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

從歷史的黑洞中打撈即將消逝的回憶，
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後，震撼人心的抗戰紀錄！
那一場長達八年的抗戰，是誰的抗戰？
八年，牽引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大小戰役不斷──松瀘會戰、台兒莊戰役、平行關戰役、東北抗戰，打完對日抗戰，又是國共內戰，決策者僅僅是下一個指令，千百萬士兵、人民即陷入水深火熱。
戰爭過去了，歷史只記住決策者，卻逐漸遺忘出生入死的配角們，所以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本書由細節與側面還原戰爭的全貌，藉由一個個參戰者的經歷，完整呈現一個戰亂時代，那一些你曾經覺得不起眼的老叟，他可能躲過大大小小的槍林彈雨，避開敵軍的追殺，逃過斷糧的飢餓，他承載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戰爭歷史！

「不了解歷史，就不知道將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去多了解那段心酸的歷史，也感受那些曾經有過的人性亮點，同時也要反思自己。」──北京的網友

本書特色

1.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搶救抗戰歷史的工程，崔永元集資破億，耗時八年，採訪超過三千人，其中包括三百多位抗戰老兵，字字血淚，其記錄片網路點閱率單月突破千萬，感動眾多年輕觀眾。
2.客觀的深究每一段戰爭背後複雜的原因，沒有主觀視角，沒有鮮明立場，沒有惡意扭曲，更非教科書上的輕描淡寫，由細節與側面還原戰爭的全貌，真實呈現一個戰亂的時代。
3.著重戰爭中「人的故事」，並重視參戰者的一生經歷，並非只聚焦在抗戰時的歷史，而是抗戰改變了多少人的一生。

推薦：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監製 王小棣導演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維開

序：故事背後那些未完的故事

《我的抗戰》播出後得到大家的認可，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和鼓勵。作為一個與抗戰老兵直接接觸採訪的前方記者，想想兩年多來在全國尋訪抗戰老兵的經歷，就兩個字，「值了」。
這些老人其實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如此普通，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和我們面對面地走過，我們都注意不到他們。這些人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在他們日漸衰老的容顏下麵，在他們輕鬆的語態和平靜的神情中，娓娓道出的，是半個多世紀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這段歷史，正逐漸被人們遺忘。
似乎不能說是遺忘，因為這段歷史，已經烙印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裡。雖然有些說不明，但卻隱隱約約地感受得到，不時地會蹦出來，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和情緒。這是一段怎樣的歷史呢？
我們把這些在城市和鄉村裡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請到了我們的攝影機前面。對，他就坐在我的對面，講述著埋藏在心底的讓人熱血沸騰的故事。

一、耐心的傾聽者
《我的抗戰》裡面有許多具體的故事。正如崔老師所說，要的是故事，要的是細節。如何從老人的記憶中挖掘出對於他們生命最重要的片段？這需要耐心，需要傾聽。
「你想聽嗎？想聽，我給你講講。」許多老人是伴隨著這樣的開場白，打開了他們的記憶。你想怎麼聽，決定了他們要怎麼說。你是否願意傾聽，決定了他們的興致有多高。
但面對這些老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耐心，興趣缺缺。甚至許多老人的親人對老人的故事都知之甚少。不能責備人們缺少耐心，因為現實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可惜的，是那些埋藏在老人內心的波瀾。
我們其實沒有做什麼，我們只是在做一個耐心的傾聽者。故事，就在老人的「囉唆」中流出，如此自然。一個故事，他能講一天，絕對精彩。

二、那些漸漸遠去的老人
朱鴻是我採訪的第一個老兵，一名新四軍老戰士。每次採訪前夜，他都會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整理出來，密密麻麻地寫滿好幾張紙條。朱鴻對我說：「我年紀大了，能貢獻的事情少了，對你們的採訪提供幫助，可能是我最後能做出的貢獻了。」
聽著非常心酸，卻在以後不得不見證著一個又一個老人的離去。宋錫善去世了、王文川去世了、武幹卿去世了、單先麟去世了……我知道，這個名單還要繼續增加。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如煙。多少生動的故事，都隨著老人的離去而永遠地消散了。
二十九軍老兵曹廷明是張自忠的衛兵。十幾歲他，把自己賣兵得來的八十三塊錢全交給了父母，從此再沒回去。「一輩子只給了父母八十三塊」成為他最大的遺憾。九十多歲的曹廷明，想到父母，哭起來像個孩子。
哭過後，曹廷明擦幹眼淚，「我們繼續工作吧」他說。
這些老人，青年時期參加抗戰，是他們為國盡忠，為民族求生存的主動選擇。如今接受我們的採訪，在他們看來是一份責任，是必須完成的任務。老人們認真的態度讓我們感動，他們講述出來的精彩故事讓我們振奮。他們在講述自己，也在紀念倒下的戰友；他們留住自己的經歷，也在留住那個時代。
與這些老人接觸的每一個場景，都已經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腦海。那是一幅幅畫卷，畫卷裡，有重慶冬天薄薄的霧色中，山坡上破舊小屋內的微笑；有江南大片青綠色的稻田掩映的老屋內，竹椅上悠然的小憩；有大連的海灘邊，身經百戰老將軍遠眺的眼神。

