者）是毛主席點名的黑筆桿、反動文人，必須抓起來。雖然僅就字面而言，毛的指示十分中性，但聯繫會議批判八一五「右傾翻案」的整體基調，把這段「最高指示」演繹為對《必勝》直截了當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上面那段把我定性為「反動文人」的首長指示，就是張西挺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十四日在四川省大學生分配工作座談會上講的。張西挺時任四川省大學生「分辦」主任，掌管著川內所有大學生的生殺大權。她有充分的權力對任何一個普通學子的人生抉擇作出判決。在僅有三個選項的分配自願表上，我曾非常痛快地填寫了如下自願：一：「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二：「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三：「西藏」。對此，張組長同樣非常痛快地在會上宣佈了：

通知西藏，「退貨！」

大字報上的說法就更多了。

那時就有了全國五大毒草之說。五大毒草分別是：清華大學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廣西「四二二」派蕭普雲的《今日哥達綱領》、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及《我們的綱領》、重慶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記得《四》文是被毛點的名，《今》文是被康生點的名，湖南兩文被中央誰點名記不起了，而《必勝》被點名的「規格」等同《四》文，很高。除了自撰的拙文，筆者還讀過其中三篇，它們對於文化革命許多本原性問題所表現的大膽質疑，充分展示了作者敏銳的理論獨創和大無畏的戰鬥勇氣，而《必勝》充其量不過在操作層面上表現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煽動技巧而已。但不管怎樣，既然它已經被鎖定為文革祭壇上的犧牲，它的作者就必然需要放上政治砧板讓斧鉞任加宰割。

我在劫難逃了。

文革已經過去許多年了。我發配來雲南邊疆所受的折騰也夠充分了。個人竊以為，我力圖遠離政治，靠一個工科學生的誠實勞動，為社會兢兢業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並且事實上得到了社會的承認，然而紅衛兵小報的生活經歷卻總像陰影一樣籠罩頭頂，揮之不去。一九八四年，我在一個大型共用事業公司擔任了技術科長、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某天，一位後來在炸藥廠擔任總工程師的同學、也曾在《八一五戰報》做過編輯的黃肇炎，專程從山區趕來找了我。炸藥廠在一片荒野山地的山頂，離昆明很遠的。山地裏同時還擺佈著許多屬於機密、絕密級別的國防工廠。按理說，去那兒工作政治上都必須完全可靠，可政治可靠的人都嫌那兒太偏僻，不去。主管大學生分配的人無可奈何，只好把出身可疑、甚至「階級敵人」的子女分去了一大堆——黃就是其中之一。炸藥廠經常出事，一出事就死人。和黃同分該廠一位清華高才生剛去不久就被炸死了。他一死了之，女朋友可苦壞了：成天就六神無主、暈暈叨叨的。某日上班，她對黃說昨晚她又夢見了愛人了：他正在天堂裏向她招手呢！天堂裏挺好玩兒的，要她趕快去：就在這天，她又被炸死了。事後黃給我來過一封信，說他從小接受唯物主義教育，可現在，他開始迷信了。

炸藥廠未來的總工程師那天來昆明不是要說廠裏的故事，而是專程告訴我，說母校來人啦！來調查你、還有戰報其他人員的情況。「你準備準備。小心啊！」他說。黃耳朵背，聽人說話很吃力，自己也就寡言，他說出的每句話都顯得極端認真，像深思熟慮之後推導出來的、勿庸質疑的結論。可那一天，聽他憂心忡忡的提醒，不知為什麼，我心境非常平靜，我說：反正國民黨的戰犯全都特赦了，國家總需要一些反面教員吧。讓他們來，我認了。

後來，重慶大學的外調人員果然來了。我知道，國家正在開始重用知識份子，我的許多同學已經或者正在被提拔到領導崗位。所有上崗人員都需要通過「文革表現」一關，所以——我現在承認——當時我惡作劇地嘲弄了一番遠道而來的外調人員，此外，除了為「親者諱」，我對他們想瞭解的同學一律評功擺好。此外，我給他們提供的，全是毫無用處的垃圾資訊，和偽證。

現在，又二十年過去了，《八一五戰報》和我共過事的、在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學都已年邁，有些已經作古。該退休的也已退下來了。該當官的也已當到頭了。他們都已經走完或者即將走完自己的仕途，把這些經歷如實記錄下來，應該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傷害了，我想。寫下後面的文字，我只有一個念頭：真實地，負責任地，為那頁可怕的時代履歷表填寫一行注腳。

現在我開始寫。

一、加盟

文革運動中群眾組織要辦一份報紙，它的出版發行至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本身要有足夠的政治基礎和組織基礎；二是要有足夠的財力和物力。第一個條件，應該說重慶大學的八一五派自八月十五日造反伊始便已基本具備。文革起事，一般學校都是從少數派開始的，重大的情況卻十分特別：工科學生天然的吃苦、肯幹、認死理和團隊精神，使這個戰鬥團一成立就具備了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和政治上的相對主動（關於這個，我們在下面的章節將有補述）。上面說到的第二個條件，則是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才具備的。在此之前，學校的所有物質，從電話機房到廣播站、從印刷廠到汽車隊，全都在校當局及他們幕後操縱的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掌控之中。

那時的造反派實在可憐。單說傳單，全都只能用最次的毛邊紙謄印。油印機也只能像原始人一樣土法製造：先用幾根木條釘一個框，再蒙上一層紗網，再用膠皮把油墨在紗網上來來回回地刮——傳單就印出來了。土辦法印出的傳單質量差則差矣，可本身就極具宣傳效果。人類生而心多測隱，尤其莘莘市民，尤其從來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為同情弱者。一看見可憐巴巴的毛邊紙，他們就恨不得馬上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一九六六年「十一」國慶，重大八一五學生故意把自製的油印木框作為道具參加遊行，當場便贏得無數同情之淚。相比之下，保守派的道林紙傳單美則美矣，可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況每次進城開會他們都坐車，還派發點心，這就更難讓人接受。重慶地區中秋節喜吃麻餅，按照當時的生活水準，麻餅實屬高檔消費品了，因此聽說「思想兵」開會所發的點心為麻餅，市民更加義憤填膺，乾脆就把保守派一律蔑稱為「麻子兵」。該提法在重慶乃至四川廣為流傳。以後編撰文革專用語辭典，這一條目是不可遺漏的。我姐姐的大女兒當時十一歲，就讀於重慶南岸區雷鋒小學，報名參加「八一五小闖將」組織，口試便有如下一題：問：「思想兵」開會吃不吃麻餅？如果回答：吃。那行：OK！否則有保皇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簡稱。

其時，重慶流傳有所謂「革命童謠」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
麻餅兩封；
保皇有賞，
麻餅二兩；
鐵杆保皇，
鋪蓋兩床。

所謂鋪蓋兩床，其意蓋雲造反派幹革命加夜班只能和衣而睡，而保守派加夜班不但有被子好蓋，而且一蓋就是兩床，足見兩者物質待遇之懸殊。筆者存疑：這些「童謠」很可能是大人編造的，但確實能客觀反應當時的市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