三、個人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都是王侯將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罷，我方登場。大歷史談的多了，小人物比較缺少。但大歷史容易被篡改，小人物，往往更加真實。
你說的可能誇張，他講的可能片面，我的記憶也不一定準確。但每個人還原出來的，都是一個獨特的抗戰：抗戰初期參戰的老兵，會對你講述中日雙方的差距有多麼的懸殊，我們的部隊損失是多麼的慘重。抗戰後期參軍的老兵，會意氣風發地對你講述，他們的作戰是多麼的酣暢，日本人是多麼的不堪一擊。他們有的講述正面戰場的慘烈，有的講述敵後戰場的艱辛。
其實，我們永遠無法還原一個完整的、純客觀的歷史。口述歷史，就是帶著強烈的個人視角。但至少，每個人的講述彙集起來，就會更加接近真實。
正如一束光照進三棱鏡，折射出來的是炫麗的彩虹。《我的抗戰》只是一個三棱鏡，把抗戰的這束光，分散成各種好看的顏色。
希望這樣的《抗戰》，不是不負責任的調侃，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也不是揮舞拳頭的狂熱。只希望通過這些老人的講述，讓大家更親切、更生動地觸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細節、那無法回溯的過往。
老人在講述屬於他的歷史，相信看過的人，最終都會找到自己還原的「歷史」。

紀錄片《我的抗戰》首席記者　郭曉明
二○一○年十月

松山之戰
親身經歷者
張羽富——時為第八軍工兵營戰士
閻啟志——時為炮兵十團一營戰士
曹含經——時為第八軍八十二師二十六團戰士
崔化山——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
李文德——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
付心德——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
早見政則——時為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
編導手記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松山之戰。一個發生在明朝末年的東北，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興趣，是因為洪承疇。後者我同樣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團長我的團》。這一節的故事屬於後一個松山之戰，沒錯，就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那場血腥戰鬥，就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
這一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主人公來，那我只能說松山戰役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一號」，和他相比，所有的戰役親身經歷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許正因為是配角，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將遺體交給山野的戰友們而言，這些無字碑下的英雄們還是幸運的，至少，他們還可以得到後人的瞻仰——雖然來過的後人們並不算太多，墓地裡最常見的，還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們。
這是我所做過的選題中最血腥最殘酷的一個，不是因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殘忍得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們貌似平靜的敍述，將原本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血腥和絕望轉嫁給了我們，讓我們一旦知道，就再也無法忘懷。我甚至開始懷疑，就在此時此刻，在我們太平無事、機械地、自足地生活著的同時，在世界上某一個仍然籠罩在硝煙中的角落，還在發生著什麼？
兩個素不相識、從未謀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
看採訪素材的時候，有段畫面讓我始終難忘：夕陽下，簡陋的南方農舍前，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影機激動地說：「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出於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禮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電視嘛，哪有那麼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誰知道你們的事啊？」
最終，由於播出時長的限制，我還是沒能將上述這段畫面編進片子。二十八分三十秒的時長，要講的東西、想講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許就如同這場六十多年前的戰爭一樣，有些東西，註定無法留下痕跡。
二次入緬決戰松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占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滇緬公路南端運輸。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日軍據此還可以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為了確保這條交通線的暢通，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入緬，聯合英美軍隊共同抗日。但是，由於盟軍之間的配合失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遠征軍在緬北戰場便敗局已定。
五月五日，由於日軍已兵臨怒江西岸，國民政府被迫炸毀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橋樑惠通橋，滯留緬北的中國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少數戰士隨英軍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戰士被迫走進野人山，準備從這裡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緬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稱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綿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沒而得名。在這裡，滿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荊棘，山大林密，瘴癘橫行。遠征軍退入野人山後，僅僅過了十天就斷糧了，再加上環境惡劣，許多戰士都犧牲在這片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中。
據戰後統計，在長達兩個月的撤退中，有將近五萬名遠征軍官兵，因饑渴疾病而永遠留在了野人山，最後集結於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僅剩四萬餘人。在這四萬名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中，有一名筆名叫做穆旦的年輕詩人。幾年後，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的他，寫下了一首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殘存的中國遠征軍全部撤出緬甸，第一次入緬作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歲的工兵戰士張羽富跟隨戰友們開抵怒江。此時，距離他參加部隊的那一天，還不到半年。
張羽富所在的第八軍，隸屬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所屬人員除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倖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張羽富這樣在雲貴當地農村補充的新兵。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有關參軍的記憶，其實並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憶說：「來了兩三個人把我捆起來，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說，說要拿你去當兵，怕你跑，我就說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這樣做，也不行。」
就是這樣一支全新的遠征軍，由於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為當時國內裝備最好的軍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為打通滇緬公路交通線，配合盟軍在緬甸北部的反攻作戰，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在司令衛立煌的指揮下強渡怒江，第二次入緬作戰開始。
按照作戰計畫，渡過怒江之後，潮水般的中國遠征軍便湧向了松山。
松山，位於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由二十餘個峰巒構成，主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因全山遍佈松樹而得名。松山緊臨怒江西岸，是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因此，在當時被西方記者稱作「東方直布羅陀」。
松山的西北是騰衝，西南是龍陵，松山位於中間。這個地方控制著一百五十公里直徑的區域，不把它攻占下來，兩面就不會暢通。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奉命進攻松山的部隊開始攻打松山週邊陣地竹子坡，松山戰役正式打響。當天，遠征軍戰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炮兵閻啟志從來沒打過這麼痛快的仗，他回憶說：「光打敵人，敵人沒有反擊，可能都被消滅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的上午，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對松山主峰的屏障陰登山進行了一番轟炸。轟炸結束後，遠征軍重炮團再次轟擊山頂，陰登山頓時被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下。回憶起當時的慘烈情景，閻啟志說：「松山那麼粗的大樹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還有飛機轟炸。」
中午時分，火力掩護結束，遠征軍戰士們以為陰登山上的敵人工事已經被摧毀得差不多了，便開始向一片死寂的山頭推進。當兩個連的中國軍隊前進至敵人陣地一百公尺時，日軍突然開火。轉眼之間，衝擊陰登山的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僅一個排的人生還。原來，經過飛機、大炮的轟炸，日軍的大多數地堡雖然彈痕累累，但依然沒有喪失作用。
早見政則是原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當時在松山與中國遠征軍對陣的，正是這支部隊。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在熊本組建成軍。最初編入侵華日軍第一○六師團來華參戰。一九四○年三月，因在南昌會戰中損失嚴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後，該聯隊又在日本福岡重建。一九四二年，這支部隊隨五十六師團入侵緬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軍部隊。從這一年起，該聯隊就一直駐守松山陣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軍人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類暗堡四十多座，地下坑道不計其數。
早間政則回憶當時日軍在松山構築的工事時說：「到處都是地堡，還安放了機關槍，眼前十五公尺左右還挖了溝，拉上了鐵絲網，掛上二十公分寬度的鐵板，每隔五公分掛一塊。敵人要是碰上的話，會發出『咯楞咯楞』的響聲。」
這些工事在建造之時，日軍已經用飛機炸彈做過試驗，結果是毫髮無損。所以，對於松山的工事，日軍緬甸方面軍司令河邊正三相信，它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八個月以上。
自渡過怒江後一直進展順利的遠征軍戰士，開始意識到這座山上的敵人不太簡單。
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六月中旬，滇西進入雨季。由於掐住滇緬公路要衝的松山仍未攻克，渡過怒江的中國遠征軍分散到騰衝、松山、龍陵三大戰場作戰，彈藥補給日益困難。能否拿下松山，逐漸成為整個緬北戰局的關鍵。
炮兵閻啟志此時早已感覺不到絲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很多步兵戰友再也沒有回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回憶說：「屍體黑壓壓的，死了多少人啊！僅僅攻了一個月，慘得很！」此時的戰地上，遍佈著各式各樣的傷患，頭部受傷的、眼部受傷的、鼻子受傷的、嘴受傷的，還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個松山戰役期間，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共出動轟炸機數百架次，試圖炸毀阻擋中國軍隊前進的日軍工事。松山上的松樹被炸得一乾二淨，但由於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鋼板架起來的，所以大炮和炸彈轟炸對日軍工事根本發生不了絲毫的作用。
轟炸產生不了作用，面對似乎堅不可摧的日軍地堡，中國軍隊只能以士兵的生命為代價，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進。面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日軍拼死抵抗，遠征軍正面和側面遍佈日軍火力，再加上日軍大炮和轟炸機的配合，至六月二十日，遠征軍已傷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軍手中。
在閻啟志的記憶裡，日軍非常兇悍，每射出一發子彈，必須要打死或打傷敵人，不然他們就絕不開槍。他說：「日本人那個頑抗勁就沒法說了，一個傷兵，守著個暗堡一天一夜。」
這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抗戰劇裡日軍窩囊、愚蠢的形象刻畫有些不同——反動至極的日軍為什麼會為軍國主義者拼死效忠？一個簡單而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文化與倫理的解釋：日本是一個推崇集體主義獻身的國家。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專著《德川宗教》裡曾經講過，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種所謂「目標達成」的文化，為了達到自己國家的特定目標，個人可以毫不計較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無論是非對錯。
六月三十日，新編第八軍接替七十一軍擔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協助部隊過江的工兵張羽富，他所裝備的美式火焰噴射器派上了大用場。他和戰友們先用火焰噴射器往日軍地道裡噴射，然後再扔入幾箱炸藥將它爆塌，最後用土將坑道掩埋，這樣即使燒不死日軍，也會悶死他們。
早間政則至今回憶起火焰噴射器來還害怕不已：「火焰噴射器很厲害，地道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呻吟聲，就如同地獄一般。」
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松山戰鬥陷入僵局，攻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
七月底，由於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國遠征軍決定利用坑道作業，在日軍主堡壘下方開挖地道放置炸藥，從而一次性炸毀日軍堡壘。八月三日，張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連，開始一天三班制地輪流挖掘坑道。一連挖左邊，二連挖右邊，兩邊一起挖。挖出來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敵人發現。戰士曹含經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敵人的碉堡下麵，然後再搬運兩三噸炸藥。」
與此同時，日軍也覺察到遠征軍進行坑道爆破的意圖，開始悄悄向鄰近陣地疏散兵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四十分，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早早渡過怒江，來到隱蔽觀察所。九點十五分，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用電話下達起爆命令。刹那間，兩個坑道共計三噸重的烈性炸藥被同時引爆。張羽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轟隆一聲，泥巴石頭飛上去兩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個人，這兩個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個人。」
成功爆破後，遠征軍戰士終於衝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犧牲卻並沒有結束。就在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鄰近陣地的日軍，突然向子高地發起兇猛反撲。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的崔化山回憶：
半夜裡，敵人不聲不響地衝上來，我們全都發了瘋，不顧死活；我一槍托打倒一個鬼子，他還在地上滾，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沒想到他一口咬來，我的三個手指就被咬斷了；我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右手摸出一顆手榴彈，連續砸了他七八下，硬將他的腦袋敲爛了。
九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命令，限第八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從事。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殘餘日軍，第八軍副軍長李彌親自帶領特務營衝上松山，一連激戰數日。九月六日，他被人從松山扶下。據目擊者描述，此時的他鬍子拉碴，眼眶充血，赤著雙腳，軍服爛成碎條狀，身上兩處負傷，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生存下來的遠征軍戰士將戰友們的屍體從松山子高地拖下來。雖然事隔多年，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的李文德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說：「我的老天啊，因為打日本人，死了那麼多的人。」
雙方的屍骨已經分辨不清了
松山戰役結束後，日本軍部發布「拉孟守備隊全員玉碎」的消息。事實上，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還是有一部分日軍士兵化整為零逃出了包圍圈，早見政則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早見政則被遣返回國，回到家後，他看到了日本軍部當年發給他家人的戰亡通知書。
松山之戰，在早見政則身上留下了永遠的記號。面對我們的鏡頭，他脫下衣服，露出渾身彈痕，一邊撫摸著其中的一個彈孔，一邊說：「這裡是被捷克式機槍打的，子彈直接將這裡打穿了，現在按上去還會覺得疼。」
早間政則出身於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從戰場上回來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連他們家的牛也高興地一直跟著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幹活了。早間政則說：「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松山之戰是一場玉碎之戰，現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採訪中，早間政則還告訴我們，他記得松山戰役自己至少打死了六十五個中國人。有一次他正在戰壕裡獨自思鄉，外邊的一個炸彈突然打到了戰壕裡，將他炸傷，當時情況緊急，並沒有藥，醫療兵只好先給他打了一針獸醫的消炎藥，然後將他抬下了陣地。恰恰因為這樣，他逃過了高地爆破，撿回了一條命。松山戰役結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戰役結束後，工兵張羽富並沒有馬上跟隨大部隊離開松山。他們還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全部都沒有被妥善埋葬。張羽富回憶說：「到了十月份，已經留了幾百來斤的骨頭，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戰役共歷時九十五天，中國遠征軍先後投入十個團二萬餘人，總計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陣亡四千餘人，日軍陣亡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人。
隨著松山戰役的結束，滇西緬北會戰的僵局終於被打破。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國軍隊光復騰衝。十一月三日，龍陵戰役結束。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國駐印軍隊在緬甸芒友與遠征軍會師，滇西緬北會戰至此勝利結束。
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後，曾救治過一個在松山守備的日本兵。上個世紀八○年代，在滇西緬北戰役中日老兵見面會上，他再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兵，付心德回憶說：「我到那裡去以後，碰到那個當年的日本兵，他上來抱著我就哭。他說他來了這裡六次，每次來都是想找我。」
在我們找到付心德的時候，老人已經一百零五歲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槍斃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開始的時候還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後就無所謂了，反而覺得還不如早點槍斃了來得乾脆。這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一百零五歲老人，到現在還自己開門診維持生計。在我們去採訪的前幾天，他的門診剛剛被查封，原因是他沒有行醫執照。老人說，他當然沒有現在的行醫執照，當年給他頒發行醫執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們難以想像，對於一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人，和平年代的這些小苦惱，在老人心裡會有怎樣的波瀾。
騰衝的中國遠征軍國殤墓園裡，一排排的墓碑下長眠著為國捐軀的戰士。其實，犧牲的那些遠征軍將士們，一部分埋在了緬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後來被拆除了。很多已經找不到屍首，有些就是找到了屍首卻已經認不出是誰了。回憶起當年的那些事，張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說：「這些農民的兒子確實可憐。像我這樣還活著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進中國，我就不會出來當兵了。」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六十多年過去了，讀著穆旦這首詩的結尾部分，我們彷彿看到了當年那些浴血奮戰的年輕身影，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人知，但歷史將會永遠載下這壯烈的一筆。

我的抗戰（精采摘錄）－天使

天使
親身經歷者
周良柏——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
餘慕貞——時為第三戰區第六重傷醫院護士
譚昆山——時為七十三軍作戰參謀
李維英——時為八路軍一二○師獨一旅二團文化教員
李玉茂——時為八路軍冀中軍區一二一師連長
劉　禦——時為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

編導手記
老人孫英傑回憶說，台兒莊戰役結束後，那裡屍體遍佈，黃色衣服的日本人，灰色衣服的自己同胞，滿眼望去，看不到頭。那時天氣很熱，部隊怕屍體腐爛會帶來瘟疫，於是調來大量的消毒藥水，在戰場消毒。
《天使》講的就是戰地醫生的故事。這裡的天使，不禁讓人聯想起《黃河絕戀》裡面那個從女大學生轉變為八路軍護士的安琪。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動盪的國土早已放不下書桌，無數青年學子為保家衛國，都義無反顧地投筆從戎，對於女學生來說，從事醫護工作則是常見的選擇之一。
一九三九年，一個剛剛畢業的小護士被分到了第三戰區的重傷醫院，後來，她回憶說，那裡每天都有鋸手鋸腳的，她很害怕。但是沒過多久，小護士就適應了這種生活，她主動接近傷患，給他們唱歌，還替他們給家裡寫家信，傷患們都盼著重返戰場，但可惜，他們中的很多人無法再回戰場了。
小護士回憶說，醫院的山背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醫生與傷患之間的故事是最能打動人心的，尤其是在戰場上。有個擔架兵回憶說，忻口會戰，他在前線抬擔架，看見營長負了重傷，就要過去抬。營長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他又去抬傷更重的，結果傷患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如是幾次，擔架兵的眼裡已經全是淚水。
做這個專題的時候，最難的是，已經找不到全面抗戰時期戰地醫療的資料：照片、影像，還有資料。我們除了那些援華的外國醫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國戰地醫生的名字。
他們是戰場上的天使，但有太多太多人沒有留下名字，等到我們想起他們的時候，卻都不知道從何說起。
這是我心中的遺憾，也增加了做片子的難度。松山戰役的時候，日軍的記錄裡記得很明白，哪怕是一個獸醫，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我們卻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後來，組裡買了大量的圖書，其中有一本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軍醫手冊》，書很小，很舊，裡面已經痕跡斑駁，翻著這本書，心裡突然有一種很難過的感覺。不知道當年看著這本《軍醫手冊》的醫生是否從戰場活著回來，他後來過得怎麼樣？
一九四○年二月十七日這一天，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周良柏經過了一場槍林彈雨的戰鬥。從那一天起，他永遠失去了一隻胳膊。
當時兩方面的火力都對準了一座橋，單單是雙方面火力相對已經僵持不下，必須要人衝上去了，步槍已經發生不了作用了，都是機槍掃射，一場槍林彈雨開始了。衝上石橋的周良柏被日軍子彈擊中，倒在了石橋上。對受傷時的情形，周良柏記得清清楚楚：「受傷的時候，開始自己不知道，就是麻了一下子。」轉頭去看自己的傷口，發現子彈並沒有打穿自己的胳膊，因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遭了，子彈在裡面沒有出來！「血一湧，心裡面講不出的難過，究竟怎麼難過，我現在也交代不清楚，就是感覺很難過，把袖子抓住，手一鬆……全身都是血。」
在日軍的瘋狂掃射中，戰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戰場，送往醫療隊。當時，擔架已經沒有了，醫療隊的人找到一個籐椅，用梯子紮起來，就做成了擔架。
那時候，每一團只有一個醫療隊。醫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傷的胳膊紮住了。止住血以後，因為他傷勢嚴重，醫療隊為他做簡單的處理後，就將他送往野戰醫院了。周良柏說，師裡有個野戰醫院，因為沒有房子，就是隨便走到哪裡就臨時搭起來的，所以叫「野戰醫院」，其實就相當於收容所罷了。
由於前線源源不斷地送來大量傷患，被送到野戰醫院的周良柏來不及被救治，就又被送往宜陽的後方醫院。傷口的疼痛折磨著他的神經，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著激烈的鬥爭。一個星期後，他被送到了宜陽，但已經錯失了最佳治療時間。周良柏說：「在那個時候，重傷就是死亡，輕傷也變成重傷，我這個傷是不輕不重的傷。到底關節和血管都被打斷了，但生命還是保留下來了。」
抗戰期間，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樣的戰士，他們衝上戰場受了傷，卻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再也無法返回戰場。那時，由於戰線過長，中國軍隊的藥品以及後勤補給嚴重缺乏。而現代戰爭中，正面戰場作戰拼的不僅是戰爭意志和武器裝備，更是後勤與醫護。
周良柏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身上全是蝨子，衣服換下來了沒辦法洗，就把髒衣服放在一邊，換上別的衣服，等到換上去的衣服又髒了，就又把脫掉的髒衣服換上來，輪流穿著髒衣服。戰士們穿著髒衣服衝上了戰場，他們中的很多人沒能再回來。
餘慕貞當時是第三戰區重傷醫院的一名護士，她記得每到一個醫院，都會看見山上有好多墳墓，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在戰爭中死掉的傷病員。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她大都不認識，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鄉的，她都會給死傷人員的家屬寫信。
琴聲與傷患
一九四三年，七十三軍作戰參謀譚昆山被送到了後方的傷兵醫院。在常德保衛戰中，一塊彈片插進了他頭頂右後方的位置，傷口感染了，高燒到四十多度，情況已經非常危險。
膿血淤積在譚昆山的傷口裡，負責看護譚昆山的看護長見狀，做出了一個令譚昆山意想不到的舉動：
看護長拿來一個大號漱口杯，竟然開始用嘴直接對著譚昆山的傷口，一口一口地吸裡面的膿！吸一口、吐出去，然後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著吸吐、漱，這套動作，她反反復復地做……直到傷口中的膿血徹底清理乾淨。看護長當日的驚人之舉，讓譚昆山的傷勢很奇跡般地得以控制。
譚昆山老人回憶起這件事，眼裡閃著淚光，說：「我看了心裡好難過，我親人都沒有那樣對待過我。」在譚昆山看來，這位看護長已是他最親的親人，而這件事，也讓這個叫戴新華的看護長，成了他心裡永遠的感動！
譚昆山后來知道戴新華看護長對每個傷兵都很好，傷兵都親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會把傷患們帶到湖邊，然後吹起口琴給他們聽。靜靜的湖面，悠揚的琴聲，那顆被戰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靜下來。
譚昆山傷癒後，還經常會想起那位看護長，他總想回去看看她。過端午節的時候，譚昆山醃了鹽蛋，又拿了粽子，要去感謝看護長和護士們。然而，譚昆山沒有找到那位看護長，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傷的護士。「一到那裡，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幾個看護長和護士都是很悲哀的樣子。」譚昆山說。幾個護士告訴他，戴姐被炸死了。這個消息，對譚昆山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原來，有一次日本人的飛機來了，所有傷患被疏散到山裡，但是還有六、七個腳傷了，走不動。面對這種情況，戴新華毅然決定堅守下來，陪著那些不能離開的傷患們。結果，日軍的一個炸彈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護長沒能逃出……
年輕的看護長在日軍的轟炸中獻出了她寶貴的生命，聽到這個消息的譚昆山久久說不出話來。他為大姐豎了一塊碑，然後帶著滿腔的悲憤返回了戰場。
戴新華只是抗戰八年中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還有很多像她一樣的天使為了挽救傷患而去世。稍微值得慶倖的是，從譚昆山的口中，我們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華。
根據抗戰時期《保盟通訊》所做的一項調查，按當時中國一線部隊人數計算，至少應配備三萬名合格的醫生，然而實際情況是，只有醫生六千名。治療是一種悲劇性的努力，因為幾乎無藥可給傷患。在中國西北地方，僅有百分之六十的傷患能得到醫治；陝甘寧邊區的醫生，四人合用一副聽診器，三支針管要給六十位病號打針，外科手術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補，補了破。
李維英當時是八路軍一二○師的一名文化教員，他清楚地知道抗戰時期的醫療條件有多差。「雖然是野戰醫院，但是沒有女護士，都是男護士，就連男護士也不多；醫生更不多，傷患太多，顧不過來。總之，就是缺醫少藥。」當時八路軍的醫療水準相對更加落後，許多傷患只能寄放在老鄉家裡養病。
一九三九年三月，傷患李維英被兩個老鄉抬著送往野戰醫院，由於路途太遠，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戶老鄉家裡。進屋以後，擔架被放在了一個櫃子上，李維英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裡黑漆漆的，只點了一盞小油燈照亮。他恍恍惚惚地聽抬擔架的老百姓講：「看樣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氣了。」送不到了，怎麼辦呢？這時，就聽見一個老太太說：「這麼年輕的孩子，爹娘現在在哪兒？真可憐！不能看他死，怎麼著我們也要救一救啊！沒有藥又沒有醫生，我們這地方又窮，要不我們試試給他灌點薑湯吧。」聽到這些，李維英心頭很暖，但又很酸，就失去了知覺……
天亮時，李維英又醒了過來，他發現老大娘還守在自己身邊，一夜沒睡。老大娘見李維英醒了過來，連忙把自己僅存的一點小米熬成湯，餵他喝下。李維英有了點精力，老鄉們連忙把他送往野戰醫院，鄉親們就這樣為他贏得了搶救的時間！
但是，他傷得不輕，重病要靠護理。野戰醫院把他寄存在另一戶老大娘家裡，讓老鄉幫忙護理。李維英說：「沒有她護理我就沒命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因為失血太多，重病的李維英幾乎都是在昏迷中度過的。怎麼吃飯，怎麼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維英就這樣在老大娘的照料下過了一個月。一個月後，他慢慢挺過來了，可以坐到炕上了。醫生來家裡檢查，說他基本上沒有生命危險了，但因為野戰醫院條件太差，所以建議再恢復幾天，最好是送到延安。「臨走的時候真是掉了眼淚了」，李維英說：「這個姓劉的大娘，還有餵我薑湯的大娘救了我一命。」
李維英被送去延安治療。後來他總想回去看看那兩位老大娘，卻一直沒有機會，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那時，許多戰士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那些樸實的老鄉在最關鍵的時候挺身而出，成為戰士們心中的天使。

駝背的醫生
一九三八年，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開始向中國戰場運送藥品和醫療器械，在近四年的時間裡，約給前線送去各種醫藥救濟物資一百二十噸。各國援華醫療隊，也紛紛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戰。
一九三八年三月，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率領一支三人組成的加美醫療隊來到延安。隨後，白求恩奔赴前線，出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李玉茂老人曾經親眼見過白求恩，他說：「他的眼睛不是藍色的，好像發灰，身材高瘦，大概做手術時間長了，背有點駝。」儘管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因為腦血栓對於過往記憶已經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對於見到白求恩時的情景卻依然無法忘記。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吉田大隊八百餘人由河間縣城進犯城北三十裡鋪，一二○師師長賀龍判斷，該日軍可能在周邊據點日偽軍的配合下，對齊會地區進行「掃蕩」，於是集中兵力，準備圍殲進犯日軍。二十三日晨，日軍由三十裡鋪東進，在炮火掩護下，向齊會村發起進攻，將第七一六團第三營包圍於村內。
李玉茂記得，那天敵人圍攻得很厲害，打得最凶的就是原六團三營。三營營長王祥發率領四百人迎戰日軍八百人的大隊，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日軍前來。在幾次打退了日軍的進攻後，敵人隨即焚燒房屋，向齊會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氣彈，師長賀龍以及大部分戰士中毒，情況十分危險。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請到了冀中，為賀老總和戰士們排除毒氣。
此時，白求恩的戰地手術室就設在離主戰場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廟裡，在教會戰士使用口罩蘸濕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辦法後，他繼續在破廟裡為傷患救治。後來，這個破廟改成的急救所，還是被敵人發現了。日軍隨即準備對那裡發動進攻。晉察冀邊區衛生部長勸白求恩趕快轉移，因為這裡實在太危險了。可是，白求恩卻說：「這麼多傷患不怕死，我們怕死嗎？」
白求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陣地，他同意將傷患轉移，然後跟隨戰士前往陣地，在那裡救治傷患。往往是有傷患來了，白求恩俐落地把手一洗，手套一戴，馬上就趴在擔架上做手術。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手術台，就是在傷患被抬來的擔架上做手術。
戰況緊急，白求恩看著那些等待救治的傷患，心裡非常著急。李玉茂說：「有時候那些醫護人員遞鉗子遞慢了，白求恩就發脾氣。」
大部分的戰士沒有和白求恩說過話，他們對白求恩表達感情的方式只有微笑。戰士們知道，自己受傷時會有白求恩大夫給自己治療，他們就可以毫無顧慮地衝上戰場，這是一名戰士對一名戰地醫生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
此時，負責伏擊日軍援兵的八路軍遊擊隊分別擊退敵人，而一二○師主力部隊也完成了對齊會村吉田大隊的包圍，隨即總包圍戰打響了！齊會戰鬥一共激戰三晝夜，八路軍共擊斃日偽軍七百餘人，日軍吉田大隊長率領殘部八十餘人倉皇逃脫。李玉茂和戰友來不及慶祝，就隨部隊離開，準備接著打日軍。而白求恩也收起醫療用具，帶領陣地醫療隊趕回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沒有車子，都是用牲口來代步的。李玉茂說當時白求恩的藥品用一頭騾子來馱，工具用另一頭騾子來馱，白求恩自己騎著一頭騾子。「只有三頭騾子招呼他」，李玉茂開玩笑地說。
沒有臨別的擁抱，也沒有感謝的話語，戰士們就這樣默默地望著這個只接觸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遠去。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軍掃蕩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正準備回國的白求恩聽到消息後主動留了下來，趕往前線。他在一天的時間裡就為十三位重傷患做了手術。當他為一位頭部嚴重感染的傷患實施排膿手術時，本已受傷的手指又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醫務人員說：「白大夫，把這個指頭去掉吧。」白求恩說：「外科醫生把指頭去掉怎麼工作？」
就為了能繼續給戰士們做手術，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不願離開手術台的白求恩身體愈來愈虛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淩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不僅給中國抗戰軍民以極大的感動與鼓舞，還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日軍及狂熱的日本民眾：缺乏國際主義精神的狹隘民族心理，正是他們釀下這一滔天大國的根源。
一九三九年秋季的某一天，李玉茂聽說冀中的人員和晉察冀的人員給白求恩開追悼會。聽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傷心。
直到今天，李玉茂老人依然無法忘記這個只見過幾面的外國大夫，而灰藍色的眼睛、瘦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駝背，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恆的形象。
我們採訪到了傑弗‧裡豪，他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孫，他說他小的時候，祖母總會跟他和弟弟妹妹們提到白求恩醫生，告訴他們關於白求恩的事。但是，在加拿大沒有人真正談論他、提及他，他被遺忘了。
傑弗說：「我為他的生平和成就，還有他為中國人民所做的貢獻能夠被人們所熟知，到現在仍然被傳頌而驕傲。我想延續白求恩醫生的精神，我很高興有幸做這件事情，我還想讓中國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記住這位偉大的人，事實上，我想讓全世界人民都能記住他。」
是的，全世界人民都會記得，這個藍眼睛高個子的加拿大醫生，也會記得那些在戰爭中為傷患們辛苦奔波的醫護人員。雖然他們大多數都沒有留下姓名，他們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我們心中的天使。
抗戰勝利的勳章，永遠有他們的血和汗。

陽光，天使
在抗戰期間，像白求恩一樣的醫療隊員還有很多。當死亡逼近的一刹那，他們在想些什麼呢？
「心裡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非常非常平靜，知道子彈一來就一下子打死了，死以前的平靜還是很幸福的」，時任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的劉御說。
一九四一年，日軍調集五萬兵力掃蕩沂蒙山區，劉御所在的部隊被困在了一道山窪裡。敵人把整個山區都包圍了，只剩下一道叫做五通溝的口子，然而，卻在五通溝上一邊架了一挺機槍。被包圍的人想從五通溝裡突圍出去，敵人就用機槍一個勁地射，當時衝在突圍隊伍裡的劉御記得五通溝的水都被染成紅色的了。
劉御和一個叫小寇的看護員一起使勁兒往前跑，跑著跑著，小寇一下子趴下了，大喊：「哎喲媽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負傷了。」聽到小寇負傷了，劉御很緊張：「你快爬過來，爬過來我看看。」 劉御用大石坎擋住子彈，讓小寇爬過來，劉御一看，心裡一下子放鬆了。「只是棉襖被炸飛了，棉花都露在外頭，好在並沒有負傷。」看到小寇沒有負傷，便放心地要小寇趕緊跑。
小寇的虛驚一場是幸運的，但在那次掃蕩中，卻有很多人身負重傷。突圍出去的劉御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帶領傷患撤進大山裡。他們在梯田間挖出一個個地窖，將傷患安置在裡面，然後還照樣給它壘起來。醫生換藥的時候，怕腳印被鬼子發現，就拿樹枝一面走一面掃，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保護地窖和傷患。
與劉御同組有一個醫生叫王軍，他的一個病人叫辛瑞。王軍看見重傷的辛瑞太辛苦了，又見外面陽光很舒服，就把辛瑞抬了出來，想讓她曬曬太陽。
就在這時，收到情報說，消息樹倒了。那時候山頭上都會有棵消息樹，有的兒童站崗，有的大人站崗，日軍一出動，消息樹就會倒。
日軍來了，大家都趕緊喊辛瑞，要她快點兒進來。被太陽曬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為大家在騙她，說：「我在外頭挺舒服，我想再躺一會兒。」大家告訴她鬼子真的來了，要她不要吭聲，結果她還疼得哼哼開了。這時，日軍正好從她附近經過，聽到哼哼聲，就順著聲音找來了。辛瑞犧牲了。
日軍知道山洞裡肯定還有人，於是想使詐，他們大叫：「穿藍衣服的出來，我看見你了，不出來我就開槍了。」為了保護山洞裡的其他人，護士長挺身而出。鬼子問她：「裡頭還有人嗎？」她說：「沒有人了，就我自己。」
這一刻，時間彷彿停止了。幸好，日軍信以為真了。大家眼含淚水，望著被押走的護士長，那件藍色的衣服，逐漸消失在視線裡。
抗戰八年，有太多這樣的醫護人員，他們不顧一切，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活下去。這些留下姓名和沒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永遠不會被忘記。